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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袁世凱的一生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在朝鮮他雖然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后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在他那個時代，慢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是至為慘痛。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諳外情，便弄出減門之禍（一家女眷十八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后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競也胡涂到對十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干一泡的結果。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他就是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么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鮮為韓王練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現代化親軍，使藩邦朝野大為嘆服。韓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韓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來這大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將兵。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著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嚇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萬人。后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二十四旗。最高額亦不足十五萬。那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十五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持各省治安，“以漢治漢”。——這一大明遺規，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國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縝公“所”。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一百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餉自籌的保安隊了。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綠營”。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分布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后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于大清帝國。——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臺北街頭搭出租車的趣事。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臺語“地下電臺”。余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了“……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后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臺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聞之不禁大笑。——歷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時間和歷史自會解決其“歷史問題”。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歷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藩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做起詩來，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余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將兵既成制度，則大清帝國，尤其是漢族之中，便沒個真正的職業軍人作統帥或封疆大吏。以致鴉片戰爭一起，領軍去和“英夷”開打的不是職業軍人的“李廣”或“霍去病”，而是詩文做得頂刮刮的翰林學士林則徐。英法聯軍時，最初文武一把抓，獨當一面的葉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進士。最后弄成“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卻被英國人捉到印度去當俘虜。

其后八旗、綠營都腐爛了，不能再用；另組“湘軍”、“楚軍”、“淮軍”、“自強軍”、“定武軍”、“武衛軍”、“新建陸軍”……幾乎所有的軍頭從曾、左、李、胡開始，到張之洞、胡燏棻、袁世凱，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張且是翰林學士，文采風流。曾、張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縱是李鴻章也是位天才橫溢的文學作家。——筆者幼年曾能背誦李鴻章考秀才時的墨卷，文題曰：“天臺仙子送劉阮還鄉賦”。那時才十幾歲的李鴻章，竟能改竄《西廂記》，寫天臺仙子送男友還鄉“拜拜”時，叮嚀道：“……野店風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遲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顯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閱卷后，大為感動，乃批說；“大盜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這一批，小小鴻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歲“中舉”，二十四歲成“進士”。

1.1頭戴紅頂花翎作戰的淮軍

這些能夠“將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個“務實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筆下，討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辦”——等于是買一件家具——沙發、搖椅、毛巾、夜壺一般。所以他對崔鶯鶯小姐那種脈脈的送別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里，無人調護，〔甜心呀，儂要〕自去扶持……”是不會發生太多生理反應的。筆端不帶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試”了。

但是袁世凱卻是這批文人中，弓馬嫻熟，真正打綁腿、扎皮帶，下得操場去，喊“立正、稍息、開步走”的實際的練兵官，和帶兵官。

本來清廷搞“重文輕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這批經過“十年寒窗”磨折，手無縛雞之力；只會下圍棋，不能拿大刀；只會坐獨輪車，不會騎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給你帶兵，你也不愿（因為孔孟之學的大洗腦），更不敢（因銳氣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這項設計到袁世凱時代，就是不才所說的要“轉型”了。——事實上，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便是中國“陸軍軍制轉型”的開始。（注意：海軍轉型較陸軍要早二十年。筆者拙文談馬尾海校時，曾細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軍”、“淮軍”，打起內戰來，雖也戰功赫赫，但他們都是小腳放大的半調子部隊。——劉銘傳與太平軍和捻軍作戰時，是頭戴“紅頂花翎”去沖鋒陷陣的（見羅剛編《劉公銘傅年譜》上冊·同治六年）。那時太平軍作戰，尤其是破城慶功時，穿的則是明朝袍套，看來像一場“京戲”大合唱。筆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圍），一度曾是淮軍對捻軍作戰的后方非正規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隊挖土三尺，全部拆毀之前，曾留有（不開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兩把（武考用的），強弓硬弩數十張；“抬槍”、“鳥槍”不計其數——硬是十八般武器樣樣俱全……，這些大概都是淮軍換用新武器或裁兵時，遺留下來的“廢物”。——這座規模并不太小的“淮軍武器博物館”，如留至今日，說不定可為本地“無煙工業”撈一筆門票錢。可惜當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見不及此。自毀財源，就把這些古董胡亂的糟蹋掉了。據說那些大炮、大刀被用專船運往蕪湖鐵廠，鋸成廢鐵出售，也沒有撈回多少運費。

