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傳統

第1章論晚清周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從中國傳統史學（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鑒》的觀點來看，滿清二百六十八年實在是中國史上最值得稱頌的一個朝代。

論武功，它開疆拓土、四向擴張，幅員之廣闊在中華民族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乾隆時代東南亞“香料群島”一帶（今印度尼西亞東端）有些小國如蘇祿（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海盜嚇慘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內附”作藩屬，乾隆爺還下詔以“險遠不許”呢！這與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作風，如何能比？

論文治，則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國泰民安，制度上軌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無斯盛”！——滿清也是我國歷史上（包括國共兩黨的政府在內），唯一沒有全國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個朝代。（見《皇清通考》）。若論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清朝實在是最少的啊！

【附注】（此種【】 格式之附注為本人所加，僅僅供參考）徭役，亦稱力役，是領主或國家強制百姓承担的無償性勞動。領主強加的徭役表現比如說是農奴每月一半時間天用自己的生產資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勞動，其余一半時間則在主人的田莊服徭役。而國家強加的徭役包括宮殿、陵墓、府第及軍事工程等等，典型者如修秦代長城。關于中國現在仍然存在的徭役制度，請參見附件《徭役何時休？》。

論經濟，康雍乾三朝，人丁劇增、民豐物阜也不在同時歐洲之下，縱遲至“鴉片戰爭” （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們的一個資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廣州十三行主東之一），他個人的財富，據美商估計也比與他同時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壟斷貿易的美國財閥約翰·亞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還要富上好幾倍。

【附注】亞斯特財團也是紐約市最早、最大、最豪華的“華爾道夫大飯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擁有者。李鴻章于一八九六年訪問紐約時，即下榻該飯店。亞斯特本人也是靠對華皮貨貿易（fur trade）起家的。

【附注】古代的廣州城對外貿易商館區在廣州舊城的西城外，即位于今天廣州市東至仁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至珠江邊，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區，這一帶也就是清代廣州對外貿易商館區的遺址。因最初有十三家對外貿易的洋行，故民間稱對外貿易商館區為十三行。電影《紐約黑幫》海報上有這樣一句宣傳語：“美利堅是從一條街道上誕生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與廣州和十三行之間的關系有點類似。

再說說學術文化吧！中國那時更是獨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國革命時期在北京開館修《四庫全書》。這一部被他陛下一“燬”再“燬”的叢書，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還大于當時全世界其它各國現存書籍之總和！舉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說了。

【附注】燬：同“毀”。

所以我國帝制時代最后一朝的滿清，實在是不可小視的。可是近百年來它卻為中外史學家糟踏得不成個樣子，實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時至晚清，改朝換代的周期已屆。國之將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癱瘓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內憂外患，一時俱來。大風吹倒前朝樹，我們歷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漸沉入歷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第一冊曾略敘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談談晚清帶有濃厚周期性的內憂。

1.1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內亂

在我國冗長的歷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蓋我國傳統的外患多半來自邊疆少數民族。邊疆少數民族之能否問鼎中原，則決定于兩種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無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國有否給它問鼎的機會。二者的湊合是難得的，也是偶然的。這一難得與偶然事實上也適用于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入侵。至于內亂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復始的必然性了；而這個必然性，也往往是有遠見的政治家、歷史家，甚至陰陽家、術數家，都可以預測的、逆料的。

【附注】陰陽學、術數學不是中國和印度所專有的“迷信”。它在猶太、古希臘和伊斯蘭等文明里都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在當今世界上的信徒顯然包括絕大多數臺港的資本家和大陸上的高低共干。我國近代史上所有的軍閥、政客，幾可說無人不信。甚至蔣中正、毛澤東二公也都是它虔誠的信徒。美國前總統里根和他的夫人南希篤信之誠，尤其是世界聞名的。今日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居然也可以“通靈”。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像。

“術數學”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這項學術在中國則始自《易經》，在西方則為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580～507 B.C.）所倡導，是一種“非科學的科學”。其實“科學”（science）。從亞里斯多德到楊振寧、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類智慧中發掘出來的知識之一環。它如今已變成一種“超發展”（over-developed）的學問，在“現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簡直是罷黜百家、獨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將來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現代階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發展的知識”（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學的科學”（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過搞學問不應太自我設限就是了。

其實我們對清末國事的解釋，還是以陰陽家的“氣數已盡”四字，最為切當。“氣”者，朝氣也、暮氣也、死氣也……中醫所謂“精、氣、神”是也。滿清末年，可說三者皆死。

“數”者，數據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學”的甲子、乙丑不談，其它的“科學數據”如人口過剩、民窮財盡、民不畏死等等各項統計，都注定滿清王朝，非滅亡不可。

