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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個會議一部書轟起來的農業合作化高潮
1955 年3 月上旬，毛澤東回到北京，找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鄧子恢、陳伯達、廖
魯言、杜潤生匯報工作。毛澤東肯定了他離京期間劉少奇、周恩來為緩解的農村緊張局
勢所發出的文件和所采取的措施。對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他說：“方針是三字經，叫
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當場共同議定，浙江、河北兩省收縮一些；東北、華北一般
要停止發展；其它地區（遲解放的新區）再適當發展一些。后來毛澤東又單獨約見鄧子
恢，提出：“全國合作化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個五年計劃完成三分之一，15 年在全國
完成合作化。”
4 月20 日至5 月7 日，鄧子恢主持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毛澤東的上
述指示；在5 月6 日的總結中分析了農村出現緊張形勢的原因和解決辦法，他說：
（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私商改造）這三種都是造成緊張的帶根本性的因素，同
意同志們的意見。當然應該承認，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12 月以前，那時我
也感到糧食問題壓到我們身上，但是去年12 月以后，今年1 月以來，我越看越感到合作
化是主要的。我們這里有好幾個人回家的，沒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沒有什
么亂子，那些地方也有統購統銷，就是沒有合作化，一個合作社也沒有，所以那些地方
有牲口的就不那樣恐慌，這是很明確的。當然，牲口大批的殺賣也與糧食統購統銷有關，
不是沒有關，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鄧子恢強調反冒進，推出“冒進現象不是全國性的，比較多一點是少數省份。。。。。
比如浙江、山東、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覺干部中的冒進情緒是帶普遍性的。這種冒
進情緒如果不講清楚，如果不克服，他將來還要冒進，今年不冒進，明年冒進。”冒進的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對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對農民的小生產的本質認識不
足。。。。。有些地方農民覺悟是有高漲，比如社辦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礎，互助組有基
礎，互助組辦得比較多，比較好，社會主義旗幟在那些地方有個榜樣，那些地方農民的
覺悟當然就有高漲了，這個不可否認。但是你說的那個普遍高漲，普遍的高漲，沒有看
到不平衡，這樣也是不對的，這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沒有看到它的本質；只看到表面現
象，沒有看到它的內心。把這個高潮估計過高，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這是
主觀主義的，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是實事求是的，而是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不
從本質上看，就是不看究竟辦好了多少社，互助組究竟辦得怎樣，合作社辦得怎樣，已
經有多少合作社擺在那里，不是從這個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興興，
雙手舉起來，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認為他們是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這樣看
會使我們犯錯誤的，就助長了干部的冒進情緒。
第二個原因，對合作化是改變生產關系，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最深刻的階級斗爭這

一點認識不足因而對把合作社辦好，對增產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產，
那是很費勁的，除非天老爺保佑他。認為只要插上社會主義旗幟就增產了，那就不是唯
物論。要把合作社辦好，真正增產，內部團結好，樣樣上軌道，樣樣制度化，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
對今后的方針，鄧子恢宣布了四條：
1、 要求一般停止發展。原來我們說今年秋天就停下來，以后主席說，干脆就停
止下來，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2、立即抓生產，全力鞏固。老社10 萬個，新社50 萬個都要鞏固。
3、少數的省是要適當的收縮。丟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極的退卻，而是為了更好
地前進，更好地鞏固。
4、把互助組辦好，整頓好，照顧個體農民，這就是為了搞好生產，為了將來合
作社的再發展。
鄧子恢在北京正在貫徹毛澤東關于停止發展一年半的指示，到了上海的毛澤東，思
想已經起了變化。中共高層干部中承歡媚上之徒，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是個代表人物。
他摸清了毛澤東好大喜功急于實現合作化的心理，對毛說：“黨內有30%的高中級干部和
基層干部反映中農的情緒，不贊成搞社會主義。”這個觀點對毛澤東的影響很大，改變了
他十幾天前與其他中央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改變了三個五年計劃實現全國合作化，每年
“化”三分之一的比較穩健的計劃。
毛澤東急急忙忙回到北京，5 月5 日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開門見山提出“1957 年
