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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文炳（1901—1967）字蘊促，筆名廢名，黃梅鎮人，著名文學家、教授。馮文炳幼時在家鄉私塾讀書，1916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到武昌當小學教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并開始文學創作，1929年留校任國文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后，廢名先生回到家鄉，1939年秋，在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任教，1940年春到黃梅縣立初級中學任教。抗戰勝利后，任北大副教授。1952年調任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當選為吉林省作協副主席、吉林省政協常委。1967年9月，病逝于長春。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廢名的遺體被擱置在一輛平板車上，悄悄地離開了吉林大學的校區，送往殯儀館火化。當時，長春的大街上槍聲不斷，“文攻武衛”激戰正酣。他的死亡日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推算出來。他的死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任何形式的告別儀式，沒有訃聞。他是如何度過生命的最后歲月的，現在亦無人知曉。只是聽說，在他的彌留之際，他住宅的后房被紅衛兵的土制炸彈掀去了一角。他晚年的著述、筆記和講義，包括多年積存的圖書資料大多亡佚，據說，他死前對剛剛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為看不到它的最終結局心有不甘。

廢名的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履歷平淡無奇。其文學辭海除了曾與馮至合辦過一本雜志（《駱駝草》1930年）之外，基本上以教書為業。雜志既沒有什么影響（創辦后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其教師生涯也不見得如何成功。他在北大所開設的“李義山詩婦女觀”一課終因只有三人選修而被迫停開。據他的學生回憶說，廢名也許根本不適合做一名大學教師，他在講臺上常常自問自答，旁若無人，令聽者每每不知所云。廢名性格內向，不喜與人交接，心悅佛老，時有厭世傾向。

與他過往密切的人，除了俞平伯、熊十力、徐祖正、鶴西等老友之外，就要算是周作人了。早在一九二二年，廢名還在武昌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即開始與周作人通信。同年考入北大之后，更是在各方面受到周作人的照拂與提攜。他的幾乎每一本小說集與評論集都由周作人作序，兩人的關系可見一斑。周作人亦公開將廢名視為自己的得意門生之一，不僅為他列閱讀書目（如李義山詩，《堂·訶德》等），而且一度還將廢名接入家中居住。廢名對周作人的學問文章亦似乎十分欣賞，贈聯所謂“微言欣其知之為誨，道心惻于人不勝天。”曾讓周氏大為感懷，認為“廢名的贊美雖是過量，但他實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如果廢名與周作人的這段交往作為公認的事實，尚無“出格”之處，那么周氏落水當了漢奸之后，廢名與周作人的交往則容易引起人們的不解與反感。當廢名獲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漢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并百般為他開脫，簡直令人費解（司馬長風曾說，對于周氏的沉淪，廢名極感痛苦，似乎很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1946年，他從故鄉返京的途中，還專程前往南京老家虎橋監獄探望。建國后，原先與周氏過從甚密的人忙于脫自己猶恐不及，而廢名卻仍然與他保持往來。在周作人一家難以維持生計時，他還往周家送米送煤。直到現在，周氏的后人談起此事仍不免動容。1952年廢名因院系調整離開北大遠赴吉林，他與周作人的執迷不悟，既有傳統的投挑送李、知恩圖報的思想在作怪，亦有悲天憫人的佛教影響，當然與他性格中的天真與固執、甚至是狷狂密不可分。

廢名的性格雖然內向、孤僻，但決不軟弱。沈從文有一個觀點，認為廢名的趣味只不過是周作人的趣味而已，兩個人在寫作上用的是“同樣的眼，同樣的心。”這實際上是對廢名的誤解。廢名與周作人盡管有師生之誼，兩人在文學觀點上或許也有相近之處，但若說廢名只會跟在周氏身后亦步亦趨，卻也不太符合事實。廢名骨子里有一種孤傲的自信，對周作人未必會言聽計從，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周作人對廢名由儒入佛，漸入玄道不贊一辭，殊感可惜，而廢名對周氏的反應亦“大為失望”，依舊我行我素。廢名平常對同鄉熊十力的道德文章深為服膺，常常與之坐而論道，偶遇意見不合，竟至互相扭打。后來他還專門寫了一本《阿賴識論》，對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加以批駁。

