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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1年第5期

從來的紀念都是史實的盤點與靈魂的再現。

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了。這是一個歡慶的日子，也是一個緬懷先輩的日子。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偉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在對敵斗爭中英勇犧牲卻未能見到勝利的戰士和領袖；同時我們還不能忘記那些因為我們自己的錯誤，在黨內斗爭中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領導人。一項大事業的成功，從來都是由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政黨的正確思想也從來是在克服錯誤的過程中產生的。恩格斯說，一個蘋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蘋果。一個90年的大黨，如果沒有犯錯并糾錯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當我們今天慶祝90年的輝煌時，怎能忘記那些為糾正黨的錯誤付出代價，甚至獻出生命的人。

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張聞天。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并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毛還是長征時為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算到1938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為首領，張任總書記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為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8年。無論4年還是8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轉折期。因為中共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取得政權總共才28年。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干了三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并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后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步步得勢，直至取得政權。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歷、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

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后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面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陜北后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后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并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決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后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后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云。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

忍辱負重2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辟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辟工作一樣）。他先后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晉西北、陜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變。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6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外放之意。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是明顯的高職低配。他向陳云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當時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議調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1956年黨的八大，他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要作一個外交方面的發言，不許。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但作為旁觀者，張聞天在許多大事上表現得驚人的冷靜。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制，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夸風四起。他雖不管經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干，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言。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志，提出鋼鐵產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10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

張聞天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這20年來給多少權，干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工農群眾，工作親力親為，又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怎樣地看他、待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

一鳴驚破廬山霧

1959年6月中旬張聞天剛動了一個手術，7月2日中央開廬山會議，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他決定去。這時彭德懷剛出訪8國回來，很累，不準備上山，張力勸彭去，說當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之時，不可不去，哪怕聽一聽也好。不想這一勸竟給倆人惹下終身大禍。

1959年，新中國剛建立十年，共產黨的干部還保留著不少戰爭思維，勇往直前，不計代價，不許泄氣，不許動搖軍心。還有一些人則是一味搖旗吶喊，如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等。

這期間彭德懷因為一封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錯誤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層浪，會議轉向大批右傾。這也反映了當時全黨對經濟建設的規律還不熟悉。

張聞天早就有話要說，不吐不快，32開的白紙，用圓珠筆寫了四五張，又用紅筆圈圈點點。田家英聽說他要發言，忙電話告之，“大煉鋼鐵”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他放下電話沉吟片刻，對秘書說：“不去管它！”胡喬木也感到山雨欲來，21日晨打來電話，勸他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為好，一定要說也少講缺點。張表示：吾意已決。21日下午，張帶著這幾天熬夜寫就的發言提綱，從177別墅向華東組的會場走去。又一顆炸彈將在廬山爆炸。

與彭德懷的信不同，張的發言除講事實外，更注重找原因，并從經濟學和哲學的高度析事說理。針對會上不讓說缺點，怕泄氣的說法，他說缺點要講透，才能接受教訓；泄掉虛氣，實氣才能上升。總結教訓不能只說缺乏經驗就算完，這樣下一次還會犯錯誤，而是要從觀點、方法、作風上找原因。如“刮共產風”，就要從所有制和按勞分配上找原因。他說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觀一定要一致；政治掛帥也行，但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指接受教訓，壞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們要盡量不辦壞事。他特別講到黨風，說不要聽不得不同意見。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總的信。明知這時毛已表態，彭正處在墻倒眾人推的境地，但他還是泰然支持，并為之辯護、澄清。

他發言的華東組，組長是柯慶施。張在柯主持的小組發言，可謂虎穴掏子，引來四圍怒目相向，他的發言不斷被打斷，會場氣氛如箭在弦。張卻泰然處之，緊扣主旨，娓娓道來。他知道這是力挽狂瀾的最后一搏了，就像當年在扭轉危局的遵義會議上一樣，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擾，他如若不聞，再重復一下自己的觀點，繼續講下去，條分縷析，一字一頓，像一個遠行者一步一步執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標。20年來，他官愈當愈小，問題卻看得愈來愈透。那些熱鬧的大躍進場面，那些空想的理論，在他看來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國家的災難，總得有人來捅破。

他足足講了三個小時，整個下午就他一人發言。稿子整理出來有8000多字。

毛澤東大為震怒。兩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個疾言厲色的發言，全場為之一驚，鴉雀無聲，整個廬山都在發抖。散會時人人低頭看路，默無一言，只聞挪步出門之聲。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員上山（林彪說是搬來救兵），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八屆八中全會）。這天毛在會上點了張聞天的名，說他舊病復發。當天又給張寫成一信并印發全會，滿紙皆為批評、質問。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講話，還有這封信讓張大為震驚。他本是拼將忠心來直諫，又據實說理論短長的。想當此上下頭腦發熱之際，掏盡臟腑，傾平生所學，平時所研，為黨開一個藥方。事前田家英、胡喬木曾勸他不要說話時，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再三思量后，曾手撫講稿對秘書說：“比較成熟，估計要能駁倒這個講話也難。”但毛的講話和信給張定了調子：“軍事俱樂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黨集團”。會議立即一呼百應，展開對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賬，說什么歷史上忽左忽右，一貫搖擺。就這樣他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

為了黨的團結，張聞天顧全大局違心地檢查，并交了一份一萬字的檢查稿。但是還是通不過，9日那天他從會場出來，一言不發，要了一輛車子，直開到山頂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漢茫茫，四野蒼蒼，亂云飛渡，殘陽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無淚。

