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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 最近,一個德國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文學性、故事性、小說架構等“技術”問題不是他在乎的關鍵,他不滿的恰是一個作家和文學的最根本——語言 3月26日晚,在人民大學舉行的一場名為“漢學視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更像是一場辯論會。一切爭論的焦點,都圍繞在德國漢學家顧彬身上。不久前,他所說“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的言論,被中國媒體廣為傳播,并由此引發軒然大波。 事后證明,他當時指的“垃圾”只是針對衛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但無論怎樣,他對當下中國文學的批評態度是肯定的。 這次研討會,顧彬顯然是有備而來。一開場他就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即:20世紀的中國文學,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屬于世界文學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除了中國詩歌以外,基本上都不屬于世界文學。而造成這個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1949年之前的中國作家都是翻譯家,而之后的作家大部分不懂外語。而只有換一個視角,才能認清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寫作。另外,他認為,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態度也存在很大問題,這些作家對待文學,并不是一項艱苦的工作,而只是“隨便玩玩”。 發言再次引發激烈的爭論,處于漩渦中的顧彬多數時間很沉默。面對反駁或者質疑,顧彬的回答非常簡短,一句或是兩句,倒像是一個局外人。身為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他研究中國文學超過30年,曾經主持翻譯《魯迅作品集》以及系列中國作家作品,撰寫過《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 “他其實是非常焦慮的,中國文學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為什么還要觸動這么多人去批評?要從愛的角度考慮顧彬的這些言論。”顧彬的朋友、中國詩人歐陽江河這樣評價。會后,本刊記者專訪了這位對中國文學“愛之深責之切”的德國漢學家。 “我用的標準是世界文學的標準”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知道你有三個身份:漢學家、翻譯家、作家,你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是基于哪一個身份呢? 顧彬:都有。我寫學術性的文章時,還是比較客觀,批判不一定非常明顯。但我的同事不一定都會非常寬容,他們有時候會很直率地告訴我,你介紹的那個作家一點價值也沒有。 我做翻譯家的時候,為了德國和中國的友好,覺得應該幫助中國作家,我也知道該怎么辦——翻譯家可以把很差的作品變成很好的。過去有不少德國作家問我,你翻譯的中國作家真的這么好嗎?這是你自己就是作家的原因。 以作家的身份看,德語國家有不少中等水平的作家,他們的德文水平很高,因為德國作家對語言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中國現在連一個(能和他們相比)作家也沒有。 今晚(在會上)很可惜我說的不夠,我提到文學是一個刻苦工作的問題,一個中國作家寫小說,一到三個月內,可以寫完一部小說,而德國作家一年最多寫100頁,中國作家不會這樣做。他們盲目自信,他們覺得文學可以玩,玩夠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現在什么都不寫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翻譯中國作品標準是什么? 顧彬:基本上是我認識的中國學者、文學家給我推薦的,。我可能從來沒有翻譯過不是中國作家介紹的作品。 中國新聞周刊:你翻譯過多少中國作家的作品?有沒有可能遺漏了很多重要作品?也就是說,你接觸到的中國當代文學可能只基于你接觸的有遺漏的作品基礎上。 顧彬:50人?還是100人?具體數字我并不清楚。(遺漏)是不可能的,我的標準首先是中國人自己評選出來的好作品,我可能覺得還不夠。但我的標準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學的標準。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的世界文學的標準是什么,諾貝爾文學獎嗎? 顧彬: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紀的歌德,19世紀法國的福樓拜,20世紀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國的魯迅。魯迅的作品,多一個詞少一個詞可以嗎?根本不行!我個人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更多的是政治,文學和政治有關系,但不一定(是世界文學的標準)。 “中國作家最欠缺的是語言” 中國新聞周刊:你翻譯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誰的作品比較優秀? 顧彬:我們應該分時段來說這個問題。80年代到現在有些好的作家,雖然他們的語言水平不一定很高,像朦朧詩人我都喜歡,我還可以舉王蒙和王安憶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寫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說,王安憶在90年代初之前也寫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個人認為,他們都停滯了,停止了。