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

簡體傳統

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問題在中國已談論了50年，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幾乎早已到了無人不曉的地步，現在還來談它似乎有點多余。其實不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從來就有分歧，認識并沒統一。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很大的虧，遭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但并未吸取教訓，以致于到現在造神造假運動還盛行不衰，因此仍有必要將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來加以討論。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實際上始于“延安整風”時期。筆者經歷過“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本文的討論既是對相關問題研究的結果，也結合了當年對“整風”運動觀察的體會。
　　
　　一、如何理解個人崇拜？
　　
　　中國1999年版的《辭海》對個人崇拜的定義是：“神化個別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現象。”應該說，這一定義并沒有錯，只是定義后面的釋文不盡完善。比如釋文說，“一切剝削階級都利用它作為愚弄和欺騙人民群眾的工具[1]”，這一說法違反史實，因為“被剝削階級”也經常利用個人崇拜，農民起義領袖就是如此。如果以過去和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無產階級專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為資產階級專政，那么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反而表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吃個人崇拜的虧要大得多。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和另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個人崇拜造成的惡果。這既包括所有這些國家對列寧特別是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包括各國內部的專制獨裁及個人崇拜。所以我們這里談的崇拜，更多地屬于國家體制問題，有很強的政治性。這也是個人崇拜在中共黨史研究中被實際上列為禁區的原因。
　　　　
　　個人崇拜是個外來語，有時也被譯成個人迷信。這里所說的崇拜（cult），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含義，而是指對崇拜對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倫理上的狂熱追隨、組織活動上的盲目服從，此外還有巫術治病、會道門、邪教等含義[2]。但在中文里，似乎個人崇拜一詞負面的含義弱一些，而個人迷信一詞的負面含義則嚴重得多，為政者往往依據政治上的需要而選用不同的詞。例如在討論和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為了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領袖形象，胡喬木就特別提出，“決議稿中把個人迷信改為個人崇拜，后者是馬克思的原話，八大也是這樣用的，不宜用個人迷信代替，因含義不同。[3]”至于究竟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含義有什么不同，他沒有說。其實，胡喬木聲稱“馬克思的原話”是“個人迷信”而不是“個人崇拜”，不過是一種故意曲解。馬克思并不懂漢語，如果最早將馬克思使用的這一德文或英文詞翻譯成中文的譯者選用了“個人迷信”這個中文詞匯，那么“個人迷信”不就成了馬克思的“原話”了嗎？雖然現代漢語里出現了“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這兩個平行的可以互換的詞組，為政者有時出于政治需要在不同的場合時而用這個，時而用那個，但這兩個中文詞在英、德、俄等外文里對應的是同一個詞，從中文譯成外文時，中文的“個人迷信”與“個人崇拜”只能譯成外文中的同一個名詞。
　　
　　據我所知，在中國個人崇拜（或譯為“個人迷信”）的提法盛行于上一世紀的50年代，是由蘇聯傳到中國的。1951年至1955年我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任研究室主任，對當時的情況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蘇聯報刊就開始從理論上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并提到個人崇拜問題，同年7月起開始公開批判和反對黨的宣傳中的個人崇拜。當時中國駐蘇使館研究室在張聞天大使的指導下，及時注意到這一動向，隨即由蕭揚執筆寫了一篇“蘇聯宣傳工作中的幾個問題”，被中宣部摘登于翌年的《宣教動態》第3、4期上。此后研究室又連續就蘇聯輿論大反個人崇拜的動向給國內寫了“情況反映”和研究報告，有幾份還由張聞天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署名報送黨中央。這就在國內引起了重大反響。毛澤東于1954年4月28日就“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一文作了批示[4]，劉少奇將此文以中央文件或中辦文件的形式發給縣團級以上干部閱讀。從此，中國的報刊也開始談論起個人崇拜的問題了。
　　
　　關于個人崇拜開始的時間，中央決議上的提法雖不十分明確，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后。它在講到“文革”前10年的黨史時說，“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14]”。按照這層意思來理解，既然在“這個時期”（50年代上半期）個人崇拜才剛剛開始
　　
“逐步發展”，可見以前是沒有個人崇拜的。于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始（并且是逐漸地開始）于1956或1957年的說法，就在黨史界占據主流地位了。全部官方的黨史教科書和多數民間的黨史著述都持此說，其中不少還斷然否定此前存在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僅如此，有些書籍和文章甚至還大講建國初期毛澤東的謙虛謹慎和民主作風[15]，其根據無非是毛澤東的個別言論以及毛曾一度允許其他領導人提不同意見。還有些人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定在上一世紀60年代，有的甚至說只是產生于“文革”時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幫”所為。
　　　　
　　強調建國初期毛澤東十分謙虛謹慎的人常舉一個例子，就是毛澤東50年代曾“力排眾議，堅持不提‘毛澤東思想’[16]”。“堅持不提毛澤東思想”，確系毛澤東當時的“想法”，但他并未“力排”實際上不曾存在的“眾議”。至于毛澤東那時為何有如此“想法”，中共黨史權威胡喬木有非常明確的解釋：“為什么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是因為蘇聯的關系。蘇聯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們刊用時都給刪掉。這成了一個禁區。[17]”當時，不只是蘇聯對中共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采取如此態度，整個國際共運陣營都是追隨蘇聯的；何況，國際共運陣營內已經發生過批判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將南斯拉夫排除在國際共運之外的先例，毛澤東對此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才產生了不使用“毛澤東思想”的念頭。他在1950年8月19日寫給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將《歷史決議》作為附錄編入《毛選》第二卷時就正式建議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員都圈閱同意”。這些“修改”中有兩項重要內容：一是凡有“毛澤東思想”的用語一律刪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正確指示的份量，原來一些地方沒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幾處還增加了他的引語。[18]” 　　
　　
　　毛澤東建國后是否確實“謙虛謹慎”、“率先垂范”[19]呢？要了解這一點，應根據以他個人意志決定（政治局多數成員改變態度表示支持）的重大歷史事件來判斷。這樣的事例包括支持朝鮮戰爭、放棄《共同綱領》、實行“窮過渡”（從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貧窮落后狀態迅速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些事例基本上都否定了所謂毛澤東建國后“謙虛謹慎”的說法。再從下面的兩個小例子來看，毛曾“謙虛謹慎”的說法也不攻自破。其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頒布的“五一”勞動節口號中，毛澤東自己加上了“毛主席萬歲”一條[20]（正式發布時定為“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21]）。其二是在1953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上，民主人士梁漱溟批評中共革命勝利后“忘掉”了農村、不重視提高農民地位和改善農民生活，毛澤東以黨和國家主席之尊多次用近乎破口大罵的方式批判梁漱溟，并正式表示，“我聲明，確是‘拒諫’”[22]。事實上，正是靠農民運動起家、在同梁漱溟的論戰中自稱“代表農民”的毛澤東，用“統購統銷”特別是“戶口制”的辦法，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變成不能進城的“二等國民”，制造了城鄉隔離的制度壁壘，人為地阻礙了現代文明重要條件之一的城市化進程和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消滅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等社會目標。這一切所造成的惡果十分明顯。從30年后梁漱溟帶有自責性的話——“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看來，在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當面爭論一事上，梁漱溟的“雅量”顯然比毛澤東高得多。單就這兩件事而言，能說毛澤東建國初期是“謙虛謹慎、率先垂范”嗎？
　　
　　那么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時呢？尋根溯源，查證找據，還只能定在“延安整風”時期。若以上面提到的有關個人崇拜的種種特征來衡量，“延安整風”不但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正式開始，而且為中共的個人崇拜體制奠定了牢固基礎。
　　
　　中共建黨后，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曾保持了不突出領導者個人的政治傳統。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事實上的領袖地位已經確定，但并不鞏固，也未公開，在延安講演或見報時，毛與其他書記處成員一樣，一律被稱為黨的領袖之一。所以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鄧力群1942年聽陳云報告時說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時，還覺得“特別新鮮，因為在此之前鄧力群沒有聽到過這樣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23]”。
　　
