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江青初露鋒芒

簡體傳統

第三章江青初露鋒芒
毛澤東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后，江青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夫人。她知道，
第一夫人是現代社會的說法。倘在封建社會，就是皇后。她的這種封建思想在一次對女
服務員發脾氣時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她怒氣沖沖地說：“倒退回幾百年去，我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嗎？”住在中南海，那濃重的歷史氛圍，強烈的帝王氣息，使江青
念念不忘自己至尊的地位。回想年輕時從山東老家出來撈世界，先到了大上海，又到了
紅都延安，陰差陽錯，認識了毛澤東，自己慧眼識英雄，嫁給了他。轉戰南北，跟著吃
了不少苦，但值得，如今熬出頭了，生活的一切，應有盡有。光汽車她已經換了四輛，
開始是一輛雪佛萊，繳獲的美國車；以后換一輛毛利克，又換蘇聯的吉姆·吉斯，吉斯
當時是最高檔次的，政治局委員配的專車。
毛澤東不許江青在政治舞臺上曝光。進入北京后，派給她最榮耀的一項任務是以主
席夫人身份代表毛主席給宋慶齡副主席送行—開國大典后，宋氏回上海去。這次在北京
站她給孫夫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宋慶齡對身邊人員說：“江青很懂禮貌，討人喜歡。”
住進豐澤園，毛澤東和江青分居兩室，很少在一起。雖然江青風韻猶存（進京時她
35 歲），但毛澤東情有別移，很少眷顧于她了。怎樣鞏固與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別是怎樣
提高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讓她覺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這是江青進城初期
晝夜縈懷的一個大題目。
“兩性關系只是頭幾個回合起作用，能長期保持利益的是權力。”這是江青悟出來的
“道”。這話她后來跟一個外國記者談過。意思是像她這樣身份的女人，經過頭幾個回合
打入毛澤東的生活圈子以后，要想長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須有在鞏固和發展毛澤東的
至高無上的權力上面對丈夫有所貢獻。她按照這個既定方針行動起來了。在以后20 多年
中，江青逐步獲得了成功，毛澤東雖然對她時有批評，但那是做給“外人”看的，實際
上是越來越寵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權在國家主席、
政府總理、黨的總書記之上。我們且看江青是怎樣一步一步地爬上權力頂峰的。
1950 年3-5 月，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這部電影是香港永華影
業公司拍攝的。影片以戊戌變法為主題，編導和演員對戊戌變法的失敗是抱著扼腕痛惜
的心情的，對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是著力揭露鞭撻的。這部電影的進步性和愛國主義，
是普通觀眾一看便知的，用不著多深的馬列主義修養。
公開放映之前在中南海為中央領導人放映專場時，毛澤東沒有去看，劉少奇及許多
中央領導人和他們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胡喬木閑談時，

劉少奇肯定了這部片子。陸、周、胡認為，一部電影片，黨和國家二號領導人點了頭就
行了，沒有再請示毛澤東。江青認為這是毛澤東大權旁落的苗頭，問題不在于這部影片
究竟如何，而在于樹立樹立誰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權威問題。她鼓動毛澤東要出來講
話，單獨調演了《清宮秘史》。毛澤東此時不愿為這么個小問題與劉少奇攤牌。后由江青
出面，找了陸、周、胡，指責《清宮秘史》宣揚了賣國主義，要組織批判，但江青并不
說明哪些意見是毛澤東的，哪些意見是她的這使陸定一等非常為難，當時答應下來，組
織人寫了文章，后來沒敢發表。因為毛澤東并無明確的指示。如公開批判，少奇同志那
里怎么交待？搞得不好會弄成挑撥兩位領導人的關系。主管意識形態的幾位領導人想來
想去，還是把這件事悄悄壓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寫了一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講了這件事情的
經過：“當時担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持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喬木卻大唱對臺戲，
他們極力宣揚這部反動影片的什么‘愛國進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他們卻抬出了他們的后臺老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黑話，說：‘某某
同志認為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江青同志堅持真理，力排眾議，義正詞嚴地批駁了他
們這種反動的、荒謬的主張，堅持要批判這部反動影片。他們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
指定一個反動的歷史工作者，寫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這樣的小
文章，他們還嫌‘太激烈了’扣住不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文化思想戰線上一場大
的斗爭，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地扼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 年春，上海昆侖影業公司的新片《武訓傳》在全國上映。
這部電影是根據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遺愿和提供的史料創作的。編導孫瑜青年時代
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和周恩來是同學。1949 年7 月26 日在北京飯店全國影協成立大會
上，孫瑜將拍攝《武訓傳》之事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很認真地聽取了孫瑜的匯報，指
示了三條：“1、站穩階級立場；2、武訓成名后，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3、武訓最
后對興學的懷疑。”這三條成了編導的指導思想。
武訓原名武七，生于 1838 年，死于1898 年。父親是個貧苦農民，早年去世。他跟
著母親到處流浪，乞討度日。十幾歲給地主扛長活，地主欺負他不識字，克扣了他的工
錢，他痛感不識字的苦處，決心創辦義學，讓窮孩子讀書。他把分家分得的三畝田賣掉，