‘化’個40%，可不可以？”
鄧子恢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毛澤東說：“不要重犯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做檢討。”
5 月17 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區、中南區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 個省市委書
記會議。毛對他提出的三字經“停、縮、發”作了新的解釋，主要強調“發”。說在合作
化問題上，有種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
6 月14 日，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農村工作部的匯報，批準了1956 年在現有65 萬個社
的基礎上發展到100 萬個的計劃。因為毛澤東在外地，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劉少奇說“明
年發展到100 萬，關一下門，辦好了，讓中農自愿前來敲門，關鍵是保證中農自愿。”劉
少奇主持的這次會議，是緊跟毛主席的思想變化，由“停”而“發”的一次會議。
不料還是沒有跟上毛主席的天馬行空的變化。六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又找鄧
子恢，他認為政治局會議定的到明年春天發展到100 萬個太消極，提出要翻一番，65 萬
個翻一番就是130 萬個。鄧子恢建議還是100 萬個，不要變動了。講了六條理由：（1）
整個合作化運動應與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2）現有的65 萬個社存在的問題很多，鞏固
任務相當繁重；（3）地區之間群眾覺悟水平不同；（4）干部的領導經驗尚待積累；（5）
會計的培養訓練頗費事；（6）蘇聯和匈牙利農業合作化過程的教訓應加注意。談話間鄧
子恢犯上，與毛澤東發生了爭吵。

7 月11 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杜潤生，并要譚震林也
參加，這是準備用譚震林代替鄧子恢抓農業。一見面毛澤東就重申了自己的一番意見，
批評鄧子恢；鄧仍然堅持自己意見。毛澤東不悅，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談話持
續了5 個多小時。鄧子恢犯顏直諫，一片忠心，可惜沒有得到毛澤東的理解。
7 月18 日，毛澤東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寫一便條：“請將上次農村工作會
議各項材料，如報告，各人發言和結論，送我一閱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
會議文件，據以做靶子，著手撰寫《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重炮猛轟鄧子恢。這件事情，
是對鄧子恢，也是對劉少奇。發展100 萬個社是6 月14 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定的，
毛要鄧子恢加碼到130 萬個，鄧硬是不同意，毛認為不僅是30 萬個社的問題，是他能不
能左右政治局的問題，是鄧子恢跟劉不跟毛的問題，是誰代表黨中央的問題。毛澤東超
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權威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他所謂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是個以退為進的策略，中央政治局除他以外的多數定下來的事，要經過他點頭認可才算
數，這不是政治局與主席的關系，這是軍機處與皇帝的關系。
1955 年7 月31 日，毛澤東繞開政治局和書記處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
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所謂“繞開”就是說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同志對毛澤東在這個
會上要講什么事先并不知道，他們是和省委書記們一起聆聽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
題》的報告的。只聽毛澤東說：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高潮就要到來。我們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
搖西掇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
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
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通觀毛澤東這篇演說，高屋建瓴，頭頭是道，把個鄧子恢和主張穩步發展合作社的
干部批得抬不起頭來。從形式邏輯來看，毛澤東的推理是嚴密的，環環相扣，無懈可擊。
但這一番大議論的前提是農民到底有沒有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這是通篇立論的基礎。
毛澤東說有，很大，而且是高潮，這種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鄧
子恢認為：“把這個高潮估計過高，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這是主觀主義的，
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實事求是的。”毛澤東認為這種不同的認識，“表現了兩條
路線的分歧。”
毛澤東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腸認識問題的。他充滿感情地說：“許多貧農，則因為生
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
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