　　然而，從1940年起，情況就逐漸發生了變化，中共以往的不突出領導者個人的傳統被打破了；而“延安整風”之后，中共就把這個傳統徹底拋棄了。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陳云担任校長，該校規定了“澤東日”，從此開始了對毛澤東個人的宣傳，而且不斷升溫。最早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 “澤東青年干校”開學典禮上作了吹捧毛澤東的講演，題為“學習毛澤東”。此稿經毛看過后刊登在《新中華報》上，文中除稱毛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外，還第一次給毛加上了“偉大的理論家”的頭銜[24]。此后，在延安地區宣傳和歌頌毛澤東的文章和新聞就日漸增多，在這方面比較活躍的是張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說毛的言論和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一個月后他又發表了“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25]，此后張如心就被調任毛澤東的個人秘書。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解放日報》又連載了張如心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進一步談到“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提出了“毛澤東主義”這個名詞。同年7月1日，遠在晉察冀的鄧拓也著文論及“毛澤東主義”。
　　
　　總之，自從1940年中共黨內打破了不突出領導者個人的傳統后，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宣傳就日益普遍。在這些宣傳中，以后人們常用的“領袖”、“導師”、“舵手”等稱呼和“一貫正確”以及其他夸功掩過的阿諛之詞不斷出現，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蔚然成風。中共發動“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就是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權威，因此這場政治運動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皇權主義傳統和國際影響下制造出個人崇拜。可以說，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里出現有很大的必然性。
　　
　　三、個人崇拜是如何營造起來的？
　　
　　 1．“延安整風”政治上的準備
　　
　　 “延安整風”之初，延安的政治氣氛就出現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現象。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黨原則和黨章來看，“延安整風”其實是不合法的，因為“整風運動”之發動起于毛澤東個人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而這一報告似乎事先并未經過中央領導集體討論。像“整風”這樣涉及全黨、影響全部工作、歷時3至4年的大事，理應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每年一次）討論決定，起碼也應經中央全會通過；何況當時大多數六屆中央委員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舉行黨代會或中央全會批準“整風”運動之實施，可謂易如反掌，然而當時的黨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至于政治局和書記處，不管它們是否有權過問，與“整風”相關的一些重大問題顯然未經過它們討論（例如，毛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就沒說是代表政治局或書記處，而是“我主張”）；有些事即使經過了政治局或書記處，也只是走個形式，僅用其名義而已（實際上“整風”后政治局和書記處均陷于癱瘓狀態，于是指定了個如同“文革小組”式的“總學委”來負責“整風”事務）。所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上一再說，“毛主席認為”（而不是黨中央“認為”），進行“整風”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云云[26]。顯然，整個“整風運動”的部署、變化，如學文件、寫筆記、查歷史、搞“搶救”等，無一不跟著毛澤東的思路走。可以說，“整風運動”和“搶救運動”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具體領導的，它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為毛的獨斷專行、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奠定了基礎。
　　
　　其次，原先籌備中的中共“七大”的會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選出的代表滯留延安長達3到5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這些代表參加“整風”和“搶救”（整人或挨整）。這種做法不但違背黨章黨規，違背“共產國際”關于“迅速召開七大”和“不應花很長時間爭論過去10年內戰的問題”之指示[27]，也違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有關決定和“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召開“七大”的決議。當時中共中央的解釋是：“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統一全黨的認識。[28]”也就是說，中共“七大”何時開、如何開、誰能參加，不決定于中央全會或大會籌委會，而是毛個人說了算，他認為要什么時候開就只能什么時候開；若代表們的“認識”未“統一”到毛澤東滿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開“成功”。
　　
　　
　　
　　再次，黨內高層出現了一系列違背黨規和黨紀的不正常組織設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設立了架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總學委會”，并在其下設立垂直系統，于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欽差大臣滿天飛”。例如，彭真當時連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不具備，卻被任命為全黨高干“整風”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的主管，他還取代政治局委員陳云而成了中組部長，甚至負責“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并列席政治局、書記處等所有中央會議。原先在中央無任何地位的高崗，則突然成了西北局書記，與彭真一樣成為“總學委”成員和“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委員，經常列席各種中央會議，人稱“西北王”。
　　
　　 2．“延安整風”運動的目的：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和培養崇拜領袖的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并非“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培養一種個人崇拜與盲目服從的精神。由于馬克思、恩格斯都反對盲目服從，主張獨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當時延安的《整風文獻》根本不收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整風”學習中從不強調學習馬、恩著作，而是以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為中心學習材料。延安“馬列學院”的馬列主義教研室在1940年前后就改變了講授內容，不再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而是以講《聯共黨史》為主，馬、恩著作只不過作為參考資料而已。延安的學校也大多從1940年起把馬列主義課程改為《聯共黨史》課程了。馬克思曾經對他的女兒說過，他最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
　　[29]。而“延安整風”學習所強調的卻是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尤其是反對“自由主義”和查禁小廣播。毛澤東說，“馬、恩、列、斯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30]等，這種把經典理論視為只能信守不能懷疑的看法，顯然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王若水生前在一篇題為“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的文章中提到：“整風運動在起初，可以說是一種啟蒙運動，因為它所反對的是以王明等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31]”這種看法其實是并不合乎實際情況的以訛傳訛。王若水以及其他許多人類似的看法，顯然是受長期以來黨史編纂學關于“延安整風”是清算王明路線、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這一后來才有但并不正確的說法的影響。
　　
　　
　　事實上，“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中央一再申明自己忠于“共產國際”并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的態度是真誠的，并非虛應故事。“延安整風”開始后，在重大問題上，中共中央一直是及時向“共產國際”請示匯報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國際”的指示大多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特別是在糾正毛澤東某些“左”的錯誤和冒險傾向，如制止國共關系破裂、緩和“整風”斗爭、剎住“搶救”運動等問題上，“共產國際”都起了積極作用。“延安整風”的學習材料《整風文獻》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斯大林的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還有“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實際上代表著蘇共和斯大林的意志，中共既然在“延安整風”中組織大規模的學習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文章，當然不可能以“反對斯大林的教條主義”為目的。
　　
　　至于說“延安整風”是為了反對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大約也是解放后的黨史編纂學才提出來的。參加過“延安整風”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但在延安，就是在這次“整風”后的解放戰爭時期，也沒聽說過有個所謂的“王明路線”。在“延安整風”過程中，根本就沒有“王明路線”這個概念；直到“延安整風”之后的
　　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極小范圍內提過王明、博古的“宗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32]，但這一說法并未傳達給延安的絕大多數黨員干部。至于所謂的10年內戰中的“王明路線”和“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這樣的提法，是50年代編輯《毛選》時修改《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才逐漸定型的。
　　
　　
　　“延安整風”遠離“五四”運動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繼承和發展了紅軍時期輕視書本知識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傳統，在黨內只要集中和紀律，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的思想自由。按照中共領導層當時的看法，知識多了，思想就會變得復雜，不如工農干部那樣思想簡單，容易領導和指揮。這也是后來干脆說“書讀得愈多愈蠢”、