加上自己行乞要來的錢，積攢起來，存在一個富紳家里（那時沒有銀行啊！）讓他去放債
生利。為了募集辦學的錢，他吞瓦片，喝臟水，讓人當馬騎。經過了三十多年，武訓積
攢了二千多兩銀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饑不擇食，服則襤褸，臥無枕衾”，繼續受苦受
難。1888 年他在堂邑縣柳林鎮辦了第一所義學，第二年又在館陶縣辦了第二所義學，1896
年在他臨死前在臨清縣辦了第三所義學。這就是武訓的愿望。
根據這個原型和周恩來的三條指示，編導進行了藝術創造。武訓興學的本意是為了
窮人，當他聽到考第一的學生趙光遠說學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時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
給學生們下跪，懇求他們“將來千萬不要忘了咱窮人。”當封建統治者的代表—皇上賜給
他“黃馬褂”表彰他辦義學時，他拒不跪謝皇恩，以裝瘋進行悲劇性的反抗。為了指明
武訓辦義學的歷史局限性，編劇又寫了當過太平軍的車夫周大領導囚犯們進行獄中暴動，
組織起農民武裝隊伍，與官府惡霸進行英勇斗爭。為了指明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起義
的歷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結尾的時候，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訓先生為了

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堅韌地斗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
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所義學，后來都被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憑念書，
也解放不了窮人；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他沒有把廣大的群眾組織
起來。在當時那個歷史環境里，他們兩人都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的勞苦大眾，
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
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還是沒有過關。
1951 年2 月21 日晚上在中南海給中央領導人放映《武訓傳》。周恩來在胡喬木陪同
下來了，朱德攜夫人康克清也來了。大約有百余名中央機關干部一起觀看。但毛澤東和
江青沒來。看完電影，朱德和編導孫瑜熱烈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
2 月26 日子北京舉行《武訓傳》首映式，觀眾踴躍，一片贊揚之聲。各種報紙連日
發表群眾寫來的觀后感。一位教師寫道：“我做教育工作僅僅兩年，好幾次不安心于自己
的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熱病。當我看到老年的武訓搖晃著歪辮，堅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
上時，我的眼被淚水模糊。。。。。。《武訓傳》教育了我，雖然武訓的斗爭方法與道路，不
是我們所要學習的，但他那堅忍不拔的性格，將指引我更踏實、更細致、更專一地為孩
子們工作。”
江青抓住《武訓傳》做文章，是因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訓，生前積極提倡和
支持拍攝這部電影。陶行知對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兩次幫助她，怨在一首詩。
1933 年夏，江青（那時叫李云鶴）離開青島，第一次來到上海。在著名戲劇家田漢
家落腳。田漢介紹她參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辦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師，陶行知收留
了她。
1934 年夏天，江青第二次到上海謀生。晨更工學團已遭封閉。陶行知又介紹她到基
督教女青年會辦的小沙渡河女工學校担任高級班語文教員。現在單說這“怨在一首詩”。
江青嫁給唐納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滿她借口回鄉探母，又去天津與前夫俞啟威鴛夢重溫。
1936 年6 月26 日唐納追到濟南，從江青的姐姐處知道江青負心拋棄了自己，憤恨莫名，
在給江青和鄭君里留下遺書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殺，幸而及時獲救。但他那時留給阿萍
（江青藝名藍萍）的哀艷凄絕的絕命書被媒體公布，大小報刊競相轉載，連南京《中央
日報》也以《轟動濟南的唐納自殺案件》為題報道。為此，陶行知寫了一首新詩《送給
唐納先生》，發表在鄒韜奮主編、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報》上，詩的第一節如下：
聽說您尋死，我為您担心！你要知道，藍萍是藍萍，不是屬于您。您既然陶醉在電
影，又何必把她占領？為什么來到這個世界上？也要問一個分明。人生為一大事業來，
愛情是否山絕頂？如果您愛她，她還愛您，誰也高興聽喜訊。如果您愛她，她不再愛您，
那是已經飛去的夜鶯。
這“飛去的夜鶯”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楊花的娼優。這是江青興風作浪積極主張批判
電影《武訓傳》的深層次原因。他要通過批判“武訓傳”兼帶否定陶行知先生作為平民
教育家的一生。

1951 年5 月10 日出版的《文藝報》第四卷第二期發表楊耳的文章《試論陶行知先生
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暴露了這深層次的歷史恩怨。這一層原因連毛澤東
也未必知曉。
江青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朱德審片的情況，并點明《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是周
恩來青年時代的同學。周恩來、朱德一捧場，全國的報刊都在吹捧這部電影。江青的聳
動聽聞的報告和如此下去將大權旁落的分析，使毛澤東心動了。江青下令從中國電影公
司華北管理處調片子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決心干預此事。1951 年5 月20 日他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一文。文章以最高權威的語氣，以中共中央機關報社論的名義發表出來，全國人民，特
別是文化界人士，被驚得目瞪口呆。黨內小道消息也在迅速傳播：“這篇社論是毛主席親
自寫的。”又由黨內傳到社會上，更增加了人們神秘莫測的驚恐。
這是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后第一篇指鹿為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