淮軍當年的對手方，尤其在捻軍名將任柱率領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極。他們大半是騎兵。主要武器則是削巨竹為槍，成為“丈八蛇矛”（古人所謂“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數火器——三干戰馬夜鏖兵：當他們蜂擁而來之時，勢如疾風暴雨，狂濤駭浪。當者無下粉身碎骨，所請“馬踩如泥爛”也。

任柱是捻軍名將，淮軍畏之如虎。對付他如不用開花大炮、毛瑟快槍，簡直就如無之何。筆者幼年震于傳聞中的任柱威名，及長讀捻軍書，欽慕之余，每思為任柱作傳，而苦于心力不從，至今未能執筆。

所以我國史上，三國演義式的傳統戰場，離我們并不太遠。把它們搬上銀幕，比美國“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1.2“防軍”、“練軍”與小站

總西百之，湘淮兩軍，雖也有一些“洋槍隊”。他們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武裝；是西安“兵馬俑博物綰”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上引陳志讓書頁四十九誤為“平津之間”），原為平捻之后，部分淮軍北調，担任“防軍”的屯田區。清代軍制中有所謂“防軍”、“練軍”諸名目。“防軍”者駐防之部隊也。而“練軍”則是在從事訓練中之部隊（參閱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戰前，李鴻章最反戰，因其深知中國海陸兩軍均不足以參加國際戰爭，然迫于國內國外壓力，渠亦自知對日抗戰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澤民可能也有此難言之隱）。李氏乃臨時抱佛腳，積極備戰（亦如抗戰前之蔣公也）。在海軍上備戰詳情，筆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復。在陸軍方面，李鴻章則一面商之英將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以滿人廕昌主之，培訓新制軍官以逐漸淘汰舊淮軍。另于甲午戰爭前夕，在小站防軍東調之后，以舊營房作為“練軍”之所，來試練一支新軍，以前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謂“練軍”，自然練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點稍息、立正階段的訓練（今日軍訓所謂“典”、“范”、“令”），沒啥深文大義也——筆者這一輩，抗戰前在南京孝陵衛，教導總隊營房中，受“學生集訓”，三個月就完成“營教練”（有當營長的基本知識）。當年黃埔一、二期，亦不過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時中國人見洋兵“敬禮”，都覺得好奇怪啊！歸而記之曰：“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時在頭上拔掉幾根頭發，甩到地上。算是對上司“敬禮”，也不簡單啊！也得要洋敦習來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槍上肩”……，沒個洋人來敦，哪行呢？！

所以練新軍必用洋教習，當時所謂洋員。但是那時歐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來教稍息、立正的，有幾個不是冒險家，甚或洋癟三呢？！——筆者曾撰文并舉例細論之。他們彼此之間，互揭西洋鏡的記載，更是說不盡的。

這種冒險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說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練新軍、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沒有他們。善加利用，他們是有其貢獻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駕馭他們的知識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時在中國搞新軍，一般都最重“德式”（蔣公后來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練兵，和他名位相埒的總教習便是德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漢納根本是李鴻章興建海軍中的要員；曾設計大連要塞。豐島海戰時，他也是“高升號”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艦擊沉，我軍死于海者七百人，漢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軍黃海大戰時，漢氏亦在“定遠旗艦”上與丁汝昌、劉步蟾共生死。但漢某原非海員，黃海戰后乃請調至小站搞陸軍與胡燏棻共事。