　　“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根子。
　　從“延安整風”學習的文件內容和當時的實際作法以及事后的發展來看，這次“整風”其實就是要把延安以及黨內的一切黨員干部培養成崇拜領袖的馴服工具。恰如李維漢所說：“整風的主要收獲是教育了兩代人，兩層干部[33]（指紅軍到達陜北前的老干部和此后參加革命的新干部）。”事實也確實如此。經過“延安整風”，中共黨內的個人崇拜體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穩固地建立起來了。新老干部中，不說全部，起碼絕大多數人都變成了崇拜毛澤東和“聽毛主席的話”
　　的馴服工具。這從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來：“延安整風”前我們在生活會上批評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時，往往說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馬、恩、列、斯下來就數他了；但“延安整風”后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大林下面還有個毛澤東。
　　
　　 3．“延安整風”的結果：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授予毛澤東獨斷專行的權力
　　“延安整風”后，黨內建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原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因為在“整風”運動中幫助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整風”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機構調整中一躍而成為僅次于毛澤東的黨內第二把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說：“毛主席的關懷，不僅說明對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誼，更說明對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34]”換言之，中央高層的人事安排其實成了毛澤東個人說了算。當時，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員、原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卻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員的賀龍底下任個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政治局委員張聞天和王稼祥則于1944
　　年分別被安排担任各管幾個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35]。張聞天倒還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寫出了若干研究報告。王稼祥也許因身體不好或思想不通，據說一直未到任。同為政治局委員的周恩來、彭德懷，回到延安參加“整風”，主要是清算他們的歷史舊賬，讓他們檢查，這兩人從未在
　　“整風”中担任任何重要職務。諸如此類的人事安排，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完全正常的。
　　還有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中共“七大”候選人的提名和選舉。在醞釀候選人名單時著名將領陳賡提出：薄一波是從監獄辦“自新”手續出來的，當黨員可以，當候補中委不合適，建議從候選人名單中去掉。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毛說：“為什么不可以當正式中委？提候補中委就不妥。”毛的這個意見被傳達給參加
　　“七大”的各地代表團，結果薄一波反而改為正式中委候選人并順利當選[36]。
　　以上事例說明，從“延安整風”開始，黨內路線、政策的正確與否只能以對毛澤東的態度劃線排隊，緊跟毛的就是正確的，與毛意見不同就算犯了錯誤。“延安整風”剛結束時，包括劉少奇等書記處成員在內，凡有不同意見，倒還允許提出來，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數人有不同意見，也只好放棄。但建國以后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別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變成了毛的馴服工具。毛澤東的權威實際上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
　　
　　“延安整風”除了在組織上作出“一元化”的決定外，還做出授予毛澤東有獨斷專行特權的安排。1943年3月，根據劉少奇的建議，黨中央在關于調整中央領導機構的決定中規定，作為主席的毛澤東有最后決定之權。雖然說大政方針由政治局討論，這里所說的“最后決定權”只涉及日常工作，實際上此后大事不都是毛澤東乾綱獨斷嗎？劉少奇這一旨在制造個人崇拜的建議不但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而且也直接違反不久前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字號(3){37}，為黨的領袖在黨內的獨斷專行披上了組織制度上合法的外衣，從而使全黨服從于一人，正式開創了個人崇拜的黨內領導體制。在這一體制下，無論是中央委員會還是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之間已不再平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和紀律也自然失效。如果在某一問題上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總是多數人放棄自己的意見，跟著毛澤東走。這就是為什么后來當毛澤東對大家有所不滿時，就帶著黨章和憲法來參加會，說是要維護他的發言權，把大家訓了一頓，竟沒有一個人敢于頂撞；而當劉少奇在“文革”時也拿著憲法、聲稱他是國家主席，以此對抗“造反派”的批斗，卻絲毫未起作用，他終于作了個人崇拜體制下的殉道者。陳云曾經設問：“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筆者注：意為敢于提不同意見），那么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據絕對控制地位。他解釋說：“反‘冒進’不是一次實踐嗎？中央同志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38]”
　　
　　 4．“延安整風”后建立起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
　　個人崇拜所要求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不但領袖和領導集團的活動以至日常生活都處于神秘狀態，而且有關黨國大事、國內外形勢的報導和評論都要層層把關，社會新聞則實際上被取消。例如，1942年4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第二版曾刊登一條“黨校一學生失戀自殺”的消息，因此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39]。其實，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剛在延安創辦時還保留了普通媒體的一些特點，人們從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信息，而且還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見的爭鳴，國際消息也比較多。我就是每天風雨無阻地到報社門口看報上有關蘇德戰爭進展的報導的。可是“延安整風”后情況大變。毛澤東在報上看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后拍案大怒，“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40]”于是決定讓《解放日報》改版，從此報紙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喉舌和宣傳工具，主要功能不再是為大眾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傳媒。那時報上連篇累牘的刊登關于“整風”的報導，還有對王實味等人以及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再就是一些文人和知識分子的檢討。再往后就是“肅反”與“搶救”運動的報道充斥報端。例如，在官方黨史學一再重復毛澤東下令停止“搶救”運動[41]后的一個多月，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報》還連續刊登了“延安縣開展防奸運動”，“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導。當時并沒聽說毛澤東看了諸如此類的消息后發脾氣或拍桌子，反倒是綏德地委組織的宣講團被邀請到延安給一些機關學校作報告。我就在延安的中央大禮堂聽過綏德師范、米脂中學來的一些小孩們的“坦白、控訴”，并且看到臺上坐著中央首長。
　　
　　“整風”后，除《解放日報》外，延安地區的其他報刊基本上都停刊了，連各單位“整風”開始時出的墻報也都消失了。因為先前黨中央發出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實際上很快就被收回，變成了“以言定罪”，隨意發言起碼是屬于挨批的“自由主義”或“小廣播”。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談不上黨和政府接受輿論監督，相反卻是由黨中央直接掌管和監督輿論導向，并組織人馬審查一切新聞報道。按當時的規定，報紙的通訊員由黨委設置，有關各地的消息報道原則上也必須經當地黨委同意[42]。在加緊控制報紙（當時無廣播，一切新聞均靠報紙）的同時，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僅不再印行各種期刊和一般書籍，而且連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關“整風”學習的文件和材料。在此還需要說明的是，“整風”開始不久，特別是開展“審干肅反”（“搶救”運動）后，前幾年很活躍的各種學習和學術活動及其組織形式如討論會、上大課、研究會等即完全停止了。從此，延安的生動活潑時期宣告結束，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堅持強調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被“輿論一律”所替代。
　　
　　輿論控制必須輔之以嚴格的保密制度，這也是現代個人崇拜賴以建立的一個重要條件。因為在個人崇拜的后面必然隱藏著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這些信息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個人崇拜也就坍塌了。斯大林當年在蘇聯被崇拜得勝過神仙，他死的時候莫斯科簡直是哭聲震天，為向他的遺體告別而擁擠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經過蘇共“二十大”揭露他不下于歷史上任何獨裁者的專制暴虐、殺人如麻的真相后，人們對他的崇拜急轉直下，等到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尸體搬出列寧墓埋葬別處時，在人民當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動。同樣，如果中共的許多檔案未被銷毀，能公諸于世，恐怕中共黨史就只能重寫了。
　　
　　以“延安整風”而論，一開始就弄得很神秘。上層“整風”當時就是在嚴格保密中進行的。194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組織條例”
　　就明確規定：“確能遵守組織紀律，未經允許，不得將學習中涉及黨內秘密的爭論或結論向外宣布”，否則就不能編入學習組[43]。所以象我這樣的從頭到尾都參加了延安“普遍整風”的中下級一般干部，不但在當時、就是到了現在也不大了解上層“整風”的情況，即使作專門研究，有些問題也還是弄不清楚，更不用說當時未參加過“整風”的人和后世的人們了。大家對“延安整風”的了解只能參照黨史教科書上所言。甚至有些過來人，包括“審干”、“肅反”中被長期關押和受刑的人，也都誤信“搶救”運動是所謂“康生發動和執行的，毛澤東發現后及時作了糾正”。
