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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紀念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在劉紹唐兄的囑咐之下,筆者已東扯西拉的寫了好幾萬言,至今還一槍未響,那還成什么戰爭呢?事實上這問題正在此。
什么叫做戰爭呢,西人有言曰:“戰爭”者,“政治”之延續也。不知“戰”前的“政治”,空談“政”后的“戰爭”,小兒科也。《漢書》上說:“曲突(煙囪——日本人至今還把煙囪叫煙突子)徙薪者無聞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人家說他家的煙囪太直,要失火,應把柴木移開,他不聽。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頭爛頡的救火隊員,反倒大吃大喝。
我國的戰略家,也強調“廟謨”;強調“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諸葛孔明在“羽扇綸巾談笑間”,大江之上已“檣櫓灰飛煙滅”。關張趙馬黃跑斷了腿,終不若大戰略家,扁舟之上,輕揮羽扇也。——隆中一對、天下三分,豈偶然哉?!
甲午打敗了,那位責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們罵成“漢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剝掉“黃馬褂”,留黨察看。
朝中無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欣找出來,收拾爛攤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欣彌留時,太后著人去問“何可繼者”,曾提到光緒的老師翁同和。恭王搖搖頭說:罄南山之竹,難書此大錯。他責怪翁同和不該主戰。——不可戰而戰,一戰而敗,八強之一的紙老虎被拆穿,列強就開始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spheres of influence);接著就要“瓜分中國”(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黃彰健院士與筆者咖啡敘舊,提到“甲午之戰”,彰健也喟然嘆曰:甲午之敗,影響太大了。大清帝國就垮在這一戰。黃公是當今搞甲午下一“階段”歷史“戊戌變法”的權威。從“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則這一戰是敗得太慘了。它也是大清帝國最后崩潰的關鍵所在。
這一戰,當然李翁二公皆責無旁貸。不過,他二人究竟只是兩個個體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時勢。但在那個排山倒海、文化轉型的客觀潮流中,少數個體英雄,究不能使“歷史三峽”改道!
關于歷史三峽的具體情況,“身在此山中”的峽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歷史家,乘著小飛機,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飛來飛去,俯瞰江流山勢,就一目了然了。——筆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峽谷”(Grand Canyon),乘了一架小飛機,穿峽而行,即有此切身經驗。我國的三峽,至今還沒穿峽飛行的設備。筆者亦嘗乘輪而過。在船上搖頭四顧,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仰看神女,坐井觀天;哪知歷史三峽的全貌,是個什么樣子呢?
筆者不學,嘗一再強調我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便是洋務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甚至也可牽強地叫做“四化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便是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二)。李鴻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現和成績,便是他的寶貝“北洋艦隊”——從無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國,在軍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強之一”。成績不差呢!
四十年前我的老學長竇宗一(儀)教授,開始撰《李鴻章年(日)譜》(香港友聯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隨他學習,巨細靡遺,興趣盎然。自此此書便成我的“三上讀品”(枕上、廁上、車上)。三十年來把宗一贈書翻成一團紙球,讀猶未輟。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設有專門機構研究李鴻章,并正編撰出版“全集”。余亦忝為“顧問”,尾隨學習,并拜讀不少前所未見之秘籍。年來復蒙中國駐聯合國(現駐美)大使李道豫伉儷(瀚章的玄孫)不時召宴,浸成好友。——這位頭戴三眼花翎、頭品頂戴的現任欽差大臣,在今日國際坫壇,以立場開明,頗享盛譽,大有文忠遺風!所以,李鴻章對我們搞中國近代史的人,還不算太遙遠,其影響,猶一觸可得。但是,李鴻章畢竟是個悲劇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陰歷九月二十七日)積勞而死之時,可說一生事業全付東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為這個“第一階段”的“總設計師”。在這個階段性極重的歷史發展上,第一階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語說:“倒霉的醫生治病頭;走運的醫生治病尾。”在那個病愈害愈重的“病頭”期問,你當醫生不能“著手成春”,你就“倒霉”了。當那位病人已日漸痊愈,在這“病尾”期間,你一碗藥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華佗了。
醫人醫國,李鴻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鄧小平則是“走運”的后者——但希望小平醫師有此鴻運也。
因此,李鴻章主持這個專搞科技的“第一階段”,而缺少個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沒有出路的。——一葉知秋,那個有名的“炮上曬褲”的小故事,就可說明老李搞四化的極限。故事是這樣的: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一時軍容之盛,國際側目。其后汝昌率六艦管帶劉步蟾等在駐日公使李經方陪同之下,晉謁日皇,備受禮遇。劍履鮮明,威儀棣棣,豈在話下。那時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和東京灣防衛司令官東鄉平八郎,就顯得灰溜溜了。東鄉原為劉步瞻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下堪一擊——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炮炮管上晾曬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炮是何等莊嚴神圣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競在炮上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其實東鄉所見還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國海軍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黃海之上“大操”時,檢閱臺上,直立于兩位海軍大臣奕譞和李鴻章之間,最重要的檢閱官竟是太監李蓮英!海軍是當時大清帝國最新的護國武裝,中華現代化的靈魂,而其最主要的檢閱官,竟是一位上無胡須,下無生殖器官的刑余宦宦,也就下太成話了。