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
他們解決困難。”
被貧苦農民稱頌為“大救星”的毛澤東，領導農民分了地，翻了身，過上了好日子。
其中85%左右的人經過三四年的勞動發展，上升到中農的地位；還有一些人家很快享用
完了土改的勝利果實，重新陷入了貧困，究其原因或由于主要勞動力有病或死亡，或由
于不會經營，或由于好吃懶做等等。毛澤東關心這些貧困戶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怎么
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辦法是政府出錢來救濟這些人，但毛澤東領導下的政府百廢待興，

拿不出錢來；再一個辦法是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把農民組織在一起解決富幫窮的問題，
避免有些人發家，有些人賣地。如果這樣做能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政府從農民手里拿
到更多的糧食去發展工業，這是解決五億農民問題的最佳方案，毛澤東對此充滿了先知
先覺的自信。
在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以后，各省、市、自治區聞風而動，開
展了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斗爭。
1955 年10 月4 日至11 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擴大）全會。陳伯達代表中央
政治局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
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為主題作會議總結，又有驚人之論，他說：
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
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么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事。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
從毛澤東的這一番宏論來看，他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小生產，都是
作為政治概念來看待的。
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些東西同時還是個經濟概念，是個生產力的概念。毛
澤東既把這些東西看作是政治觀念，他消滅這些東西的手段也是政治手段，即在他權力
所及的范圍內，運用政權的力量，發動和領導群眾來消滅資本主義和小生產。作為代表
一定生產發展水平的資本主義和小生產，如果不是用經濟手段，即創造更高的生產率的
生產方式來代替他們，而用政治手段—政府領導的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消滅它們，那必然
會流于荒謬。但毛澤東竟認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點”就可以辦到，這
里確實表現了毛澤東對經濟理論的驚人無知。他的魯莽滅烈的改造中國的計劃—消滅資
本主義和小生產的計劃，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亂，絕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在總結時心里有些不踏實，自問自答地說：“會不會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
少。他們認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們搞的這一套將來統統要翻，說我們并非馬克思主義，
而是機會主義。但是，據我看，大勢所趨，這個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各級干部一定要堅決貫徹他的路線。“在今后五個月之內，省一級，地區一級，
縣一級，區一級，鄉一級，這五級的主要干部，首先是書記副書記，務必要鉆到合作社
問題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種問題。。。。。如果老是鉆不進去那怎么辦呢？就應當改換
工作。”這里“改換工作”是撤職罷官的客氣說法。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之后，各地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小腳女人”，成為時尚。
各級干部承受了巨大壓力。本來毛澤東給共產黨的干部定了一條規矩：對黨的領導機關
負責和對人民群眾負責的一致性，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這是毛澤東得民心、得天下的
一個法寶。這個規矩一破，黨風整個就變壞了。從開展合作化運動以來，對上級負責和
對人民負責不一致的情況，甚至截然對立的情況，越來越多。你要堅持對人民群眾負責，
就要準備當“小腳女人”，被扣上右傾的帽子，就要準備撤職丟官。你要跟上上級精神，

跟上毛澤東的路線，就要昧著良心說瞎話，報假情況，對下級，對群眾，強迫命令，不
擇手段，按上級要求的數字，完成發展指標；你要想有突出政績，比別的鄉、別的區、
別的縣、別的地區、別的省市自治區發展得快，發展得多，就要完全不講良心，不顧群
眾死活，吹牛造假，瞞天過海，無所不用其極。反正毛主席說了，不講仁慈，不講良心，
才是馬克思主義。各級干部經過一番痛苦的思想斗爭和抉擇之后，大多數跟上來了，決
心只能顧一頭，顧上頭。少數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要講良心，講黨性，對群眾下不了狠
手的干部，就當了“小腳女人”，被淘汰了。1955 年10 月，山西、浙江、廣西、四川、
廣東五個省（自治區）的黨委向中共中央送來報告，大講本省農村“社會主義積極性空
前高漲”，證明毛澤東的預言“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確實已經到來了。
毛澤東認為中央農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下令各省關于農村合作化的文件電報，直