　　
　　
　　可見，現代的個人崇拜，特別是過去和現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個人崇拜，必須對許多問題嚴格保密、設置禁區。“延安整風”中叫得最響的是”實事求是”，但那時卻對中央蘇區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對長征結束后西路軍的被殲等歷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談或者偽造歷史。這種口頭大講“實事求是”、實踐中并不實事求是的傳統，倒是一直繼承了下來。不但在“延安整風”中就搞一些并不實事求是（如“無限上綱”）的批判和斗爭（特別是開展“搶救”運動），而且建國后哪些重大舉措又是實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瞞天過海？例如至今仍說造成慘絕人寰的“三年困難”的原因有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等，就是不提餓死了多少人和人吃人的現象。還有，為什么不敢設“文革博物館”，無非是因為它有礙個人崇拜。
　　
　　5．“延安整風”：通過神化毛澤東而形成個人崇拜
　　“延安整風”中形成個人崇拜的另一個標志就是開始了對毛澤東的神化，進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和屬于封建蒙昧主義的歡呼歌頌，如喊萬歲、唱《東方紅》之類，而且還不斷升溫，變成一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后達到宗教狂熱的程度。
　　
　　在封建專制時代，“萬歲”是皇帝的專稱，任何人都不能亂喊。到了近代，特別是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萬歲”也可用于對被擁護的黨派與事業的歡呼，如“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等。但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對個人用“萬歲”的，我只知道毛澤東早年崇拜陳獨秀時寫過“我祝陳君萬歲[44]”，也有人對崇拜或諂媚對象用過“萬歲”（如康生對王明），但均屬個別現象，并未普遍化。“整風”前，我在延安的5、6年里并未聽過開會時對某個領導人喊萬歲。只是
　　1943年“整風”結束后，“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才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回憶，彭真說是他第一個喊的[45]。從彭真當時的地位和后來職務的升遷看，這是完全可能的。那時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集中了延安地區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彭真振臂一呼“萬歲”，各機關學校自然群起仿效。從此，在中共領導的地方，“萬歲”一詞就只能屬于毛澤東一人了，情形與稱呼封建社會的皇帝一樣。
　　
　　根據我個人的經歷和見聞，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在一些地區也被“萬歲”了一陣，但很快就糾正了。在個別地方還有地方領導人也偶然被喊了“萬歲”，一旦發現，就被視為“事故”，當事人會受到批評和處分（調離）。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我知道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建國后仍然堅持這一意見，這或許是毛澤東特別痛恨他們的原因之一。到了后來，在中國不但絕對不能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連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我去農墾部看王震和陳漫遠打大字報戰，王震揭批陳漫遠的罪過之一就是陳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王震則是經常喊這一口號。
　　
　　與“喊萬歲”同時興起的，是對毛澤東的各種“封號”。現在人們多以為關于毛澤東的“四個偉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的，而毛澤東則斥之為“討嫌”。其實，在“延安整風”后期，中共黨內奉給毛澤東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要多。那時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偉大領袖”外，還有“偉大的革命舵手
　　[46]”，“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47]”，“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48]”，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49]”等等。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所有這些極端過火和明顯具有個人崇拜色彩的頌揚和稱謂，不但沒表示過任何“討嫌”，而且還完全接受。這些“封號”其實都是經過他一再審閱和定稿的，從來沒聽說過他對此有什么不同的意見或自謙的表示。由此也可明白，“文革”中毛澤東對斯諾說喊“四個偉大”“討嫌”，并不象官方黨史學所渲染的那樣，是毛澤東謙虛地不贊成這樣的稱呼，而是毛要消除喊“四個偉大”的林彪的影響。
　　
　　《東方紅》大約也是“延安整風”期間由農民唱出來的，被發現后經文人修詞定譜才很快傳播開來。農民對領袖有神化和感恩的思想并不奇怪，因為“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50]”問題在于，如此明顯地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歌詞，不但未被制止，反而由黨組織廣為傳播，直到定為一些會議和廣播必須有的開始曲。我在國外工作時常遇到出國文工團，他們的節目安排往往以《東方紅》開場，最后以《國際歌》終場，先唱毛澤東是紅太陽、“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來又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種自相矛盾實在滑稽。然而，這樣的歌曲從“延安整風”起在中華大地上卻盛行了幾十年，竟無人敢質疑，更沒有人敢更動分毫。例如，1954年4、5月間，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率文工團訪問蘇聯，節目單開頭是《斯大林頌》和《東方紅》。由于蘇聯當時已公開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因此蘇方提出不能再唱《斯大林頌》。于是我們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便向張聞天大使反映，既然總政文工團不再唱《斯大林頌》，最好也不唱《東方紅》，否則就有點不夠禮貌，顯得在和蘇聯鬧別扭。張聞天大使完全同意這一意見，并向陳沂提出不唱《東方紅》的建議，然而陳沂卻堅持要唱，聲稱演出節目單是經周總理審定的。結果張聞天大使只好直接請示國內，最后得到中宣部和總政的聯名復電（據說請示過中央）：同意使館意見。由此可見，文工團出國演出時唱不唱《東方紅》，不但一位中國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員說了不算，而且連外交部也無權決定，可見問題之大。
　　
　　到了50年代后期，對毛澤東的神化和宗教儀式變得越來越多。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1958年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農村時摸過一株棉花，結果這株棉花就被系上紅綢飄帶，成為來徐水參觀的人必須先看的景觀。中國仿佛回到了現代野蠻和迷信的時代。
　　
　　6. 個人崇拜在中共“七大”上的表現
　　中共“七大”是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的。所謂“團結”，是指“七大”期間黨內已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全體代表都“團結”在領袖毛澤東的周圍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所謂“勝利”，則是指毛澤東的理論和政策已“戰勝”過去的一切不同意見，樹立起絕對的權威，從此將保證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這種提法（適用于后來黨的每次大會）本身就有問題，而且隱含著明顯的個人崇拜之意。這從大會安排、特別是代表們的發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經過3年多的“整風”和開了近1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后，黨內高層的思想認識已完全統一，所有政治問題都已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才召開了“七大”。大會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和具體操持，會議的任務只是在組織上和黨章里把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確定下來。因此，會議的發言內容（都是事先寫好并經過審定的）主要就是對毛澤東的歌頌，此外則是許多人的檢討[51]。這些歌頌和檢討大部分有極大的夸張和作假，不少說法已超出尊敬愛戴的范圍，明顯地是宣揚個人崇拜以至于帶有奉承討好之意。而毛澤東對這些卻欣然接受，讓大家把一切好事都掛在他的帳上。
　　
　　例如，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中許多地方說的都是過頭話，如“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么殘酷性、復雜性、長期性”，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論和實踐。張聞天提到毛澤東時說：“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52]”這種說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上都是根本講不通的。在這次大會上，任弼時提出，毛澤東是“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這完全是中共自封的說法。事實上，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之外從來就沒有哪個東方民族承認過這一點。又如，周恩來的發言說，“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3個歷史時期……。
　　[53]”此話完全違背了史實，因為在周恩來講的這3個時期里，多數時間毛澤東并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就在“延安整風”之前，周恩來本人就未接受毛的領導，為此周后來反復檢討過。朱德也在會上說：“我黨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澤東同志這個偉大舵手的指揮，終究越過了各種艱難險阻而前進了。”“24年的歷史證明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54]”這都是明顯的夸大之詞。難道毛澤東領導打“AB團”、指揮西路軍、發動群眾性的“肅反”
　　“搶救”運動也是“完全正確的”？彭德懷在“七大”發言中也用了不少個人崇拜的語言。他說：“從黨的全部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解放的旗幟。”
　　[55]”
　　除了會上這些頌揚崇拜的言詞外，“七大”前后還刮起了一陣向毛澤東敬獻錦旗之風，這些錦旗把中央大禮堂掛得密密麻麻。據說，會后兩個月，國民參政會代表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訪問延安。毛澤東陪他們參觀“七大”會場時，傅斯年看見這些錦旗，脫口說了句“堂哉皇哉!”使毛當場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現在看來，“七大”實在是一次檢討的大會、頌揚的大會、推行個人崇拜的大會和為后來開類似會議立下范式的大會。會上既沒有也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或爭論，各種報告和所有發言都是早準備好并經過統一審查的，會前就已發到與會者手中，開會時只是臺上念、臺下看（“七大”時倒還有毛澤東的口頭報告和一些臨時發言，后來這種情況就很少甚至沒有了）。大概連毛澤東也覺得這種會議有點形式主義走過場，所以過了11年才召開中共“八大”。至于中共的“九大”和“十大”的召開，看來只是為了樹立林彪和去除林彪，并沒有其他什么實質意義，但也被稱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由此看來，“七大”在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被無限夸大了，其消極影響至今未得到認真對待，自然也不會引起重視了。