能把個無知腐爛的太監放在海軍檢閱臺上作檢閱官,那么在主力艦大炮上晾幾條褲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總之,長話短說。建立現代海軍,參加列強的軍備競賽,不是單純的科技問題。牡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只搞科技現代化,而我們的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等,基本上還停滯在“中世紀”的落后狀態,要科技先生獨挑大梁來救國救民,是救不起來的。中山曰:“破壞難于建設,”但是不破不立。我們不把中世紀落后的遺傳從身上甩掉,現代化的衣履是穿下上去的。老實說,日本人之勝于我者,便是他們善于模仿,把中世紀的東方習俗徹底丟掉,全盤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對他們也就一拍即入口了。
“大炮上曬褲子”是個笑柄嗎?君不見時至今日,我們的唐人街、中國城、華埠,哪一個下屬于各該都市中最臟最亂的(可不是最窮的)ghetto 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況當年。只是西人暗笑,我們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實褲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東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遺傳就說不盡了。我國海軍當年便被“省籍情結”這個“區域主義”的魔鬼牢牢纏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當年海軍將校幾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諸閩之上”的總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時就號令不行,一籌莫展。那位飲譽至今不衰的鄧大人鄧世昌,即是個浮游于諸閩之中的老廣。他的英勇殉國的悲劇(見下節),據說與畛域觀念也有直接關系。畛域觀念是中世紀中國享有專利的壞傳統。它的幽靈至今不滅,今后還有大禍好闖呢!朋友,這也就是我國甲午戰敗之前的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背景啊!
即當日本正處心積慮侵韓,中日關系日趨緊張之時,中國總理衙門當軸曾有解決高麗的籌韓三策的構想。第一,他們曾提出“郡縣化”的方案。企圖把三韓屬國改成中國郡縣;把李氏韓王內遷。仿孔子子孫舊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設立“衍圣公”一類的機構,優待韓王,世襲罔替。此一設計,在滿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難實行。然值滿清衰世,列強環伺,那就是夢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韓全部開放,造成列強機會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幾利用國際勢力平衡,保持韓國獨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國主義一強之獨吞。此策未始不可執行,然清室顢頇而自大,亦不能斬金截鐵,加以實施;而韓廷孱弱亦下具備獨立條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會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勢自然發展,相機行事。此為下策。然清廷無能,只得聽任此下策之自然發展矣。
迨韓局日壞。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應韓王之請,始派總兵聶士成,續派提督葉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韓,肋平東學黨之亂。日本得訊隨即否認韓國為大清屬國,并同時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軍為目標,虎視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聽清方及任何第三國之調處,自組其大本營,成立戰時體制,不斷對韓增兵至三萬有奇。借口“改革韓政”,實則志在驅除清方勢力,終結清日宗藩關系而兼并朝鮮。
面對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勢,中國朝野嘩然,廟謨清議幾乎一致主戰。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軍孤懸牙山的守將葉志超,亦急電鴻章以“大舉進兵為上策。派艦撤兵為中策。守此不動為下策”(見《年(日)譜》頁二六一,引李文忠公電稿)。然鴻章自知其陸海軍之無能,始終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牽制日本,乃轉電總理衙門建議接受葉電之“中策”。李氏此電對當時激烈之主戰派簡直是火上加油。“漢奸李二先生”頓時變成眾矢之的。而在此全國主戰聲中,則以生長深宮,只能聽近臣之言,作宸綱獨斷的二十三歲小皇帝光緒,尤為激烈。——他的主戰情緒,其后竟發展到“賜翁同和、李鴻藻、恭親王‘尚方(寶)劍’,命對言和者先斬后奏”的堅決程度(見同上,頁二八九,注五〇二,引《清實錄》三五二,及《字林西報》頁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電訊)。如此一來,連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鴻章,輕言和議了。——這時他們母子之間的感情尚篤,而恭王猶在靠邊站也。
筆者昔年曾細查“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時,道光皇帝之上諭,及“英法聯軍”(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時,咸豐皇帝之上諭,其后再看“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時,光緒皇帝之上諭,發現他們祖孫三人,應付此三次嚴重之外戰的心態發展,簡直如出一轍:
第一,在開戰之初,這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堅決主戰。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簡直是殺無赦。可是迨戰爭爆發,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涂地,萬歲爺又驚惶失措,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誤國誤民,要他們提頭來見。最后對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順,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喪權辱國的條件,但求帝國主義者,高抬貴手,刀下留情。(見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開戰之初,那位七十二歲的李老頭,便被那二十三歲的小上司,不斷辱罵,罵得狗血噴頭。翁同和、李鴻藻等主戰派因乘勢鼓噪,要小皇帝撤換老李,甚或要向太廟請出專殺宰相的青龍刀,把老李正法。對日抗戰,由小萬歲御駕親征。
可是那時的大清帝國,一無策畫戰守、運籌帷幄的大本營或參謀本部;二無調度補給的后動體制。帝國對抗日戰爭,可說是無絲毫準備。他們之所以下斷“主戰”者,無非要手握兵權的李老頭,赤膊上陣;率領他那批貧下中農組成的過氣“淮軍”;和那炮慢船緩的落后艦艇,去和東洋小鬼廝殺一番。——勝則大清之福;敗則老李砍頭;此梁啟超所謂李鴻章“以一人而敵一國”也!