也許過段時間之后,他們還能發展,但那是將來的事情。 80年代有些作品過時了,但還可以談一談,可90年代后的作品都有很大問題。很多作品看第一次就夠了。有些寫的很像電影劇本,像給某個歷史階段加了一幅插圖。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好作品的標準是什么? 顧彬:語言。每一個詞應該是恰當的。中國作家的毛病是,他們不知道用詞和字,要不太多或是太少。我剛才提到那批德語國家中等水平的作家,他們用的每一個詞都是恰當的,你不能多加一個詞。但中國作家的作品中,多一個詞少一個詞無所謂。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不是拿一種詩的標準來要求一切文學作品? 顧彬:根本不是!我也寫小說,也寫散文,我也和德國的小說家熟悉,也看他們的作品,他們的標準是非常高的。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構思、布局、故事內容,這些元素對小說的重要性呢? 顧彬:從開到尾,每一個詞都要恰當,語言第一!很多作家認為內容第一,但是內容不可能第一。 中國新聞周刊:老百姓的閱讀口味和文學研究者的總是差別很大。你有何評價? 顧彬:我踢足球,但不是國家隊,也可能會有人喜歡看我踢足球。我不反對一個人寫作,但是不要認為我應該看所有人業余時寫的作品。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當代文學和1949年之前文學的區別在哪里? 顧彬:首先是語言上的差距。王蒙說過中國當代作家缺少學問,除了詩人以外是這樣。他們看的太少,反思的太少,不能對自己質疑,經常覺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因為他們都不會外語,看的都是翻譯成中文的東西,不能了解一個外國作家的語言水平會有多高,如果翻譯很差的話,覺得這個作品的水平也就這樣。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現狀是怎樣的? 顧彬:太可怕。因為他們多拿“紅包”來寫,所以,中國文學評論家的作品我們都不看。中國文學的一個問題是在評論家,他們不夠認真。他們有責任。 詩人外,其他作家在世界沒有地位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當中占據什么位置? 顧彬:詩人有位置,他們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但其他的作家沒有什么位置! 對我來說,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存在,它對世界文學的作用,完全超越中國文學。很多德國文學作家,包括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他們跟著魯迅寫作,所以他是我們(德國)的,不是你們的。我講的有些過分,但是有點道理。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評價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中國的作家? 顧彬:魯迅不用多說。茅盾20年代末寫的小說,丁玲在延安時代寫的短篇小說,蕭紅的長篇小說,特別是《呼蘭河傳》,張天翼的小說我也喜歡,張愛玲不用說了,沈從文也不用說了,還有錢鐘書、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我原來不喜歡冰心,但當我寫《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的時候,我改變了觀點,我發現她小說的白話文非常清晰,她是很重要的作家。 1949年之后,除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偉大的作品,比王蒙的好得多,就是老舍的《茶館》,但他也留下一部沒有寫完的作品,很可惜。 北島、顧城可能是中國最好的詩人。可1992年后,中國走經濟發展之路,文學被逐步邊緣化,原來中國文學對社會發展極為重要,但現在在國內基本沒有地位。 通過我們的爭論,我發現讀者還是希望當代文學起些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從胡適提倡白話文到現在,也不過百年,能不能說:1949年以前的白話文水平比1949年之后要高? 顧彬:路德在16世紀初創造了德文,但是到18世紀末以前,德國作家都用拉丁等文字寫作,很少用德文。所以說,300年的歷史,才會有一個德國人能夠寫特別好的德文。中國可能也要等300年,才可能有一個很好的白話文作家。但魯迅的白話文是不錯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文學寫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人學習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應歸結為一種天賦? 顧彬:19世紀,有一個法國作家說:如果你想做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你先沉默20年。意思是說,你這20年應該繼續寫,但東西可以不發表,放到抽屜里頭,過了20年你拿出來。不少中國作家應該沉默二三十年,如果二三十年之后,抽屜里還會有好的作品,那才好。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結論是什么? 顧彬:結論是,不少中國作家不覺得他們能夠沉默,他們怕沉默。因為他們不知道文學是工作,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 (本文摘自2007年《中國新聞周刊》)
鳳凰讀書 孫展 2015-08-23 08: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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