接送他處理。他通過寫批語，樹“先進”的辦法，選擇一些報告轉發全黨，無形中造成
了各省在做法和指標上互相攀比的形勢。8 月31 日毛澤東在批發安徽省委的報告時寫道：
“安徽省委尖銳地批判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種批判是完全必
要的。”因為安徽省委承認本地區有“小腳女人”，用斗爭“小腳女人”的辦法，解決干
部中的“右傾思想”，促進本省的農業合作化高潮。
呼風喚雨，造成農業合作化高潮的不是廣大農民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
是廣大干部不講“仁慈”，不講“良心”，強迫命令造成的；是“三個會議一部書”改變
了干部思想作風一哄而起的。三個會議就是1955 年5 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15 個省市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7 月31 日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的全體省市自治
區黨委書記會議和毛澤東主持并作結論的七屆六中全會，一部書就是毛澤東親自選編并
作序言的《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這部書選了176 篇材料，90 多萬字，發行152
萬冊，當然是公家印，公家買。毛澤東在談到這部書時不無得意地說：“我用了11 天功
夫，看了120 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還走得寬，
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這就是聲明，他說：高潮來了是有根據的，是唯物論，不
是胡思亂想。這就增加了他的結論的科學性和說服力。但他這一次調查研究，與井岡山
時代對長岡鄉和才溪鄉的調查研究有根本的不同。那時他像窮教書先生一樣，親自深入
到農民家庭中去，農民和他沒有一點隔閡，無拘無束地談自己的境況，毛澤東口問手寫，
整理成篇。這些成了他在民主革命時期組織發動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實行農村包
圍城市的革命路線的最可靠的理論基礎。現在不同了。他是國家元首，是主席。在農民
心目中，主席和總統、皇帝是一個概念。而毛澤東又給農民分了土地，使他們得到了翻
身解放，因此毛澤東在廣大貧苦農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有一種半人半神的神秘和敬畏
感。他一出現在群眾中，就是山呼海嘯的一片“萬歲”聲，他再也無法接近群眾，無法
接近農民了。有時他要“抗議”，一定要見群眾，也能見到。但那是在省、地、縣各級領
導的陪同下，在從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廳到縣公安局的秘密保衛下，見什么人，在哪里
見，被召見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說什么話，都在事先導演排練好了，毛澤東很難知道群
眾在想什么，很難知道農民的真正憂慮和渴望。這是毛澤東的悲劇。在中國這樣的體制
下，國家領導人下去視察是很難看到真實情況的。所以古代有作為的皇帝講究“私訪”，
那時沒有電視，沒有照片，群眾不知道皇帝長得什么樣，“真龍天子”青衣小帽出現在市
塵酒肆之間，很能看到和聽到一些真實的民間疾苦。毛澤東既無法真正向農民作第一手
的調查，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來的報告。在報憂得憂，報喜得喜的情況下，各省的第一
書記要摸準毛澤東的意向，才敢向中南海報材料。于是，省委對地委，地委對縣委，縣
委對區委，區委對鄉委，鄉委對村支部，一級對一級，對材料的觀點和導向是非常明確

的。既然政治局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說了實話，碰了那么大的釘子，當了
“小腳女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誰還敢再講實話呢？于是迎合毛澤東的“高潮”
說，從各個角度反映農村確實出現了社會主義高潮，反映農民確實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積極性”，反映合作化比單干確實有“增產”的優越性的典型材料，經各級文章圣手層
層編造、層層修改、層層把關、層層拔高，最后送進了中南海，毛澤東看到的就是這些
東西，他據以判斷“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
將到來”的理論基礎，就是這些東西。
毛澤東在 1951 年12 月27 日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說：
1955 年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中國的一億一千多萬農戶中，到
現在—1955 年12 月下旬—已經有60%以上的農戶，即七千多萬戶，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
加入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在1955 年7 月31 日所作關于農業合作化
問題的報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數字是1690 萬戶，幾個月的時間，就有五千幾百
萬戶農戶加入了合作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 年一個
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
1959 年，或者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這
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前一些
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
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
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在這種氛圍下，各省不斷加碼，悄悄修改自己的指標，以免成為落后的典型。所以，
