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帝王南面之術的運用

簡體傳統

第四章帝王南面之術的運用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就熟讀諸子百家，尤酷愛讀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 年購得
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書3200 多卷，800 多冊，共4000 多萬字。他如獲
至寶，十分愛讀，圈點批注最多。據給他管理圖書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從1952 年到1976
年，毛澤東以風雨春秋二十四載的時光，用頑強的毅力，通讀了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
四史》。”“重點史冊、篇章還二遍、三遍、四遍地讀。”“寫下了大量讀書批注”。“對某些
帝王的成敗得失也多所評論。”當然，除繁忙的政務外，毛澤東還讀了一些馬列的書和現
代著作。但我們可以有根據地說，進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讀書的主線，從中可以研
究他的思想走向。鑄成毛澤東晚年種種大錯的，諸如迫害和誅殺功臣，在黨內制造派系，
堅持終身制和家天下，縱容后黨擅權等等，皆屬“帝王南面之術”。這帝王南面之術，就
是怎樣鞏固皇權，防止大權旁落的學問，就是怎樣坐穩皇帝，怎樣駕馭群臣的學問。帝
王南面之術的思想是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結合實際的運用是《二十四史》
中所記錄的花樣翻新的機巧權術和殘忍陰謀。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要給秦始皇正名，
要給法家正名，正是他這種思想發展的必然歸宿。而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理論”掩蓋下對法家思想的運用，使全國人民眼花繚亂，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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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大”以后，劉少奇和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在抗戰末期特別是解放
戰爭時期，他們思想一致，路線一致，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劉負
責黨務和政權建設；周負責軍事和統戰，凡有贊劃，莫不為毛澤東所器重和采納。住進
中南海以后，他們那種親密無間的關系，悄悄地、逐漸地發生著變化。劉周感到毛的意
圖越來越難以領會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過去提出的理論和路線去做的，但動輒得咎，
毛恰恰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劉少奇和周恩來越來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謹小慎微，
隨時注意與主席保持一致。
高崗是建國之初新升起的一顆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 年，陜西橫山人。1926 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陜北革命根據地。1935 年2 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前
敵總指揮部政委，協助劉志丹領導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圍剿。毛澤東到陜北后，高崗作
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視。1936 年任中共陜北省委書記。1941 年任中共西北局書記。
1942 年5 月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政委，與司令員賀龍比肩進入中共高級軍政領導人行
列。但是以他的資望和年齡，與黨內同志如朱德、劉少奇，黨外人士如宋慶齡、李濟深，
并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仍出乎全黨的意料之外。當時的解釋是高崗是陜北根據
地的代表。有了陜北根據地，萬里長征的紅軍才有了個落腳點。陜北的代表人物劉志丹、
謝子長都犧牲了，數下來就是高崗了。另一個沒有提出來的理由是因為高崗是親蘇派，
毛澤東要“一邊倒”，需要借助高崗疏通與斯大林的關系。
1949 年6 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組團秘密訪蘇。劉少奇為團長。任務
是向斯大林通報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聯合政府的組成，新中國的內外政策，請求
蘇聯援助，并商談兩國關系的一些問題。
在克里姆林宮，斯大林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會見中共代表團。當劉少奇談到新政府
的組成“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周恩來同志為總理，我和任弼時同志不參加政府”時，斯
大林插話問：“高崗同志呢？他參不參加政府？”
劉少奇回答說：“高崗同志參加政府，將担任重要領導職務。”
當劉少奇提到貸款問題時，斯大林很爽快地答應先貸三億美元，并建議組成一個貸
款條約起草委員會，說：“我們方面有米高揚、柯瓦廖夫參加，你們方面呢？”
劉少奇說：“我們方面由我本人、高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參加。”
斯大林說：“我建議由高崗同志代表東北人民政府簽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劉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轉向維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長同志，請明天就在《真理報》和《消
息報》上發表高崗同志率東北商業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開活動。”
陪同中國代表團訪蘇的柯瓦廖夫1991 年接受俄羅斯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岡
察羅夫訪問時，談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實：
我在華工作期間同高崗有著最密切的工作聯系，我同他有著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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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系。在我的記憶中，高崗是一位具有領袖天賦的非凡人物。1954 年（我）已不在華
