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瑪莎·吉斯

簡體傳統

雷蒙德·卡佛在看書，1984年

我是在1980年認識的雷蒙德，當時我參加了他在華盛頓州湯森港市執教的兩周夏季寫作班。事實上，為了進這個班，我寫了平生第一個短篇，此前我只寫過新聞報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門口就有這么多水》（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讓我寫起了虛構作品，應該說，它改變了我，因為讀這個短篇，讓我茅塞頓開。

在他的這個短篇小說中，有個男的周末去納徹斯河釣魚。第一天晚上，他和伙伴發現水里漂著一個少女的尸體，他們沒有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就去通知有關部門，而是把她綁到岸邊，然后這個周末余下的時間都在釣魚，卡佛說：“他們聲稱自己累了，時間又晚，以及事實上，那個女孩也去不了哪兒。”

那個短篇是通過一個女性的角度講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釣魚的那個人的妻子。那個短篇講述得極為巧妙，準確再現了她的恐懼、好奇、反感和渴望的感覺，短篇中那些讓人難以從心理上接受的事實讓我深受震撼。

讀過這個短篇后只過了幾個星期——這段期間，我潛意識里有了個想法后，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傳冊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稱7月份時，卡佛將會在培訓中心（Centrum）教寫作。他可以招收16名學生，申請時，必須提交一個短篇。

我當時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負責一個電影及錄像制作者中心，維持一個非營利性藝構讓我甚至沒時間去打開日程安排手冊。然而在接下來的8個周末里，我取消了其他活動，去寫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把自己關在公寓里，一直只穿著睡袍，沒有換別的衣服，沒有接電話。

一開始，我重讀了手邊的短篇小說——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和約翰·契佛（John Cheever）3月份剛出的那本厚厚的紅色平裝短篇集。

根據這些典范，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說實際上是什么：對白、敘事、描寫、過渡和場景怎樣起作用。14年后的現在，我醒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閱讀限于當代作品，這個過程就會容易一點。當時的情況是，我對簡·鮑爾斯和斯蒂芬·克萊恩❶同樣看重。

這段時間，我也搜腸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說，小小的短篇開筆之作，它也許能超越個人的記事，讓別人讀著也覺得有意思。我不知道從什么角度講述，從多遠距離？怎樣正確展開情節？講述上何時適可而止？

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后面陽光照耀的臥室里支起一張牌桌，把精神上受傷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濫交的老處女以及被領到黃天鎮的新娘的鬼魂驅趕開❷，我一口氣寫了12個鐘頭。時不時，我踱過過道去廚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是關于一個有婦之夫準備離開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領到一間西班牙風味小餐館，希望他能在那里很快地宣布這件難以開口的事，好讓他們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頓晚餐。

寫得成功嗎？我的看法是，它要么能在《1980年度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中穩居一席，要么遠遠不能稱為短篇小說，古怪地讓人們看到兩個心胸狹隘的人，既缺乏意義，又談不上結構和優雅。我在這兩種判斷之間游移得要命，甚至在我把它放進街角藍色郵筒時也是。

***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體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閑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后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里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后，他也在那里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么是，或者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游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里有多么沒希望。我聽說并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后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說“后來他走了”、“后來我走了”❸。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并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于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盡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后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后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里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卡佛跟我們說我們從事的，的確是一項很嚴肅的事業，他說50年代后期在奇科州立大學，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這樣教導他，他也談到加德納做事一絲不茍，而且有耐心，作為作家和教師都是這樣。如果我們想當作家，應該有心理準備的是，不僅過很久才會進步一點，過程也艱辛；雷跟我們說，我們要準備去出力。

大多數時候，他避免討論發表的事，不過他的確跟我們說了他自己的“重要日子”，那是在1960年，當時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封通知，一天之內收到了兩封！一封來自《西部人文評論》（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說《牧歌》（Pastoral），他們以發樣刊代稿費；另一封信來自《目標》（Targets，現已停刊），他們接受了他的詩《銅環》（The Brass Ring），并寄來了一元錢。