無論是品評人物，議論時事，探討學術，廢名所依據的往往是他口中念念不忘、多少帶有一點神秘色彩的所謂“道”，而不在乎人物的身份、時常流俗與學術成規，常常出語驚人。比如他對韓愈、王安石的文章深惡痛絕，認為將《送董邵南序》、《讀孟君傳》選入教材簡直是誤人子弟，他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懷有敬意，但對胡適的“揚元、白抑溫、李”的白話詩論則不以為然，并撰文批評；他對魯迅的《吶喊》擊節贊賞，讀之如饑似渴，而對《彷徨》則沒有多少好感，對魯迅某些小說中“做題目”的傾向頗多微詞，但對他的散文，尤其是《野草》，則深為嘆服。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廢名所發出的聲音盡管微弱，所留下的痕跡淡而又淡，但仍不失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學者。朱光潛先生說他雖少“入世”意態，卻不倚門戶，淡泊自守，雖一度為“語絲”中人，卻與社團沖突甚多的文壇瓜葛最少；卞之琳說他從不真切時媚俗，嘩眾取寵，從不知投機為何物，應當都是十分中肯的評價。

二

廢名雖自稱為哲學家，但在相當長的幾乎沒有闡述過他的哲學思想、文化觀念。社會的重大政治、現實矛盾在其作品中亦少露面。除了詩歌與小說之外，他雖然也寫過一些隨筆，但大多局限在詩論、文論及修辭學的范圍之內。直到《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問世，我們才能大致了解到廢名對于時事與傳統、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等重大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往往是源于作者對生活中具體現象的觀察，近乎即興的隨想和雜感，很難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系統。

如果說，廢名的詩歌與小說由于修辭文體的復雜多變，別出心裁，長期以來一直為一般讀者甚至學術界所冷落、忽略，那么他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則更少為人關注。這些思想觀念雖說是即興的感想，但它決不是憑空產生的，從中或多或少可以窺測到作者對現實、歷史、文化的基本態度。

廢名從小受過比較規范的私塾教育，入北大之后學的卻是英文系，他對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哈代等西方作家的作品曾作過深入的研究，后來又大量地閱讀佛經，其知識系統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又有西學和印度文化的熏染。然而，西學背景至多為廢名打開了一個了解異域文明、從整體上反觀自身文化的窗口，西方的價值準則并沒有在廢名的思想、創作中留下明顯的印記。相對而言，中國傳統的文化對廢名的影響深厚得多。

自晚清以來，中國學術界關于中西文化的爭論就已開始，五四以后，論戰日趨激烈和白熱化，并導致了“激進”與“保守”兩大陣營的出現，一派主張全盤西化，甚至連漢字都要廢除，另一派則以整理國故為名，主張以中學為主體，對于西方的價值觀念涌入采取警惕、抵制和反對的立場。廢名既不是陳獨秀、胡適那樣激進派，也不屬于“學衡”陣營的保守派，甚至與梁漱溟、杜亞泉那樣的中西文化調和論者也判然有別，這就使得他的文化處境極為尷尬。

在廢名看來，舊與新，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沒有舊就無所謂新，沒有傳統，現代也無從談起；割斷了歷史，現實必將無意義。“故是歷史，新是今日，歷史與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豈有一個對，一個不對嗎？”“人生如果不接受歷史，人是決無意義的。”全盤西方、廢除漢字，即失掉了一個中國人的根本，所謂的現代化亦成空中樓閣，夢幻泡影。西方的價值觀念若不加選擇地移入中國，中國千百年的文化積累將毀于一旦，從這個意義上說，廢名對于五四時期占主導地位的“現代性”的“反動”，并不意味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肯定。就儒家文化而言，廢名認為，孔孟的教訓原本沒有錯，只不過他們的學說被“知識階層”人為地曲解了，傳統文化中充斥了空洞的說教，八股式的官樣文章以巧言令色的虛亡與自欺。他曾說，“中國后來如果不是受了一點佛教影響，文藝里的空氣恐怕更陳腐，文章里恐怕更好損失好些好看的字面。”他又說，“中國人沒有法律，只有八股。”要尋找中國文化的真諦，恢復它的生命力，只有返回民間，因為所謂的歷史就是世道人心的歷史，因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通過民間的日常生活，禮俗習慣得以存留。和沈從文一樣，廢名的思想與創作帶有強烈的民本傾向和“反智”特征，所不同的是，沈從文偏于理性，而廢名則更具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