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測那時發生的事情。我想講一講我親眼目睹的，能夠說明高崗后
來命運的事情。”
有一件事發生在1949 年7 月27 日那次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在這次會
議上收回了請蘇聯空軍和潛艇幫助解放臺灣的問題。隨后情緒十分激動的高崗也發了言。
他完全贊同劉少奇的發言，繼而表示，他想提出他個人的一項建議。高崗說，他建議宣
布東三省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時蘇聯有十六個共和國，卡累利阿
共和國當時也具有加盟共和國地位）。照高崗的意見，這可以保證東三省免受美國人侵犯，
并把東三省變作繼續南下，以徹底殲滅蔣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崗還建議，在
青島駐扎蘇聯艦隊，建議加強遠東的蘇軍，增加蘇軍的人數，并以這些想法證明上述建
議是有根據的。高崗發表完意見，與會者響起掌聲，但從劉少奇的臉色看出，他已經怒
不可遏。
會議結束，我同高崗和劉少奇坐上汽車回到住地。上車后劉少奇指責高崗叛變，，兩
人發生了爭執。當到達住地后，劉少奇馬上向毛澤東發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1949 年9 月，香港的百萬富翁代表團來到毛澤東處，請求允許他們前往東北觀光。
毛同意了。百萬富翁們觀光回來后再次到毛那里報告觀光印象。他們在東北基本感到滿
意，他們說，與南方國民黨地區一片混亂不同，那里很有秩序。與此同時香港人士表示，
雖說東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點不像中國，而更像北方的鄰國。最使他們吃驚的是，在
東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見斯大林的肖像。毛聽到此事，非常生氣，當天便召來
高崗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唯一問題是肖像問題。
政治局會議持續到深夜，大約在凌晨四點鐘，高崗來到我處，他氣憤地講起了會議
上的情況。會上先發言的是劉少奇，他對高崗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提起高崗在莫斯科
建議把東北變成蘇聯第十七個蘇維埃共和國一事。接著周恩來發言，他指責高崗背叛了
中國人民，竭力將東北讓給蘇聯。他建議把高崗趕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我記得，高
崗把周恩來說為摯交，周的立場使高特別痛心。毛澤東并未發表個人意見，只不過對決
議投了贊成票。決議譴責高崗路線，并建議取下中國各地懸掛的斯大林肖像。
高崗離去后，我長時間未平靜下來，我的情緒很壞。最后，我趕緊把這件事報告給
莫斯科。
第二天，中國代表，其中包括劉少奇到我處，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釋。他們說，由
于肖像畫得不好，決定將其取下。雖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還是不得不向毛澤東說清楚
此事。我與毛說定：蘇聯軍事機構、蘇中聯合機構以及中國的黨委會和團委會還是要懸
掛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電報。他支持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路線，并譴責了高崗，這使我
大吃一驚。
我拿著電報去見毛澤東，不過斯大林譴責高崗的那一段話我并未讀給毛聽。不知怎
么毛知道了此事，并報告了莫斯科。過了一天莫斯科問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見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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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把全文告訴了他。毛對補充的內容很滿意。很遺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結束。
1949 年12 月初，我們和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時，毛指示在沈陽停車，并
邀我游覽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未予料到的停車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確證政治局
肖像一事的決議是如何執行的。在沈陽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掛著斯大林身著元帥服的
巨幅畫像，沒有一處掛著毛主席的畫像。毛當時顯然非常氣憤。當我們回到車站時，市
委書記向毛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崗同志，林彪同志為斯大林七十壽辰準備了整
整一車廂的禮物，這節車廂已經掛在他的列車上了。毛對此表示說：“把車廂摘掉，把禮
物卸下，一車拉到高崗家中，另一車拉到林彪家去。請你告訴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國
給斯大林同志帶去了禮物，東北現在還屬于中國。。。。。。”
毛出訪莫斯科期間，高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擊。出訪前夕我已經著手給斯大林寫
關于中國的詳細報告，并在列車上寫完了。我在報告中把毛及其戰友的內外政策基本問
題的實際活動與斯大林向他們提出的建議作了比較。我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相當尖銳的
批評意見。1950 年2 月，即在毛澤東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獲悉，斯大林對我這
份報告以及其他評論中共中央的密電交給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揚也證實了斯大林把這
些文件交給毛一事。1967 年7 月25 日，米高揚同我交談時，說：“迄今為止，還未找到
能對斯大林這一行為加以解釋和辯護的理由，斯大林的行為成了后來排擠高崗的原因之
一。從一開始我就清楚，斯大林這一行為實已注定了高崗的命運。”
以毛的觀點看，高崗并不可靠，他曾經企圖靠斯大林鞏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
時，毛還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賬。毛澤東對高崗事件的處理，表明他深得
帝王面南之術的精微。毛澤東接到劉少奇反映高崗在蘇表現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崗的電報
后，比劉少奇還要“怒不可遏”，但當高崗提前回國出現在菊香書屋時，毛澤東對他慰勉
有加面許高崗準備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使高崗受寵若驚，產生了天大的錯覺，
