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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恨水(1897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遠，恨水是筆名，取南唐李煜詞《相見歡》“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之意。張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說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稱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和“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作品情節曲折復雜，結構布局嚴謹完整，將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小說與西洋小說的新技法融為一體。更以作品多產出名，他五十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創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是中、長篇章回小說，總字數三千萬言，堪稱著作等身。

2012年10月12日張恨水的骨灰安葬于故鄉潛山張恨水紀念館并立銅像。

“張恨水”似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尷尬的角色：一方面，作為20世紀創作數量最多、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他用畢生心血所營造的3000多萬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種體裁，勾勒出一幅鮮活的20世紀前半葉的社會圖景。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史卻在相當長時間內或將其作為批判對象，或干脆不列入文學史。

然而拂去歷史塵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審視這個名字。他的作品在當年的暢銷程度不可想象，他的小說被改編的劇種也最多，從京劇、滬劇、河北梆子、黃梅戲，一直到評彈、京韻大鼓。到了《啼笑因緣》時，甚至連木偶戲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張家又要增添一個小生命。因為上面都是男孩，張恨水特別希望這個小生命是個女兒，見又是個男孩，又正值戰火紛飛的多事之秋，他說，也好，讓他以后入伍打仗吧——這便是“張伍”名字的由來。受熱愛京劇的父母影響，張伍考入中國戲曲學校(中國戲曲學院的前身)，學習老生，后改為戲曲研究。雖已是七旬老人，但一開口，那字正腔圓、底氣十足的“架勢”便立即顯露出當年功底。張伍說，從父親為他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張恨水不是許多人想象的只會吟花弄月的舊式文人。

上世紀60年代張恨水先生的全家福

張恨水的“誕生”

父親“張恨水”的名字，是與《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諸多深入人心的文藝作品聯系在一起的。但說來人們也許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親，居然是數代習武的將門之后。

我的曾祖父張開甲自幼習武，是家鄉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國興起時，他還曾入湘軍曾國藩部隊。他的絕技是信手拿一雙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夾死一只蒼蠅，而被夾死的蒼蠅，只是翅膀折斷，身體依然完整。父親后來在寫《啼笑因緣》時有一細節：關壽峰請樊家樹吃飯時用筷夾蠅，很多人認為“不真實”，“荒誕不經”，殊不知這恰恰是曾祖父的絕技。

父親原名心遠，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潛山。據說他出生那天，正好是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參將(二品頂戴)的喜報。曾祖父大喜，認為這個孫子是大富大貴的命，豈不知造化弄人，父親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貴，手耕筆種，糊口而已。

父親6歲入私塾讀書，天資過人，過目成誦，祖父本來計劃讓父親東渡到日本留學，但父親更向往歐美。祖父一時拿不出那么多學費，就讓父親等一段時間，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場急病猝然去世。父親是家中長子，去世前，祖父把父親叫到榻前問他：你能否上養老母，下養弟妹？父親跪在病床前，鄭重承諾下來。從此，家庭重担便壓在父親身上，一壓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親只有17歲，在親友介紹下，先到了上海，考進孫中山先生辦的蒙藏墾殖學校就讀。這期間，他試著寫了兩個短篇小說投到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沒抱多大希望。沒想到過了幾天，竟然收到主編惲鐵樵的親筆信，表示可以刊載。父親欣喜若狂，雖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惲鐵樵離開《小說月報》，稿子也未見登出，但這對父親最終走向文學生涯，無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親在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漢口再發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這個名字曾引起讀者很多興趣和猜測，其實就來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一句。

1913年，因時局不定，蒙藏墾殖學校解散，父親再次失學。后被他的堂兄介紹到著名話劇藝術家李君磐和陳大悲主持的“文明進化團”，做一些文字宣傳，也曾粉墨登場，上臺演過戲。此后父親又參加了蘇州的“民興社”，結識了劉半農等許多新朋友。這些經歷，對他后來的文學創作極為有益。