廢名價值觀的基礎是融儒道釋于一爐的所謂“道”，但這個“道”往往源于日常經驗的有感而發，而非經由學理的邏輯論證而來，因此不免顯得簡單而隨意。比如說，他認為佛家的“真知”即是孔子的中庸，孔子、莊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辭知”融合、統一在一起，他還認為遵從《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盡管如此，我認為，廢名價值觀的內核依然隱約可見，那就是“誠篤”與“真實”。所謂不自欺即為道。

《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中曾寫到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須有先生下鄉，看見一家石灰鋪子寫有“石灰出賣，日本必敗”兩行字，即生出無窮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為了賣石灰，“日本必敗”只是為了應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會令他的兒子逃得無影無蹤，但仍不妨礙他在墻上寫下“日本必敗”這樣的口號。在這里，廢名痛切地感受到名與實的分離，他進而認為，中國社會潰敗與文化的式微都是從“誠信觀念”的喪失開始的。政府（包括讀書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開始尚能忍受，幾經反復，則唯有一已之私可以顧念：“秉國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因此，廢名認為，中國人最沒有“孝”，而非國家觀念的所謂“忠”。因此，廢名認為木蘭從軍正是反從軍。更令廢名感到悲哀的是，中國的陳腐、八股式的教育觀念，仍然在助長這種名實分離。他由此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但出發點與魯迅并不完全相同。

應當說，廢名的思想觀念中不乏真知灼見，但畢竟與當時的主流話語相去甚遠，廢名所謂的“道”更多地停留在個人感悟的層面上，漫漶無涯，難以方類。而體現在具體的作品中，則帶有莊禪趣味與玄學色彩，由于他性格中的悲觀厭世，加入對現實政治的冷漠與絕望，與社會生活的隔絕，其人生理想亦只能托付給夢與想象了。

三

廢名的個人經歷和傷口似乎游離于時代生活之外，無論是題材的選擇還是寫作風格，都與現代文學的主流格格不入。世人尊他為“文體家”，也許并無多少褒揚或贊許之意，它只不過是其作品晦澀難解，奇僻生辣的較為委婉的說法而已。長期以來，廢名正如他被自己廢掉的名字一樣，不僅為一般讀者所冷落和忽略，也為學術界漸漸淡忘。時下通行的幾本現代文學史教材，對廢名要么只字不提，即使偶爾提及，也只是寥寥數語，一閃而過。早在1936年，文學評論家劉西渭（李健吾）即預言了廢名作品“像海島一樣永久孤絕的命運”。不過他又說，“無論如何，一般人視為隱晦，有時正相反，卻是少數人的星光。”

我最初知道廢名這個名字，大約是在1985前后。當時我最喜歡的中國現代作家除了魯迅之外，就要算是沈從文和汪曾祺了，我記得曾讀過汪曾祺的一篇題為《談風格》的文章，聲稱他的風格形成受到廢名的影響，讀后頗受到一些震動。后來又聽說了一些廢名的奇聞異事，比如他與人討論學術問題，一語不合，便互相扭打在一起；比如他有用毛筆寫英文的習慣，當然也包括他的小說如何像天書一般難懂。這些道聽途說無疑激發了我的好奇心，找來他的幾篇小說一看，似乎也并不怎么難懂，如《柚子》、《竹林的故事》這樣的作品，在風格上大致可以看出魯迅鄉土地小說的影子。后來讀到他的《橋》，雖然不能說完全讀懂，仍覺得清新自然，饒有意趣。真正令我對廢名的小說感到畏懼的是《莫須有先生傳》，這部作品果真詰屈聱牙，深奧難解，屢次嘗試，竟未能卒讀。剛剛有一點對廢名小說的興趣，亦隨之煙散。除了一些朦朦朧朧的感覺之外，剩下的只有一個疑問：曾經寫出《竹林的故事》這樣的格調清新樸素作品的廢名是如何走到《莫須有先生傳》那條神秘不可解的路上去的？