　　
　　“七大”的這種范式是否有意搬用蘇聯的作法，不得而知，但“延安整風”中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材料，受蘇聯的影響則是無疑的。為了對照，這里對以
　　“勝利者代表大會”載入史冊的聯共（布）“十七大”[56]作一簡介。聯共“第十七大”于1934年1月舉行。這也是一個歌頌的大會，許多人檢討的大會，大搞個人崇拜的大會和斯大林走向權力頂峰的大會。它之所以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主要是因為斯大林已戰勝了所有的黨內反對派，完全定于一尊，而且這時蘇聯也宣布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取得了一些建設上的成就。這次大會的基調是慶祝勝利，大力歌頌斯大林，再就是讓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作檢討。
　　
　　這次會上對斯大林的贊詞和“封號”就傾盆而來，什么“偉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鋼鐵般的”，不一而足。這些贊譽不僅來自斯大林的擁護者，也來自他以前的反對者。前者如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他們首先稱斯大林為“天才的領袖”；基洛夫說，總書記是“解放我國和全世界勞動者的最偉大的戰略家”。一批參加大會的國際共運的領導人，如多洛雷斯·伊巴露麗、庫恩·貝拉、威廉·克諾林等，也都宣稱斯大林現在不僅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而且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等等。至于被安排在大會發言的一些原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則拼命檢討自己并歌頌斯大林。例如布哈林說：“斯大林出色地運用馬克思列寧的辯論法，徹底批評了首先是我……提出來右傾思想的一系列理論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確。……團結在黨的智慧和意志的體現者、黨的領導人、黨的理論和實踐的領袖斯大林同志周圍，是每個黨員的義務。”而李可夫則說：“他（指斯大林）一開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現出他是一位領袖和我們的勝利的組織者。”托姆斯基說：“我應該對黨說，正因為斯大林是列寧最堅定、最杰出的學生，正因為他的警覺性最高，目光最遠大，最堅持不渝地引導黨沿著正確的列寧的道路前進，正因為他用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們，正因為他與反對派的斗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得到千錘百煉，正因為這一切，斯大林受到攻擊。”季諾維也夫率先把斯大林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排在一起。加米涅夫提出了“斯大林時代”這一提法，最后還高呼“我們的領袖和指揮員斯大林同志萬歲！”[57]
　　
　　這些發言與我們“七大”上的一些發言多么相似。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與舊黨章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增加了一個說明黨的定義、作用和地位的“導言”
　　。我黨“七大”通過的黨章與過去黨章顯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一個很長的“總綱”。這種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蘇、中兩黨這兩次會雖然都是個人崇拜的開始，但各自的為害和發展還是有所區別。聯共“十七大”之后的3、4年內，1,916名參加這次“勝利者代表大會”
　　的代表中就有1,108人被捕被殺，而這些代表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里有98名被逮捕或處決。中共雖然在建國后有過幾次清洗，但直到“文革”時期才大量拘捕和“監護”中央委員，致使“八屆十二中全會”能出席的委員已不足半數。
　　
　　四、“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個人崇拜的重要標志
　　1．“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緊跟毛主席”的產物
　　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是張如心的上述文章，雖然他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含義和“毛澤東思想”并無兩樣。
　　1943年“七一”前后中共掀起了宣傳毛澤東的高潮，劉少奇在7月6日發表的文章中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59]這個提法；兩天后又發表了由毛澤東布置并審閱的王稼祥的文章，把這個提法改成了“毛澤東思想”[60]。此后，雖無統一規定，但全黨已普遍用起了“毛澤東思想”，直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把它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正式寫進黨章。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許多說明，下了不少定義，但此后在長時間里知道“毛澤東思想”具體內容的人其實并不多見。
　　
　　“延安整風”和中共“七大”后，全黨確實做到了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體會，這倒不一定是由于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都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主要的還是由于明確和牢固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各地干部都“緊跟毛主席”，接受毛澤東的指示，按毛澤東的方針政策辦，即使有政策上的不同意見，也會自動或被動地放棄而服從毛澤東。這為解放戰爭和中共建國后的歷史所一再證明。
　　
　　例如，建國后劉少奇提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結果3個月內遭到毛澤東3次點名和不點名的批評[61]，于是劉少奇就完全放棄原來的設想，轉而堅決擁護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實，劉少奇起初的想法并不見得錯，后來同意他的觀點的人反倒越來越多，楊尚昆就是其中一個。楊尚昆曾公開說：
　　“劉少奇關于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值得好好研究。社會主義改造沒到兩年就完成了，太快了。[62]”從此事可以看出，恐怕不是劉少奇違背了他自己不久前在“七大”上全面概括和闡述的“毛澤東思想”，而是他沒能跟上毛澤東想法的變化，但他受到毛的批評后就立即放棄自己的原有意見，完全跟著毛澤東的新想法走。這類例子真可謂不勝枚舉。
　　
　　后來中共把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做法解釋成“統一全黨思想的需要”。例如，胡喬木就說過：“為什么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可是他又說：“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對著蘇共的。共產國際雖然解散了，但是共產國際的影子、它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為什么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也是因為蘇聯的關系。蘇聯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們刊用時都給刪掉。這成了一個禁區。[64]”這些說法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用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究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需要，還是另有別的目的？從胡喬木后面的話可以看出，中共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確實“是對著蘇共的”，也就是說，要用這一提法來挑戰蘇共以及“共產國際”的地位；而中共的“八大”
　　之所以最后并未使用這個提法，無非是由于蘇聯“拒絕承認”。既然如此，那就表明，提還是不提“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國內其實關系并不大，對中國而言也并不是非這樣提不可，如果蘇聯反對，那么中國也可以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由此可見，胡喬木關于“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64]”的說法，并未反映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意圖，同時也與史實不符。
　　
　　事實上，1935年中共“瓦窯堡會議”后，特別是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以后，全黨思想已經統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戰略方針之下，中共中央
　　“長江局”取消后已沒有大的分歧，此后直到1945年，無論是中共黨員還是軍隊的人數都成十倍地增長，顯然，是否采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并非中共發展壯大的前提。
　　2．國際共運陣營不接受中共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對活人冠以“主義”或“思想”之名，在100多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不曾有過，是中共開了這個先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在世時堅決反對使用
　　“馬克思主義”這一名稱。對那些濫用“馬克思主義”的人，他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65]”正象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群眾的贊美和聲望，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個走上邪路的證據。”[66]
　　
　　馬克思在回答一位德國黨員的問題時也曾明確表示：“我始終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對各國所發來的頌揚，我覺得煩惱，絕不回答，縱有回答，也許只是斥責。[67]”同樣，列寧在世時也未自稱“列寧主義”，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稱為“布爾什維主義”。毛澤東就說過：“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后別人提的。[68]”斯大林是國際共運中大搞個人崇拜的帶頭人，但他并不讓人提“斯大林主義”或“斯大林思想”，而是以列寧的學生自居。他說過：“至于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69]”朝鮮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點思想遺產和聲望的，但也沒有提出“金日成主義”