意識形態領域的發言權，確立自己的話語權。
為了證明《人民日報》5.20 社論的正確性，《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
“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由13 人組成：袁水拍（人
民日報社）、鐘惦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
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王燕飛（平原省文聯）、陳蘊山（平原日報社）、司洛路（中
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壁（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
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調查團的實際領導人是化名李進的江青。所到之處的各級
機關，都知道李進就是江青。所以，在調查團和被調查人見面之前，接待單位都已經在
群眾中做了布置。
調查進行了一個月。回到北京由袁水拍、鐘惦斐、李進三人執筆寫成的《武訓歷史
調查記》，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在1951 年7 月23-28 日《人民日報》連載發表，后來還
印成了小冊子，廣為散發。
《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志，以‘興
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一個勾結官僚，
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
政府賦予特權而為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通過毛澤東撰寫的社論和江青主持的調查，硬把武訓的歷史顛倒過去了。一個行乞
興學的貧苦農民被打成了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由于共產黨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澤
東的崇高威望，這一指鹿為馬的事件被黨的領導集體接受了，也被全國人民接受了。于
是《武訓傳》的編導、演員、寫影評的，發表觀后感的，為發表這些文章提供園地的主
編、編輯，各級宣傳部門領導人，乃至在小組會上贊揚過這部影片的觀眾，紛紛作出檢
討。
由于江青在電影評論上連連“立功”，1951 年11 月，胡喬木建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

處處長。胡喬木書面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在 1951 年11 月16 日批復：“此件很好，可照
此執行。”
按孫瑜的回憶，1952 年春天，周恩來到上海。“在和我握手時他微笑地問我：是否聽
見了他在北京對《武訓傳》所作的檢討？我從來沒有想到，周總理會因《武訓傳》而在
黨中央做檢討！”“第二天上午，組織了在文化廣場向一萬多名干部作國際形勢的政治講
話時，又順便簡略到底提到電影《武訓傳》的拍攝和批判的事，說他也應負一部分責
任。。。。。。孫瑜、趙丹都是優秀的電影工作同志。”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以周恩來
的檢討而告結束的。
在武訓的歷史上顛倒黑白，不過是江青（當然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小試手段，初
露鋒芒。但由于中共領導集團對指鹿為馬的容忍，18 年以后，即1969 年，還是這個江青，
以中央專案組組長的名義領導調查并主持寫成調查報告，經毛澤東親自審查修改，經黨
的“九大”一致通過，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打成了“叛
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由把武訓打成“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到把劉
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內奸和大工賊”，這中間中共應該吸取的教訓太辛辣、太深沉了。
1985 年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中國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代表了
中共對批判電影《武訓傳》一定程度的反思。胡喬木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
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盡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是
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
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
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
1953 年，又發生了如何評價《紅樓夢》的爭論。
五月，《文藝報》第九期介紹了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說該書對《紅樓夢》
“作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成績。其他有
價值的考證和研究也還有不少。”
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與俞平伯觀點不同的文章，題為《關于‘紅
樓夢’簡論及其他》。他們寫信問《文藝報》，像俞平伯這樣的權威學者可不可以批評，
沒有得到答復。于是，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九月號上發表了他們的文章。李、藍兩
位青年學者批評俞平伯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說《紅樓夢》“是封建社會沒
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正在觀察全國動態企圖掀起更大波瀾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著山東大學學報
《文史哲》第九期來到《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熱情接待。江青還是老辦法，并不
說哪些是毛澤東的意見，哪些是她的意見，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兩位青年的文章。鄧