他幾次求見毛，拒而不見。會議結束，8月18日張聞天下山，回到北京。

留得光輝在人間

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1960年春，張大病初愈，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小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系。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里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后卻又表示不敢使用。后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并開始重讀《資本論》。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后，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1958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后向中央報送了《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為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又受到當年農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只1968年七、八、九三個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作偽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干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為陳云、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幫”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份一再為劉證明和辯護。士窮而節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不改其志。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化名“張普”流放到廣東肇慶。肇慶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輝頂點。軟禁張聞天的這個小山坡叫“牛岡”，比牛棚大一點，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個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臺下，但他并不急著爬起來，他暫時也無力起身，就索性讓自己安靜一會兒，躺在那里看著天上的流云，探究著更深一層的道理。

每當夜深人靜，繁星在空，他披衣攬卷，細味此生。他會想起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時的學習，想起在長征路上與毛澤東一同反思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想起廬山上的那一場爭吵。毛澤東比他大七歲，他們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吵出個結果，而國家卻日復一日地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是黨的路線出了毛病，還是廬山上他說的那些問題，今猶更甚。歸納起來就是三點：一是濫用階級斗爭，國無寧日，人無寧日，無休無止；二是不尊重經濟規律，狂想蠻干；三是個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將這些想法，點點所得，寫成文章。這些文字已是紅葉經秋，寒菊著霜，字字血，聲聲淚了。

張聞天接受七千人大會后的教訓，潛心寫作，秘而不露。眼見“文革”之亂了無時日，他便請侄兒將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將原稿銷毀。這些文章只有作為“藏書”藏之后世了。這批珍貴的抄件，后經劉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來，學界稱之為《肇慶文稿》。

多少年后當我們打開這部《文稿》時，頓覺光芒四射，英氣逼人，仿佛是一個預言家在路邊為后人埋下的一張紙條。我們不得不驚嘆，在那樣狂熱混亂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靜大膽地直刺要害。只需看一下這些文章的標題，就知道他是在怎樣努力撥開時代的迷霧：《人民群眾是主人》、《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我們不妨再打開書本，聽一聽他在40年前發出的振聾發聵的聲音：生產力是決定因素，離開發展生產力去改革生產關系是空洞可笑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不同的階段，不要急著跨進共產主義。階級斗爭就是各階級為自己階級的物質利益的斗爭，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產主義就是畫餅充饑。共產黨執政后最危險的錯誤是脫離群眾……他的這些話從理論上解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運動的錯誤，是在為黨開藥方、動手術。

1974年2月經周恩來干預，張聞天恢復了組織生活。10月他給毛寫信說自己已是風燭殘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張欲回老家上海，不許，1975年8月被安置到無錫。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黨的55周年生日這一天，這個五朝總書記就默默地客死他鄉（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 月：周恩來；7月：張聞天、朱德；9月：毛澤東）。他臨死前遺囑，將解凍的存款和補發的工資上交黨費。這時距打倒“四人幫”只剩三個月。上面指示：不開追悼會，骨灰存當地，火化時不許用真名字。妻子劉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寫著：“送給老張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讓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儲物間里。

他去世后三個月“四人幫”倒臺，三年后中央為他開追悼會平反昭雪。鄧小平致悼詞曰：“作風正派，顧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爭。”1985年，他誕辰85周年之際《張聞天選集》出版，1990年他誕辰90周年之際四卷本110萬字的《張聞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誕辰110年之際，史學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張聞天熱，許多研究專著出版。

還汝潔白漫天雪

2011年元旦，我為尋找張聞天的舊蹤專門上了一次廬山。剛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廬山會議時住的177號別墅。主人說，已拆除。我說那就到原址憑吊一下吧。改造過的房子是一座嶄新的二層樓，已經完全找不到舊日的影子。里面正住著一位省里的領導，我說是來看看張聞天的舊居，他一臉茫然。我不覺心中一涼，連當地的高干都不關心這些，難道他真的已經在人們的記憶里消失？

第二天一覺醒來，好一場大雪，一夜無聲，滿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號別墅。這時才發現，從我住的173號別墅順坡而下，就是毛澤東1970年上山時住的175號別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懷住的176號和張聞天住的177號。三個曾在這里吵架的巨人，原來是這樣地相傍為鄰啊。1970年毛澤東曾在175住了23天，每日出入其間，抬頭不見低頭見，睹“屋”思人，難道就沒有想起彭德懷和張聞天？現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這時天還早，177號就更顯得冷清。新樓的山墻上鑲著重建時一位領導人題的兩個字：“秀廬”。我卻想為這棟房子命名為“冷廬”或“靜廬”。這里曾住過一個冷靜、清醒的思想家。當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多數人還在頭腦發熱時，張聞天就在這座房子里寫了一篇極冷靜的文章，一篇專治極“左”病的要言妙道，這是一篇現代版的《七發》。我在院子里徘徊，樓前空地上幾棵孤松獨起，青枝如臂，正靜靜地迎著漫天而下的雪花。我在心底哦吟著這樣的句子：

憑子吊子，惆悵我懷。尋子訪子，舊居不再。飄飄灑灑，雪從天來。撫其辱痕，還汝潔白。水打山崖，風過林海。斯人遠去，魂兮歸來！

我轉身下山，一頭撲入飛雪的懷抱里，也邁進了2011年的門檻。這一年正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張聞天誕辰111年。

網載 2015-08-23 08:3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