【附注】 李鴻章當年派往朝鮮的淮軍將領從吳長度、葉志超開始,一大半都不識字。他們幾乎全是我鄉(當年合肥縣)的貧下中農。亂世投軍,砍得一身“刀疤”,大難不死。此時都是五六十歲之間、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員”。可是,雖是高官,他們卻不失其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的本色。且看聶士成,在八國聯軍期間,他以革了職的一品大官在前線指揮抗戰,腹為洋炮所穿,腸流尺許,他還在揮刀沖殺,慘烈可知。至于葉大呆子(志超),個性之火烈、上陣之勇敢,筆者在孩提時代,便能敘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與我家為近鄰。只是這種瓦岡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現代化的圍際戰爭,那就是另一問題。——志超后來落了個“斬監侯”下場。
李鴻章久涉洋務,對此豈有不知之理。所以他雖奉諭不斷把這些土軍隊送往高麗,他的真正顧慮,卻在海軍。“北洋艦隊”那幾條鐵船才是他寶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他還要連電駐英公使龔照瑗,“設法購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軍艦”,同時并搶購“智利鐵甲艦二只”以壯大我軍(見同上,頁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臨渴掘井。
另一面鴻章則冒全國辱罵之大不韙,嚴令丁汝昌保艦避戰,不得冒險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來只要海軍不敗,則陸軍雖挫,華北仍可無虞,京津安全終能確保也——他還是相信他的寶貝海軍,“攻雖不足,守則有余也”。
誰知他還是過估了他北洋艦隊的實力。打個現代化的海戰,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結果大東溝一聲號炮,中國海軍便再也無法防守了。
中日“甲午之戰”的第一炮發自朝鮮西岸的豐島海域。接著才是陸軍的牙山之戰、平壤之戰,和海軍在大東溝的黃海血戰……,然后才一連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陸戰而專談海戰,看看這場海戰真相,究竟何似。
先談發生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陰歷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軍的“豐島之戰”。
豐島之戰事實上始于日軍向我軍的“偷襲”。其偷襲性質與四十七年后日軍“偷襲珍珠港”,并無兩樣。因為此時中日兩國關系雖甚緊張,然雙方仍在交涉,并未進入戰爭狀態,日本就罔顧國際法,突然偷襲起來,一舉擊沉我運兵船高升號,并在海上射殺我軍七百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在珍珠港美軍被偷襲,遭射殺與沉溺而死傷者約三干七百余人。兩次偷襲,倭人均甚得手,然結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義的因果報應吧!
豐島之戰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八九四年七月下旬,李鴻章奉諭向朝鮮增兵備戰。七月二十二日濟遠艦管帶方伯謙乃奉命率濟遠巡洋艦(重二三〇〇噸、炮二十尊、時速十五浬)及威遠(一二六八噸、鐵骨木殼、炮十二尊、時速十二浬)、廣乙(千噸、鐵骨木殼、炮三尊、時速十四浬)兩船,護送運兵及輜重給養去朝鮮牙山增援。
抵步后,方管帶以時局緊張,乃令威遠夤夜先歸(旅順)。方氏自己則率濟遠,待廣乙入口拖駁事畢,于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始啟碇返防。二船剛出漢江口,即見日本鋼質巡洋艦三艘取勢而來。這三艘日艦分別是:
吉野(重四一五〇噸、兩吋裝甲、六吋速射炮四尊、四點七吋速射炮八尊、魚雷發射管五條、時速二十三浬)
浪速(重三六五〇噸、不同口徑速射炮八尊、魚雷發射管四條、時速一八點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噸、不同口徑速射炮十三尊、魚雷管四條、時速十九浬)
按國際慣例,在非戰爭時期兩國艦艇在公海相遇,禮應相對鳴炮或鳴笛“互敬”(exchange salute)。然此次日艦取勢而來,方管帶立見其來意非善,即下令備戰。果然日艦駛近萬碼時,吉野突發號炮一響,三艦乃直撲濟遠;速射炮彈如雨下。我艦倉卒應戰,然優劣勢殊,眾寡不敵,勝負立見。
當炮戰初起時,管帶方伯謙、大副沈壽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臺上,指揮反擊。瞬間沈大副頭部直接中彈,腦漿進裂,濺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臺之二副柯建章亦為敵彈擊中,胸腹洞穿。斯時艦上將士亦傷亡枕藉,計陣亡十三人,傷者四十余人,一艦皆血。然我將士并未停止拚搏.一小時之糾纏,我艦連發四十余炮。日艦浪速竟為我連續擊中而傾斜失速!