“一元錢！”一個學生呻吟道。

“可是呢，也沒有誰要求你去寫作。”卡佛覺得好玩，笑瞇瞇地說。

1980年時，卡佛發表的唯一一本小說作品是《請你安靜點好嗎？》（Will You Please Be Quiet,Please?），不過之前他已經出了3本薄薄的詩集。他的作品多數刊登在文學季刊上。他讓我們傳閱《三季刊》（Triquarterly）和《安泰》（Antaeues），好讓我們看看文學季刊是什么樣。

除了上課，我們只是偶爾才會看到雷，他一個人走過沃登堡（培訓中心的地點）寬闊的草地，不會逗留，我記得在諾曼·梅勒的哪部作品里，讀到過男的在走路時，要么拱著肩膀像頭熊，要么屁股晃來晃去像只貓。（30年來，我對這樣荒唐地區分男的倒是一直沒忘掉。）然而，卡佛走路肩膀拱得像頭熊。他會一個人走進華盛頓州立公園服務區的自助餐廳，把他的桔黃色塑料餐盤端到靠墻的一張小桌子那邊，從來不端到我們平時吃飯的那張長桌上一起吃。他沒把自己當成我們的好朋友，也當然沒往那個方向努力。

我當然對他感到好奇，總算拼起了關于他的一份傳略：

早在1934年，雷的父親從阿肯色州來到瀕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區，想找份穩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壩當了一陣子建筑工人后，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岡州的克萊茨卡尼（雷在那里出生），然后又搬到華盛頓州的雅基馬鎮，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凱德公司的鋸木廠工作，負責磨鋸。卡佛在雅基馬長大，那是個圍繞著鋸木廠和蘋果園而建的小鎮子。

我了解那里的風情，那邊的人喝純酒，隨波逐流地過日子。我是在俄勒岡州獨立鎮長大的，那里也有間鋸木廠，另外還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的那所高中里，鋸木廠工人的孩子們英語得C——要么更差，他們打球行，寫東西不行。卡佛也說過，他高中畢業時，成績幾乎在班上墊底。

我記得他提到了他戒酒的那天：1977年6月2日。

另外還有那場為時甚久的婚姻，其遺跡，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顯示。

如果說烈酒是汽油，他的兩個孩子則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燒一空的危險。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安·柏克在自己還不到20歲時，就生了兩個孩子，他后來在隨筆《火》（Fires）中，說兩個孩子對他的寫作影響最大，“是種沉重而有害的影響。”他用了那樣的詞。

烈酒和孩子，沒有時間，沒有錢，這些是雷所要面對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詳盡的記錄。

卡佛有好多年經濟拮據，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男的失了業，人們急急忙忙賣掉他們的汽車。他知道前門廊上傳來的收賬人的可怕腳步聲，走過松動的地板吱嘎作響。他在鋸木廠干過，也采摘過郁金香、當過加油工、在醫院擦過地板。上班后，他會回到因為貧窮而亂七八糟的家里。他有時候出門坐在小汽車里，想在那里寫短篇小說。

在培訓中心晚上時，教授寫作的老師們會在那間軍用小教堂里朗讀自己的作品。輪到雷朗讀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從《請你安靜點好嗎？》集子里，他挑選了《肥》（Fat），關于一位被一個肥胖的顧客所迷戀的女侍者。接下來他讀了《涼亭》，來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諾夫書局剛剛買下。這篇是說一對夫婦為了解決他們婚姻中的問題，拿了瓶威士忌躲在一個汽車旅館房間里，也是在這一篇里，敘述者說“后來我走了”，“后來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來好幾次，等笑聲停下來。我在前排，像別人一樣笑得不可開交。后來我記得——就是杜安說“我回過頭看，我們所做的重要決定，都是在我們喝酒時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嚨突然一緊，不覺當著大家的面在抽泣。跟卡佛別的短篇一樣，《涼亭》的平靜表面下，有著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訓中心所做的值得贊賞的一件事，是在寫作培訓計劃中，白天是寫作班，每天晚上都有朗誦會，其他安排就沒有多少，你就需要這些。我看到過一份伯克利大學寫作班的宣傳冊，里面說會組織看電影、舉辦雞尾酒會，還會約見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專家！