拓表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奈難同意；但可請示中宣部請《文藝報》或光明
日報轉載。于是，在一年以后，即1954 年10 月16 日，引出了毛澤東《關于“紅樓夢”
研究問題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30 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
家的錯誤觀點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
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
獲得了支持，并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發出了他們的文章《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
了北京，有人（引者注：這個人就是江青）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
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引者注：這個人就是鄧拓）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
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
《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后，《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
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代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 余
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
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
講統一戰線，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侯的
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
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
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毛澤東 1954 年10 月16 日
在這封信的信封上面，毛澤東親筆注明給哪些人看：“劉少奇、周恩來、陳云、胡繩、
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
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
何其芳諸同志閱。退毛澤東。”
值得一提的是這封信的第一號收信人劉少奇，對信中說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實際
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一事，竟如蒙在鼓里，絲毫不知是給他記的一筆賬。直
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質問劉少奇：“為什么要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與偉大領
袖唱反調？”時，劉少奇才有機會答辯：“我根本沒有講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話。”
至此才弄清楚完全是江青在毛澤東耳邊造謠生事，挑撥離間。但毛澤東這時已下了從根
本上打倒劉少奇的決心，這個小小的誤會的解除已經沒有意義了。
毛澤東這封信，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隱蔽在字里行間的負面作用是，對江
青從評《清宮秘史》、評《武訓傳》到評《“紅樓夢”研究》所起的無事生非、挑撥離間
的惡劣作用，作了積極的正面的肯定。江青所追求的就是這個。盡管暫時甚至相當長一
段時間沒有給江青高級的和重要的官職，但江青知道，她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穩固了，
提高了，只要耐心等待，總有登上政治舞臺的一天。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1955 年，又發生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這一案件是
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左傾”政策的惡性發展，整治胡風也是江青挑起來的。據學者
藍棣之說：“中央檔案館里面有這樣一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一個會議時說，
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
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后，毛澤東很不高興。”（見何夢覺編《魯迅檔案：
人與神》第216 頁）這是毛澤東決心要整治胡風的起因。
胡風，本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1902 年生于湖北撣春縣。父親為做豆
腐的小販，母親是雇農孤女。幼年從事牧牛拾柴勞動，11 歲上村學，1920 年到武昌上中

學，后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1922 年終北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 年
赴日本留學。留日期間，加入日本共產黨和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的藝術研究會。1933 年，
因在留學生中組織左翼文化團體被日本警方逮捕，7 月被驅逐回國。在上海參加共產黨領
導下的左翼作家聯盟，初任宣傳部長，繼茅盾之后任左聯常務書記，與魯迅關系密切，
曾為中共中央和魯迅之間傳遞關于營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 年秋，因左聯一盟員被捕，
出獄后向左聯誣告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內奸”，胡風憤而辭職，退出左聯，開始了職業作
家生活。1936 年支持魯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與主張“國防文學”
為文藝界聯合戰線口號的周揚等日發生了兩個口號的論爭。自此與周揚結怨。抗戰初期，
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備工作，文協成立后，任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1938