在此一小時拚搏之中,慢說我濟遠以一船敵三艦,縱是以一敵一,我艦亦非其對手。我廣乙船太小,自始即難參戰反擊,在倉卒脫離戰場時,終于擱淺自焚。濟遠官兵自知亦難久戰,據說曾詐懸白旗,沖出包圍圈向西南逃避。日艦吉野鼓浪追之,竟為濟遠尾炮擊中要害,死傷枕藉,濟遠終能選出沉沒之厄運。(見下節有關方之評論)
當濟遠向西南疾駛時,適遇我增援赴韓之運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輪“高升號”,正運盛軍淮勇九百五十人,駛向牙山。濟遠乃以旗語通知,囑其立即轉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輪,時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終為敵艦追及,追令下錨停駛。隨高升而來之我炮艇“操江號”(重六四〇噸)遂為敵艦所擄。
高升被迫停輪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長隨日艦駛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華軍為俘虜。英船長被迫聽命,而艦上我軍不從,蓋中日并未開戰,日本豈可于公海之上竊輪索贖呢!我船上將士則強迫船長駛返大沽。在雙方僵持期間,日艦忽升紅旗,通知高升號上之西人“離船”。旋即對高升發炮,我軍亦據船以步槍還擊。然時不旋踵,高升號即傾斜沉沒。我將士逼浮海上,泅遁無所,日艦竟以機槍向浮沉之人群掃射。槍聲軋軋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艦乃挾我操江,掉頭不顧而去。
斯役也,敵人系以間諜探得我軍運兵情報,蓄意“偷襲”而來,志在必得。蓋其時日軍主帥伊東佑亨,副帥東鄉平八郎,皆在軍中,見其決策之堅定也。
此役亦系敵我兩國,新建現代海軍之處女戰。初試鋒鏑,雙方之優劣畢露,而敵人之殘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殺”而后始為世人所知也。
高升號沉沒消息傳入北京之后,舉朝大嘩。眾議均以我海軍亦有鐵甲多艘,運兵增援,為何不派充足艦艇護送,致有此失?損兵折將,實因我海軍將領,尤其是丁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之所致。光緒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將丁汝昌“革職留任”,要他“戴罪圖功”。主戰廷臣翁同和、李鴻藻與慶親王奕劻等,甚至奏請連李鴻章亦一道撤職。東事由朝廷直接指揮。不幸的是李鴻章那時卻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來”,是一個無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雖是全朝公敵,實際責任還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軍在韓,此時正得寸進尺。攻占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后,已進窺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八月一日與日本同時“宣戰”。宣戰之后,清廷一面增調大軍,進援平壤;一面嚴令北洋艦隊向黃海出擊,與倭艦決戰。這時丁汝昌亦因屢遭委屈,受氣已多,亦迭向鴻章陳情:不顧生死,出海與倭人一拚。然鴻章老謀深算,知彼知己,終不忍將數十年撫育的寵物,負氣一擲。他一面仍嚴令汝昌,不許輕意出海覓戰;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陳海軍下應輕擲之道。這篇有血有肉、情辭懇切的密奏,光緒讀之,亦為之動容。筆者不學,竊思我們讀者作者,亦有細讀的價值,謹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汐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陣則易于追逐;敗亦便于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只為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造在先,當時西人船機學尚未精造至此,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巳為極速。今則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近年增置,臣前于預籌戰備折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沒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拚擊,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貴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長,此臣所為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于一肄,以求諒于局外者也。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轉相苛責。丁汝昌從前剿辦粵捻,曾經大敵,迭著戰功。留直后即令統帶水師,屢至西洋,藉資歷練。及創辦海軍,簡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軍將才,尚無出其右者,若另調人于海軍機輪理法全未嫻習,情形又生,更慮僨事貽誤,臣所不敢出也。(見《奏稿》七八,頁五三;《大清實錄》三四五;《年(日)譜》,頁二七一。)
李鴻章這件密奏繕發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決沒有想到,半個月之后,中日黃海大戰爆發,經過四個半小時的血戰,他苦心弧詣,扶植起來的心頭肉、掌上珠,還是被“一舉輕擲”了。
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歷光緒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有決定性的日子。這天下午,我國第一支、高踞當時世界第八位的現代海軍——北洋艦隊,在黃海之上,大東溝海面,與日本第一支現代化海軍——聯合艦隊,發生了遭遇戰。雙方血戰四個半小時才鳴金收兵,未分勝負。當然我方的損失,遠大于敵方。
這一戰,在雙方都是破題兒第一遭。在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現代武器、現代組織、現代法則,所打的大規模的現代戰爭。除此之外,連“臺兒莊之役”乃至“印緬戰場”,都只能說是一窩“爛仗”。
這場戰爭是怎樣打的呢?百年來史家著述甚豐。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黃海之戰抹黑;把我們海軍里大批的殉國英雄說成拘熊。首倡其說的原是一些當年海軍里自高自大的洋員,尤其是那位英國浪人癟三泰樂爾(William Ferdinard Tyler)。泰氏曾親歷黃海之戰。且在他的回憶錄里(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9)。寫了一些親歷記。后來史家就根據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講了幾十年以迄于今。
筆者在當學生時,也對他的故事篤信不疑。后來教書海外,把他的回憶錄指定作參考書而細讀之,便懷疑起來了。等到在洋社會住了數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險家到殖民地國家打天下的丑惡的底子,我對他的故事就徹底否定了。
泰樂爾一八六五年生于英國農村,在他的祖國里他小學也末畢業。后來到一艘商船當技工,才申請到英國海軍受連制服都要自購的“備役”訓練一年。據他自述,曾取得英海軍“備役中尉”(sub-lieutenant R.N.R)的資格。一八八八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國海關謀一“室內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關人事室卻把他分配到海關巡邏艇上去當個小職員或水手。這兒他一干五年,一八九五年經人介紹進入中國海軍旗艦定遠號當差。不久便碰上了黃海之戰。
泰樂爾在定遠號上當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憶錄里說他是定遠號的“副船長”(co-commander)——他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師畢業、德國留學歸來的黎元洪,在定遠上只當個“炮弁”,他至少會放炮嘛!泰樂爾除掉碧眼黃須之外,他會放啥子呢?