漢納根是個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處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頑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雖有些新思想，卻沒有與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經驗。不數月便自覺吃勿消，乃掛冠而去。——這時“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大清海陸兩軍同時全軍覆沒，京師門戶洞開。政府要趕練新軍，急于燃眉，而朝中無人。時勢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1.3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袁世凱在甲午開戰時曾在后方幫辦糧臺，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鮮既練過新軍，有知兵之名，聞于朝野，這次練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溫處道”的官階，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練新軍。

前引房兆楹論袁之文，日：袁世凱并未實授“溫處道”。這實在是多余的話，須稍加解釋。蓋大清帝國是個傳統的法治國家（注意；“傳統”二字是指東方式的法制，與西式略有軒輊）。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編制。官員有定額；任免有定期；銓敘有定制（參閱《大清會典》）。縱是皇帝也不能胡亂改制——《漢書》上所謂，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 蔣、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還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蔣雖視法律為具文，究竟還有一部《六法全書》。毛公則六法皆無！做了二十多年的統治者，連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沒有，卻瞎扯淡說什么“無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筆者所強調的“轉型”問題了。——老法律丟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來，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這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壞的模式。李登輝總統今后的一切設施，“必須依法行事”。這就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鄧后大陸要做到這六個宇，大致還需要四十年。到那時中國政治社會，甚至整個文化大轉型，或可初步完成。——歷史走出“三峽”，海晏河清可待。十二億聰慧勤勞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聯合國中，掛掛頭牌、坐坐莊，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紀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掛過頭牌；十九世紀英吉利的維多利亞老旦也唱過太陽不落；二十世紀美國的威爾遜、羅斯福，不也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紀我們“支那曼”中，為何就不能再出一兩個劉徹、李世民、愛新覺羅玄燁，來壓壓陣、坐坐莊？——受了幾百年的鳥氣，現在起來伸伸腰、露露臉，一洗當年滿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呢？舜猶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何況是一個有極光榮歷史的偉大民族呢？歷史家千萬莫打破鑼！

再回頭說說袁世凱的“溫處道”。

小站練兵處在當時的文官系統中，原是個地方軍制中，無定制、無定額、無定期的臨時建制。這時中央的“督辦軍務處”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資格“道員”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資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級。——“道員”是有定額、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隸各省的地方官。（“候補道”當時是可花錢買的。關節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補”。但這種“捐”來的官銜，是為科甲士林所不齒的。劉銘傳的兒子，就因私下捐了個候補道，受了爸爸嚴厲的體罚，而羞憤自殺的。見上引《年譜》。）所以袁世凱的“溫處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轄溫、處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檔案中，顯示有“缺”（要是現在就用電腦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員“開缺”（離職），或根本建而末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則這一名額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謂未實授者，就有語病了。——清制中的“總兵”（師長）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額也有地方頭街的。但是有些總兵，竟不知他那頭銜的“鎮”（地名）在何處呢！

再者，袁之練兵小站，實是眾望攸歸的結果。袁那時頗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職小站是恭親王奕欣、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榮祿、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龢，和后來有名的“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眾口交贊，一致掬誠推薦的。而且這些大臣之中像李鴻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慶王等彼此之間矛盾極深，甚至是終生的政敵。要他們一致贊譽，一致推薦袁老四這位小小的前駐韓商務委員，直隸總督的一個小下屬，他本身沒兩手，不成的呢！——所以我們執簡作史的人，因為對“袁世凱”三個字有成見，便硬說他出任要職是出于個人吹牛拍馬、攀援權貴而來，是有欠公平的呢！