　　或思想，而是發明了一個“主體思想”。其他如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這些大搞個人崇拜的人，都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義或思想連在一起。除中國外，現在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之后。根據胡志明的為人，在世時他是不會允許人們有此稱謂的。所以，“延安整風”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顯然是背離國際共運傳統、又超越國際共運陣營各國接受水平的空前之舉，結果遭到國際共運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由于中共提出“毛澤東思想”之后，根本得不到蘇聯及其影響下的國際共運的承認，毛澤東很快察覺到這一點，只得建議少提以至不提“毛澤東思想”。1948年起毛澤東就一再提出，將“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70]或“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71]。1950年8月19日毛澤東更進一步提出，從《歷史決議》中一律刪去“毛澤東思想”的提法。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還正式下達了“關于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明確提出，“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所以在1955年黨的“八大”會議及其通過的文件中，再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黨的指導思想”。有人說這是由于毛澤東的謙虛[72]，上文已澄清了真相。其實，“延安整風”和籌備“七大”時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一點也不謙虛，為什么1945年以后他卻突然謙虛起來了？“謙虛”一說顯然難以自圓其說。
　　
　　3．“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命運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命運大體上經過了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延安整風”中提出“毛澤東思想”到“七大”后的那幾年，這一時期在黨內雖然“毛澤東思想”喊得很響，但中共對“毛澤東思想”既未作系統的研究，也未對其內容作充分的闡述。所以那時人們除了知道毛澤東的部份講話、文章和詞句（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之外，能夠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其實不多，連“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陳伯達也不過如此。第二個階段是中共建國前后的10來年，在這一時期中共決定不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從政治話語中消失了，這對國事并沒有什么影響。第三個階段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后，特別是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共重新舉起了“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而且比以前喊得更響，還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第三個里程碑，似乎是否承認“毛澤東思想”成了辨別國際共運各黨各派是否“變修”的標志。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民遭受了一個又一個的大災難。第四個階段是1981年中共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的時期，在這一階段中共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作了比較明確的闡述，但與此同時“毛澤東思想”也事實上被架空了，鄧小平的主張和指示（后來被概括為“鄧小平理論”）成了全黨工作真正的指導方針，而了解“毛澤東思想”內容的人卻越來越少了。
　　
　　本文對第一、第二個階段已經作了說明，下面對第三、第四個階段再簡要解釋一下。斯大林逝世后，毛澤東對蘇共及其新領導人赫魯曉夫觀察了一段時間，又打了一些交道，就不再把蘇聯放在眼里，覺得可以在國際共運陣營里與蘇共和赫魯曉夫一爭高下。為此，毛澤東不但想讓中國超越蘇聯，比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還想在“世界革命”和反帝活動中起帶頭作用，成為國際共運的領袖。于是中共的許多中央和地方領導人聞風而動，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掀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此過去幾年中消失了的“毛澤東思想”重新問世，并且被越捧越高。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不僅在“黨章”的總綱中將“毛澤東思想”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而且還給“毛澤東思想”下了一個新的定義，認為它不僅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是中共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而且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73]，是整個國際共運的指導思想。
　　
　　眾所周知，正是在重提“毛澤東思想”并把它越捧越高的年代里，中國發生了一連串嚴重事件，如“大躍進”、“反右傾”、3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由此自然就產生了這樣一些問題：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建國后倒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在上述嚴重事件已經發生的情況下，應該怎樣看待
　　“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死后，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此后的“撥亂反正”中，執政黨把毛澤東確立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改變為集中力量從事經濟建設的總路線。當時中央的幾位主要領導人認為，要趁自己在世時抓緊評價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特別是要確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其目的十分明顯：即便是在
　　“毛澤東思想”被抬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黨也從未明確界定過“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經過了“文革”，在黨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犯有嚴重錯誤的情況下，是否應該把毛在“文革”時期發表的種種言論仍然列入“毛澤東思想”的范圍，就更不清楚了。所以1981年中共“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鄧力群說過：“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完備。……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內容。這一次，要樹立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貫徹執行的，用概括的語言寫出來。[74]”
　　
　　然而，1981年的這個決議是否就寫清楚了，恐怕也很難說。其實，當時就有許多人主張不再提“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的許多嚴重錯誤在“毛澤東思想”中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剔除的。事實上，由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及市場經濟，在主要的政策問題上“鄧小平理論”已經代替了“毛澤東思想”，之所以還是堅持強調“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更多的是為了照顧與毛澤東同代的領導人的威信并維持黨的意識形態法統。
　　
　　五、“毛澤東思想” 到底是什么？
　　1．“毛澤東思想”是如何被剪裁的？
　　毛澤東在主張不用“毛澤東思想”的年代里曾有如下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著作’字樣。[75]”可見毛澤東本人認為，
　　“毛澤東思想”只能出自他本人的著作，并不包含別人的言論觀點。斯大林也說過：“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的、因而自然和列寧的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76]”如此看來，以個人命名的主義或思想只能屬于他本人，而不應分屬許多人，否則歷史上和現實中的一大堆主義、思想以至責任就都分不清了。1981年中共中央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因為“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77]”。可是，一些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外國人倒是從未把毛本人和他的思想區分開。
　　
　　究竟“毛澤東思想”是否能與毛澤東本人區別開來？毫無疑問這是不行的。“毛澤東思想”當然只能是毛澤東本人的理論和觀點。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集體貢獻和集體創作，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為這個“集體”的外延根本就無法確定。例如，在延安時期當地的民主人士李鼎銘提出了“精兵簡政”的主張，毛澤東在講話中引用了這一觀點，此后“精兵簡政”就成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部份，那么是否可以因此把民主人士李鼎銘也納入“創作”過“毛澤東思想”的那個“集體”？又如，作為“毛澤東思想”中重要觀點的“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主要是陳獨秀在黨的“二大”上明確提出的，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則是王明首先提出的，那么是否要承認前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和王明因首倡這些重要觀點而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創建？如此考證下去，古今中外許多人都對“毛澤東思想”有過貢獻，比如，作為“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實事求是”一詞就出自《漢書》，并非毛澤東首創，這樣來認識“毛澤東思想”
　　豈不亂了套？
　　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必然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黨是否準備與毛澤東“禍福與共”？毛澤東的錯誤和罪責黨的領導集體人人有份？為了避免這一尷尬，中共又發明了中國特有的對“毛澤東思想”的界定方法，即把“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錯誤區別開來”。界定一個人的思想體系，能不能只保留正確的部份而將錯誤的部份去掉？顯然，這樣做既不合理，也違背科學。倘若如此，世界上的各種主義和思想大都可以被“界定”得完美無缺了。例如，若把黑格爾哲學中的唯心論成份去掉，把費爾巴哈哲學中的機械唯物論因素去掉，這樣的“黑格爾思想”和“費爾巴哈思想”自然比較完美，但那也不成其為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了?
