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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568(2000)03-0102-11
　　盡管審美人類學這一名稱仍很少為學者們使用，但近年來學術界出現一種傾向，企圖把美學與文化人類學結合起來，以找出美學新的研究方向與內容，不少學者也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事著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本文中，我們將探討審美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可能性，它的研究方法和學科意義，提出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
　　　　　　一、審美人類學的可能性
　　　　1、從美學研究的危機談起
　　是否有必要開展審美人類學研究還應當從當代美學面臨的危機談起。美學面臨的危機在中國學術界是一個既重要又沉重的話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從王國維開始直到現在，美學都與社會發展、社會現代化進程直接相關，并承受著西方強勢話語的壓力，是學者們對中國命運思考的折射。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就有學者討論美學的危機，這表現在：（1）80年代以后， 美學話語在學理層面出現某種斷裂，一方面傾向于大眾化的“審美文化”，另一方面退守體現人文精神的文學批評。在某種意義上，80年代后期開始出現的審美文化研究，正是美學自身深刻危機的表現。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美學界在美學理論重大問題的研究方面似乎喪失了自信，這也可能是中國美學長期以來與社會問題有聯系，而讓學者們感到沉重，不約而同地轉向審美文化研究。作為學術話語，審美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內涵就是美學的世俗化、日常生活化，即把美學研究與現實的大眾文化、現實的消費文化相結合，這使得美學從文化邊緣向文化中心過渡。美學現在確實成為社會的中心話語之一，但就在關于美和美學的一片眾聲喧嘩中，美學自身的活力萎縮了。其實，美學從產生到發展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是一種邊緣話語，一直是與社會物質領域的現代化進程相對立的文化力量。（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以德國古典美學為例，從溫德爾曼到萊辛，到康德、席勒、黑格爾都有一種很強的烏托邦精神，這是美學能對社會進行清醒反思與批評的基礎。一旦美學的立場與物質性的要求、社會主流愿望相共鳴，它的批判力，它那不同于現實話語的超越性也就喪失了。因此，美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就成為很多理論家思考的重要問題。（2 ）美學的語言學轉向：這也是學術界多次討論的問題，但卻是一個遲到的問題。西方美學已經歷了語言學轉向這一過程，歷史不會重復，中西方美學在語言學轉向方面其學術背景與目的都是不相同的。在我們看來，當代中國美學的語言學轉向并不能看作美學的實質性發展，它恰恰暴露了美學自身危機的一個方面，即美學轉向或變成文學批評。美學應包括文學批評，美學與文學批評有內在的聯系，但文學批評只能是美學的組成部分和功能之一，而非全部。當然，美學的語言學轉向是有其合理性的。傳統美學是黑格爾時代美學的繼承與發展，它具有濃厚的形而上學色彩，思辨性很強，語言學轉向使美學能借鑒現代語言學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增強其實證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把握與辨析一些抽象的理論問題。但是，語言學轉向最基本的理論資源來自索緒爾和雅各布遜的語言學，其理論框架是二元對立，它作為一種哲學方法論，在后結構主義興起后，已經受到深刻的批評（注： 關于索緒爾語言學與二元對立概念框架的關系參見《Untxet——后結構主義文選·導言》。）。如果美學僅限于敘事學，僅限于對文學作品敘事結構的分析，顯然大大縮小了其研究的范圍，對自然美、社會美以及其他美學方面就會喪失分析能力。（3 ）美學研究的心理學轉向。它對美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動力，把美學從形而上學的純粹的理論思辨中解脫出來，使美學與人的審美經驗，現實生活經驗建立起聯系。但心理學美學所吸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拉康的心理學方法等在西方學術界也走向了某種危機。西方心理學的學術資源是西方社會文化心理，20世紀西方社會文化心理的最基本特點是個人主義和自戀傾向。西方文化的自戀性從古希臘開始，發展至20世紀，已趨登峰造極。物極必反，這是一個規律。1986年詹姆遜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中指出，在后現代文化條件下，西方心理學、美學、文化哲學的學術動力已面臨枯竭，需要從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中尋找新的文化動因（注：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516—546頁，三聯書店，1997年版。），這一觀點在西方和中國的學術界都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美學的心理學派中，最富于成果和生命力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理論。