以為毛澤東在走親蘇路線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劉少奇。
接著就是解決高崗把東北當作自己的獨立王國問題。毛澤東的辦法是“五馬進京，
一馬當先”。為充實中央領導，調五位大區負責人到中央工作：調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
為政務院副總理，調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調東北局第一
書記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調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調
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高崗是
很不情愿進京工作的。別人在大區都是担任一個職務，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鄧小平，僅是
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是劉伯承，西南軍區司令員是賀龍。高崗在東北
卻是四個一把手，他既是東北局第一書記，又是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還是東北軍區司
令員兼政治委員，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后來毛澤東面許他調中央后東北的兼職不變，他
放心了，這不是調虎離山之計，是毛澤東高看他一頭。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
員會主席，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毛澤東確實是對劉少奇、周恩來越來越不滿，越來越
不信任，確實要高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實為證：
·推廣東北經驗，開展“三反”運動。1951 年11 月1 日，高崗向中央作了關于開展
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這個報告引
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1 月20 日他親自起草批語轉發全國，決定：“在此次全國規模的
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一場轟轟烈烈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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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稱之為“經濟內閣”。1952 年11 月16 日，毛澤東決定設立
國家計劃委員會，由高崗任主席，鄧子恢任副主席，委員有陳云、彭德懷、林彪、鄧小
平、饒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習仲勛、黃克誠、劉瀾濤、張璽、安子文、馬洪、
薛暮橋等十五人，陣容之強大為黨政各機關之冠。陳云是中央書記處書記（1950 年10
月27 日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病逝，陳云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于政治局常委，
鄧小平是政務院副總理，又被拉到計委當委員；還在朝鮮打仗的彭德懷和遠在蘇聯養病
的林彪這兩位和經濟工作根本不沾邊的元帥級人物，也成了高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
知，這個人事安排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崗。所以，1952 年底，京
城流傳“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抓住新稅制問題，上綱上線。1952 年12 月31 日，《人民日報》以政務院財政經濟
委員會的名義公布《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并發表社論《努力推行修正
了的稅制》和《全國工商聯籌備委員會擁護修正稅制》的報道。
周恩來認為修改稅制是政務院根據黨的總路線總政策施政中的一項具體政策，內閣
不應拿這些問題去干擾主席。在決定政策時他和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講話是對了口
徑的，毛澤東說：“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
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
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利潤。但比較而言，
目前發展私人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對民
族資產階級，我們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在修正稅制
時，財政部曾設想過公私區別對待，即國營不征，私營照征。在征求意見時，商業部和
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反映；“‘三反’、‘五反’私營企業主生產經營上有困難，應適當扶持
一下，而在稅收上區別對待，勢必擠了他們。資本家躺倒了，對發展經濟不利。”財政部
采納了這個意見。這次修正稅制主要是針對流通環節的，貨物一上市，就只能對物不對
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稅率平等納稅是應該的。這是周恩來作為總理決策的過程。
在修改社論時，薄一波把“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都要按照修改的稅制納稅”改為“修
正了的稅制繼續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原則”。這句話當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沒錯。
社論解釋說：“因為，對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經營，推行經濟核算制，降低成本，
加速資金周轉，降低流轉費用。”這里有鼓勵國營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努力改善經營”增
加競爭機制的積極思想。
但“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提法被毛澤東抓住不放了。他在 1953 年2 月10 日政治
局會議上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
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