漢末政論家許劭（子將）評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大笑，認為評得對（見《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據說袁得勢時，時人亦以項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為忤，且大為得意，認為比得對。所以近世治民國史者，對袁公為“亂世之奸雄”這一評語，大致是沒有二話的。其實袁氏又何嘗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國時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勸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來在臺灣被處決的陳儀，對袁之干才，都是誠心誠意傾慕的。讀者知否，論人品論學識，“六君子”（如劉師培、楊度等）都不能算是壞人呢！陳公洽雖在臺灣出了紕漏，但他也是國民黨高干中，極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筆直書”，都不應以人廢言。

1.4鮑爾、包爾達、袁世凱

有的朋友或許要問：袁世凱連個秀才也未考取過，更未進過軍事學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軍事知識，能獨當一面去訓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軍事知識得自實際經驗呢！

再問曰：現代化陸軍是一種科技專業，行伍老兵，焉能勝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當年中國可也，在目前美國猶可也——君不見剛離職不久的美國陸海空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華盛頓只有三星）、在越戰和波斯灣之役均戰功赫赫、將來還要問鼎白宮的黑人大將之鮑爾（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將軍哉？鮑爾非西點產也;與孫立人母校之維吉尼亞亦無緣也。此公行伍也。憶五零年代中，筆者在紐約市立大學教夜校糊口時，鮑爾斯時即在敞校上學，系一成績劣等之學生也。彼亦從不諱言其在母校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讀暢銷之《鮑爾回憶錄》，訝其四十年來作文并無大進步。設回母校重讀，仍難免其為“全C”也。鮑君時在紐約市大（C.C.N.Y., C.U.N.Y.）參加學生“備役訓練”（R.O.T.C.）。畢業后入伍為伍長，初不意四十年中累遷，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混帳的《紐約時報》，瞧不起鮑君，暗笑他為黑人幸進。——但是黑青年在陸軍中可以幸進，白兒童就不能在更為科技化的海軍中，行伍幸進哉？！兩周前由于誤掛越戰勛章，而被媒體揭露，競至愧恨自殺的海軍上將包爾達（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國海軍中最高級之軍令部長也。包爾達少年為一頑童，不容于父母。十七歲時（一九五六）乃誑報年齡入海軍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遷至今日上將軍令部長，為美國海軍中之第一人；麾下節制將士凡四十七萬人，戰船千艘。初不意以誤佩兩枚“V”字勛標，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記鮑、包二君，均為今日美國行伍出身的陸海兩軍之最高級將領也。我國陸軍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訓練總監袁世凱，又何足大驚小怪哉？！

1.5早年留日的文武學生

世凱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軍”為“新建陸軍”。兵員亦增至七千人，步騎炮工輜俱全。原有洋員敦習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備學堂”之教練學員中，擇優借調。其著者則有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等人。梁后來因意外早死，而王、段、馮皆一時俊杰，成為后來“北洋系”之重心，所謂龍、虎、狗也。

此后中國南北諸省分練新軍成一時風氣，青年學子被派往日德諸國學習陸軍，亦絡繹出國；返回成為新軍中堅者，亦多不勝敷，而袁之小站，雖是群龍之首，卻不隨流俗。蓋當時各省督撫（其尤著者如湖廣總督張之洞）籌練新軍，類多籌其款，掌其權，而實際訓練則委諸專業軍人執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離身，詩文不離口。武場操練細節，則向不與聞也。因此各省“新軍”幾為留日陸軍學生所包辦。然留日學生龍蛇混雜。泰半學生均未嘗涉足日軍訓練下級軍官的“士官學校”。一般都只就學于日本為賺取華生學費而特設的預備學校，所謂“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們在這種預備學校中要先學點“稍息、立正”的初步訓練，和“請坐、吃茶”的口頭日語，然后加入日軍聯隊當兵。成績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學校”那時在日本亦系初辦，一年卒業。稍息、立正之外，亦所習無多。縱如此，那時華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蔣方震、蔡鍔、閻錫山、吳祿貞……亦鳳毛麟角也。筆者曾自日本士官檔案中查出歷屆華生全部名冊。后來作黃埔軍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之老總統蔣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嘗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學籍到聯隊學兵為止。何應欽、張群則真是士官畢業生。岳公是個認真求學的好學生，學業因辛亥革命而中斷；二次革命后流亡東瀛時，始續學畢業。蔣公的把兄黃郛則真正畢業于日軍測量學校，一工兵專才也。

