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辛亥百年，紀念什么

簡體傳統

逢五、逢十的歷史紀念似為人類的普世天性，而不僅僅是歷史悠久之鄉的特殊嗜好，在十年之前的地球村，震耳欲聾的千禧狂歡就是明證。在我們國家，由于需要紀念的人和事還很多，歷史好像就是為了紀念而準備的，每年都很忙乎，對“百年”、“千年”的青睞尤其是如此。時間的坐標雖然并未預設過什么特別的意義，但前人就喜歡強調“百年不遇”與“千載難逢”，代代相傳，非同小可。
自從清末辛亥年即1911年的武昌起義揭開推翻清朝與中國傳統帝制的序幕，迄今已達一百周年，海峽兩岸都為制作辛亥百年的生日蛋糕忙得不亦樂乎，惟名目稍有不同。臺灣那邊稱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大陸這邊則叫“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兩岸的政治理念與歷史連續性固然不同，紀念的側重點與表達方式難免稍顯差異。不過，差異歸差異，歷史歸歷史，推翻清朝統治與創建中華民國畢竟屬于辛亥革命的一體兩面，破立兼備，并不影響海峽兩岸人民對辛亥革命先驅的共同敬仰與追念。
近世百年以還，物換星移，江山不可復識。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認真思考過，對于辛亥百年，我們究竟想要紀念什么？又將怎么紀念？這恐怕還是一個特別實際的問題，還不是僅僅請出各級書記來一個重要講話，找些學者寫幾篇紀念文章、開幾個研討會，發動學生搞幾場演講比賽、率領民眾喊幾句“弘揚辛亥精神”的口號就完事了。如果就拿此類日常做派來紀念辛亥百年，那么，再過一百年、兩百年，或者像電視電影中的康熙皇帝唱的那樣“再活五百年”，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又將如何？還有，宣傳口號中的“弘揚辛亥精神”，這“辛亥精神”究竟是什么，又該怎樣去弘揚呢？
竊以為，說來說去，還得先搞清楚“辛亥精神”是什么，先弄明白辛亥革命最有價值的歷史貢獻與影響究竟何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說：“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還說，只有辛亥革命才是 “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近代民主革命。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學界與廣大民眾都是以毛澤東的這個論述為基本前提來肯定辛亥革命的貢獻與歷史價值的，百年慶典的理論依據與褒獎基調恐怕也是如此。姑且不說“反帝反封建”的具體含義是什么，也不管辛亥革命算不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孫中山等人同資產階級究竟是什么關系，毛澤東等人同無產階級又是什么關系，這些表述在中外歷史學界還存在較多的爭議，但有一點大致沒有疑問，毛澤東對孫中山一代革命先驅與辛亥革命之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首創意義已經說得很清楚，而且予以充分的肯定。也就是說，辛亥革命的歷史貢獻不僅在于推翻了一個腐朽的清朝，還推翻了一個延續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制，開啟了中國民權政治的新時代。不管你是否重視那場革命，是否感恩，海峽兩岸乃至天下華人都是辛亥革命的消費者和受益者。正是因為辛亥革命，中國人的腦袋和雙腿才不再為磕頭而準備著，而是可以為思考和走路而準備著。用孫中山的話說，辛亥革命的價值有二，“一為蕩滌二百六十余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二為鏟除四千余年君主專制之跡，使民生致治，于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后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為得罪于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于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而百世皆蒙其利者。”孫中山的政敵梁啟超也承認，正是通過辛亥革命，喚起了中國人兩個方面的自覺：一是覺悟到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二是覺悟到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他還說，前者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后者就是“民主精神的自覺”。至于“辛亥精神”，我看就是為了國家與民族的利益而屢敗屢戰的進取精神與赴湯蹈火的犧牲精神。