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隨后下令，新稅制停止執行。
--撤銷政務院黨組，使周恩來有職無權。1952 年3 月10 日毛澤東作出了《關于加強
中央人民政府系統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決定
尖銳地指出：“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
重要的方針、政策、機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準。”“今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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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黨組工作必須加強，并應直接接受黨中央的領導。因此，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
組干事會已無存在的必要，應即撤銷。”
“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相當于政務院總黨組，1949 年11 月9 日毛澤東決定設
立，周恩來任書記。設立時說是“為了實現和加強中國共產黨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
導，以便統一并貫徹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的執行。”如今撤銷總黨組，說是為了“加
強”中央對各部門黨組的領導，等于說周恩來由加強中共中央對中央政府領導的代表變
成了實現這一領導的障礙。這對周恩來的打擊是很重的。在中國組織系統中，黨委系統
歷來高于行政系統。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接受中央的領導”即是說直接對中央主席毛
澤東負責，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地位和作用類似于有職無權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為幌子，向周恩來奪權。1953 年5 月15 日毛澤東決定把政務院分為工業、
財貿、交通、農林、勞務五個口子，政務院各經濟部門歸口管理。將八個工業部（重工
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筑工業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
劃歸高崗為主席的國家計委領導，財貿口負責人薄一波、交通口負責人鄧小平、雖在政
務院有職務，但他們同時又是計委委員，需接受周恩來和高崗的雙重領導；農林口負責
人鄧子恢、勞務口負責人饒漱石在政務院根本沒有職務，只在計委有職務，等于說這兩
個口只受高崗領導，周恩來不能過問。雖然說國家計委名義上仍是政務院的一個部門，
實際上已經坐大到吞并政務院，周恩來作為總理只能領導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僑
委等部門的工作了。周恩來總理的地位確實出現了危機。不久，又傳出學習蘇聯體制，
改政務院為部長會議，人們不免對誰來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紛紛猜測，高崗的人氣越來越
旺。
·責劉周擅權。1953 年5 月19 日，毛澤東在華南分局一個報告上寫下這樣一段批語：
“嗣后，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
注意。”
寫完這則批語，毛澤東感到意猶未盡，又寫短信一封：少奇、恩來、德懷同志閱后，
交尚昆同志：
1、請負責檢查去年8 月1 日（8.1 以前有過檢查）至今年5 月5 日用中央和軍委名
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
在內），以其結果告我；2、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
破壞紀律的。
毛澤東 5 月19 日
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從維護中央領導核心的團結出發，見到毛澤東的批示
立即給毛澤東寫一報告，說明：“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的決定，每次都是由我整
理的，送少奇、恩來同志審查后，用中央辦公廳的名義發出，遵照來示精神，今后亦應
送你閱后再發。過去未送，是應由我負責的。”
·批轉高崗的報告。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分歧已在黨的中上層干
部中暗暗傳開，附帶流傳的是高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邊。就在毛劉就處理山西省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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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攤牌不久，高崗及時送上了東北地區的報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的觀點。毛澤東立
即提筆揮毫寫按語，連同原件，印成小冊子，發給全黨。按語如下：
茲將高崗同志的、關于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發給你們，并可在黨內
刊物上發表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已經完成了土
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該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
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同時不要輕視和排斥不愿參加這個運動的個
體農民。中央已經起草了一個關于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
印發給你們。
·在政治局批劉少奇。1953 年6 月15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黨在過
渡時期的總路線，并不指名地批劉少奇。他說：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
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
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有人在民主
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搞他們的
“新民主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
是我們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工
作的中心。