然而我的確記得曾為培訓中心的學生舉辦過一次初到招待會。雷沒有參加，我想是因為抬出來的是一桶葡萄酒。這次招待會的本意，是讓寫不同類型作品的幾群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寫偵探小說的湊到一起，寫兒童小說、寫長篇小說、寫短篇小說的都各自湊到一起。我們這群人呷著塑料杯子里盛的葡萄酒，坦承了因為有機會跟卡佛學習而感到興奮。一個女的說她是靠從一位姨媽那里繼承的1000美元來參加培訓的；另外一位從圖森那邊搭便車過來，小汽車上其他幾個人是皮瑪族印第安人，他們慢悠悠地開車，讓他急得夠嗆；另外一個小伙子說他是在6月23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錄取通知。我們試過想猜猜有多少人報名，卻未被錄取。

這時一個在辦公室幫過忙的女的開口說，這個班招生根本沒有什么篩選程序。

我們這群人都不出聲了。

“報名的只有十六個人。”

我記得干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蘿卜開始扭動，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會出現了，我們就開始三三兩兩走回我們的宿舍。

然而這群人中，還是有幾位不錯的寫作者，其中有克雷格·萊斯利（Craig Lesley），他帶來了后來他以《凍殺》（Winterkill）之名出版的長篇小說中的幾章，還有阿歷克斯·漢考克（Alex Hancock），當時已經在寫作《入明》（Into the Light），還有埃莉·斯考特（Ellie Scott），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

***

后來的兩年里，我寫作很用功，同時盡量不去操心發表的事。雷說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學會寫作。

到那時，我已經辭了西北媒體項目的主任職務，搬到了西雅圖。我得到一份合同，要組織一次西北地區電影研討會，將在西雅圖中心劇場舉行，那一年的半年時間里，我干那份工作，其余半年里，我寫短篇。

然后在1982年，雷按計劃又要來培訓中心授課，我再次參加了。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顯得疲累，而且似乎抽煙抽得更兇。《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么》已經出版，《紐約客》上刊登了《大廚的房子》（Chef's House）和《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這兩個短篇都是關于努很大力想戒酒的酒鬼。在一份當時認為好生活就是雞尾酒——在漫畫里，在小說里，在多蘿西·帕克❹時代阿爾貢耿旅館圓桌的傳奇故事中——的雜志上刊登這種小說，實在令人驚訝。那個月（1982年7月）晚些時候，這份雜志上刊登了《馬轡頭》（The Bridle），里面一個人喝醉了酒，從一間小屋的屋頂上往游泳池跳——卻跳偏了。在我眼里，他們刊登的整頁添加利金酒廣告——冰綠色瓶體上往下滴著凝結的水——再也不一樣了。

我們問他時，卡佛也承認取得成功，讓他過得輕松了一點。“我不再像以前一樣，浪費那么多時間了。”他說，“我坐下來時，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關于那個夏天，我最突出的記憶，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談。從第一次見到他之后的兩年里，我持之以恒地寫作，我很看重這次面談。

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我在約好的時間去了培訓中心他住的小房子。他請我坐下來——我坐到了沙發上——但是他沒坐，一邊說話，一邊在屋里踱來踱去。他問我以何為生，“作家們得做點什么事情來買時間：寫作不掙錢。”

我簡單解釋了一下我的工作，不過我記得當時我想他應該不難理解。為了那次電影研討會，我得約請發言人、訂機票、訂酒店、跟洗印廠、會議承辦人、放映員和拍攝設備生產商打交道。

“我們需要反映人們如何應對工作的短篇。”卡佛在班上說過。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里模糊而且抽象。不管怎樣，他沒有追問。過了一會兒，他從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說盯著看，等他又抬眼看我時，他說：“你是個作家。”這話出自他口，意義重大。

80年代后期，經常看到評論者和編輯哀嘆模仿卡佛的人數量之多，但是雷從來不曾把自己的風格強加給學生。要說有模仿者，那肯定是他們自己覺得這種講故事方式的干凈、樸素和微妙之處堪可佩服，并努力去復制那種風格。