1919年秋，父親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當旁聽生，但先要解決謀生問題。有一天父親一位同鄉來訪，隨手帶走了父親閑時填的一闋《念奴嬌》，而這個詞又恰巧被后來成為報業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問歸囊，除是一肩風月……”之句讓他大為傾倒，由此兩人結識。1924年，成舍我要父親在他創立的北京《世界晚報》中負責文藝副刊，父親對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謂“嘔心瀝血”也不夸張。因為是初辦，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幾乎是“張恨水的獨角戲”，小說、散文、詩詞、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頗受讀者好評。

父親那時同時兼幾份工作，在《益世報》當編輯、《世界日報》上撰稿，每份稿費上他寫著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為了克制自己不花錢。他對祖母極孝順，在寫《金粉世家》時，知道祖母喜歡這部小說，不管多忙，他每日把報上的連載，親自讀給祖母聽。抗戰勝利后，我們一家從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剎那，父親跳下人力車，不顧土路的骯臟，50多歲的人撲通一聲就遠遠跪下來，笑聲、哭聲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親在此期間撰寫的第一部百萬字的長篇連載小說，也是29歲的父親的成名作。這部小說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轟動，每天下午兩三點鐘，就有不少讀者在報館門口排隊，焦急地待著當日報紙，以先睹為快。如此景象長達5年之久。“張恨水”隨著《春明外史》成為南北皆知的人物。

張恨水先生在書房

黃金時代

如果說《春明外史》讓父親在文學殿堂初露頭角，《金粉世家》則讓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

《金粉世家》從1927年2月開始在《世界日報》連載，持續5年之久。這部小說再次引起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出現了許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評價這部小說是“民國紅樓夢”。由于寫的是豪門，很多讀者好奇地猜測，有人說寫的是袁世凱家，有人說是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錢能訓家，眾說紛紜，很是熱鬧了一陣。雖然父親一再公開聲明這只是部小說，但還是出現了許多好事的“索隱派”。還有許多讀者在看到小說最后的結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攜幼子出走，竟不禁為其一灑熱淚，不少人寫信給父親，讓他“筆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親創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一斑。

1929年，父親應全國最大的報紙——上海《新聞報》副刊主編嚴獨鶴之邀，開始創作《啼笑因緣》，再一次證明了父親在小說創作上面的創作力。這部小說后來也被改編成許多種藝術形式，僅搬上銀幕和熒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來，不斷地被重新改編拍攝，差不多5年一次，這可能是百年來中國現代小說創下的最高紀錄。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攝此片，主演胡蝶等還到家里探望父親和母親。當年，為了這部電影，明星公司還與大華電影社打了一場官司，黃金榮也牽涉其中，鬧得滿城風雨。倒是父親置身事外，他也樂得不招惹是非。

“張恨水”在當時的文名已經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小說在報上連載后，都使報紙一時銷路激增，甚至連廣告客戶也指明要把廣告刊登在小說連載的那個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新聞報》等報紙的“財神爺”。

父親一個令人叫絕之處是，好幾部小說，比如《啼笑因緣》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時在寫。其實并不是他想這樣，大多情況下都是礙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卻之下答應下來的。我愛人剛到我們家時還問過他：“您同時寫好幾部，不亂嗎？”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會弄亂嗎？”對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時他同時在寫7部小說，都是長篇，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父親是這樣寫的：他先是按照每天連載需要的數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緣》，留下最后一頁紙，然后再埋頭寫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時沒有電腦也沒有復寫紙，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頁留下，著手寫哪一部小說時，他就“復習”留下的那頁紙，知道故事發展到哪里了，再接著寫。《金粉世家》里有上百個人物，關系錯綜復雜，他有一張人物表，寫明主要人物的年齡、性格特點、人物關系等，這是他這么多部小說中唯一一個人物表。

《啼笑因緣》掀起了一陣狂潮，有捧的，有罵的，但不管是誰，他們對都父親的文字功底和語言駕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讀者之多令人吃驚，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婦孺百姓。張學良、陳獨秀、周恩來、毛澤東、陳寅恪、章士釗等都是他的讀者。數十載后，我還看到當年的讀者保存的剪貼本，上面仔細粘貼著父親當年發表的每一期連載，感動之余，又由衷地為有這樣一個父親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連載時，適逢張學良將軍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親的文采，希望結識。父親起初避而不見，但有一天張學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親寓所。相見之下，父親覺得這位少帥談吐不凡，可做朋友。張學良原想請父親出去做官，但父親堅辭不就。抗戰結束后，我們舉家從重慶內遷，中途路過貴州息烽，吃飯時父親低聲對母親說：“張學良就關在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們也不會讓我去的。”