無獨有偶,那位在鎮遠艦上服務的美籍洋員馬吉芬(Philo McGiffen),原任美軍少尉,來華教操。后來也自吹自擂說他曾是鎮遠的船長(commander)呢!其實他二人都只是兩個水兵級的“營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黃海戰后,那位有提督銜的德籍顧問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辭職了。李鴻章又找了一個英籍拖船駕駛麥格祿(John McClure),來補其缺。麥格祿原來也是個一無所長的酒鬼,出任有提督銜的總顧問,就自認為是中國海軍的副司令了。泰樂爾對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對麥某也嫉忌不堪,弄得這兩位英國浪人,終身不和。
這兒的問題便是:李鴻章為什么要找這些爛仔在海軍里鬼混呢?這大概是在他處理內政和外交上,“洋員”(尤其英國人)都是個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實學者。有真才實學者如瑯威理,就必然要抓權。在海軍里抓權,則海軍里就要再出個赫德了。中國有一個赫德已嫌太多,再來個赫德,中國豈不要亡國?所以瑯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瑯烕理怎能建設中國海軍呢?充其量把中國海軍建成個印度海軍罷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鴻章就是周恩來!與周總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還能利用他哉?
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聽指揮”!胡宗南敢不聽哉?
老毛頤指氣使,吩咐總理這樣、總理那樣,總理無不俯首聽命。老毛自覺好下風光。但是真正要“毛澤東聽指揮”者,周恩來也。老毛,獨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獨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澤東不聽指揮,鄧小平,哼!今日有你。圍棋國手,天下無敵,淺見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雞鳴狗盜,都是棋子,通吃不誤。
所以麥格祿、泰樂爾者,老李麾下,一些蝦兵蟹將、小棋子而已,什么鳥“洋將”、“洋員”哉?但是,把這些爛仔混入軍中,軍中將士對他們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在那個崇洋時代,一般土將土兵包括丁汝昌,對他們都會崇而敬之。但是,對那些自己也洋過了頭的人,像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方伯謙等等,就不會把這些一無所長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樂爾躋身定遠之內,對一般兵將,他可七拚八撞;在劉管帶之前,那就是小鬼見閻王了。甚至連英語會話、作文,劉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籌——泰樂爾的英文風格便十分低下。他原來連小學也沒畢業嘛!怎能寫出好文章呢?
在泰樂爾后來所寫的回憶錄里,因而他要不惜一切丑化劉步蟾。情見乎辭,以泄其咬牙切齒之積恨。他這種書,歷史家惡可據為信史呢?不幸,在張蔭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教授以后,我國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數十年,此筆者不揣淺薄,希望據實稍為扭轉之也。
前節已略言之。在豐島一役之后,敵我優劣畢露。鴻章深知,鏖戰于大洋之上我艦隊斷非日艦之對手,因而避戰之心愈切。我艦游弋,只許自威海衛、旅順至鴨緣江口之一線,不許越境御敵。然李氏退避之策,終難執行。蓋海軍避戰,陸軍屢敗,最后必至避無可避之絕境。再者,清廷已對日宣戰,海道向朝鮮增兵,艦艇護航有責,又從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緊,清廷續調劉盛休部銘軍四千人于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發,由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自中途護送去韓,增援平壤。日艦得報遂集中其最精銳之艦艇十二艘于鴨綠江口外之大東溝一帶,伺我艦返航時,加以邀擊。我艦避無可避。兩軍遭遇于大東溝上,一場慘烈的中日黃海血戰,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時五十分,正式爆發了。
這次黃海之戰,百年來史籍滋多。史家亦時有異辭。然去其傳言妄語,根據史實,擇要簡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護航艦艇,于九月十七日抵達大東溝者,計有十八艘。其中鎮中、鎮南兩炮艦(均重四四〇噸),率魚雷艇四艘,護兵入港。平遠、廣丙兩艦則在口外下錨。余十艦為北洋主力,則下錨于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艦中計有:
定遠(旗艦)、鎮遠二主力艦,各重七千噸,各有十四吋裝甲,十二吋巨炮各四尊,時速均為一四.五浬;
致遠、濟速、靖遠、來遠、經遠鋼質巡洋艦五艘,各重二三千噸不等,各種口徑鋼炮十余尊,時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間;
超勇、揚威、廣甲三炮艇,各重千百噸,各有炮十馀尊,時速十五浬。
我艦隊此時之重大弱點,蓋為:(一)無新船。所有艦艇均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舊式戰船;(二)我艦無快炮。李鴻章勉力所購之十二尊,此時尚未及安裝。
而此時在大東溝外,伺機攔擊我船之敵艦十二艘,其性質則正是我艦之反面。其十二艦中,計有:(一)三四千噸之巡洋艦吉野、秋津洲、松島(旗艦)、千代田、嚴島、橋立、赤城七艦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島等五艦,且為十九世紀末之嶄新(brand-new)產品;(二)各新船之時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則二十三浬也;(三)日艦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艦艇,除比敘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鋼質。船既不老,設備彌新。