無庸諱言，對于辛亥革命的這個歷史貢獻，我們還不能估價太高，國人至今常說，經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究竟深入了哪些人的心和多少人的心，其實還缺乏確證，相反的例證卻俯拾即是。1922年，素負治訓詁學而有聞名的同濟大學首任華人校長沈恩孚在為《申報》的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文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紀元以來，中華民國之名，既為世界各國所承認，主權屬國民全體，載在臨時約法，然而十年之間，有二次之革命，有八十日之帝制，有八日之復辟，有國會之中絕與解散，有舊約法新約法之爭持，有非法國會非常國會及兩總統之對峙，南北分裂，憲法未告成，綱紀蕩然，府院之命，懸于軍人之手，所恃者，國民擁護共和之心，翕然一致而已。”同樣應邀為《申報》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稿的孫中山也感覺到了革命的失敗，甚至說：“十二年來，所以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皆此役階之厲也。”他甚至還說過，中華民國只是一塊“空招牌”。
孫中山畢竟是辛亥革命的先驅，他是帶著恨鐵不成鋼的心境來抱怨革命的挫折的，并不等于說新生的民國就真的只是一塊“空招牌”，更不等于說滿族貴族所把持清末政局就比民國政治要穩定和干凈，辛亥革命就真的搞錯了。就反滿而言，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主觀條件并不成熟，清朝的垮臺就只能借助于多方的力量，包括君憲黨人的聯合與北洋統帥袁世凱的臨門一腳，并非革命黨人的包場所致；就建立民權政治而言，中國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都并不成熟。拿客觀條件來說，民權政治的建設就需要安定的環境，一旦發生內憂外患，黨權、國權就會拿出種種理由來擠壓民權，強化專制。以主觀條件而論，民權的主體人民不僅民主素質還不夠，甚至連民主訴求也很少，即便是民權政治的主導者，包括辛亥革命的先驅孫中山與多數議員、歸國留學生、學者、報人，包括今天的我們，整體性的民主素養也比較欠缺，司空見慣的是黨派利益高于國家利益，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朋黨意識絡繹連綿，民權政治路漫漫，只能是好事多磨。人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是客觀存在，卻需要具體措施予以切實提升，而不能僅僅當作延緩民主進程的托詞。另外，國民的民主意識也需要加強，既要開民智，也要開紳智，更要開官智，梁啟超的主意一點都不過時。
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權力之天下，官權大于民權，官權的傲慢有增無減，一人得官，“雞犬升天”，官大一級壓死人，華夏兒女就只能白白地羨慕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叔叔奧揚戈·奧巴馬酒醉駕車之案的開庭審理，卻連賴昌星的審判都毫無下文，更無法從源頭上徹底清理“我爸是李剛”之類丑惡現象的猖獗，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已經成為公開的國家秘密，憲法所規定的許多民權遲遲不能兌現，任命制取代著選舉制，人民的選票要么遲遲不給，要么形同虛設，民求官而不是官求民的制度缺陷還在繼續維持著，近年來，還經常發生打壓獨立參選地方人大代表之類的違憲事件，民眾維權與黨政維穩之間的沖突日趨加劇，國家的維穩體制已在較大程度上消耗著國家建設的資源，遏制著國家與民族的發展生機，令人堪憂。
不說別的，就拿許多省、市最近紀念辛亥百年的學術研討會來說，我就看到某些市委書記或政協領導在學者面前搞完關于辛亥革命的“重要講話”，頂多坐在前排正中合影定格體現自己的重要性之后就走了，他們比徐志摩還瀟灑，主席臺上連跟班的民革等“民主黨派”負責人也走得很干凈，左看右看，都是權力的傲慢，一點修飾都沒有，他們好像就沒想過要么別來，要么也不妨聽聽國內外的專家們是怎么認識和談論辛亥革命的，這才叫走過場吧？如果趕場真忙，至少也應該彼此分工，派個代表留下，何必僅拿出一副“關公面前耍大刀”的架勢，就這樣來紀念辛亥百年，多少有點對不起孫黃宋章那一批拼死拼活挑戰專制主義的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吧？既然這樣，我看還不如繼續發動唱紅歌省事。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于臨終之前深情囑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的中國雖然社會沖突不減，民怨鼎沸，國力已逐漸強盛，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目共睹，已不必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不必弘揚那樣原汁原味的辛亥精神，挑戰國家維穩體制的強硬，這既違背憲法精神，而且成本太高，徒增國家與個人的負担，還未必能解決問題，正如英國作家A.史蒂文森所說，為原則而斗爭比實踐該原則要容易。應該說，惟有民主與法治，才能確保人民的福祉與國家的長治久安。
民權尚未成功，國人一起努力！

2011年10月8日于北京牡丹園寓所

（郭世佑，中國政法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歷史研究所所長，教授）
《中國新聞周刊》 2011年10月9日發表時有刪節，茲按原文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