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
“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
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
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
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
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
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
展的。
“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
到，這種說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
“確保私有財產”
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
對的。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所謂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
12 個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后全都過
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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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批評的三個觀點，都是從劉少奇講話中挑出來的，大家心知肚明。從此劉少
奇的黨內理論權威的地位，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權威闡釋者的地位，徹底崩潰。
與此相連帶的，劉少奇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也發生了動搖。誰能代替劉？最有希望
攀升的是高崗。許多人都這樣想。高崗自己也充滿了自信。他不僅要取代周恩來，而且
要取代劉少奇。
以上就是毛澤東這位大權謀家為搞垮高崗—這個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
“勢”。斯大林于1953 年3 月5 日去世。解決高崗問題的時機成熟了。在這種形勢下，
高崗像喝了“催命符”一樣，一定會跳出來，必然會跳出來。
高級干部中悄悄地發生著重新排列組合。連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都改換門庭，背叛
劉少奇，投到高崗的旗下，結成倒劉反周的高饒聯盟。
饒漱石生于 1903 年，江西臨川人。1925 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滿州省委代
理書記、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1935 年受命去蘇聯任中國駐赤色職
工國際代表。抗日戰爭時期回國任中共華中局副書記皖南事變時隨軍行動。項英離隊后
中央指定饒漱石為政治負責人，與葉挺軍長一起共同組織軍中大計。重建新四軍劉少奇
出任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對饒提攜重用，1942 年劉調回中共中央時，任命饒
漱石為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委，1945 年“七大”饒漱石當選中央委員，建國后成
為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高崗和饒漱石自以為摸清了毛澤東的意圖，在毛澤東策動的倒劉反周的暗潮中他們
是得天獨厚的“弄潮兒”，肩負著重大的使命，他們肆無忌憚地行動起來了。先是在全國
財經工作會議（1953 年6 月14 日至8 月12 日）上，抓住新稅制問題發難，“批薄射劉”
（即明批薄一波，暗點劉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1953 年9、10 月間）上
抓住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問題“討安伐劉”（斗爭安子文，通過追后臺
的辦法指向劉少奇），在全黨造成了倒劉的聲勢。據薄一波回憶：
財經會議結束后，黨中央提出了我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是否采取部長會議形式、黨
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高崗認為謀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已經成熟
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臺公開活動起來。他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把打擊的矛頭首
先對著劉少奇同志，捏造說劉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視，。還說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
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
場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担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林彪來担任。他還要陳云同志去向毛
主席轉達他的意見，遭到了陳云同志的拒絕。
后來，他南下杭州、廣州游說。在杭州對陳正人同志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
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應該是“高林”了。1953 年10 月間，他對設立總書記
表示不贊成，而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后來他聽說書記處要開會把這個問題定下來，唯
恐自己當不上副主席，曾對陳云同志說：“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幾個，你一個，我一個。”
意思是將劉、周、陳、高都包括在內，遭到陳云同志斷然拒絕后，他又反咬一口，誣陷
陳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羅瑞卿同志對高崗說，我們大家都要勸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崗
卻幸災樂禍。他告訴秘書：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們就要立即返回北