1930年，父親因故辭去了《世界日報》的工作，一心一意開始了他熱愛的寫作。這一時期是他的創作高峰期，也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愉悅的時光。

這時期，父親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為得意之事。父親從幼年起就迷戀上了繪畫，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動下，他用自己的稿費出資創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簡稱“北華”)。父親和美術界的許多畫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誠邀請下，齊白石、王夢白、李苦禪、劉半家等都前來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齊白石、王夢白兩人平時素不來往，如今由于父親的友誼和情面而使得兩位美術大師在一校共事，成為當時美術界的一段佳話。

也許是父親的“盛名”之故，報名的學生很踴躍，全校有200多名學生，分國畫系、西洋畫系、師范系等。后來成為優秀藝術家的張仃、藍馬、凌子風等，都是這個學校培養出來的。可惜這樣一個充滿美好前景的學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軍的炮火而夭折。

張恨水先生在北京的故居

國如用我何妨死

父親雖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說絕大多數都是以北京為背景，寫北京的歷史、文化，大量描寫北京的風土人情。父親熱愛北京，一直將它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1935年北京出現了偽政權，不久有傳聞說父親因寫抗日小說上了黑名單，父親被迫于這年秋天黯然離開。他在詩中不無傷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離散舊家。”

離開北京后，父親的老朋友張友鸞極力慫恿他到南京辦報。父親也很喜歡南京，用他的話說，“賣菜翁都有煙水氣”。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積蓄拿出來，創辦了《南京人報》。張友鸞后來在回憶中說：“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南京人報》一直堅持到南京淪陷前4天才停刊。父親自己辦報的歷史，就這樣永遠地成為歷史。1937年底，父親把全家安頓到安徽潛山老家后，他自己提著一個柳條箱只身入川。途經武漢時，父親聽到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震驚之余感到無比憤慨。我的四叔張牧野雖是學美術出身，也是一熱血青年，他向父親建議干脆回家鄉組織一支人馬打游擊抗日。43歲的父親毫不猶豫同意了，毅然決定投筆從戎。他以自己的名義親筆寫呈文交給當時國民政府的第六部，請認可他們的這個行動，并寫明他們不要錢，也不要槍彈，但被拒絕了。

1938年1月，父親來到重慶，在此結識了陳銘德、鄧季惺伉儷，他們正計劃將原在南京的《新民報》在重慶復刊，因而力邀父親加盟。父親欣然接受，不久，張慧劍也參加進來，張友鸞、張恨水、張慧劍，就是被文壇報苑傳為佳話的“三張大會師”。

半年后，母親抱著我和哥哥，冒著日機的轟炸，跋山涉水，經歷了千難萬險，終于和父親團聚。在重慶郊區的南溫泉的三間茅草屋，哥哥、我和兩個妹妹，與父母住在一起。我們那時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們全家沒有照過一張相，沒有一張留影。記憶中父親經常坐在破桌子前，戴著老花鏡，用筷子把米里的麩子和蟲子一個個挑出來。

父親雖然寫了大量作品，但早期，他的稿費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價才“漲”了起來，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們的上學、結婚，都要靠父親負担；此外，當年他投了很多錢的“北華美術學校”和在南京創辦的《南京人報》，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辦，等于將他前半生的錢都耗費一空。直到抗戰后期，上海的一些書商進入四川，出了一些書，父親的境況才好一些。

