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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父親湯用彤

口述/湯一介  撰文/陳遠

家風不可中斷

在抗日戰爭期間，父親最喜歡讀《桃花扇》中的《哀江南》。這首曲子說的是南明亡國的情況。在國難危重的時期，他幾乎每天都用湖北的鄉音讀這支曲子以寄托自己的憂患意識。他的這種情緒也感染了我們，當時我只有十三歲，不僅學會了讀這支曲子，還對自己國家的命運有了一種關懷。

在我不到十五歲的時候，大約是在1942年，父親找來庾信的《哀江南賦》，指著序中的其中一段對我講：一個家族應該有他的家風，如果家風斷了，那么這個家族也就衰落了。庾信寫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被梁派到北魏作聘問（外交工作），因為才華出眾，被扣押在北魏做官。在這種情況下，庾信把懷念故土的意識寫進了《哀江南賦》，希望自己的家風不要在他那一代斷了。父親讓我把這篇文章熟讀，還給我講到我的祖父。父親對我說他喜歡讀《哀江南》和《哀江南賦》的原因，是因為我祖父生前就喜歡讀這兩篇東西。父親還給我看祖父六十歲的時候，祖父的學生在萬生園（現在的動物園）給他過壽，祖父的學生給祖父畫了一幅萬生園的圖，祖父在這幅圖上寫了一個序。序中有兩句話：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娛樂。前一句話是說做事情不要怕困難，合乎道義的事情不要怕負責任，過很簡單的生活，就可以隨遇而安，減少苦惱。后一句話是說不要總是追求功名和安樂。父親對我說你記住這兩句就可以了，以此來告誡我如何做人。

一生寫給我的三封信

1943年，當時我們全家都在昆明，我只身到重慶的南開中學讀書。父親一生給我寫過三封信，都是我在南開的一年半期間寫的。當時在南開讀書非常艱苦，吃飯的時候是八個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搶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飯。其他的學生家在重慶的居多，他們可以在家中帶東西吃，而我家在昆明，沒有辦法帶東西吃，于是就給家里寫信抱怨生活太苦。父親很快給我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說：現在是抗日戰爭時期，前方的戰士都在流血犧牲，你受的這一點苦跟前方的戰士比起來算不了什么。你應該安心學習，不應該把生活的困苦看得太重，生活的困苦對于你的鍛煉會有好處。但是在私下里，他讓母親弄了一些豬油，在里面加了一些鹽給我帶到了學校，在沒有菜的時候可以用豬油伴飯吃。

我曾經有個妹妹，比我小一歲。在我離開昆明的時候她得了腎臟炎。我到了重慶之后她就去世了，但是父親他們沒有告訴我。后來我從堂姐那里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寫信責怪家里不告訴我（這個消息）。父親又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當時之所以沒有告訴我是希望我能夠安心讀書，我的妹妹去世他也很難過。他說：不告訴你是因為愛護你，因為告訴你，也于事無補，徒增你的悲傷。

我在聯大附中讀完初二之后，就直接到了南開讀高中，因為沒有讀初三，高一時在功課上感到很緊張，有點跟不上。我就給父親寫信訴說我學習上的困難和苦惱。父親就寫信給我，說做學問就跟爬山一樣，爬山爬得越高看得才能越遠`。你現在在學習上雖然有很多困難，但是你不要松懈。你的知識越多，對于許多道理就可以弄得越清楚。

圍城前后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京城。胡適先生走的時候，給父親和鄭天挺先生留了一封信，大意說：南京已經來了幾個電報催我走，我來不及和你們二位告別，北大的事情就托付你們二位照顧一下。胡適先生到了南京之后，國民黨政府又派了飛機來接包括我父親在內的那一批教授。父親沒有走，而且大多數教授也沒有走。都沒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覺得國民黨非常腐敗，跟他們走沒有什么希望，但是他們對于共產黨也完全不了解，沒有什么認識。現在分析起來，父親留下來的原因大概有三個：一個是剛才咱們說到的國民黨的腐敗；二來，父親的很多學生是地下黨，比如說汪子嵩，當時已經是助教了，他們給父親做工作，要父親安心留下來，共產黨來了之后不會對你們如何如何；其三就是因為胡適先生的信了，因為胡適在信中要父親照顧北大胡適走了之后，北大一時沒有校長，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會，并推選父親做校委會主席。這讓他覺得他應該留下來照顧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待了那么長的時間，對于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同時他也覺得，大家都走了，北大誰來管？1949年1月29號，北京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軍管會的主任葉劍英給父親送了一個任命書，任命他做北京大學校委會的主席。而在此之前，父親則是北大教授們公選的（主席）。我覺得父親對于共產黨的認識，可能有兩條讓他在思想震動很大。