　　
　　其實，這種手法也是毛澤東本人所反對的。他晚年說過，“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和日本，另一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78]。胡繩把毛澤東說的“第二件事”詮釋成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79]，這種說法想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卻違背了毛本人的意思。體現毛澤東講的“第二件事”的相關理論觀點，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如果把這些“晚年錯誤”全盤否定掉，那么“毛澤東思想”也就去掉了一半；如果尊重毛澤東本人的意愿，把這些“晚年錯誤”視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份，那么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就成了一個諷刺。
　　
　　中共的前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也意識過這個矛盾。他的說法是：“毛澤東思想在世界上有兩種形象：一種是長期的中國革命，一直到1957年……另外一種，主要是從60年代以后或者晚一點……我們現在繼承第一種形象，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雖然有困難，但是可以克服的。[80]”其實，這種說法仍然是漏洞百出的。例如，在井崗山時期毛澤東推行了以打擊“AB團”為名的“左”傾肅反路線（其作法比斯大林實行的大迫害還早好幾年），在“延安整風”時期又再次推行過“肅反”擴大化，這些錯誤并非毛澤東“晚年”所犯。如果嚴肅認真地評價毛澤東一生的思想觀點，那么就必須承認，毛澤東的思想觀點中不僅晚期有嚴重錯誤，早期和中期也同樣存在很多錯誤。
　　
　　然而，目前在中國，為了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和完整性，居然把它剪裁得與毛澤東成了兩張皮；按照這種官方詮釋，毛澤東晚年因犯嚴重錯誤而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反而是黨內其他人在堅持“毛澤東思想”或通過批評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而維護了“毛澤東思想”。這里講的“晚年錯誤”在中國通常是指“文化大革命”，其實在“文革”以前毛澤東還有很多嚴重的錯誤，如“大躍進”、“反右傾”等，這些60年代以前的錯誤算不算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份呢？如果不算，那么是不是要把它們歸結為毛澤東和整個中央委員會、全國黨組織一起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呢？顯然，上述詮釋只能把“毛澤東思想”越解釋越混亂，更談不上科學性。
　　
　　2．胡喬木是如何詮釋“毛澤東思想”的？
　　胡喬木被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他也認為自己是中國黨的理論權威。他在起草1981年的“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對“毛澤東思想”作過多次闡述。一方面，胡喬木指出，“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全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新時代”，“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81]。他認為，
　　
　　在“文革”時期，“毛澤東那個時候的思想可以說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種沖動，根本沒有，說不上是一種理性的思維，邏輯的思維。”除“文革”外，“當然，毛主席的思想里面也還有一些其他不完全正確的方面。”如“有把馬克思主義愈來愈簡單化的一種傾向”[82]等。由此可見，胡喬木認為“毛澤東思想”不能與馬克思主義并列，更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全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同時他也認為，“毛澤東思想”并“不完全正確”，甚至還有極其錯誤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胡喬木又表示，“我們還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塊倒掉”，“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
　　
　　胡喬木把毛澤東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錯誤從“毛澤東思想”中剔除后（胡的說法是，“他的錯誤是違犯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從“完全正確和純潔的毛澤東思想”中歸納出3項“基本原則”或“根本精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83]。他的這一看法后來在“歷史決議”中表述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有三個基本方面”。胡喬木的這一歸納值得進一步探討。
　　
　　首先，“實事求是”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并不是毛澤東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中只屬于他的特別的新貢獻。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征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把“實事求是”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很難講得通。而從毛澤東的活動實踐來看，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打“AB團”、葬送西路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等，還是建國后的“一大二公”、“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大饑荒、
　　“以階級斗爭為綱”，一直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乃至“文化大革命”，恐怕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實事求是”的。因此，不管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和貢獻，都是不適當的。
　　
　　其次，關于“群眾路線”，我曾在文章[84]中提到過，這不過是一種工作方法，并不是一種理論上的貢獻。何況，這種工作方法的指導思想是黨的干部凌駕于群眾之上。它一方面說，領導干部（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們（群眾），所有方針政策都是把你們的意見集中起來，經我們制定成政策，再由你們去執行；另一方面又強調，你們應做的一切都是我們要你們干的。這樣的工作方法不但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也違背“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精神；而且領導干部推行的政策究竟是否體現了絕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也無具體衡量標準。所以，在“群眾路線”的名義下實行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為了群眾和依靠群眾的。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充分動員了群眾，其實際結果卻是帶給群眾巨大的苦難。象這樣的運動到底是集中了廣大群眾的要求還是出于領導人純粹主觀空想下的決策，恐怕不必深究就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第三，關于“獨立自主”，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如此，這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毛澤東思想”的獨創。事實上中共建國前夕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就把對蘇聯的“一邊倒”列為國策，建國后并未在外交上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在內政方面則從理論到實踐都是“走俄國人的路”，一切照搬蘇聯模式，斯大林在世時中共所有的重大問題都要向他請示匯報。例如，“統一戰線”被稱為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其實建國后若不是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見，也許中共會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做法把所有民主黨派都給解散[85]。照搬蘇聯模式，這是毛澤東直到晚年還承認的，多年的這種實踐至今還留下不少陰影。與“獨立自主”的說法相關連，“歷史決議”還加上了“自力更生”一詞。其實，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后一直強調的“自力更生”不過是閉關鎖國的代名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從理論上講，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和各國革命需要聯合行動[86]。何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化進入了新的階段，任何國家不對外開放就必然落后。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是“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87]；他還多次講過，不與美國政府發展關系，不急于和西方國家建交，美國封鎖的時間愈久對我們愈有利等等。這種想法實際上就是閉關自守，導致中共建國后30年里中國遠遠落后于世界上原來與自己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后來鄧小平承認：“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88]
　　
　　由此可見，所謂“毛澤東思想”中三大原則之一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恰恰是一個消極面。
　　3. 對個人關于“毛澤東思想”認識的一點修正
　　我個人對“毛澤東思想”沒有研究，但因為它一直是黨的指導思想，所以過去很長時期還是服膺的。隨著“大躍進”的失敗，我對“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指導作用逐漸產生了一些懷疑。經過“文革”后的“撥亂反正”，我對“毛澤東思想”逐漸形成了一個看法，并在“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
　　[89]一文中作了如下表述：“毛澤東思想就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這段話里的第一句當初的意思是想說明“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背景，即它只適用于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而不適用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現在看來，這句話中關于“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的表述是不準確的。在這點上倒是胡喬木講得對，他認為，對毛澤東思想下定義，既“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更“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全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新時代（按即新階段）”。這大概是由于胡喬木深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不但不精通（連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沒讀過），而且還有些誤解（如對“過渡時期”、“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特別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簡單化的偏向（例如，毛澤東在延安講過，對馬克思主義，“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也常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
　　
　　胡喬木雖然提出了“不要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但就象他在許多問題上往往自相矛盾一樣，他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90]這一說法。人們實在看不出這兩種說法究竟有什么原則性差別。或許，說“毛澤東思想”是斯大林的理論同中國的實際之結合，可能更確切一些。有一些人過分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但在同胡喬木唱反調，而且也屬于不符合實際的拔高[91]。這是在研究“毛澤東思想”
　　上的繼續倒退，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個人崇拜影響的表現。
　　綜上所述，筆者現在以為，似乎可以這樣來定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于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這個定義的第一句話把“毛澤東思想”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區別開來了，也說明它的指導作用主要在于革命而不涵蓋建設；第二句話顯示出農民為革命的基本力量之特點，使“毛澤東思想”不同于完全依靠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也和走城市暴動道路的列寧主義不盡相同。
　　
　　【注釋】
　　[1] 《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第378頁。