那一年同在培訓中心授課的戈登·利什則不一樣，作為前克諾夫書局編輯和《君子》雜志編輯，利什以東海岸文學新潮的決定者自居。

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學生上課，在室外草地上，我們這些上卡佛的寫作班的同學覺得這是公開邀請，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圍，聽他會怎么說。利什喜歡定下條條框框：“頭兩個句子形成攻勢，”他解釋道，“攻勢的三個基本因素，是姿態、權威和新聞。”

克雷格·萊斯利當時也回到了培訓中心，參加了利什的那一組學習，他得到的建議讓我吃驚不小。克雷格交給利什一個短篇，關于在彭德爾頓牛仔競技表演大賽的幾個印第安人，他們在一輛皮卡的后車廂里喝一瓶用牛皮紙袋裝著的桃紅葡萄酒。“那不是新聞，”利什說，“我們都看到過印第安人喝葡萄酒，給我看看幾個印第安人在一輛皮卡的后車廂喝馬提尼酒吧，這才是新聞！”

就他本人來說，雷喜歡各種形式的寫作，包括福克納華麗的行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他說他從海明威那兒學會了刪掉形容詞、副詞，卻又告誡我們：“海明威說的關于寫作的話，你們也不能全信。”他在喜歡的作家方面趣味廣泛。他說有一次他在聽到約瑟夫·布羅茨基朗誦后深受觸動，回家后熬了一晚上寫詩，決心再也不離開詩歌創作。他滿懷熱情地跟我們提到了他熱愛的一些作家：不只是托爾斯泰、喬伊斯、巴別爾和弗蘭納里·奧康納，而且還有他的同時代人：瓊·迪迪安，拉瑞·沃伊伍德（Larry Woiwode），杰弗里·沃爾夫(Georffrey Wolff)和托比亞斯·沃爾夫（Tobias Wolff），萊斯利·西爾科（Leslie Silko），巴里·漢納（Barry Hannah），安·貝蒂（Ann Beatie），詹姆斯·帕迪（James Purdy）——這是一位大師級藝術家，雷懷著欽佩之情讀了好多年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尋找情感。這里有句卡佛說過的話，我記在筆記本上：“一個短篇小說、一部長篇或者一首詩應該產生一定次數的感情沖擊，你可以從沖擊的強度及次數上，來判斷這部作品水平如何。”

他對瀕大平洋的西北地區的同行特別看重，為他們感到驕傲和快樂。“西部的文學還處于初創階段。”他說。他讓我們去閱讀理查德·域果（Richard Hugo，當時住在蒙大拿州）的作品，當然是讀他的詩，另外還有他關于寫作的隨筆——收在那本《此鎮一觸即發》（The Triggering Town）。雷支持比爾·基特里奇（Bill Kittredge）、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約翰·基布爾（John Keeble）、瑪麗琳·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以及吉姆·韋爾奇（Jim Welch）。他支持苔絲·加拉格爾（Tess Gallagher，當時已是他4年來的伴侶），還支持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他們是好朋友。

雷跟我們說過，理查德·福特也是個喜歡改稿的人，這種同道中人的數量蔚為壯觀。“他先是用第一人稱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心一瓣》（A Piece of My Heart），效果不好，他花了3年時間才寫完，然而他用第三人稱重寫了一篇，又花了一年半時間。”福特的書當時已經絕版，不過我還是記下了他的名字。

雷有種觀點，認為西海岸寫作正在復興，跟20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個美國南方時期不無相似之處。10年后，我看到霍華德展示他在象鼻蟲出版社（Zyzzyva，只出版西海岸地區的作家）出版過的作家地圖時，我幾乎相信的確是那樣。

1983年，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他獲得了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每年35000美元，為期5年。我從私心出發，對其中一個條件感到不滿：他應該是不會再教書了，而是會全職寫作。

他放棄了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也放棄了教寫作班，我再也沒能跟他學習過。

我后來再次見到他，是他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朗誦會后在西雅圖的一個派對上。我心懷期望地問他是否懷念教書，他說：“談不上，沒有。”“嗯，你也許不再是我的老師了，”我說，“可我還是你的學生。”