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自戀性是與俄狄浦斯情結相聯系的，這種自戀性或者說對自我的高度關注，是西方文化自文藝復興以來不斷發展的巨大的內在動力，尤其在自戀文化被精神分析理論指明和系統化后，它成為20世紀西方文化得到繁榮發展的基礎之一。但正如伊格爾頓在《美學意識形態》中所指出的：俄狄浦斯情結已走向蒼白，喪失了文化的內驅力（注：參見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自戀文化發展到今天，已喪失了往更高層次發展的能力，對西方心理學而言，找不到走出自戀性文化的學術資源和理論方法。西方心理學自身尚存在危機，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的中國心理學美學自然也存在著學理上的危機。
　　中國美學的理論框架來自西方，在消化、容納中國的學術資源時，這種學術話語體系與中國話語系統發生沖突，來自西方的各種理論之間也具有相斥性。由此提出了如何有效利用中國的學術資源的問題，這就需要認真研究中國經驗的人類學闡釋問題。中國美學的理論根基，應該建立在中國經驗的文化人類學解釋的基礎上，這包括中國特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制度，以及由此制約的心理習慣和審美習俗，這些都決定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情感特征和表達方式。當代西方學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并開始對東方和中國文化加以異乎尋常的關注。佳·查·斯皮瓦克1992年發表《論艾柯》一文，認為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的自戀情結已走向極端，建議轉向對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尋找文化發展的新模式。她認為西方文化以喀索斯（古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因迷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變成水仙花，喻指自戀性，與視覺思維相聯系）為象征，東方文化則具有與西方文化不同的心理特點，以艾柯（古希臘神話中喀索斯的情人，求愛被拒絕后化為山谷中的回聲，喻指戀他性，與聽覺思維相聯系）為象征，東方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兼愛、利他、含蓄、流動性等特點，正是西方文化走出以主客體二元劃分為基礎，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參照系。（注：佳·查·斯皮瓦克：《論艾柯》，載New Literary History 1993年第1期，第17—43頁。）在這樣一個學術背景下，作為中國學者應當妥善地利用中國特有的學術資源，包括典籍中的大傳統，也包括長期被忽視的存在于民間的小傳統，以圖在理論上有所貢獻。我們不應僅局限在搜集、整理自身學術資源的水平上，還應當以此為基礎，去作出理論闡發，這樣才能發展中國美學，并在世界學術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2、美學與人類學的聯系
　　美學與人類學有著漫長的、相互聯系的歷史。可以這樣說，美學在其發育的早期階段，就與人類學有著一種內在的聯系。美學與人類學的聯系早在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時已經存在。人類學與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浪漫主義美學運動有很深的聯系。例如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的文論中都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詩歌應當到民俗中、到鄉間去尋找已經逝去或模糊的傳統，把這些傳統找出來，用文學的方式加以表現，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詩歌。他們的觀點與人類學觀點不謀而合，到鄉間去尋找已經消逝的文化傳統，正是人類學的田野作業強調的。維柯的《新科學》既是一部美學著作，也是一部人類學著作，是美學與人類學融為一體的著作。在該書中，維柯提出一個曾對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產生重要影響的觀點：詩是人類的母語。維柯所講的詩是廣義的詩，在人類早期指神話，在浪漫主義時期是藝術，它表達著人類最基本的要求、欲望，是人與人之間進行深刻交流的媒介，人可以通過詩這種母語，超越種族、階級、時代的界限進行交流。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和美學運動在研究對象上與人類學有許多共同之處：它們都對原始社會、原始文明（主要是神話）抱巨大的興趣，都對社會進步后鄉村民俗中仍以某種形式保存的遠古神話的殘留抱有巨大興趣，這體現了兩者有著共同的理念。