京，因為現在黨內沒有一個人能撐得起來。毛主席12 月要休假，提議由少奇同志臨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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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央領導工作。實際上，過去毛主席離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
少奇同志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負責為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
奇同志主持，不贊成輪流。唯獨高崗表示反對，他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
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崗陰謀活動的本質，就是要推倒劉少奇和
周總理，而由他担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担任政務院總理。他后來在《我
的反省》等書面檢討中，承認他的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
的唯一助手，準備自己接來做領袖。”
毛澤東深知，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中國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難得，人才也難
以駕馭，怎樣使他們在極人臣之位的時候，永遠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
之道的毛澤東是法家的篤信者。韓非子說：“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治于人。”（《備
內》）法家認為賞賜、封爵乃至聯姻等等，固然可以換取臣下的忠心，但這種忠心不是絕
對的，是相對的、不鞏固的，時移勢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弒君，骨肉相殘，
這些事例不絕于史書。因此，任何親信都不是絕對靠得住的。那么怎么辦呢？“圣人治
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
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奸劫弒君》）做國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愛戴固然很好，但不能
依靠這個，依靠這個就危險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愛戴的辦法，有了這個
辦法，王位才能鞏固。法家認為這是“人君面南之術”的精微。這辦法是什么呢？就是
不長期地專一地信任一個人或一派政治勢力，要設立牽制力量，要他們訪查、監視和密
報對方的不忠言行，要他們互相揭發，爭表忠。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設置對立面，利
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崗是個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東
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單獨和斯大林聯系，成為蘇聯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還
遠。王明在中東路事件中提出改“保衛蘇聯”的口號，高崗竟提出劃東北為蘇聯第十七
個加盟共和國。在建國之前。高崗與柯瓦廖夫串通，監督著毛澤東的內政外交，構成了
對毛澤東的主要威脅。建國前夕毛澤東就下了干掉剛剛的決心。但他認為劉少奇、周恩
來有專擅之嫌，危及他獨斷朝綱，他對劉周的批評和措施也是認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給
高崗看的。他要利用高崗制服劉周，這一目的達到之后，再四兩撥千斤，利用劉周除掉
高崗。毛澤東把這一出連環大戲演得有聲有色，把群臣們看得目瞪口呆。
當然，黨內高級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澤東路數的不是沒有，陳云和鄧小平可以作為
兩個代表。陳鄧根據自己對毛的了解，無論如何一個主張將東三省劃給蘇聯的人是不會
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們適時地向毛澤東諫言了。陳鄧向毛澤東諫言的時間大約是
1953 年12 月中旬。這時毛澤東住在玉泉山靜宜園別墅正在靜心思考怎樣轉彎子的問題。
陳鄧諫言后，毛澤東從善如流，立即部署解決問題。當然，陳鄧向毛諫言是冒著一定風
險的。毛劉之間的分歧，毛對周的不滿，他們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崗能夠呼風喚雨，也
不是全靠造謠。如果諫言不納，毛決心貶黜劉周，他們會被看作是劉周的同黨而受到牽
連。
毛澤東找了劉少奇談話，表示對劉繼續信任，無意改變劉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并
提出由劉主持召開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饒的問題。劉少奇檢討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義
向社會主義轉變，特別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跟不上主席的錯誤，對自己歷史上工作的失
誤作了自我批評，對七大以來中央工作的失誤主動承担了責任。毛澤東要求劉少奇在四
中全會做完政治報告后，要接著做一個自我批評，在中央全會上有個交待。劉少奇同意
了。
64

面臨黨的危機，毛澤東感到有必要先給公安部長羅瑞卿打個招呼。當羅瑞卿來到靜
宜園時，毛澤東突然發問：“我退居二線怎么辦？第一線由誰主持？”
羅答：“主席退居二線，當然劉少奇主持一線，不過最近有些傳言。。。。。。”
“你鼻子不靈，嗅覺不靈。世界上人睡覺，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
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你們說擁護我這個旗幟，
不問問旗幟是真是假呢？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不只要打倒劉少
奇，是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這個人還欺騙了一些干部，要把這些干部奪回了。”
毛澤東又把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分別召到靜宜園別墅，對高饒懷
有個人野心，攻擊少奇、恩來，分裂中央的錯誤，跟幾位高級將領打了招呼。
1953 年12 月24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
一個是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陰
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高崗竟沒有聽出這是說他的，想當然地認為這是說劉少奇，