1997年底，筆者與幾位來訪的日本作家聊到中國的現代文學，言談間屢次提到了廢名。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研究計劃，選題是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選擇這個題目的初衷與我自己創作上遇到的困難有關。我自己的寫作一度受西方的小說，尤其是現代小說影響較大，隨著寫作的深入，重新審視中國的傳統文學，尋找漢語敘事新的可能性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列入研究范圍的作家包括沈從文、蕭紅、汪曾祺等人。這次談話的結果之一是我想當然地把廢名列入研究計劃，并立即搜集了所能找到的有關廢名的全部資料。重讀廢名，感覺上與十多年前的記憶竟大不相同，我漸漸意識到要研究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這不僅因為廢名的整個創作都根植于中國的詩性敘事傳統，而且他明確地把詩歌的意境引入小說，在小說的抒情性方面比沈從文和汪曾祺走得更遠。對于文學史的作者而言，廢名的地位如何盡可見仁見智，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廢名長期以來遭受冷落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廢名將詩歌的表現方式引入小說的嘗試，他在文體、敘事方式上所進行多方面的探試，無疑構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重要資源之一。我以為，這一資源的意義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一）廢名與中國小說的敘事傳統的關系

我以為中國的小說敘事除了史傳與筆記小說的傳統之外，還有一個詩性的傳統。這個傳統在中國的小說上若隱若現，至《紅樓夢》終成蔚為大觀，五四之后，又得以延續、演變和進一步的發展。廢名雖然自稱受到了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等西方作家的影響，但更多得益于中國傳統敘事資源的陶冶與滋養，如他所喜歡的莊子、陶淵明、庾信和李商隱，無不對他的寫作構成重要影響。廢名借鑒詩歌的表現手法來豐富自己的敘事方式，他的作品著力于整體性的意境營造，淡化故事；崇尚心靈的溢露，淡化因果關系和戲劇沖突；重視感覺的自然聯通，“讓字與字、句與句互相生長，有如夢之不可捉摸”，輕情節的發展與鋪陳。與西方的敘事的因果關系傳統相比，一重寫意，一重寫實，一重模糊混沌，一重具體清晰；一重簡潔含蓄，一重繁復與完整。廢名在繼承中國文化和敘事的特點的同時，他的多少有點極端化的嘗試與探索，也豐富了這一傳統。

（二）廢名與現實和時代的關系

廢名被認為是李商隱之后，現代能找到的第一個朦朧派（朱光潛語）。廢名的作品與傳統的“現實主義”表現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沒有典型化的人物處理，也沒有對寫作材料加以抽象，從而提煉出足以反映“時代精神”的重大主題，他所選擇的題材也大都遠離當時社會現實的主要矛盾，敘事手法多變，表現形式隱晦深奧，其創作歷來被認為置身于社會與現實之外。但是，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不管其選擇何種題材，采取何種敘事方式，總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個人與特定現實或時代的聯系。廢名的作品固然很少直接表現社會現實，但他的作品仍然與現實本身構成了重要的隱喻和象征關系，他力圖將現實生活歸入個人心靈的統攝之下，通過記憶與“反芻”從整體上表現社會現實。因此，我認為，廢名的作品側重于表現，而不是簡單復制或再現，這對于我們重新考察寫作與現實或時代精神的關系，擺脫機械反映論的束縛，避免作品的簡單化和功利性，具有相當的啟迪作用。

（三）廢名文體與漢語寫作

廢名的敘事風格和文體形式都相當復雜，從敘事方式上來說，他通過作者、敘事者、人物三者之間互相滲入與纏繞，瓦解了作品外表的真實幻覺，從而建立一種內的真實感，并喚醒了寫作的想象力。從結構上來說，它打破了傳統線性敘事的陳規，采用“共時性”的表現方法，變“歷險的敘述”為“敘述的歷險”，從而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敘事的時空觀。他的文體帶有濃烈的“互文”特點，大量的采用空白與省略，他的語言豐富雜糅，敘事簡潔，不肯浪費文字。廢名所有這些方面的探索，盡管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無疑為豐富漢語寫作的形式表現技法、修辭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來源：2001年01期《文藝理論研究》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