　　在德國古典美學階段，美學與人類學曾處于“熱戀”關系。德國古典美學從溫德爾曼開始，到黑格爾、費爾巴哈，是美學最輝煌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美學之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美學吸取了當時人類學研究提供的資料和思想資源，在一些偉大的美學家身上和著作里都可找到這種影響。康德的哲學、美學思考都建立在人類學之上，康德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人是什么？這同時也是一個地道的人類學問題。但康德與文化人類學家不同，他沒有對某個種族、文化進行具體的研究，而是從哲學的角度進行探討，開創了哲學人類學的先河。費希特的哲學討論了自我與非我的關系，即主體性與他者的關系，認為自我與非我是一種辯證的關系，人通過非我來發展自我。20世紀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討論不同民族文化自我的形成、發展問題，從中隱約可以看到費希特的影子。黑格爾《美學》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討論了主體與對象（環境）的關系，先后有環境壓倒主體、主體與環境相平衡、主體壓倒環境三種關系。主體與環境的關系問題在當代美學中又被再度提出，80年代以來，西方有學者建議把黑格爾主體與環境關系的理論稱為人類學的美學，認為他所討論的人與環境的關系，正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黑格爾之后的現代主義藝術思潮和美學思潮，其特征是以主體為中心，人的存在和利益壓倒環境，這種人類中心論正是19～20世紀美學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論傾向。但西方美學界近年來又出現了環境美學，力圖打破人與環境相對抗的文化僵局和理論困境。黑格爾的思想從康德那里延續下來，對人與外在環境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提出的三種關系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包括了人類文化的基本類型，直到今天，他的觀點對美學研究和文化人類學研究都還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可以這樣說，在德國古典美學時期，美學事實上走在了人類學的前面，美學以哲學人類學或審美人類學的形態引導著當時人類的整個精神世界，引導著人類學。
　　20世紀的美學和人類學關系變得更為復雜、豐富。兩者的關系從美學影響人類學研究到人類學發展影響美學研究，從一方受另一方影響變為相互影響。這種影響在以下學者身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如諾·弗萊的文學理論和美學理論很大程度上以文化人類學為基礎，他的原型批評理論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是西方批評理論從文學內部文本研究向文化研究轉折的標志。在原型批評理論和實踐中有大量人類學的方法、理論、材料，它的方法論基礎就是人類學。還有，在20世紀上半葉，英國文學批評中就出現了直接以人類學命名的文學批評學派也稱劍橋學派。該學派用人類學的資料來解釋文學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在對古希臘戲劇等方面的研究上有很多實證成果。此外薩特的美學、文學理論受人類學的影響也很大。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在法國得到蓬勃發展，出現涂爾干、莫斯等有重要影響的學者、學派。對薩特影響最大的是人類學關于個體和他所創造的文化對象之間復雜的辯證關系。薩特早期所作的《影像論》就具有很強的人類學色彩，他把人所創造的審美對象稱為影像，就人與影像的復雜關系提出一系列重要而有影響的意見。有一點值得注意，列維—斯特勞斯與薩特一直存在著對話性的關系，薩特的思想中一直有列維—斯特勞斯的影子。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最后一章就是與薩特的對話。在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的影響下，在20世紀60年代以巴黎為中心形成了文化人類學結構主義學派，其影響延續至今。與列維—斯特勞斯同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對美學和人類學兩個領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阿爾都塞學派的形成過程中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阿爾都塞5人小組中就有兩人是人類學家， 可見阿爾都塞的理論與人類學的密切聯系。其二，是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特別強調儀式的作用，從主體的生產和再生產的角度開展對認同的研究，認為主體的再生產通過認同機制而實現，阿爾都塞曾引用帕斯卡爾的話：“對待上帝，一跪下就是承認”（注：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見《當代電影》1987年第3—4期。），來說明認同具有的巨大力量。意識形態的力量來源于社會性的儀式，通過儀式而產生個體的文化認同。如果說阿爾都塞的理論與文化人類學理論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么可以說阿爾都塞側重對現代社會中儀式作用的研究，而人類學側重研究古代社會的儀式。審美活動在遠古社會中與一定儀式相聯系，那么在現代社會的審美活動有沒有一種“無形的祭壇”存在著？也就是說審美活動是如何被文化常規所約定俗成的？阿爾都塞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開創了研究這一現象的道路和方法。