實際運動的發展，又比各省報的發展規劃快得多。到1956 年11 月底，全國農村實現了
合作化。共建農業生產合作社764000 多個，入社農戶1674 萬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6.1%。
由于毛澤東在《高潮》一書中對北京郊區白盆窯農業社由互助組直接升入高級社加以肯
定，各地立即掀起了“一步登天”辦高級社的高潮；由于毛澤東肯定了浙江省慈溪縣岐
山鄉辦大社的做法，一鄉一社，幾鄉一社的大社也多了起來。到合作化完成時，高級社
占全國總農戶數的83%，達488500 個，入社農戶超出一億戶，平均每社206 戶。
于是，奇跡出現了：原計劃用三個五年計劃，15 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農業社會主義
改造—由個體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轉換，在短短四年時間就宣告完成了。
就在毛澤東期望農業合作化帶來農業生產大發展的時候，“不識時務”的忠臣鄧子恢
又給毛澤東送去了壞消息。1956 年12 月6 日鄧子恢在一份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上說：
“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委農村
工作部作了聯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
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搖想退社的戶，所占比
例要大一點。浙江的寧波專區，已退社的約占社員戶數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廣
東全省已退社的約7 萬戶，占社員戶數1%，并已有102 個社垮了臺。遼寧省今年是豐收
的，也發生社員退社的現象。”退社的主要原因“大多數是因為減少收入而引起的。各省
一般就有10-20%的社員減少收入。減少收入較多的戶，多半是富裕中農、小商販、有技
術的手工工人等，積極想出去單干；減少收入不多的戶，情緒也有些動搖。”

接著河南省委于 12 月21 日報告：“臨汝縣汝南原十區一帶，曾經一度發生所謂‘鬧
社’。其規模涉及13 個鄉，67 個自然村，35 個合作社，84 個生產隊，共包括3 萬人口的
地區。。。。。。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干部，甚至私自改選干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
糧，最后鬧分社、退社。”
12 月24 日毛澤東又接到廣東省委的報告：“據最近到省人民委員會請求退社較嚴重
的中山縣南頭區調查統計，全區增收的戶5164 戶，占54%；保產保收的2431 戶，占25.5%；
減收戶1767 戶，占20.4%。在減收的農戶中多數是上中農。如中山永寧洪水村一戶老中
農鄧丙業，入社前每年純收入1750 元，入社后只得600 元；九州基老中農劉旺興，入社
前純收入650 元，入社后只得180 元。上中農認為：合作社富養窮，強養弱，是大拉平。”
毛澤東認為這是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沒有一番嚴重的階級
較量是不行的，他要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他在《誰說雞毛不能上天？》
一文的按語中說：“在中國農村中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
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合作社這面站著共產黨”，“在富裕中農后面站
著地主和富農”。這個階級陣容一擺，還有什么和平競賽呢？誰還敢鬧退社呢！合作社成
功的標志就是在生產力的發展上超過富裕中農，社員的平均收入超過富裕中農。毛澤東
沒有辦法把合作社的生產率提上去，讓社員增加收入；卻有辦法把富裕中農的生產率打
下來，讓富裕中農減少收入。把富裕中農推向地富陣營，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很快
就辦到了。他用政治手段把富裕中農經濟催垮，合作社就一枝獨秀，沒有人和它比美了。
毛澤東要防止兩極分化，要富幫窮，這在道德領域是無可非議的，但在經濟領域是
落后的，是行不通的，是空想社會主義。
所謂貧富“兩極分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并不是絕對的壞事。如果不允許分
化，人類還處在集體漁獵、集體耕種的原始公社時代，實行共同生產、個體分配的制度。
這種制度的維系是以生產力低下基本上沒有剩余產品為前提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原
始公社解體的。奴隸社會的產生不是某個人有了邪惡的思想，是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
了剩余的結果。所以恩格斯說：“文明向前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一步。”恩格斯還辯證
地指出：“可是這種進步包含著對抗，它同時又是退步。”（《反杜林論》）把兩極分化當做
絕對的壞事，一輩子提倡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的毛澤東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學。
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況。我們絕
不會想到要恢復這種狀況，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況中必然要產生
階級差別。只有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
高的階段，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滅成為真正的進
步，使得這種消除持久鞏固，并且不致再說話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衰落。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論俄國的社會問題》）