朋友,現代化海空戰,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時新一年、技高一籌,就逼手逼腳。人海戰術、血氣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戰中期,日機在我成都機場著陸,取走國父遺像,留下戰書向我空軍挑戰。我健兒不理他。但是我最高當局,忍無可忍,拍桌嚴令應戰。結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領隊兩位大隊長開了槍。其它健兒尚未及扳機開火,便紛紛墜毀如秋風落葉。從此,我們在后方就只有抱頭挨炸之份了。——此事余聞之于當年參戰英雄,想我空軍舊檔中,應有案可稽也。——甲午黃海之戰,正是如此
且說九月十七日中午,大東溝上我海軍將士正吃完午餐,警報東南海面發現敵船。我艦乃起錨,列陣,迎了上去。
據說,我原隊形為兩主力艦平行居首,余艦排成雙行,尾隨于后。然全隊啟碇不久,副帥劉步蟾忽改傳旗令,變原船陣為一字橫排。伸張兩翼,向敵陣包圍上去。
何以劉氏中途改變隊形呢?據泰樂爾說是起于劉的膽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兩翼小船以餌敵。庶幾敵船將不致攻擊劉所乘之旗艦,云云。泰樂爾更強調說,劉氏這一變隊陰謀,連在吊橋上觀察敵情之丁汝昌和漢納根均未發覺,只有他泰樂爾看出了。然大錯已成,無法改回,他乃向丁、漢二主帥建議,將錯就錯,令全隊右轉迎敵。丁氏稱善。泰氏自稱,他乃躍回司令塔要劉步蟾改變航向,右轉四度。劉佯從而陰違,口囑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遠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聲囑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結果艦止不動。泰樂爾說,他見劉步蟾抗命乃大憤,厲聲向劉辱罵,并躍上司令塔頂、攀上吊橋向丁報告。此時漢納根已因指揮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橋上,他二人言語不適,未能實時糾正劉步蟾之錯誤。即在此千鈞一發之際,劉步蟾忽下令開炮。四炮齊發,竟將吊橋震斷。丁汝昌墜地受傷,他自己也被摔得雙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國船陣大亂,終至不可收拾云云。(見上引泰樂爾自傳,頁五〇)
上面這段泰樂爾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張蔭麟、郭廷以諸教授,乃至其后無數著述家引證為海戰信史,并對劉步蟾隨意詆辱。吾友Rawlinson后來在哈佛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導師為費正清教授),亦持此說,信而不疑。(見上引Rawlinson之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pp.175,179~180)。
讀者賢達,您相信泰樂爾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寫出的這段故事嗎?——我個人是始信而終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遠艦上向未參加過軍事會議。他不夠資格嘛!這也是他在書中公開承認的。在他們眾艦長必然都參加的軍事會議里,原議是否是“縱陣”(line ahead)?縱為“縱陣”是否一定不能改為“橫陣”(line abreast) ?原議詳情,后人不知也。泰樂爾當時不夠資格過問此事;因此,他在當時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當事人死絕了,他才著書編造,漏洞百出。我輩治史者,能有疑處不疑?!
【附注】 其實此一縱陣為橫陣之命令,據戚其章所護元文件,實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無所知,實是信口胡說。
第二,變換陣形,事關十艦,左右數千碼是何等大事。這種變換,丁汝昌、漢納根近在督戰吊橋之上,林泰曾總兵(師長)近在鄰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這一無職守的營混子、無事忙,發現了,由他來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帥才聽他建議來匆忙改正。他是老幾?!這分明是一派讕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實際指揮作戰;騎兵出身的漢納根,原是炮臺工程師,對海軍也是外行。指揮主力艦作戰的司令官原是一種最高級的“技術官員”(technocrat),所用專業技術語言,在早期中國,全屬英語,日本亦然(此亦泰樂爾自覺神氣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黃海之戰時,雙方實際指揮官皆為副帥。在我方為副帥劉步瞻;在日方則為副帥東鄉平八郎——這兩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學。步蟾恃才傲物,他把個真正的英國海軍司令瑯威理(上校)且視同無物,他怎能把這個營混子、小水手,自稱“備役中尉”的泰樂爾放在眼里呢?!泰樂爾吃氣在心,所以后來著書,乃一意以罵劉為職志。其銜恨之深,誣蔑劉步蟾之刻毒,簡直匪夷所思!筆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譯。須知定遠當年是我軍旗艦。在這一莊嚴軍營之內,士卒途遇主帥,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樂爾在其書內把自己寫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帥都聽其指揮,最后竟至厲聲辱罵(curse)司令官。自我膨脹,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臉之極!