年7 月至1941 年9 月，主辦《七月》雜志，發表抗日進步作品；同時為《新華日報》主
編《文藝周刊》。1942 年5 月毛澤東發布《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重慶左翼文藝
界對如何貫徹《講話》精神發生意見分歧。居主流地位的的多數認為首先要解決文藝為
什么人、為哪個階級的問題，胡風及其追隨者認為主要應反對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1945
年1 月，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連續發表舒蕪的《論主觀》、《論中庸》，提倡“主觀
戰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藝方面的領導人召開座談會批評胡風的思想傾向，胡風不服，
與一些黨員作家和文藝理論家隔閡日深。1949 年進入解放區，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發表長詩《時間開始了！》歡呼新中國誕生，歌頌毛澤東。案發
前他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文聯委員、作家協會理事和《人民文學》編委。胡風
在文壇上聲譽頗隆，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和“魯迅絕頂忠實的
傳人”。（戴光中：《胡風傳》）這些桂冠給胡風帶來了榮耀，也帶來了災難。
1952 年紀念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10 周年，文藝界進行整風。
《論主觀》一文作者舒蕪寫了一篇檢討認錯的文章，發表在5 月12 日的《長江日報》上；
6 月8 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并加了編者按，說胡風的文藝思想“屬于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但胡風拒絕檢討認錯。于是中宣部決定由文藝處處
長林默涵寫了《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
芳寫了《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先后在《文藝報》第二、第三期發表。
《人民日報》還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風不服，于1954 年3 月21 日至4 月30 日寫了
《關于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又于這年6 月寫了《作為參考的建議》，兩部分合
起來，以《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為總題目，共約30 萬字，后稱“30 萬言書”。
他繞過了與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于1954 年7 月22 日面交習仲勛，請他轉呈
毛主席。
“30 萬言書”主要對立面是周揚，說周揚歪曲了毛澤東關于思想改造的方針，用錯
誤的方法代替了毛澤東的英明政策。文藝要復興，必須清除周揚“宗派主義的軍閥統治”。
在處理這樁公案中，毛澤東有力地支持了周揚作為黨的代表在文藝界不可動搖的領
導地位。1955 年1 月12 日，毛指示將胡風的意見書印成專冊，隨“文藝報”附發，以便
展開討論。
1 月15 日，胡風感到形勢越來越不利，主動找周揚談話，表示承認錯誤，并希望不
要公開印發他給中央的報告，如要印發，他要附一個初步認錯的聲明，歡迎大家批判。
周揚將上述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的。毛于當晚批示：“1、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2、應對
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

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于是，按照毛澤東的既定部署，胡風的“30 萬言書”隨《文
藝報》作為批判的靶子送到讀者手中。
四月，舒蕪在強大的壓力下，為了表示堅決與胡風劃清界限，交出了40 年代胡風給
他的十幾封信。周揚責成舒蕪將信件分類整理摘編，準備配合胡風檢討，在《人民日報》
發表。毛澤東看了之后，親自為《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
寫了編者按，按語和材料在5 月17 日報紙上登出，從此將胡風及其追隨者定為反黨集團。
在5 月24 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二批材料時，毛澤東在按語中加進了“反革命的胡風分
子”這一新提法，于是，胡風的問題進一步升級，由“反黨”變成了“反革命”。
6 月10 日，毛澤東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
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干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
他們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
干著反革命的勾當。”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黨”性質的胡風問題，向“敵我矛
盾”性質推進；從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風及其同仁們推進“反革命集團”的深淵。把
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肅反運動順勢“做”過去，胡風事件成立不
可替代的過渡和橋梁。至1956 年底，這次內部“肅反”一共查出81000 多名“反革命分
子”，有130 多萬人交代了各種“政治問題”。（1957 年7 月18 日《人民日報》）毛澤東就
是這樣在知識分子中立威，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和絕對統治地位的。
毛對桀驁不馴的、在文藝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風派的斗爭，斷斷續續十多年，用毛的
話說，“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經有多
次了”。在毛澤東親自指揮的這次文化圍剿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了馬力，
開展以搞臭胡風及其追隨者為目的的大批判。僅毛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的《關于胡風反
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小冊子，全國就印了700 多萬冊；有本以妖魔化胡風及其追隨者為