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劉表示謙虛建議由書
記處同志輪流主持時，竟不識時務地叫嚷：“輪流吧，搞輪流好。”
安排好這一切，毛澤東帶上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羅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
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在解決高崗問題之前，毛澤東于1954 年1 月3 日子杭州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捷沃西安和駐華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風格把解決高崗問題向蘇聯通氣。他說：
“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
要打倒我。”
兩位蘇聯客人驚詫不已。
他進一步解釋說：
“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的陜西（毛用手指翻
譯師哲，師哲是陜西韓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
那么現在怎么樣？還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還是不明白，但中國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1954 年1 月初，劉少奇命楊尚昆專程到杭州給毛澤東送去根據他的指示起草的《關
于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毛閱后做了些修改，并給在杭州療養的林彪看過。七
日，毛給劉少奇及書記處各同志寫信，對四中全會的議程和政治報告的寫法做了具體布
置。然后，又給劉少奇個人寫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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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于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后，似擬接著宣讀你已準備的自我批
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要適當，
不可承認并非錯誤者為錯誤。如有可能，請一并電告我一閱。
毛澤東 1 月7 日”
楊尚昆回京向劉少奇面交毛澤東的兩封信之后，1 月12 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政治
局擴大會議，除政治局委員外，陳毅、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軍隊高級將領及黨政方
面高級領導人鄧小平列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在
這次會上高崗十分孤立，他感到與會者都跟他保持距離。他急于面見毛澤東弄清形勢的
變化，自己如何轉這個彎子。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楊尚昆轉交。
會后，楊尚昆再往杭州，將劉少奇準備的在四中全會的政治報告和個人檢討送審稿
以及高崗的信件面呈毛澤東。經過幾天思考，1 月22 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回了一封電報，
全文如下：
劉少奇同志：
楊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崗同志一信。高崗同志在信里說完全擁
護和贊同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并說了他犯的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做自我批
評，想于會前來這里和我商量這件事。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
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于四中全會開會
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
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后一點我在1 月7 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
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并和高崗同
志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尚昆同志留此幾天即回北京。此電送高崗同志一閱，我就不
另復信了。
毛澤東 1 月22 日
毛澤東這封致劉少奇順便答復高崗來信的電報給高崗看過之后，高崗有一種被利用
又被拋棄的感覺。過去說過那么多私房話，說不見面就不見面了，連直接回封信札都不
可得，他領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 月25 日，劉少奇約上周恩來、鄧小平與高崗談話。高崗想對毛澤東說的話，當然
不能對劉少奇等人說；高崗想問毛澤東的事情也不便于問劉；更不能把毛與自己單獨說
的那些話，那些事抖露出來，只能自己承担，這是將來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崗竟然覺
得沒有什么好談的，冷場了一支煙的功夫。后來高崗表示要做一個像樣的自我批評，接
著詢問：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他希望是口頭的，不往下傳達，不存檔。
劉少奇說：“恐怕要書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評的。”
聞聽此言，高崗心頭一震，他對毛澤東導演的這出戲還沒有完全看懂，心存僥幸。“出
水才知兩腳泥。等出水后再比咱倆誰的腿上泥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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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2 月6 日至10 日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頭一句話就是：“我
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的委托，向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作下述報告。”朱德、周恩來、
陳云、鄧小平等44 人在會上發了言。發言者呼吁團結，反對分裂，揭露了全國財經會議
和組織工作會議期間及會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調，沒有一個人敢指名道姓批評
高崗和饒漱石。