他說：“你真是好心腸。”那是他喜歡說的話。

我第一次短篇小說投稿成功后，雷在回信中寫道：“跨過發表那道線挺重要，非常有助于確定一件做了那么久、那么認真的事情是正確的。我為你感到高興。”

接下來一次見他，是在華盛頓州立大學，那是我們在1986年秋天聚到一起緬懷理查德·域果時。但如果不是1987年春天發生的某件事，本來有可能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直接聯系，那時，一位在電影界的老朋友讓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變。

在此兩年前，我放棄了舉辦電影研討會的那份合同，幾乎跟過去幾年里我請到西北地區的電影人都失去了聯系。但是那年春天，吉爾·戈德米洛在為她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待月亮》（Waiting for the Moon，關于在巴黎時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巡回宣傳而路過西雅圖時，她給我打了個電話。

在派克街市場的紅門餐館杯盞之間，戈德米洛跟我說她在從巴黎回國的飛機上，讀了《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么》，她想起來我認識卡佛。“我就是有這種感覺，”她說，“那些故事實際上都發生過。據你了解，是不是真實的？”

對一位小說作家來說，“真實”有可能是個令人不安的詞，我記得我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膀。

她對我那樣回答根本不在意，而是為這些短篇小說有可能拍成電影而激動。“我有個想法，”她說，“通過安排順序，那些短篇有可能講述一個人的生活——我已經確定了應該有一個主角，其他方面，我想盡量忠實原著，甚至會讓兩個故事之間銀幕全黑一下。你覺得怎么樣？”

“這是個很有文學味的想法，”我說，“一個純粹主義者的卡佛電影。”

可是等她問我能不能幫她寫劇本時，我給嚇住了，不僅是因為我對她這位影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且是因為我從來沒寫過電影劇本，顯然她需要一個真正的編劇。我又要了杯金酒。

可是她堅持那個主意。我認識雷蒙德·卡佛，了解那一地區，也就是說地點——雅基馬，奇科，尤里卡，庫珀蒂諾，我了解那種飲酒文化。（她剛剛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給了侍者，要他拿瓶礦泉水來。）我沒有參加作家工會，所以她請得起我。她知道我很欣賞她的電影，那對她意義重大，這一點在長期合作中很關鍵。她指望我會極端忠實于卡佛的作品，比任何“真正的”編劇都更注意這一點。另外早在1980年，我在培訓中心上培訓班時，就給她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關于雷蒙德·卡佛的。顯然，她剛剛在一個舊鞋盒里看到了這封信，并把這看作一個啟示。

她的提議讓我受寵如驚，我很快地合計有多大機會能繞過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的那個讓人討厭的附加條件（即他不能教寫作）。嗯，好吧，我一邊跟侍者換高腳杯時一邊想，不過他也許可以指導……

1987年10月，我們飛去了錫拉丘斯，拿40頁的初稿給雷和苔絲看。當時他正開始癌癥療程，他的肺部給切除了三分之二。“現在沒事了。”他一再說，“我沒事。”

他們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魚，在西岸地區，這表示熱烈歡迎，我試過不出聲地隔著桌子向吉爾示意，要她放心。

我們吃完后，雷把初稿拿去書房。吉爾和苔絲攤開手腳坐在客廳的地毯上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發上，想知道樓上的雷是怎么想的。在把那些短篇像吉爾所設想的串起來時，我假定有一位主角。可是我也悄悄往劇本里放進不少傳記方面的信息，暗示那個主角就是雷。他是否會覺得我抹去了藝術和藝術家之間的距離（他的作品中，本來已相隔不遠）？他是否會覺得這樣侵犯了他的隱私？我有點担心。

過了段時間——差不多有一個鐘頭，我想——雷下來了。他們那幢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座木頭樓梯，我聽到每一步咚咚響的聲音。他走進客廳，吉爾和苔絲陷入沉默，雷看著我，用他輕聲咕噥式的聲音說：“很棒，我覺得很棒。”

我想一下子摟住吉爾尖叫起來，可是控制住了自己。雷過來跟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們把那篇初稿討論了一個半鐘頭左右，慢慢地一頁一頁翻過去，過了一遍他在頁邊寫下的筆記。