但那時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國留日學生，不論入學士官與否，一旦歸國都制服鮮明，馬靴、馬刺耀眼爭光（但多半不會騎馬），再加上指揮長刀著地，行路鏗鏘有聲，嚴然“將軍”也。

【附注】 那時日圓比中國銀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費留學生，生活比在國內上學更為節省。加以留東不要簽證，來去自由，而當時日本經濟剛起飛，都市中聲色狗馬，樣樣比中國新鮮；連下女和阿巴桑都頗有文化。加以當時日本無種族歧視，而日俗男尊女卑，連甚于中國。公共浴塘中有時且男女同浴，使中國留學生大開眼界。身入寶山花叢，還念啥鳥書呢！——筆者的父執輩（包括一位親舅舅），當年留日者不計其數，我長大后曾習日語三年，才發現他們一句日語都不會說。總借口說“忘了，忘了”，其實很多連假名亦不會發音。但他們之中卻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當時各省“新軍”都是革命溫床。胡適之先生也曾告訴過我說，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為他們是留日學生中“極少數”能念日文、說日語，“還能用日文寫信”的。胡漢民、汪精衛、吳稚暉等“黨國元老”，也算是留日學生，卻一句日語都不會說。女人比較有語言天才，據說居正夫人就說得一口流利日語，所以居院長留日時私生活“很規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訴我的）。——以上所說的還是文科畢生；武科畢生就更不必談了。但是不論他們學的是怎樣的二百五，一旦回國搞起“新軍”來，那可就神氣了。文人上司（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奉天將軍增祺等）哪知底蘊？下面的學員就更被嚇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時尚在讀“陸軍小學”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見《李宗仁回憶錄》）。

1.6槍桿與政權，智慧和機運

上述這種情況，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來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凱雖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歲起便身在軍中，和上述美軍中的鮑爾和包爾達一樣，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統帥，對軍中一切操作，無不里外精通。這就不是林則徐、葉名琛、張之洞等“翰林學士”所可望其項背了。——林、張等人是以文馭武；袁老四則反其道而行，以武馭文了——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新的“轉型”的開始。自袁以后的當國者尤其是蔣、毛二公，皆是以武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許認為毛澤東是文人；其實連鄧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鮑爾及袁世凱一樣是行伍出身的統帥。在江西蘇區時他就直接在戰場指揮作戰。嗣后國共內戰，毛公不但親自指揮四大野戰軍，還要“胡宗南聽指揮”呢！“韓戰”中幾個重要戰役，據說也是毛親自指揮的。不用說“八二三炮戰”也是毛司令員在北戴河沙灘上，右手擁抱美女，左手拿電話機指揮開炮的——“風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虛語。不能直接將將，而胡吹“黨指揮槍”，豈非騙人哉？！

鄧小平和陳毅元帥一樣（陳原為新聞記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帶兵官，所以黨才能指揮槍。江澤民工程師未帶過兵，也要搞黨指揮槍。只在軍中施點私恩小惠，拉拢三兩位大將作肱股，以為這樣槍就服從黨，以后就不會有“苦撻打”（coup d'etat），不會有“宏大”（junta，軍人竊權）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師如果也要以文馭武，搞黨指揮槍，要學學李登輝技正也——把軍隊國家化，搞出個憲政法治來。大兵哥不敢犯法，總統主席才不會受“宏大”的威脅！君不見二次大戰時最跋扈、也是最目中無人的麥克阿瑟老兵乎？他橫眉怒目，不聽調度。一個原為賣領帶的小售貨員，竟能以短短一張紙，把他“撤職”！再有二話，就要“查辦”。——李登輝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領！而江主席尚沒有也。今為老李所取笑，豈不該三思哉？！