在四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在做完政治報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
我批評》的發言。他檢討了八個問題：
1、1951 年7 月“我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馬列
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
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
2、1948 年華北有很多地方提出黨員發展成為富農如何處理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
題在當時并不是緊急的，是可以等一個時候來答復的，因此，我主張暫時不答復這個問
題。”雖然1952 年6 月中央發出《無條件開除不愿放棄富農剝削的黨員的黨籍》的指示
并不算遲，但我“說過一些不妥當的話”，應該取消或糾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總工作的時間犯了不少錯誤。。。。。。我是應該負一定責任
的。”
4、“1949 年6 月，我在一個關于討論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
在主張合作社工作中的資本主義路線’這個批評是不適當的，應該取消。”
5、1947 年我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對“左”傾錯誤糾正不力。“這種‘左’傾錯誤主
要表現在殺人過多，侵犯中農利益和侵犯工商業，在有些地方則在執行整黨工作中采取
簡單的辦法去對付有缺點和錯誤的干部。”
6、1943 年延安審查干部時，“在大會上追迫和搶救。我是中央總學委的負責人，因
此，對于當時的這種錯誤，我也要負一份相當的責任。”
7、“1946 年2 月1 日，中央發出《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指示，中央通
過的這個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經根據這個指示在干部會上做過一個報告，在報告中
有些話講得不妥當，應當糾正。”
8、“1949 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幫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對天津當時的工作說
過許多話，曾經批判了當時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左’的情緒，雖然原則上沒有錯誤，但
其中有些話是說得不夠妥當的。”
劉少奇最后說：“有些問題我如果能夠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澤東
同志請示，用適當的態度更多地和同志們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錯誤。”
在四中全會上。毛澤東不準點高崗的名，是怕轉移了與會者對劉少奇檢討的注意力。
四中全會在政治上保留了劉少奇二號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親手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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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區“正確路線代表”的牌子。從此劉少奇不再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一，而是一個犯了
許多錯誤、被毛主席團結使用的高級干部，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在四中全會以后，毛澤東才從杭州傳回話來：對高饒問題“徹底揭露。”2 月15 日，
周恩來受中央委托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有40 多位知情者和有關人員與會。共開10
天，25 日結束。周恩來定的基調（當然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是：“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
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
心。”高崗經受不住眾叛親離地揭發批判，于2 月17 日舉槍自殺未遂，中央乃決定對高
崗施行隔離審查，從此高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到會26 人，開會7 次，
揭發了饒漱石在新四軍排擠、打擊陳毅，在中組部排擠、打擊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崗進
行反黨奪取的陰謀活動問題。3 月15 日，中央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1954 年8 月17 日，高崗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1955 年4 月1 日，因發現饒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問題，將其收監審查。1965 年
8 月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 年，剝奪政治權力10 年。1975 年饒漱石
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饒和劉周這兩股勢力較勁，是此消而彼長，彼消而此長的。這是常人的邏輯。一
般政治家處理這個問題也必然是這樣一個結果。但毛澤東以他深不可測的權謀，縱橫捭
闔，既除掉高饒，又削弱了劉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厲害、太可怕了。這使高
級干部們凜凜畏懼。不論是受到毛的信任，還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對主席忠誠不二，
才是明哲保身之道—這就是他們從四中全會得到的教訓。
高崗、饒漱石的倒臺，順便解決了大區一級行政機構的問題。每個大區都管轄幾個
省，比一個中等國家都大，而且都擁有軍隊。唐朝藩鎮割據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國北洋
時代直、皖、奉地方軍閥爭鋒的亂局，毛澤東不能不防。七屆四中全會后，1954 年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1954 年6 月19 日中央人
民政府做出撤銷各大區行政委員會的決定。
通過處理高饒事件，鄧小平的品德和才能進一步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所賞識，
1954 年4 月27 日任鄧小平為中共中央秘書長，1955 年4 月4 日，增補林彪、鄧小平為
中央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