父親曾多次聲明：他的小說從不寫真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賁萬歲》。

1943年，在常德會戰中，74軍57師在師長余程萬的率領下，以8000人應對日軍6萬余人，迫使日軍撤回長江北岸，全師最后僅有83人生還。常德會戰數月后，有兩位身著灰棉布軍衣、面孔黝黑的戰士不請自來，找到我們在重慶南溫泉的茅草屋，說是受師長余程萬派遣，希望父親能將常德會戰寫成小說。父親起初很猶豫，在兩位客人的一再懇請下，才開始了創作。他看了大量軍事材料，兩位客人也輪番到家里閑聊，親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戰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樣響的、子彈在夜里發什么光，都一一詳加敘述。

用了兩年時間，父親于1946年4月終于完成了這部《虎賁萬歲》。關于此書還有一件趣聞，一位很漂亮的蘇州小姐，看了《虎賁萬歲》后心儀余程萬，托人介紹，最終竟做了余太太。

上世紀60年代張恨水先生與四子張伍及孫女

重回北京的張恨水

抗戰勝利后，父親應陳銘德夫婦之邀赴北平籌辦《新民報》，父親在北平的人緣好，北平人一直將他視作“老鄉”。闊別8年，聽說他又回來辦報，老讀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報》老讀者告訴我，到了正式接受訂戶那天，清晨拂曉，夜色尚未褪盡，很多讀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趕來了，《新民報》社所在的東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樓前，已熙熙攘攘地擠滿了人。而后又有讀者不斷加入，比逛廟會還要熱鬧。大門一開，人們都爭先涌入，竟然把柜臺都擠倒了！

北平《新民報》創刊第一天，報紙就被搶購一空。父親在其主編的《北海》副刊上相繼發表了小說《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還撰寫了大量的詩、詞、曲、賦、散文等，頗受讀者歡迎。北平《新民報》的發行量始終居北平各大報紙之首。從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內，父親寫了大量的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迎來了他創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親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難過的事，就是那時在東北、華北、華東出現了許多冒“張恨水”之名出版的偽書。我查有實據的“偽書”就有52本。父親說：“我不敢說我的文章好，但我絕不承認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來，偽滿洲國和華北、華東淪陷區，卻讓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個長時期。”對這些偽書，他既反感又無奈，我們兄妹有時從書攤買回偽書，回家請他過目，他總是看也不看就說：“燒了！”

回北平后，我們先在北河沿安了家，這是母親的私房錢買的，故名“南廬”。父親極喜愛花草，小院子擠滿了各種顏色的花，生機盎然。經歷了漂泊、分離的一家，終于可以團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這樣的生活也并沒維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飯后，正在給兩位讀初中的哥哥補習英語的父親，突然口齒不清，繼而昏迷不醒。母親趕緊派了家人，將父親送到醫院搶救。

患了腦溢血的父親在昏迷數天后終于醒過來，但記憶力受到很大破壞，除了母親，誰也不認識了。已懷著3個月身孕的母親晝夜服侍在他身邊，終于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

父親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經濟陷入困窘。母親變賣了自己的全部首飾，給父親看病，并維持家用。1951年，母親為了讓父親安心養病，便賣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買了離原來住處不遠的磚塔胡同43號。有意思的是那時買房不是用錢，而是用布，我至今還保存的買房契約上寫明，母親是用“二廠五福布150尺”買的。父親后來被文化部聘為顧問，有了份固定工資，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親開始像小學生那樣，每天在大字本上練習楷書，一筆一筆地寫，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時寫，從頭開始，特別專注，終于，他能靈便地寫字了，而且越寫越好，幾乎恢復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親終于恢復了寫作，他寫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從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再一次受到讀者的追捧。

從1955年始，父親的舊作《八十一夢》、《啼笑因緣》、《五子登科》、《魍魎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陸續出版，家里的經濟狀況也有所好轉。父親對自己病后“只拿錢不做事”的顧問一職頗為不安，他親筆寫信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茅盾，辭去了文化部顧問一職。解放后，靠稿費生活的專職作家，父親是第一人。

1957年以后，報刊對父親的約稿陡然減少，他的書也沒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親一下子清閑下來。閑暇時，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歡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勞碌憂患半生的母親撒手而去，讓父親再一次遭受巨大打擊。