第四,縱陣、橫陣之優劣,在當時海軍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說的。至于陣形之變換,令旗一扯,一個立正向左(右)轉,橫陣也立刻可以變為縱陣。其它如由單行變雙行;由方陣變圓陣;雙向行駛,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揮作戰,依敵情變化而判斷之,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帥之責,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樂爾這個“洋營混子”,縱在晚年著書,對此仍一無所知也。他小學未嘗卒業,常識不足故也。但是這洋癟三,信口編造成篇,居然騙了我國并不知兵的史學界至數十年之久,亦可驚矣。
當然上述主帥作業,要能得心應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將士訓練有素,船械設備新穎,才能制敵機先——那時我軍船械過時、炮上曬褲,一時頗難做到。可是日本人卻做到了。
當敵我于十七日下午十二時五十分接仗時,我十艦排成一字橫陣,定、鎮居中。定遠之左列各艦以次為靖遠、致遠、廣甲、濟遠四艦。鎮遠之右則來遠、經遠、超勇、揚威也。十艦以六浬時速,排列前進。然兩翼尖端船小,速度較慢,以致“一”字漸成弧形。
迎頭而來之日艦十二艘,則分為前后兩隊,以吉野號等四艦居首為游擊隊,以松島旗艦為首,余八艦分兩行跟進,是為本隊,以十浬時速,向我撲來。
當敵我距離接近八千碼時。我方首發巨炮,因炮震橋斷,丁提督被摔落地,身受重傷,口吐黃水,足折不能行。船員乃抬其入艙包扎,丁堅拒不許,遂坐于甲板上過道之側,督戰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將士操作;船面將士亦可時見主帥所在。
此時日艦距我既近,乃以巨炮還擊,并由吉野率領前鋒突擊隊,加快速度至十四浬,隨即直穿我右翼而過。速射炮數十尊,左右開弓,一時俱發,彈下如雨。我鎮、定二主力,直接中彈百十發,死傷枕藉。甲板上之檣桅、暸望臺、帥旗、令旗,以及懸旗繩索,悉被敵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轟毀殆盡。所幸由于裝甲堅厚,敵十吋巨彈,亦只能穿甲五吋,以致兩艦,始終有傷無險;并逼近敵艦,發炮還擊。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揚威兩艦,不勝負荷。船身中彈數十發,引起大火。我將士雖舍命撲救,終難控制。揚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駛避炮。不幸受傷過重,火勢蔓延,全船盡毀。掙扎愈時,終至無救。全軍棄船時,管帶林履中蹈海自殺。海上存者六十五人,卒為我一趕來應援之魚雷艇救起,駛出戰場。
敵方前鋒突擊隊,既以疾駛速射,穿我右翼而過之后,乃再向右急馳,繞過我鎮、定二主力之尾部,擬再右旋沖折我左翼,與隨后而來之本隊八艦,形成包圍圈,圍攻我定、鎮二艦為首之主力,作殲滅戰。
然正當吉野二度右轉擬自后方沖我左翼時,我平遠艦適自大東溝之北部,率魚雷艇四艘趕來參戰。吉野見狀,乃舍我左翼,改道撲我平遠。我平遠管帶早知平遠非吉野之敵,乃掉頭并飭雷艇四散避之。吉野無所獲,遂又奔向我艦,擬與其隨后繞我而來之敵艦本隊,圍攻我主力,轟沉我輔艦。
此時敵我鏖戰激烈,大東溝上煙霧彌天,風云變色。
當敵艦本隊隨其突擊隊,沖向我右翼,擬繞我主力作大包圍時,我右翼諸艦拚死抗拒,亦發炮如雷。唯此時我超勇炮艦,已受重傷,大火不熄,船身傾斜,敵本隊乃以快艇快炮輪番攻之,超勇卒被擊沉。管帶黃建勛隨眾落水。當時有人拋長繩系救生田救之。黃推繩不就,遂隨超勇自沉殉國。
我軍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戰況亦至激烈。我致遠艦,拚死抗戰,中彈累累,船身已受重傷。致遠管帶鄧世昌見敵船縱橫馳騁,率領諸艦進攻,對我艦為害最大者,厥為敵艦吉野號。若去此酋,則我軍頹勢或可稍轉。乃伺機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擬以重傷我船與敵艦同歸于盡。當兩船迫近,同沉勢在不免時,敵我船員均大驚大嘩。孰知致遠半途竟被敵方魚雷擊中要害,鍋爐爆裂,壯舉成空——而該魚雷原定目標本是定遠旗艦,中途誤中致遠,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當致遠沉沒時,管帶鄧世昌與合船戰士二百五十人同時墜海(后只七人生還)。其時僚鵬有以救生木給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當年海軍將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艦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該犬亦隨主人同時墜海。此二犬希圖搭救世昌,乃銜其臂不令沉沒。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銜其發以圖拯救,世昌終于抱犬同沉。
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義犬救主記”,真令人感嘆。將來如有朝一日,我黃海血戰殉國將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則此兩頭義犬,也應該勒石紀念啊!