朋友，沒啥稀奇呢！政制“轉型”罷了。吾一愿老李勿為“島氣”出岔；二愿阿江能認識歷史遠景，拿出氣魄，迎頭趕上也。——大清傳統，以文馭武。袁、蔣、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顛倒的再顛倒過來，近代中國文明就要從波濤洶涌的“歷史三峽”中，平安“出峽”了。——再說句政治學中的“老生常談”：“制度者，智慧和機運之聯合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中，從專制“轉”民治，我們可敬可憐的老圃父，有此wisdom而無此chance。我們那位自己指著鼻子說：“你們追隨我革命”的蔣總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聲聲“完全為人，毫不為己”，卻只會打爛仗、玩女人、作舊詩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無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這場千載一次的“轉型史”中，他陛下既無此chance，更無此wisdom；所以下場最慘——幾乎是“眾口鑠金”、“遺臭萬年”，不學試究古今之變，略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論chance真正是“千載難逢”也。中國政制“轉型”已至“水到渠成”的邊緣，一蹴可幾。當年的孫文，哪有此機運？國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駕駛艙中的偉大的舵手們，有沒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見是雙方都有此智慧；但是雙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縱有“靈犀一點”，也就沖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機會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聞鄧上皇“南巡”時之豪語乎：“政權在『我們』手里！”悲夫，“我們”是老幾？！“我們”之外的“他們”，又是老幾？！自命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爾”、“我”之分，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鄉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與孫國父的“天下為公”的器度相比，則顯得“小”平之所以為“小”了。江公現在也在“講政治”。如果江的“政治”，連個“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輝、連戰、陳履安、錢復、張京育……這幾十個大博士、“全A生”，來聯合造反呢？！——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遺留給第三代小和尚，裝滿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輝總統有沒個“布袋”呢？旁觀者清，曰；重著呢！大的、宏觀的，免談。且談點微觀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總統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國小，講小學生所應學習的歷史教育，應該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這就是個大布袋。李總統原是位農業經濟專家，談小學生的歷史教育，本已撈過了界。——記得《史記·陳丞相世家》里，有個小故事：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內一年“決獄”（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不知道，應該去問“廷尉”（司法行政部長）。皇帝又間，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內史”（農本局長）。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陳平說，為官各有職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搞務實外交，平兩岸關系，制定防空飛彈系統，清除黑金……大事多著呢！哼！一番話說得萬歲爺直是點頭。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況一個國家的元首、皇帝和總統。更何況李總統幼年所學的“中國史”，都是當年日本軍團主義的宣傳品——說古代中國本是個騙來騙去下等民族的集合體。近代中國連“What is China？”都沒個定義（見《重光葵回憶錄》），日本侵華是為著宣揚王道，日本占領臺灣是出臺灣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殺根本沒這回事，日本并吞朝鮮是韓人向化，慰安婦是出諸韓婦、臺婦之自愿，日軍侵略東南亞是皇軍趕走白種帝國主義，解放被壓迫民族，日本向盟軍投降叫做“終戰”……，這種不知不覺，潛藏于下意識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可能就是構成李總統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總統曾是大陸青年的一盞明燈。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實在是很可惜的。若把這一轉變，完全歸罪于中共玩弄中國的民族主義，那也是個錯誤的觀察。——江澤民、喬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務實派（與老毛和林四的胡來是完全不同的），把他們全看成瘋子、壞人或三頭六臂的蘇秦、張儀、季辛吉，都是不正確的——他們哪有那飛天本領，要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要民族主義就有民族主義呢？！

1.7不容“顛覆政府”

拙文原是談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這些時下英雄好漢呢？無他。筆者覺得洪憲之可哀者，是袁世凱處身在那一“轉型”階段，他是既無改制的“機會”，更無改制的“智慧”，所以敗得百身莫贖。而今日這批領袖們，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機會，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積的）。若再慘敗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國家民族之不幸。我們搞比較史學、比較傳記的人，以古證今，骨鯁在喉，順便提一下罷了。