一個是在新中國建立之時，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不僅僅對父親一個人有影響，而是對于一批知識分子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包括我）都曾經親身感受到一百年來中國受屈辱的狀況。北大人可能感受更深一些。現在，祖國終于擺脫了屈辱的狀態，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是分興奮的。

另外一點，共產黨在剛剛進城的時候，十分艱苦，也十分樸素。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給像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每個月供給相當于一千五百斤小米這個價值的錢，比當時他們自己的干部的待遇要高很多。這讓他們很感動，覺得共產黨能吃苦，跟國民黨不一樣。

這兩點，讓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轉變過來，誠心誠意地接受共產黨來管理國家。而后來的思想改造運動，則是他們這一批人沒有想到的。

担任北大副校長

父親校委會主席的職位一直担任到1951年的夏天。那年夏天馬寅初到了北京做校長，父親則是副校長。當時北大的校址要從沙灘紅樓遷到燕園，父親則主要負責基建和校舍的建設。但是他并不懂基建，學校就派了張龍翔給他作助手。張龍翔當時是化學系的教授，我想他也不懂，但是他們還是硬著頭皮開始了工作。

1954年，父親得了一場大病，這場病我想跟批判胡適有關。1954年關于胡適的批判剛剛開始，最初是在人民日報召開了一個座談會，父親當時也參加了。這個會是批判胡適的開端。因為父親和胡適的關系很深，這讓他十分緊張，不知道這場批判會不會波及到他。父親回來之后，我們感到他說話有點不利索，當天晚上，父親就得了腦溢血。第二天，我們把他送到了協和醫院，大約有兩三個月，父親都處于昏迷狀態，后來逐漸好轉之后，父親回到了家里，基本上都在養病。學校的事情他也不再過問了，只是在身體好一點的時候搞一點自己的研究，都是一些比較短的小文章。這場大病讓父親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但是檢討也寫了不少。現在我再看父親當時的檢討稿，覺得他們當時在思想上到底有沒有搞通還真是問題。父親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了那么多的檢討，我現在推想他大概有兩種心情：一種是他確實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好，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身上，另一方面，他對于自己的學問十分自信。如果你曾經留意的話，可以發現父親在新中國建立之后重版的幾部著作，都是照原樣出版的。當然因為當時的形勢，重版時他總要在前言或者后記中檢討一下自己的學問。然而這些前言或者后記，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寫的，比方說《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記是任繼愈寫的，《魏晉玄學論稿》前面的小引是我執筆寫的。當然這些我們都要給他過目，他也就稀里糊涂地通過了。

1963年，父親的身體稍微好了一些，五一的時候，我們陪他一起到天安門去看煙花。在天安門，我們遇到了總理。總理說：我帶你去看看毛主席吧。毛一見到父親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建國初期，毛澤東宴請北京各大高校的負責人時曾經和父親見過面，并且應父親之邀為北京大學題寫了校徽），說：你（生病后）寫的那些文章我都看過了，你身體不好，就不要寫什么長文章了。（大意）主席根父親說了一兩句話，跟我們一一握手，轉身就進去了。

晚年的遺憾

父親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這之后他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你這個看法我很認同，實際上，如果你認真地來看，1949年之后不僅是父親一個人，而是一批老學者都沒有寫出過比較好的著作：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貞元六書》奠定的，解放之后的著作包括《哲學史新編》都沒有超越他以前的東西；金岳霖先生的《論道》和《知識論》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東西甚至都走錯了路，他在《邏輯學》中說邏輯有階級性到現在恐怕要成為學界的笑話，雖然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傷害，讓他們不再說真話了，在學術上也就沒有辦法前進了。

父親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觸社會，偶爾寫一些考證的小文章，更多的時間是在看書，查資料。他閱讀了幾百種佛學著作，寫了大約四十萬字的讀書札記，作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準備。但是這項工作父親最終也沒有完成。后來我用他二三十年代的兩種原稿綜合了一下出版，如果在他生前是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因為他覺得還有很多材料沒有補充進去。

早在昆明的時候，父親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但是因為在去昆明的途中大量的資料都丟失了，修改也就無法進行，同時在那時他也已經開始了魏晉選學的研究，確立這個方向的初衷是試圖梳理印度文化傳入中國之后的線索以及兩種文化在融會之后的相互影響，并且試圖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納入到我們的傳統文化思想中來。你如果看過他這些著作的話，可以看出他這種在本位文化上的努力。

在他的晚年，父親的內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想做重頭的研究已經沒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從他留下的二十本讀書札記來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是已經力不從心了。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