1988年5月，我在西雅圖的埃利奧特灣書店又見到了雷，那是他最后一次參加朗誦會。他在那天收到了14頁的選擇權合同，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我承認沒讀就交了出去。

“我沒讀就簽了名。”雷說完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他讀了《大象》（Elephant），關于一個被家里每個人追著要錢的人，這個短篇也是一開始讀著滑稽，但是到最后，你聽得見自己的心跳。他似乎讀得有點透不上氣，但還是讀完了。他的臉龐浮腫，有傳聞說他的癌癥已經轉移到了他的大腦，可是雷仍然堅持說他沒事。“我會撐過去的。”他告訴我。

當時，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癥做斗爭，她極其想聽到哪怕有一次交談不以那個沉重的問題（“你到底怎么樣？”）開始。可是她的決定，是從不掩蓋事實，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癥晚期。

一個月后，雷和苔絲舉辦了婚禮，我還是沒有意識到什么。

這段時間，因為作家協會在舉行罷工，整個電影業陷入停頓。出于這個原因，吉爾商談推遲實施選擇權的期限。8月1日，罷工仍未結束，我們實施了選擇權。

8月2日，雷因為肺癌，在安吉利斯港去世。

8月3日，作家協會的罷工問題解決了。

1988年8月4日，苔絲·加拉格爾把雷蒙德·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

我無法去送葬，因為我當時有合同在身，那一周要為帕金斯—科伊律師行打字，我坐在律師行位于25層樓的波特蘭辦公室，感覺痛苦。休息時間時，一位律師的秘書大步流星從餐廳那邊走過來，在聊她的一個女友為什么要離開丈夫。說話中間，她點著一根煙，狠狠地抽了兩口又摁滅了，然后從冰箱里拿了罐減肥可樂就急急忙忙往門口走，撇下一句話還回蕩在空中：“他老公就是從來沒能讓她的裙子飛起來。”

我把那句話記下來，覺得那一刻，是我個人跟雷有了交流。

***

到這時，我已經搬回俄勒岡州。我一直不曾輟筆，又發表過幾個短篇，得過幾個獎項，然后在1989年，有人邀請我去瑪麗爾赫斯特學院教寫作。

我們始終未能拍成我們的卡佛電影。最后，吉爾距離她的最低預算還缺25萬美元。她生命中的4年時間都投進了這個計劃，卻未能留下一部電影。1992年秋天，她接受了圣母大學的一份教職。

對我們來說，人們是一步步去世的。我放棄打磨那個劇本時，第二次失去了雷。現在留下的是他的詩和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師。

時不時，一位學生會打斷我講課，問起雷蒙德·卡佛。“我是說，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老師？”

“你們有多少人讀過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我讓大家舉手時，通常班上有一半人會舉手。

我一再說，你們一定要讀作品。找一本《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從頭開始，通讀這本書。這是卡佛自選短篇集的唯一版本，是按作品寫作先后順序排列的。讀讀《肥》，這個短篇讓人讀了難以忘懷，寫得用筆儉省；讀讀《大教堂》（Cathedral），這對卡佛來說，是關鍵的一篇，里面的語言開始變得豐滿；讀讀《差事》（Errand），寫的是契訶夫（雷熱愛的一位作家）去世時的一個時刻。

我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按順序閱讀這些短篇，你會看到在不犧牲準確的前提下，雷把更多經歷、更多感情投入自己的作品中。這是我們所有人——理查德·福特，戈登·利什，吉爾·戈德米洛、苔絲·加拉格爾和我們這間教室里的每一位——都付出很大努力想做到的。

瑪莎·吉斯（Marth Gies），美國女作家，著有《整夜不眠》一書，并發表過多篇短篇小說。

❶簡·鮑爾斯（Jane Bowles，1917—1973），美國作家、劇作家，作家保羅·鮑爾斯的妻子；

斯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國作家。

❷指斯蒂芬·克萊恩的幾個短篇小說中的人物。

❸這兩句的原文為“Then he goes”和“Then I go”，語法上不正確。

❹多蘿西·帕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國女作家，曾長期為《紐約客》供稿。以她為代表的《紐約客》作家群當時經常在阿爾貢耿旅館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