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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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于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洋銀兩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一八九五與一九○○)之后，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規蹈矩的圣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后來竟佩‘六國相盈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們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并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嘆。因此在一九○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只地駐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鉅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并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回路轉，中山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他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干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干法。咱中國知識份子是喜歡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派之人，一經卷入‘黨派’，還要再制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份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的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抵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旬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份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黨魁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里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再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志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棄‘第二種忠誠’而和孫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并未消失。那些后來不愿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系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系。
    至于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于一九○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后，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以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鉅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鉅款(留兩千給民報)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子不得了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后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后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原，并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并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干戶。他們在入盟之前并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度’──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斗到底。這種單干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變成‘民報’的臺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底對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贊嘆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詞，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干戶。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兩位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份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得那見黃袍。并且苦口婆心、認勞認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后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后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勛，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只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胡子。他為他這位民國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臺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云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個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下期續完)‘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本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孫’(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么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于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后的斯諾、史沫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勃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干勁沖天的挾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各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里。他們各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拢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并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光復匯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鄰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拢，已把長江流域的菁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后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后，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團體，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么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系。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么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沖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沖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能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罷)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的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的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兩界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的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學留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于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像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當時在日本兩萬名中國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已千萬計的底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了‘革命’二字。)大清帝國‘墻倒眾人推’旅歐中國學生，何必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之后，全國上下還寄望于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余，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記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罷，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占了膠州灣；他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范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獨裁，還想‘收復失地’──?并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質高貴、大義凜然底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合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這兩個混蛋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而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里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家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份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寧贈友邦，不畀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里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后，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底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底嚴重性，已不限于‘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云涌。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采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現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堿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和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于光緒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說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原有徐錫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后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干。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系’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復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義的‘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細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臺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何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的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么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出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癥，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降怪諶送啤≈諶送頻姆較蚴峭耆恢碌模環椒ㄒ餐耆嗤Ｖ皇悄閫頗愕摹⑽彝莆業陌樟拴ぉふ獗閌鍬迥┠輳泄錈碩男問膠托災省?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范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干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范’。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的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干干干；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孫文和楊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救使得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了歐洲的香餑餑了。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辰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么、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后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名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一條‘龍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個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駭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擊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D.學位的老留學生，那批斗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愿再用這個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余‘萬余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作者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給孫博士，并恭送中山離境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