由此可見，有兩種防止“兩極分化”的辦法：一種是把社會拉向倒退，回到野蠻人
和半野蠻人的“沒有任何階級差別”的狀態，那當然是普遍的貧窮，在普遍貧窮的條件
下求社會平等，中國古代的空想社會主義，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張“不患貧而患不均”；
另一種辦法是把社會推向前進，不怕道家義憤填膺地喧嚷，允許競爭，允許會經營的人
先富起來，在生產力大發展，社會財富普遍增加的情況下，“使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

的進步”，“并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衰落。”前一種辦法是毛澤東的合
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的辦法；后一種辦法是鄧小平“包產到戶”，也許“自發資本主
義勢力”自由發展的辦法。
在農村經濟領域，人們追求多勞多得發財致富的努力，即所謂自發資本主義傾向，
是先進生產力的活的靈魂，滅了這個活的靈魂永遠不會有先進生產力。“掐尖減富”（即
不許有人先富起來）是空想社會主義的死穴，是毛澤東農業合作社道路失敗的根源、所
以他堅持辦起來的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頓，整頓20 年也沒有整頓好，公
社化的優越性全在報紙上，在廣播里，而實際生活中，人民的口糧越來越少，布票越來
越少。1956 年人均口糧408 斤（市斤，每市斤折合半公斤），合作化道路走了20 年，到
1976 年人均口糧是380 斤，減少28 斤；食用植物油1956 年人均消費5.13 斤，1976 年為
3.19 斤，減少1.94 斤，1959 年棉布憑票供應時每年每人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
分之一米），1976 年為23.55 尺，減少5.62 尺，其中1966 年每人只發了9 尺布票。（《中
國統計年鑒》（1984 年）第477 頁）經濟發展數字可以造假，平均到人頭上的油、布，幾
億人口在那里證明，造不了假。經過20 年窮折騰，在毛澤東死后人民公社全部垮臺，回
到包產到戶，恢復單干。這就是歷史對社會制度的選擇。
現在又有人鼓噪，包產到戶搞錯了，在每人幾分地上農業是發展不起來的，農民是
富不起來的，還是要搞集體化、合作化。把“包產到戶”理解為發展農業的終極政策是
“左”的流毒未肅清的表現。包產到戶是開頭不是結尾，接下來土地私有（農民可以買
賣租賃土地），兼并分化，土地向種田能手那里集中，形成種田大戶，最后出現私人農場，
都是以包產到戶開頭的農業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到包產到戶就止步當然不行。現在的
問題是鄧小平破題的文章沒有人敢往下做。在上層是怕承担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
責任；在下層是把土地所有權控制在政府手里，可以任意地開發利用土地資源，剝奪（只
象征性地給一點補償）本該屬于農民的土地。于是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越來
越嚴重，長期得不到解決。中國五十多年“三農”問題的源頭，是合作化中農民被剝奪
了土地的“產權”。“一切土地歸國家所有”，這就不去“三農”的根基徹底懸空了。改革
開放以來連發8 個中央一號文件，沒能解決“三農”問題，其癥結就在于指導思想老是
要繞開“耕者有其田”這個本質問題。沒有土地的產權的農民、農村和農業是永遠發展
不起來的。
我國的土地制度，參照世界先進國家情況，以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混合土地私有制
為宜。美國公有的土地總共將近8.7 億英畝，它大約等于美國全部土地面積的38%，其
余62%的土地則分布在幾百萬私人手中。日本現行土地所有制有三種主要形式，即國家
所有、公共所有、個人與法人所有。屬于國家所有和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的土地占國土總
面積的35%，屬于私有的土地面積占占國土總面積65%，其中，個人所有的土地占57%，
法人所有的土地占8%。土地的自由買賣推動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終推動日本經濟的
發展，使其實現了強國富民的夢想。
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是虛置的。按我國現行的土地法，用地
單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農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對他的的主人農民，而是要向政府提出申
請。由當地政府（省、市、縣）出面將所需耕地轉變為國有土地。政府出面買農民的土
地，農民的法人代表村長或村支部書記只能乖乖地聽政府的，在村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
做主將耕地賣出；再由當地政府高價賣給用地單位。當集體的成員（農民）不具有實際

的土地財產權利，而具體的法人代表在失去農民監督的情況下，行使所有者權利時，任
何外來的對集體土地權利的侵害和剝奪，在滿足了個別人利益之后，不會遇到任何阻礙。
真正的土地所有權在鄉以上各級對方政府官員手里，大至一個開發區的建立，小至一個
高爾夫球場的建立，那里頭包含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員的私人利益呀！“南方
某市市政府國土部門征用農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 元，賣給開發商每平方米150-300 元；
中部大省某市征用農民承包土地每畝3 萬元，而農民實得不過1 萬元，市政府國土局賣
給房地產商每畝10 萬-30 萬元；某城市2000 年征地13 平方公里，每畝農民得補償3 萬
元，賣出掛牌價每畝135 萬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達45 倍），當地政府通過賣地已賺
了65 億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辦公大樓。”（2005 年8 月24 日《文匯報》，張根生：《關
于土地經營的調查》）這樣干法還能說黨和政府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嗎？