　　精神分析美學與人類學也一直存在著密切聯系，前者討論個體自我，而后者討論社會自我或文化自我。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遵循從個體的心理情感的研究走向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情感研究的軌道。弗洛伊德早期研究個體的精神障礙，但他的晚期著作明顯地轉向了對普遍性心理現象的研究，可視為重要的人類學著作，弗洛伊德對圖騰、禁忌、宗教等文化現象提出的觀點已成為人類學的經典理論。在他之后，榮格對無意識的研究，更是大量使用了人類學的方法和材料。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之所以得到重大發展，影響遠遠超出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的范圍，主要受益于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一個是語言學的影響，這一點已為大家所熟悉；另一個是人類學的影響，這是國內學術界沒有注意的，其實，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對拉康精神分析的影響絲毫不亞于語言學。拉康對隱喻和換喻的著名研究一方面來自語言學，另一方面來自人類學，或者說他的表述方式借用一些語言學的概念系統，但內容方面卻來自人類學。法國在90年代初出版了B ·西律尼爾克的人類學著作《感情糧食》就提出了情感人類學的概念。這本著作通過人類學材料和精神分析證明人類情感的人類學基礎，它能通過基因遺傳延續，并對后代產生重要的影響。從理論內涵上說，情感人類學與審美人類學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注：見《國外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上的介紹。 ）實際上當代的人類學研究早已不滿足于對原始民族和遠古文化遺存的研究，而發展到對人的重要的精神品質進行人類學的研究。此外，M ·巴赫金的美學和詩學也明顯受人類學的影響，他關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和分析拉伯雷《巨人傳》的著作都大量使用了人類學方法和材料。他的美學和詩學與以往的美學理論不同，關注民間、關注普通人、關注儀式、關注人的身體，這些也都是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對象。
　　　　3、審美人類學研究的學理基礎
　　審美人類學研究的學理基礎首先是現實提出的要求，其次是學理上的根據。現實的要求是推動理論發展的重要原因。首先，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引發出問題和理論機遇。后殖民主義理論產生于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界和美學研究已經產生了強有力的挑戰。很多西方學者意識到中國的學術資源還未充分闡發和理論化，有著極廣闊的發展余地。后現代、后殖民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紛紛關注中國，關注中國的人類學、美學資源，力圖做出學術上的概括，我們中國學者應該做什么？應該怎么做？這是當代中國美學應該思考并作出回答的。其次，關于中國民間文化資源如何開發利用的問題。對民族民間審美文化資源的理論闡釋，是進行開發利用的基礎。我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具有極大的商業價值和文化價值，并試圖對此進行挖掘，但如果這種挖掘和利用沒有充分的實證調查和理論研究作為基礎，就有可能導致對資源的破壞。如某省舉辦的國際民歌節，投入大量的資金、人力，但結果卻未盡如人意，在舉辦時間、方式、群眾參與等方面都有不少缺憾，這有一個是否符合文化習慣和人類學規律的問題。任何文化都具有強大的強制性力量，少數民族文化和民間文化作為活的文化，其傳統與現代生活的結合方式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由于各種文化小傳統自身的特殊性，這種結合方式可以有許多模式，理論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就是探討其中能夠閃光的結合方式。最后，關于東方文化的表達機制問題，在今天這個問題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了，斯皮瓦克就曾提出并強調這一問題。人對同一現實生活的體驗，受不同文化教育的人，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其欲望的表達方式是不同的。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美表達方式，不加以認真的研究，就會形成誤解，如南寧國際民歌節期間壯族導游的服飾絢爛多彩， 采用大紅色基調， 讓一些導游小組感到別扭，因為在壯族文化中，只有出嫁才著這樣的服裝。其實，壯族傳統審美習慣傾向于藍、灰、黑等色，這些艷麗的服飾只能說是“偽壯族服飾”。審美表達機制的研究已成為美學的重要課題，對東西方，對不同民族間的審美表達媒介與審美表達的不同機制的研究，必將推動對美學基本問題的研究，也有利于加深對東方美學問題的理解和把握。
　　從學理上考慮，這也是美學和人類學自身發展的要求。西方美學自身有兩個重要的基礎：一是以視覺思維、造型藝術為基礎，強調主客體劃分，感性和理性劃分、藝術與現實生活相區別的美學理論；其次，西方美學具有較強的歐洲中心論和與此相伴隨的男性中心論色彩。當代美學必須超越這兩點才能得到發展，審美人類學恰好為這種超越提供了可能。人類學非常關注母系文化，進入男權社會后，母系文化被壓入文化邊緣和無意識狀態，但仍以藝術變形的方式加以表達。審美最主要的形式即視覺和聽覺，相對于其他感覺方式而言，聽覺是最精神化和超肉體性的，然而，長期以來美學在音樂性形象的研究方面未得到應有的發展。人類學在研究原始文化、民族文化時通過少數民族藝術的調查可搜集到大量原生態的音像資料，這些資料對美學的學科發展，對研究音樂性形象的審美表達機制，建立一種超越主客體對立，超越理性與感性截然劃分的理論框架提供了學術資源。另一方面從人類學的角度看，以往的人類學偏重于對人類生活物質化層面的研究，今天的人類學則需要對人類精神領域作更多的探索，否則人類學無法進入到當代人文科學前沿開展富于建設性的學術對話，無法進入存在著種族危機、生態危機、信仰危機時代有關人類文化價值的深層次討論。這些討論與對話往往涉及到人的精神、情感、想像、幻想等高層次品質，但這些品質對個人和社會集團行為的影響的研究目前還不夠。人類學是研究人性的科學，人性的最高體現，一是倫理，一是審美，而這兩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強。因此，人類學也需要往美學、審美的方向發展。