能事的漫畫小人書，印數達千萬冊。我記得，這本漫畫連環小人書，當時在北京城是挨
家挨戶散發的。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時，毛澤東共寫了 17 條按語，其中一條說：“自從漢朝的吳王劉
濞發明了請誅晁錯（漢景帝的主要謀劃人物）”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來，不少的野心家
奉為至寶，胡風集團也繼承了這個衣缽。他們在30 萬字上書中只攻擊林默涵、何其芳、
周揚等幾個人，說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有些在階級本能上同情胡風的人，也照著這
樣替胡風瞎吹，說什么“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斗爭。我們在肅清
胡風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爭中，這一點也是應當注意的。”周揚成了晁錯，成了“今
上”的股肱之臣。這則按語大大加強了周揚在文藝界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地位。
但怎樣回報主席的支持，毛澤東在支持他的背后對他有什么要求，周揚缺少“喬木式”
的世俗的聰明。江青就在中宣部電影處任處長，，既然在評《清宮秘史》、評《武訓傳》
和評《紅樓夢研究》中連立三功，自然應有升賞。這件事只能由江青的直接首長提出建
議來，任命江青—譬如說，副局長、局長。周揚不通此道，或者他心知肚明，但不愿那
樣做。結果，招致江青怨恨。周揚的寵幸時代很快就過去了。文藝口的工作越來越難做，
怎么也做不對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揚不再是晁錯那樣的股肱之臣，而成了30 年代文
藝黑線的代表人物，收監入獄，這是后話。
1955 年5 月16 日晚，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帶領幾個陌生人，來胡風家搜查。至

17 日凌晨1 時半，胡風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員繼續搜查，大約天色將亮時分，胡風夫
人梅志也被逮捕。因胡是全國人大代表，5 月18 日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補辦手續，取消
胡的人大代表資格。
在隨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場席卷全國的搜捕胡風分子的風暴開始了。
被捕的知名知識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劉雪葦、牛漢、魯煤、杜谷、
閆望、於行前、馮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賈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
王皓、王戎、張中曉、羅洛、何滿子、李正廉、顧征南、許史華、羅飛、張禹、梅林、
滿濤。。。。。。，天津的阿壟、魯藜、蘆甸、林希、李離。。。。。。，南京的歐陽莊、化鐵、華
田、洪橋。。。。。。，浙江的冀訪、方然、孫佃。。。。。。，陜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
鄭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廣東的朱谷懷。。。。。。，遼寧的晉駝、侯唯勛。。。。，
重慶的何劍熏、劉異。。。。。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數以千計的人
被打成“胡風分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勞改、管制、抄家，被逼瘋致殘，
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極有才華的作家學者，釀出無數令人潸然淚下的人
間悲劇。
路翎，這位曾經被一些現代文學專家認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最優秀
的作家，被捕時只有32 歲，在獄中，他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不是默默無言，便是長
時間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醫，痊愈后又不斷上書申辯，再次入獄，被判20 年徒刑。1975
年被釋放后，由街道派出所監管在胡同里打掃衛生，靠每戶交的一毛錢清潔費維持生活。
哀莫大于心死。他那貧民窟一樣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書。
據 1980 年7 月21 日《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在全國清查“胡
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共觸及了2100 人，逮捕92 人，隔離62 人，停職反省73 人。
到1956 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
子的78 人（內有黨員32 人）其中劃為骨干分子的23 人。到1958 年給予停職、勞教、
下放勞動處理的62 人。”
1965 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胡風有期徒刑14 年，剝奪政治權利6 年。1969 年
又加判為無期徒刑。胡風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許，目無余子。
他和許多文藝界同仁不能友好相處。但胡風沒有反對過共產黨，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
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爭論：文藝界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魯迅的思想？而這個
“罪行”又上不了臺面。當法院宣布判他14 年徒刑，形式主義地虛偽地告訴他可以上訴，
可以請辯護人時，胡風說：“這次判我14 年，材料在哪里呢？我為了維護黨的威信，不
但不上訴，甚至都不愿辯護，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押送，把胡風和他的夫人梅志轉到了位于四
川省蘆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這里夫妻還能在一起，一
年多后被分開。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單人囚禁。1969 年5 月，他因14 年刑
期已滿，給軍管會打報告，要求出獄，得到的答復卻是“關死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發明了“文藝黑線專政理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她“率領群眾”