據國土資源部主辦的中國土地雜志2001 年第九期劉田一著文說：“近二十年內，國家向
農民征用土地約1 億畝，國家利用壟斷一級市場的制度和征地廉價剪刀差（土地市場價
—征地補償費之差）總共從農民手里拿走土地資產大2 萬億元以上（這顯然是一個保守
的估計數）。”這2 萬億元以上的資金，成了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財政，主要用于城市
建設、城市擴張上，對農村則是極大的損失，有人推算，這筆資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農
村的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建設上，那么農村的發展將大為改觀，城鄉差距就不會像現在
這樣懸殊。
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在
政治體制下以國家的名義已經剝奪了4000 萬農民的耕地，使他們成了赤貧。農民貢獻了
土地，一座座新興城鎮閃亮登場，但城市化并沒有帶動農村的現代化，并沒有幫助農民
脫貧致富。據多部門多渠道調查，土地補償金分配結果一般是各級地方政府拿走50-60%，
村組拿走30-45%，農民只得到5-10%。2003 年底，我國耕地面積只有18.51 億畝，人均
耕地僅1.43 畝，為世界耕地資源的45%。我國是13 億人口的大國，年均需糧5000 億公
斤左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經連續四年達到這個水平，但2003 年降為4305 億公斤，
這個底線敲響了警鐘。我們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須保證全國人均有一畝基本農田。
目前全國已有8 個省低于這一水平，有666 個縣已低于人均0.8 畝。地方政府靠倒買倒賣
土地搞創收，增加GDP，得實惠，出政績，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而且斷送了子孫后
代的生計。
必須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
私有有兩個最主要的標志：一是無限期可以繼承的所有權，二是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如
果土地所有權完全私有化了，農民將成為自由民，若農民要棄農進城，或從事它業，他
可以出租或賣掉土地，讓土地轉化為貨幣資本。可自由出租買賣的土地比不可以自由出
租買賣的土地市價要高得多。國家建設必要的土地征用，地價形成要靠市場機制。農民
要有參與權、要價權、談判權。要讓土地資本化，并將安置失地農民為前置原則，還要
考慮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土地私有化會使農民富起來。臺灣很多農民比城里人富，
就是因為他們有大塊土地的所有權。
鄧小平破題的文章群眾在自發地往下做。廢除公社制度20 多年來，農村發生了什么
變化呢？在湖北省江漢平原的監利縣，改革開放以來，出外務工者日見增多，據2000 年
統計，外出人口達33.8 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3%，其中勞動力22 萬人，占全縣總勞
動力的49%。村莊是“38-61-99（婦女、兒童、老人）部隊”留守，出現了棄田撂荒現象。
監利縣棄田41 萬畝，占耕地面積的26.4%；棄田最厲害的毛市鎮占本鎮土地的38.9%；

在毛市鎮的吳村這個比例達 71.4%。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種田大戶”，土地向集約經營、
規模經營發展。“種田大戶”萬良伍原是洪湖市農民，老家只要七八畝田，但他懂農活，
會經營，1997 年來監利縣網市鎮扒頭村承包200 畝田，據他自述：“種七八畝田就算一畝
收入500 元也不過4000 元，種200 畝田就算一畝收入只有200 元，收入也有40000 元。”
據《南方周末》2001 年6 月14 日《新土地革命》一文報道：
就在萬良伍200 畝水稻田旁邊，30 出頭的黎維華種植了500 畝湘蓮，去年他種湘蓮
200 畝，賺了七八萬元，預計未來幾年收入可以突破20 萬元。
規模的擴大有利于機械化耕作及引進新技術新品種，調整種植結構，種田人因此節
約了開支，提高了產量。增加了收入。記者在田間遇到萬良伍時，他的一條機耕船正在
犁田，而在他只種七八畝田時，使用的是耕牛。
橋市鎮南塘村的張新芝剛化9 萬元買了一臺聯合收割機。
在監利、橋市鎮南塘村的張新芝有種田大王之稱，今年他種了1100 畝田，去年更是
達到1500 畝。去年年初張新芝對一些鄉親們說：“你們外出打工放心走，你們丟下的田
我一個人包了，年底我們比一比，看誰賺的錢多。”她認準一個理：“只要肯吃虧，種田
有錢賺。”在張新芝的“莊園”內，不光種水稻，還種棉花、大豆、甘蔗、高梁；不光搞
種植，還養魚、養雞、養豬、榨油、釀酒。
“都說現在種田不賺錢，我的體會是種憨田不賺錢，憨種田也不賺錢，現在糧食價
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糧食加工廠，糧不賺錢，糧食酒還是賺錢，菜籽不賺錢，菜油也賺
錢。糧食滯銷我不怕，我辦有養雞場、養豬場、油廠、酒廠，都可轉化余糧。”去年一年，
張新芝的“莊園”純利潤達十幾萬元
在耕作方式上種田專業化與社會化初步顯露。一些農戶在逐步摒棄以往事必躬親的
小農經營方式，他們雇人播種、管理、收割、指導技術，種田大戶張新芝去年開給雇工
的工資就有六萬多元。
一些專門的農業服務行業逐漸興起。監利縣拓木鄉謝北平今年與人合伙買了三臺聯
合收割耕種機，花費26 萬元。自從機械買回后，農忙時節沒有一天空著，租用機械的不
僅有本鄉人，還有外鄉人，“生意好得出奇”，當年就可以賺回本錢。
現在，拓木鄉做農機服務生意的有8 戶11 臺機械，而且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謝北
平說：“先有種田大戶，再有我們農機大戶，反過來農機大戶又帶動了種田大戶。”
產業結構的調整也變得輕松了。棋盤鄉桐湖村村民張連發在做水產生意積累一定資
金后，今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 畝養河蟹，養河蟹每畝效益比種水稻高出20 倍，在
張連發等一批大戶帶動下，全鄉有70%的農戶搞起了養殖。在棋盤鄉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
中，土地流轉后形成的大戶或前來投資的公司起了關鍵作用。