甚至就以當朝統治者找“接班人”的獨家數據來說吧！康熙皇帝統治了六十一年，死后還有十八名皇子——十八個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豐成四帝），卻連一個兒子也生不出來了。咸豐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個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個兒子，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們或許要問：皇帝生不生兒子，還要麻煩“現代”史學家們叨叨不休嗎？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兒子太重要了嘛！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列強之間訂立國際條約都要把“毋易樹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兒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兒子來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兒子做接班人），“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等等家庭小事，寫入國際公法，以維持世界和平。

因為在那個“一家統治一國”，“國家強于社會”的時代中，一個有關鍵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會影響國際和平，引起世界大戰的。其實當代中國還不是如此？！

筆者走筆至此，不免想起我國近代大思想家粱啟超先生來。梁氏在他的《新民叢報》上詆毀我們舉世無雙的《二十四史》說，我國諸史非史也，“帝王家譜”也。梁氏著書于“西學”初來之時。日譯西書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點西學皮毛便搶新學，罵起祖宗來了。殊不知在那個時代，“帝王家譜”的重要性遠大于“歷史”啊！所謂“正史”者，其內容原是以“帝王家譜”一門最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先圣先賢不是早有明訓？！

做皇帝、做大獨裁者，要日理萬機，明察秋毫。那項繁重工作，豈是一個精氣神皆孱，連個兒子也生不出的像溥儀先生那樣的人，所能勝任的呢？

總而言之，時至晚清，我國改朝換代的周期已屆，大清氣數已盡，不是出幾個像李鴻章、鄧小平一類的人物，搞兩下什么“中興”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我國歷史上這個周期一到，就要出現黃巢、張獻忠一類的煞星。結果赤地萬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華文化遺產，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產生一個新的朝代來。

這一種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痛苦，已經是夠大的了。到二十世紀，我們要把中古的中國改變成西式的現代國家，那這個周期性的變亂，就要拖得更長更慘了。

1.2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說來，滿清沒落的周期，蓋始于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在我國古代這一個周期開始時的癥候便是地方不靖，盜匪橫行——用個現代化的名詞，那便叫做“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之初，類多為零星土匪，在鄉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時，他們就漸漸的彼此并吞裹脅，變為股匪了。發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劉邦、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默忠、洪秀全、張作霖、毛澤東……都是農民暴動領袖中的佼佼者。他們利用農民的方式雖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則基本相同。——這也是我們中華農業大帝國傳統之內，政治上新陳代謝過程的特有現象，其它文明中是沒有的。

筆者這一輩在農村中生長的中國人，有許多便有目擊，甚或參與這種傳統農民暴動的親身經驗。這種經驗在今后的中國是下會再有了，因為那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大帝國”的特有現象。農業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下會再出現了，這一農民暴動的現象也就不會再有了。

毛澤東、鄧小平諸公就不了解這一點。毛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余萬，人相食，而農民沒有出個陳勝、吳廣，來“揭竿而起”。毛氏覺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說是“中國農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當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為十二金人”，這些“金人”老爺是不能拿刀殺人的。農民沒有“兵器”，在那個時代，他們“削竹為槍”，還是照樣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盡天下兵器，鑄為千萬機槍、坦克，農民“揭竿而起”就辦不到了。帝國時代的中國農民就那樣不好？動不動就造反？人民中國時代，農民就那樣“好”？餓死也不造反？他們承毛主席高看了！

劉邦，這個農民領袖，“入關”時“約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殺人者，死”。毛澤東在“大躍進”中，一下便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謀殺案，或過失殺人案，農民要判他兩干五百萬個死刑啊！潤之兄，你還想在歷史的地獄里超生！

鄧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國農民了——他把農民從毛澤東的“農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來。這樣他就以為中國八千萬農民是他鄧家政權的老本了。“有八千萬農民支持我，怕什么？”鄧公有所不知，時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改朝換代”的樞紐已不在農村。它的重點是在“巴士底獄”圍墻之外啊！拿破侖將軍哪是什么農民的領袖呢？

題外之言，扯得太長了，就此打住。

1.3白蓮教和嚴新的“帶功講座”

晚清農村發生嚴重性造反現象，蓋始于乾嘉之際的“白蓮教”之亂。這種清史上所謂“教匪”便是失意知識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動貧苦絕望的農民聯合造反，很標準的“農民大起義”。

“白蓮教”是我國宋、元、明、清四朝潛伏于民間，最有號召力的秘密“會道教門”（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會”和搞“刀槍不入”的“義和拳”，民國時代的什么“同善社”、“二貫道”、“紅槍會”、“大刀會”，乃至今日風靡臺海兩岸的“氣功”傳習和“特異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婦最近在紐約花了一百美金，去參加大陸訪美的氣功大師嚴新所主講的“氣功帶功講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講臺之上、嚴新之側，面對聽眾數百人。當嚴醫師帶功講演時，聽眾之中頓起騷動——哭者、笑者、顫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筋斗、打滾、少女沿墻倒立……不一而足。我鄰座一位妙齡少女也隨眾離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場”之內，她向我“發功”（她事后告訴我的），我也在無意中扭了若干次，為坐在遠處的老伴所目擊。雜坐于聽眾中的李又寧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態也頗為可觀。