母親原名周淑云，長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溫柔，加之喜歡貓，所以街坊鄰里都昵稱她為“貓二小姐”。在我記憶中，母親從來沒有厲言疾色地大聲呵斥過誰，偶爾發次脾氣，也是柔聲細氣。母親當年是“春明女中”的學生，據說是在學校游藝會上，認識了父親，而且一見鐘情。母親是父親的讀者，很欣賞他的才華，兩人很快便墜入情網。婚后，父親用《詩經》第一章為母親易名“周南”，從此母親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親不幸得了癌癥。雖經過兩次手術而希望渺茫。母親之死，對父親的打擊極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親的墓地，直到暮色蒼茫才回家。自此，父親變得更加不愛說話，總是默默地一個人坐在書房里，把母親的所有照片掛在床邊，似乎還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他把對母親的思念，都傾瀉于一首首詩詞中。

手澤無多唯紙筆

父親從不穿便服，從我記事起，永遠是一襲長衫。在家里也沒有任何特殊之處，跟我們吃一樣的飯菜。雖然父親在小說里塑造的人物個個都鮮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親卻木訥、不善表達，父親畢生都很低調，不喜歡拋頭露面，即使在當時已經大紅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郵局取稿費，郵局小姐看了他的簽名，先是一驚，繼而跟周圍人交頭接耳地嘀咕一陣，惹得郵局里的人都抬頭看他，把父親看得極窘。出來后，父親對我說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當小說看，實在是件很難堪的事。”

在我看來，父親更了不起的地方，不僅是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更是他的人格修養。父親生前對毀譽非常淡泊，對很多爭論也不予回答。捧也好，罵也好，他從來不置一辭。我們那時年輕氣盛，總希望父親能出面說幾句。父親只是意味深長地說：“書在，就會說話。”他從來不參預任何派別的筆仗，認為只是“徒亂是非”。

父親長期被冠以“鴛鴦蝴蝶派”，這個標簽使外界對他們這一派作家有一種誤解，以為他們都是只會吟花弄月、不關注社會現實。這對他們來說是個不公平的評價。何為“鴛鴦蝴蝶派”，一直沒有一個科學定義，而是把那些寫傳統形式小說的人籠統地劃歸這一派。這個定義也很蕪雜，把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都劃為“鴛鴦蝴蝶派”，其實他們的各自特點并不一樣。比如寫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寫了《秋海棠》的秦瘦鷗；被視為“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歲時還說：“別人說我是鴛鴦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鴛鴦蝴蝶派’。”

雖然年輕時寫了那么多作品，但父親后來一直被視為另類，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來就不愛說話的父親更加沉默。我后來感悟到，處于邊緣地位的父親，內心深處一定埋著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涼，他對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應對。

父親在家里也比較嚴肅，不茍言笑。我對父親的感覺是敬畏多于親近，也許正因為此，童年時他為我講過的《木偶奇遇記》，我銘記終生。但他對妹妹非常疼愛，父親喜歡弄花，唯一允許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我的家籠罩在忐忑不安中，我們兄妹幾個也到外地參加“社教”或“四清”運動，家里愈發冷清。父親終日呆在書房里，與他熱愛的《四部備要》為伴。他用已經不大聽使喚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給在外地的兩個妹妹寫信，信上說，因為想念女兒，他竟然半夜哭濕了枕頭……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中迎來了1967年的春節。這年除夕，父親還拖著病體顫顫巍巍地下跪。那時他好像已經有所意識，在心底一定在對祖母訴說著什么。過了年，父親可能得了感冒，身體更虛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勸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醫院看病。當晚23點半，我看他的屋里還亮著燈，就披衣過去，見他仍在擁被讀《四部備要》。我讓他早點睡，他把書緩緩地放在枕邊，說了聲“好”，誰知這是他留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句話。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為他穿鞋時，父親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沒有一絲呻吟，更沒有一絲痛苦，只有他身邊放著的《四部備要》。

2002年，父親曾住過的磚塔胡同面臨拆遷，我和家人曾申請作為文物保護單位，但最終還是落了空。父親曾有詩云：手澤無多唯紙筆。除了那3000余萬字的作品，父親的一生，便如水一樣，歷經波瀾轉折，最終漂逝而過……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口述：張伍 作者：李菁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