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百年紀念] 戰爭與文學:我不愿坐上流血的圣餐席│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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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者:約翰·麥克雷、西格夫里·薩松、托爾金、毛姆、伊薩克·巴別爾


心有猛虎,細嗅薔薇



1914年8月4日,英國終于也決定投入戰團,觸角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國隨之動員征兵。征兵令傳到加拿大,一位42歲的軍醫應征入伍,此人名叫約翰·麥克雷,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著名詩人。這是他第二次為英軍效力,此前,他參加過英國與南非土生白人的“布爾戰爭”。重返軍營,麥克雷以上校軍銜,服役于加拿大野戰炮兵第一旅。1915年4月,英法與德軍在比利時伊普雷再次展開激戰,麥克雷所部參戰,是役,德軍使用了毒氣,英軍損兵6萬余人,其中不乏麥克雷的好友。滿腔悲憤的詩人于當年5月3日寫下名篇《在佛蘭德斯戰場》,詩中吟詠戰地盛開的紅罌粟,詩歌刊發后,佛蘭德斯紅罌粟被英國定為悼念陣亡將士的佩花。


麥克雷不是唯一一位被卷進戰爭的詩人,英軍中還有一位軍官,西格里夫·薩松。這位劍橋高材生在一戰爆發后投筆從戎,作戰英勇,但戰場的殘酷使他終于成為一名反戰派。薩松在中國最為人熟知的詩句“我心有猛虎,細嗅薔薇”就出自他反戰題材的詩作《于我,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1916年,戰事曠日持久,各方都不得不征調更多的士兵來填充戰壕。是年7月3日,英國的生力軍蘭開夏第11槍手營抵達索姆河前線,其中有一名24歲的傳令兵,就是未來的“魔戒之父”約翰·托爾金。索姆河戰役是一戰中最血腥又單調的一役,曳尾泥涂的戰壕生活,令剛從牛津畢業的托爾金難以適應,一同投軍的幾位摯友先后戰死,更令他切身體會了生離死別。截至該年11月,托爾金參加數次戰役,后因患彈震癥回國。服役期間,他在給妻子的家書中自編了一套密碼,告知自己的行跡,又不至于使軍情泄露,后來他在《魔戒》中自創“精靈語”、“矮人語”,或得益于這段經歷。


比之上述幾位,毛姆可算是“特殊戰線”的參戰者。一戰爆發時,毛姆已發表10部劇作和10篇小說,小有名氣,他深為戰爭所吸引。40歲的年紀已經超齡,無法參軍,于是,毛姆作為英國紅十字組織成員赴比利時前線,參與救治傷員。而毛姆更傳奇的經歷在于,后來他被招入了英國情報部門,在法國、瑞士等處從事諜報工作,后來又參與外交,與二月革命后的俄國臨時政府接觸。不過這些復雜經歷似乎并未影響毛姆的創作,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之一《人性的枷鎖》,就發表于1915年。晚期寫作生涯中,一戰背景的小說《不可征服的人》,也可視為他對那場戰爭的認識與回憶。


不只英軍有文人廁身其間。1917年,已接近尾聲的羅馬尼亞戰場上,經過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權的俄羅斯臨時政府派來一批新的志愿兵,其中有一位猶太裔新兵,伊薩克·巴別爾。這位未來的短篇小說大師當時藉藉無名,以至于他這段軍旅生涯,并不為人所知,十月革命后俄軍前線已近崩潰,巴別爾也逃回國內。不過巴別爾也就此與軍隊結緣,不久后的蘇波戰爭中他再次投軍,并根據親歷,寫出令他爆得大名的《騎兵軍》。


反戰者:羅曼·羅蘭、斯蒂芬·茨威格、里爾克、亨利·巴比塞、托馬斯·曼


我不愿坐上流血的圣餐席


一戰的影響幾乎遍及歐洲,除了親臨戰場的上述諸君,身在后方之人,也難免于戰爭的波及。有些知識分子痛感于戰爭的殘酷與無謂,一直致力于和平反戰的呼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羅曼·羅蘭與斯蒂芬·茨威格。


1914年一戰爆發時,48歲的法國文豪羅曼·羅蘭已榮譽等身,代表作“巨人三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都已完成,一年前獲得法蘭西學院文學獎。戰爭爆發后,舉國洶洶的民族主義情緒中,他以清醒的聲音呼吁理智。8月15日,法國參戰兩周后,他發表詩作《和平的祭壇》,試圖為已經無存的和平做最后努力:

  “大軍的喧囂不能淹沒歌聲。我鎮定地注視著泛濫的殷紅的洪水,水上載著殘廢歐洲的豐美軀體,我又聽到激動人們靈魂的狂飆。

  雖然我獨自站著,我要對您忠實。我不愿坐上流血的圣餐席。我不愿吃一份人類的兒子。”


隨后羅曼·羅蘭移居瑞士,戰爭期間一直致力于反戰宣傳。19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予他(因法國政府阻撓次年才領取),他將全部獎金捐贈國際紅十字會。


追隨羅曼·羅蘭的是小他十幾歲的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戰爭爆發前兩日還身在“敵國”比利時的茨威格,對充盈整個社會的狂熱無法接受,他知道官方對“敵人”的妖魔化是不實之詞,這種仇恨宣傳必將導致災難。他在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寫道,“從戰爭的最初一刻起,我已在內心深處決心要當一個世界公民……對于一個堅守自己信念的我來說,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一次戰爭中宣布自己為‘拒服兵役者’。”1916年起茨威格隱居薩爾茨堡,其間創作了反戰題材話劇《耶利米》。茨威格時常與身在瑞士的羅曼·羅蘭通信交流,對后者的立場十分贊賞,稱他的書信為“一個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忠于自己的信念需要極大勇氣的時代里,最深刻感人的道德記錄。”


與他們相似的還有德國詩人里爾克,一戰爆發后,長期旅居巴黎的里爾克被迫返回德國,后又被強征入伍,盡管始終在慕尼黑從事機關工作,沒上過前線,但戰爭打亂了他的生活與創作,因此他也成為反戰陣營的一員。而一度為戰爭歡欣的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在親歷了戰場的殘酷之后,也轉型為反戰主義者,他的小說《炮火》是一戰背景的反戰小說名篇。


彼時的歐洲文學界也不乏為戰爭鼓與呼的聲音,最典型的當屬德國大作家托馬斯·曼。當時德國統一未久,后起之秀的姿態和趕超一流大國的抱負讓整個德國社會彌漫著激進近乎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緒,知識分子也不能免俗。一戰爆發后,托馬斯·曼的兄長,小說家亨利希·曼譴責德國的好戰與擴張傾向,支持戰爭的托馬斯與兄長展開論戰,寫出《一個不問政治者的思考》,試圖從“文化”角度為德國的戰爭正名,該文一度成為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旗幟,但隨著德國戰敗,托馬斯·曼也終于有所反思。



(新京報)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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