　　[2]
　　例如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編的《漢英詞典》（1997年版）就只設“個人迷信”條目，意為無須再列“個人崇拜”。還可見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新英漢詞典》、劉澤榮主編的《俄漢新辭典》（時代出版社1956年）對cult、КУЛЬТ的中文釋義等。
　　
　　[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47頁。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484至485頁。
　　[5] 《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9頁。
　　[6] 見《胡喬木文集》，第3卷。
　　[7]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至174頁。
　　[8] 出處同上，第200頁。
　　[9] 出處同注[7]，第200頁。
　　[10]《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5頁；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216頁。
　　[11] 兩書作者分別署名為李銀橋、權延赤，但實際上都是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一個人所述。
　　[12] 《隨筆》，2001年第3期。
　　[13] 《參考消息》，2004年2月2日第9頁。
　　[14]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1至22頁。
　　[15] 例如，我手頭就有2002年第5期《炎黃春秋》發表的“建國前后謙虛謹慎的毛澤東”（作者為余廣人、于保紅）。
　　[16] 出處同上，系該文的第二個小標題。
　　[1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1頁。
　　[18] 出處同上，第328至330頁。
　　[19] 出處同注[15]。
　　[20]
　　據2003年12月李銳為哈佛大學舉辦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的書面發言。2004年1月25日在新華社黃亭子食堂有30到40人（包括我、方實、郭先俅、田綠平、汪丁丁、殘雪等）參加的春節聚餐會上，李銳宣讀他的這篇發言稿之后曾談到，毛加寫口號一事是1981年討論“歷史決議”
　　時朱德秘書的發言中所講，他現在還保存著這份“會議簡報”。
　　[21] 見《新華月報》，1950年5月號。
　　[22]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07至115頁；戴晴，“梁漱溟與毛澤東”，見《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3] 鄧力群，《延安整風以后》，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24]
　　見1984年《黨史通訊》第7期載“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文，其中指出王明文章經毛澤東看過。除按王明《中共五十年》的記載外，還根據任弼時1945年4月1日的《日記》。
　　
　　[25] 分別發表在1941年的《共產黨人》第16期和《解放》周刊第127期上。
　　[2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4至205頁及其他有關章節。
　　[27]
　　王稼祥于1938年、周恩來于1940年曾先后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決定，按黨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服從和執行國際的指示和決定。中共中央1940年5月13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也已經答應“七大”在1940年9月召開，并表示“這次大會不應該再推遲”，見《毛澤東傳（1893-
　　194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626頁。
　　[2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76頁。
　　[29] “自白”，見《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305頁。
　　[30]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和第3卷第803頁。
　　[31] 見王若水2000年12月提交給“中國和東歐知識分子如何應付21世紀的挑戰”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此文發表于《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4期。
　　[32] 《延安整風實錄》，第415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9頁。
　　[3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495頁。
　　[3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5頁。
　　[35] 《張聞天年譜》，第707頁；“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4集。
　　[36] 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第375頁。
　　[37] “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1938年11月6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
　　[3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至138頁，“陳云同志的三條意見”。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53至454頁。
　　[4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49頁。
　　[41] 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第790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653頁。
　　[42] 見1942年8月29日政治局會議關于《解放日報》問題的決定以及同年9月9日西北局“關于《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
　　[43] “延安整風運動紀實”，《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95頁。
　　[44] 祝彥，“走近真實的陳獨秀”，《百年潮》，2003年第1期。
　　[45] 參見《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頁。
　　[46] 陳毅，《新四軍抗戰始末》，1945年5月1日在“七大”的發言。
　　[47]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頁。
　　[48] 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報》社論：“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49] 《任弼時選集》，第383頁。
　　[50]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
　　[51]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6頁。
　　[52] 見《張聞天文集》第3卷，第246至263頁。
　　[53] 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的發言。
　　[54] 見1945年5月1日的《解放日報》。
　　[55] 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的發言。
　　[56]《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解放社1949年初版第407頁。
　　[57]
　　以上均見（蘇）德·安·沃爾科戈諾夫的《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中譯文版，第369至374頁（各人發言均據《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
　　
　　[58]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503頁。
　　[59]《劉少奇選集》，第300頁。
　　[60]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61]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0、81、99頁。
　　[62]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1997年3月22日），先發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后收入《張聞天研究文集》第4集。
　　[6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373頁。
　　[64] 出處同上。
　　[65]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8月27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6頁。
　　[66] 威廉·李卜克內西，“憶馬克思”，載《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頁。
　　[67] 見弗·梅林的《馬克思傳》中譯本（羅稷南譯），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559頁。
　　[68]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87頁。
　　[69] “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頁。
　　[70] 1948年11月21日審閱共青團文件時給劉少奇等人的信。
　　[71] 1949年3月13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
　　[72] 如上引《炎黃春秋》2002年第5期所載“建國前后謙虛謹慎的毛澤東”一文。不過持此說的人很少。
　　[73] 分別見劉少奇的《論黨》和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
　　[74] 鄧力群，“中央起草歷史問題的指導思想”（1981年7月21日），載《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頁。
　　[75] 毛澤東1953年5月24日對軍訓部部長蕭克報送的內務條令等3個草案的批示。
　　[76]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選集》第1卷第186頁。
　　[77]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40頁。
　　[78] 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82頁。
　　[79]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作的兩件大事——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7日。
　　[8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2至83頁。
　　[81] 出處同上，第97頁（1980年7月24日的談話）。
　　[82] 出處同注[80]，第118、123頁。
　　[83] 出處同注[80]，第96至101頁。
　　[84] 如“張聞天的民主追求和實踐”，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
　　[85] “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頁。
　　[86]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
　　[87]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098頁，“陳毅傳達毛澤東的講話”。
　　[88]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
　　[89] 分別發表在《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和《太平洋學報》，1999年第2期。
　　[9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7頁。
　　[91]
　　例如2003年12月22日《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毛澤東：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章就屬這類。該文提到，“為什么別人沒有出來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是由他來倡導呢？”這話不合乎事實。即使不算以前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意思相同的言論和實踐，單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具體提法，也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同時提出的。至于說“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更是違背歷史的拔高，除非認為“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這種進一步發展，而人們早已飽嘗了這種“發展”的苦果。
　　
　　（作者為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作者親身參加當年的整風，引述材料也較豐富，是筆者的個人感受，又因為他是張聞天的秘書，和李銳一樣，有這些看法是當然的。當年參加延安整風的人還很多，所寫文章也不少，內容也不相同，某些情況還要放在當時的環境中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