現在再回頭談談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練兵大臣，槍桿在手，乃一心一意要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支德式新軍。不在話下，袁世凱是精明強干，對洋員華員，皆駕馭有方，知人善任。文員則扳請總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參謀營務處總辦”，庶務軍需一把抓。武員則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國留學生，配合洋員，以德國模式嚴格訓練。袁本人亦著軍服、扎皮帶、穿馬靴、掛佩刀；日則觀操、夜則巡營。軍令如山，紀律嚴明。小站中嚴禁吸毒。某夜袁巡營見一軍人偷吸鴉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營肅然。

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國教習，購用克虜伯軍火。軍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國留學生。既然直接取經德國，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黨之淵藪，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干脆不用留日學生，則革命黨不就不禁自禁了。——從鬧革命的立場看來，袁世凱實為民國史上的第一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黨都有其“不斷革命論”的主張。既然“不斷革命”，就必然有“不斷反革命”。——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百余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大家輪流做，這叫我們笨拙的歷史執筆者，如何下筆呢？所幸中國近代政治轉型史，已近尾聲。臺灣已無“反革命法”。大陸在現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辭為“顛覆政府”。如此，則當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也是一種反對顛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數十年國共兩軍中類似的措施，嚴格多矣！搞比較史學者，怎能獨怪老袁哉？！

1.8打入政治核心

總之，袁世凱當年在小站所練的“新建陸軍”，是近代中國第一支現代化部隊，全國矚目。但是建立這支武裝，袁某也是嘔心瀝血的。君不見蔣方震（百里）后來主辦保定軍官學校，在無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場檢閱臺上，當眾舉槍自殺。又不見蔣公介石（中正）受命主辦黃埔軍校，還下是一再辭職，一再不辭而去。其憤激之烈而未舉槍自殺者幾希。

袁公練兵小站之艱難，不在二蔣之下也。他本是李鴻章的親信，甲午兵敗李氏搞掉黃馬褂和花翎之后，世凱便成為孤軍孤兒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處境，晚年還余嘆猶存地告我說：“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章第一節）

俗語說；“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凱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讒言四起。那時他的頂頭上司，便是個野心勃勃的滿族軍閥和大官僚榮祿（一八三六～一九零三）。榮有專殺之權，在讒言四逼的情況下，榮便有心找個借口，殺袁而并其軍。誰知一次榮氏親至小站檢閱，預備就采取行動時，卻被袁軍的整齊軍容和鮮明的器械所感動——榮是個舊軍人，未見過這種現代化的新式部隊也。他競認為袁是個練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為心腹肱股。——兩情相悅，就這樣袁老四這孤兒就找到另一個干爹，而大紅大紫起來，成為榮祿麾下的第一號大將。

榮祿是李鴻章失勢后，得西后專寵的大清帝國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閣作軍機），手握重兵，權傾一時。筆者在論拳亂前文中，就提過他的兵權。那時清廷防衛京師門戶的防軍，有兩大系統，約十余萬人。

第一是“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由西后近支親貴掌握。

第二是“北洋國防軍系統”，由榮祿掌握。這些原是甲午戰爭中，各地勤王之師的殘余。榮祿把他們集中起來，改編成“武衛軍”，共有“前、后、左、右、中”五軍。榮氏自將精銳的“武衛中軍”；而把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為“武衛右軍”，納入他的指揮系統。——這一系統的“武衡”五軍，分駐北京內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軍”為最強，嗣擴充至萬人以上，聲威遠播，朝野側目。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就這樣袁世凱就從一個練兵褊將，擠入大清帝國的政治心臟。此后不論是“戊戌變法”、“八國聯軍”、“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脫稿于北美洲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