那位在講臺上一講數小時，講話既無陰陽頓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嚴醫師，卻頻頻招呼攝影記者“把這些美妙姿態照下來”。我雖未帶照像機卻高坐于講臺之上，整個會場一覽無余。眼見那些滿嘴胡須，粗壯無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搖頭晃腦，手舞足蹈，與鄰座指手畫腳的東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場大魔術表演，不見不信。

據嚴新說，他在大陸上最大的一次“帶功講座”，聽眾有十九萬人之多，盛況可知。我這位“無師自通”的氣功學徒，也告訴他說，我要拜他做老師。——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領！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個晚清時代的失地農民，嚴新如果是個白蓮教的“老頭子”，那我一定會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葉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滅洋”，那我也會追隨到底的。

舜猶人也！讀者與作者亦“人”也。做個“人”，則我們的社會行為都有其相通之處。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看過嚴新，就不免使我聯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兒子”、“耶穌的弟弟”、“天王洪秀全”來了。

1.4廣東洪秀全何以在廣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個時代便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產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里，上面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已徹底腐爛，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會也百病叢生——黑死病、艾滋病都一時俱來。病入膏肓，醫藥無效，人死病斷根，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的體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中之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難得一飽的貧下中農。當他們在這種“上下交征”的殘酷環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時，他們就要鋌而走險，集體暴動了。在農民暴動蓄勢待發之時，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兒子下凡“除妖”，這位小上帝：“天兄耶穌之弟”的“洪先生”，和這些農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帶功講座”的本領，可能比嚴先生還要大上幾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帶功講座”這一類的方式開始，領導數萬農民造起反來的。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么要舍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實遠優于廣東。

廣西在今日大陸政治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在我國少數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瑤彝黎等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中的大西南更為復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后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臺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于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斗爭那就更下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快捷方式。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于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地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帶功講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圣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1.5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八年之后。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寧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游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表（且看北京故宮的“鐘表館”）和后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于東北產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產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于內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番禺《竹枝詞》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于長江中游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于“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于“網務府”，是皇帝的私產。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注】滿清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最高級的“官僚”。他不是個“寡頭獨裁者”。清末女主當權，葉赫氏破壞了這個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娘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后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號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跡，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內子投宿于“白天鵝賓館”之最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仁、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趙紫陽……均逝于足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紀四〇年代之破產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蓋《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于破產。

十三行破產不打緊。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夫。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則妻兒嘵嘵，如何是好？

廣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嶺深山的客家同胞，和東西江的船民。由于廣州衰落而失業的嚴重情況，我國近代經濟史家，和專攻“太平天國”的專業史家，至今還沒有統計出精確數據（data）。但是也沒有史家可以否認其時失業問題之嚴重，蓋失業問題可于相關都市貿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試想：今日熙熙攘攘之臺北，股市如一旦崩潰，“泡沫”瞬息消失，則本市靠計程之車，左舉之手（餐廳服務員）為生者，將如何得了。類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廣州當年那宗“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就是這樣衰敗下去了。一旦衰敗下去，則眾口嘵嘵，怨氣沖天，就替我們“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隊伍了。事實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義時的六位開國元勛，洪氏之外，馮云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雖出身各有不同，其為失業農民領袖則一。

他們都是一批“茍富貴、毋相忘”的陳勝、吳廣。有的（如洪如楊）或許更是具有“特異功能”，能與“上帝”通話的土宗教組織家如張角、嚴新者流。一旦信徒蟻附，法號嚴明，面對著一個癱瘓無能的政府，惡貫滿盈的社會，他們就密謀造反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具體背景。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們的“蓄發易服”號稱“長毛”，也不過是一種傳統形式而已。蓋滿清入關之初，頒薙發易服之令，曾遭到漢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發不留頭”的嚴令之下鎮反肅反搞了兩百年，我們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頭不留發也；“女不降”者，管你滿虜大腳，我仍愛其“三寸金蓮”也。

可是中國畢竟太大。盡管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嚇不倒我們那躲在南嶺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們反其道而行，偏要搞個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婦女與滿洲姐妹認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腳）；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發道袍。蒙上帝恩召時，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漢族弟兄去“翹辮子”也。

這便是我們“太平天國”君臣，“長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宮廷“滿朝朱紫”的服式的來源。

曾國藩兄弟打垮了“長毛”，他們也毀棄了“上國衣冠”。馬君武詩人說：“百看不厭古時裝”。太平之后，這種“古時裝”，就只有讓一些京戲伶人和票友仕女，穿著到舞臺上去過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