竊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數十年友情往往為私心所蔽,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競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諸此犬,真是人不如拘,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債,或言與省籍情結亦不無關系。世昌粵人,而當時海軍將士多為閩人。臨危相救,世昌或嫌閩人對粵人略有軒輊云。(以上故事多采自Rawlinson著前書;吳相湘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類第六冊,《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前引戚其章書與其它若干中西史料。)
致遠既沉,我艦隊左翼頓折。敵艦乃以優勢火力與優勢速率,輪番圍攻我經遠。經遠不支,終于下午四點四十分為日艦擊沉,管帶林永升陣亡。合船死難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還者只十六人。(見同上)
我致遠、經遠相繼沉沒之后,所余之濟遠、廣甲二船,如不及時逃出戰場,必被擊沉無疑。廣甲原為我福州自制之木殼鐵質干噸小船,本不堪一戰。只是廣甲撤退時,因管帶吳敬榮判斷錯誤而觸礁不起。全體船員(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艦所毀。
至于濟遠疑案,則至今不能解。濟遠在黃海之戰時,戰爭未終,即全艦而返。濟遠歸來如系“臨陣脫逃”,則其管帶方伯謙其后之被“正法”(砍頭),實罪有應得。然該艦如系“力竭撤退”。則在那軍中通訊被割,請命無由的情況之下,全艦而歸,理應嘉獎呢!
總之,方管帶之死,軍中哀之,洋員亦不服。敵軍主帥亦感驚異,蓋伯謙在豐島之役,以一船敵三艦,表現至為優異也。大東溝之戰,濟遠發炮過多,炮盤為之镕化,而方氏終遭“軍前正法”者,顯似李老總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謙之死,是軍中無法,未經過“公平審判”(fair trial)也。人主紅筆一勾,小臣人頭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辦法,打現代國際戰爭,宜其全軍盡墨也。在下落筆萬言,未開一槍,私衷所欲闡明者,旨在斯乎?!
前節已言之,黃海一役,實際指揮作戰之主帥劉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艦。經四小時血戰之后,我方有六艦或沉或毀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艦平遠、廣丙未參戰),然此六艦之損失實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帥指揮錯誤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揚威、廣甲各蚊船,置之兩翼,置之排尾,其結果不會兩樣,則縱陣、橫陣云乎哉?
四個半小時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遠、鎮遠、來遠、靖遠也。其時來遠全船著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猶與敵艦炮戰未已。
定遠、鎮遠二艦連續血戰四小時有半。二艦共中重炮彈三百七十余發,遍體如麻。據日人統計,定遠一艦獨中輕重炮彈即不下兩千發。蓋血戰自始至終,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艦為攻擊重心。二艦被摧,則我勢必全軍盡墨,毋待三月后之劉公島也。
定、鎮二艦各長三百呎,于四小時內,各中敵炮干彈以上。如此則船內官兵承受如何,不難想象也。泰樂爾即兩耳鼓被震破,終身重聽。丁汝昌、劉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兩艦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時中共發十二吋彈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彈直接命中。不幸我艦無戰場經驗。每炮只有“爆炸彈”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擊中敵松島旗艦,死敵八十余人,器械盡毀。伊東佑亨被迫另換旗艦。此十二吋爆炸彈威力可知。
爆炸彈之外,我艦多的是“穿甲彈”,而敵艦,無重甲。穿甲彈攻力雖猛,過猛反而無用。我有兩穿甲彈直接擊中敵艦“西京丸”。然兩彈皆穿船而過,把西京丸鑿了四孔,而全船無恙。
我各艦小炮共發四百八十二彈。有五十八彈直接擊中敵船。敵艦比靚號被我圍攻,獨中二十二彈,幾被擊沉。我一魚雷亦嘗直射敵船,不意此雷迫近敵艦時竟潛入船底之下,穿船而過。敵人全船大驚,然卒有驚無傷,亦我國運不清,戰神搗鬼也。
綜計全戰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艦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達百分之十。
敵艦快捷如鯊魚,要來便來,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擊。
然我主力艦則沉重如大海龜,任你捶打,也不會下沉。鯊魚亦奈何不得。
雙方廝殺,難解難分。至下午五時半,我十二吋巨彈只剩下三枚,而伊東深恐天黑,我魚雷艇逞兇,乃收隊而逃。劉步瞻鼓浪追之數浬,速度不及,愈追愈遠。乃收隊而歸。——結束了這場黃海血戰。
讀者賢達,您讀畢上列諸節的真實故事,該知劉步蟾、丁汝昌并非飯桶。大清不亡,我軍不敗,實無天理,然非戰之罪也。我輩臧否先烈先賢,可不憂哉?愿與賢明讀者共勉之。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脫稿于北美洲
原載于臺北《傅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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