把周揚作為 30 年代文藝黑線的頭子揪出來了，關進了北京郊區的秦城監獄。正在四川勞
改農場服刑的胡風被管教干部找去談話。
“周揚被揪出來了！對他的問題你可以揭發，可以控訴。”管教干部說完又給他一張
報紙，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寫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叫他學習參考，提高覺悟。
胡風說：“今天，周揚雖然被揪出來示眾了，但是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文藝
理論，尤其是整個文化界的問題，可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必須做過細的工作，展開自由、
廣泛的討論，而不是靠這樣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結論的。像這樣來批判周揚他們，
是言過其實的。”這就是胡風的文人本色！正直、無私，以直報怨，絕不落井下石。
其他參加整人的人后來也很慘：舒蕪揭發胡風有功，但在“反右”時在劫難逃；馮
雪峰、艾青、丁玲這些反胡風的積極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
的就是指揮反胡風運動的陸定一、親自簽發逮捕令的羅瑞卿；追隨周揚整胡風的一批積
極分子林默涵、張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鍋端進了“牛棚”遭到殘酷批斗。。。。
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以后，1978 年撤銷了對胡風的無期徒刑判決，宣布釋
放。1980 年9 月29 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法院黨組關于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
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
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
一律改正，恢復名譽。”
在“左”的路線下曾經整過胡風，后來又在“左”的路線下被整的周揚，這時已經
平反，他為給胡風平方奔走于各個有關機關。拿到中央為胡風平反的文件，周揚到醫院
探望胡風和夫人梅志，親自把平反的喜訊告訴他們。“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兩位爭吵半世紀的文化老戰士和解了。
在周揚的積極推動下，中央辦公廳又在1988 年的補充通知中，撤銷了平反通知中關
于“錯誤言論”和“宗派活動”的提法。補充通知說，關于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應“由
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
中作出決斷。”關于“宗派活動”問題，“本著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
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對這類問題做出政治性結論。”至此，胡風冤案不留任何尾巴，
徹底平反。
1985 年3 月14 日，胡風應約為《巴黎圖書沙龍組織》和瑞士《24 小時報》寫下《我
為什么寫作》一文，這是他漫長寫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訴讀者：“為了抒發自己
的真情實感而寫；為了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爭而寫；也為了探求文學發
展的規律，闡明它內在的精神力量而寫。”
1981 年，胡風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1985 年6 月8 日，中國
現代文藝家、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胡風因病逝世，終年83 歲。文化部長朱穆
之致悼詞說：“胡風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
并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胡風的骨灰盒上，披著屈原的詩句：“亦余心之所

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捧上了天，他說：“二十年來，這股文化新軍的
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大，威力之猛烈，
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
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
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
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
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
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風是很認真地看待這段話的。他堅持在文藝上的
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就因為這個，給胡風和他的追隨者們招來了滅頂之災。
幸虧魯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50 年代，活到1957 年反右派運動，可能比胡風的下場還
要慘。據著名演員黃宗英回憶，羅稷南親口告訴她：
“1957 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請一些人座談。會上我問毛主席，要是魯迅現在還活
著，會怎么樣？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
不說話。”（2002 年12 月5 日《南方周末》第22 版）
羅稷南（1898-1971），原名陳小航，云南順寧人，曾任19 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
1933 年11 月，蔡廷鍇與李濟深發動福建事變反蔣時，羅稷南曾代表19 路軍到瑞金談判，
與紅軍代表張云逸共同簽署反蔣抗日協定，并為蘇區運去急需的藥品、布匹、食鹽、醫
療器械等，為此，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曾在瑞金設宴招待羅稷南。羅稷
南與毛有過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澤東提出那樣一個帶點挑釁性的問題，而毛不
以為逆，還認真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