　　　　　　二、審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簡單地說，審美人類學應該是一門用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系統來研究和闡釋美學問題和審美現象的理論。因此，審美人類學的研究應當是在田野調查基礎上，比較分析不同種族、民族在審美習慣、審美制度、審美傳統方面的區別與聯系。在目前的學術背景下，主要研究各少數民族活躍的審美文化。
　　在方法上，我們認為審美人類學應加強實證研究。美學擅長對人類最精微、復雜、微妙的情感和思想作出研究、評價，傳統美學的弱點在于缺乏實證基礎，與此相應，人類學卻擅長對人類社會的基礎和物質文化等方面作出研究，有一整套田野調查、實證分析的具體研究方法。在審美人類學研究中，人類學方法是重要的基礎，通過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引入實證方法來改造美學中的唯心主義色彩和形而上學傾向。
　　此外，在方法論上還應堅持多元化的方法論原則，把人類學、精神分析、經驗美學、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等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在某種基礎上統一起來、協調起來。沒有方法的多元化不行，只有方法多樣而沒有統一的目標和效果，沒有不同方法之間的協調也是不行的。
　　從學科性質上看，審美人類學應屬于人類學的分支學科，但如簡單定性為人類學，由于人類學存在著一整套成熟的、學院性很強的規范，很可能會用某些僵化的規范來拒斥有價值的東西。因此，為了學科的發展，應將審美人類學定性為復合性交叉學科，類似于西方學術界的文化研究。然而審美人類學研究又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區別在于審美人類學以經濟全球化時代弱小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審美體驗和文化實踐為基礎，在不同民族文學（藝術）生產方式的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藝術品（文本）的產生和交流方式的具體研究，探討現實的審美關系，探索審美需要——文化書寫——文本書寫三者之間復雜的轉換關系，闡釋少數民族文化中積極健康的審美交流方式，從而為超越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現代藝術生產方式和審美交流方式提供可資借鑒的文化資源和學理根據。在研究的初期階段，我們認為，審美意識形態和文學（藝術）生產方式這兩個觀念在把人類學、精神分析和美學的方法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于中國西南山區的少數民族而言，古樸的野性思維、典雅規范的古典文化、條分縷析的現代化原則是以一種疊合性和互相容納的形式共存的。1986年參加在廣西三江縣舉行的三月三國際民歌節上，作者就為侗、苗、瑤姑娘身著民族服裝，手持重新裝飾過的折疊花傘載歌載舞的場面感到驚奇，現代工藝生產的折疊花傘與古樸的野性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這里，野性與現代性并不截然對立。這樣的例證可以舉出很多，問題在于怎樣作出理論上的說明。
　　在理論上，審美意識形態是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伴生現象，其中的標志之一是審美和藝術的專業化和獨立化（注：參見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第十四章，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在中國西南山區，出現了一種既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審美意識形態，也不是口傳文明中的神話，而是一種這兩者的意義都能顯現的另一種文化樣式。在我們看來，對這種文化樣式的研究和說明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用一般人類學的方法顯然不能完全說明這種現象，只能是在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框架里用人類學的方法，也就是說，在后現代文化的參照下用人類學的方法作出實際的研究。馬克思早就指出，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在對待當代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現象和審美活動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
　　　　　　三、審美人類學的學科意義