據統計，到今年三月中旬，監利縣承包或租賃100 畝以上農田的種田大戶有一千多

個，其中開發 1000 畝以上的有30 多個，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長。
各省都有自己的“監利縣”，監利縣是全國農村的縮影。監利縣的農業發展道路概括
地說就是：通過土地向大戶集中，農民向城鎮轉移。監利道路為為中國“三農”問題找
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產權給了農民，這條道路接近歐美國家家庭農場的發展道路，
經過20 世紀許多先進國家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成功的道路。要走好這條道路，，關鍵
是政府放開政策，不要干預，讓農民自己去搞，自發地搞；一干預，搞什么變相的合作
化（如合并農戶搞農業公司之類），那些生機勃勃的現象很快就會被扼殺，回到共同貧困
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中共在反思歷史的時候，企圖以 1958 年大躍進為界，在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確的，
在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好像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只是過快、過急，工作粗糙
的問題，如果采納鄧子恢的意見，穩步發展，工作細致一些，按原來計劃15 年過渡完，
也許情況就不同了。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分歧，是工作方法的分歧，鄧子恢不敢也沒有從
根本上反對農業合作化道路。按照鄧子恢穩步發展的意見，農村可能少遭受一些破壞和
損失，但最終農業還是發展不起來。
試圖通過農業合作化讓農民擺脫貧困的蘇聯集團各國，沒有一個是成功的。蘇聯的
農業，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時，盡管已經有了拖拉機，糧食還是沒有達到沙皇時代的水
平。1913 年沙皇時代俄國的糧食產量為8600 萬噸，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這時的俄國
已經變成了蘇聯，由一個俄羅斯變成16 個加盟共和國，領土增加了24%，“解放”和“發
展”了40 年生產力，糧食產量是多少呢？8200 萬噸，比起沙皇時代的俄國，不僅沒有增
加，還減少了400 萬噸。蘇聯開創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及其相關政策，被實踐和時間證明
是失敗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說合作化基本正確，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是不對的。公社化后期實行所謂“三級
所有，隊為基礎”就是恢復合作社。三級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
隊為基礎就是以生產隊為經濟核算的基礎。實際上，保留公社名義，是為毛澤東保留面
子，隊為基礎就是退回初級社階段。問題的關鍵是退到這一步并沒有使我們在農業上擺
脫困境。二十年來，許多農民付出了溫飽和生命的代價，換得了年年豐收的虛假數字。
請看1978 年的農民收入吧：
1978 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33 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
全國有4000 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人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
從冬到春靠政府經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約有2 億人每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足兩角，
有27160 萬人每人每天掙0.164 元，有1 億9 千萬人每人每天掙0.014 元，有1.2 億人每
人每天掙0.011 元。山西平魯縣每人每天掙六分錢。提供這些數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記者，
1978 年他訪問了沂蒙山區農村，拍下了許多珍貴照片，用鏡頭定格了毛澤東模式的“農
村社會主義”：一家三口擠在一張床上，床對面拴著山羊；一位老人一個冬天都躺在床上，
因為沒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讓洗碗，為的是餓極時能聞一聞碗里的香味。。。。。。
（《大轉折的瞬間：目擊中國的農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6 月版）鄧小平倡導
改革開放以來，在世紀政策上摒棄了合作化那一套，農業退夠，回到了包產到戶、單干，
但理論上只推倒了1958 年。2003 年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仍在鼓吹毛澤東“開辟中國
農業合作化道路”，睜著大眼說瞎話，硬說合作化“沒有引起社會震蕩，沒有出現毛澤東

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大量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年年增產。”（《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卷418 頁）這等于宣布，改革開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沒有回到合作
社搞了包產到戶—搞錯了，為第二次農業合作化運動，為下一輪大折騰留下了歷史的和
理論的根據。這是明目張膽地否定改革開放的路線，中國共產黨如果采納他們的理論，
膽敢搞第二次農業合作化運動，再重復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錯誤，那就真的要亡黨亡
國了。

網載 2015-06-02 23: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