　　對于中國的人文科學和美學研究而言，整整一個世紀主要是以西方（包括前蘇聯）美學的理論與方法作為“拿來”和借鑒的對象，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在后殖民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條件下，簡單地引進或拒絕西方各種理論已經被事實證明是錯誤和有害的。在與西方思想和學術對話的時候，由于某種不平等的學術關系，我們不容易正視自己的弱點和不足，而且在中國人文科學和美學研究比較薄弱的一些地方，西方學術界和美學界自身也陷入某種困扼，例如關于音樂性形象的審美機理的研究，關于積極、健康的審美交流模式的研究，都需要拓寬研究領域，挖掘新的學術資源。審美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從另外一種立場和眼光來理解和認識我們自己。在這一點上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是十分富于啟發性的，巴赫金曾經寫道：“理解者針對他想創造性加以理解的東西而保持外位性，時間上、空間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對理解來說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領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強大的推動力。”（注：《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71頁。）對于理論形態的中國美學而言，西南少數民族的審美活動無疑具有這樣一種文化上和理解上的“外位性”。我們認為，在當前的學術語境中，開展審美人類學研究，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和意義：
　　1、把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美學資源引入到美學研究中來。 以往的美學基本上是西方美學加上一些中國居主流地位的漢民族美學，少數民族美學從未進入美學研究的主體，面對著精英藝術、美學與大眾化藝術、美學的深深裂痕，引入少數民族美學可使美學發展不那么偏激，也有利于美學研究開拓一些新的領域。
　　2、對社會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研究， 以便從學術的角度作出解釋并提出建議。自從中央和國務院作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以來，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問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由于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現象顯得較為突出，怎樣發展的問題自然而然提出來了。云南的麗江（注：關于云南麗江文化建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參閱［白族］景宜著《節日與生存》，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昆明，廣西的南北欽防都走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認真研究和說明其中的學理依據，探討審美文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許是當代美學參與社會發展的一種方式和途徑。
　　3、 審美人類學研究可豐富發展西方學者提出的“弱小者話語”理論的研究。西方學者從80年代后期提出該理論，著重研究黑人、女性等弱勢群體的話語，并以壓迫——反抗的模式作為理論的核心。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資源、文化類型要遠比西方黑人、婦女亞文化豐富，在審美上也更富于積極意義。通過對中國各民族共生、文化上互相影響滲透的研究，找到比弱小者話語更復雜、更辯證的模式，這是審美人類學應該努力奮斗的一個目標。
　　
　　
　　
民族藝術南寧102～112B7美學王杰/海力波20002000當代美學面臨的危機體現在來自西方的話語體系與中國現實語境相斥，單純的理論思辨因缺乏實證基礎而顯得蒼白無力。本文認為解決危機的途徑在于有效利用中國特有的文化資源，把美學的理論根基建立在中國經驗的文化人類學解釋的基礎上。因此，建立跨越美學與人類學兩個學科的審美人類學很有必要，而美學與人類學長期存在的密切聯系，相互影響的關系又為審美人類學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審美人類學/必要性/可能性/學科意義王杰，男，文學博士，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副校長。　　海力波，男，民族學碩士，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廣西　桂林郵編：541001 作者：民族藝術南寧102～112B7美學王杰/海力波20002000當代美學面臨的危機體現在來自西方的話語體系與中國現實語境相斥，單純的理論思辨因缺乏實證基礎而顯得蒼白無力。本文認為解決危機的途徑在于有效利用中國特有的文化資源，把美學的理論根基建立在中國經驗的文化人類學解釋的基礎上。因此，建立跨越美學與人類學兩個學科的審美人類學很有必要，而美學與人類學長期存在的密切聯系，相互影響的關系又為審美人類學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審美人類學/必要性/可能性/學科意義

網載 2013-09-10 21: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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