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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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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然倒塌：秦朝覆亡真相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秦朝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一个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只能依据其表现来评判。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从死后到现在，经受了历代多少文人的各种不同的评点，如贾谊的责难、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等等。尽管始皇是个暴君，但是，他所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撇开秦朝的短暂而亡不说，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在西方的耶酥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终身志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秦始皇的功绩至巨至伟。后来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千古一帝

　　秦本是西方小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与戎狄战斗，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孝王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仲攻西戎战死，子孙都戮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秦襄公因为救幽王有功，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此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拥有了西周故地，成为西方强国。秦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虽成西方大国，却被东方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秦君大多都是有作为的君主。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德公建雍，秦穆公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他招揽天下贤士，起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灭诸戎，开疆千里，成春秋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他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鼓励个体小家庭生产，发展封建经济；普遍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促进了秦国社会的转型，加快了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迈进的步伐。经过惠王、武王的苦心经营，到昭王时期，秦国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东方六国，为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继续奉行“远交近攻”的既定策略，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

　　嬴政用武力吞并六国之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参照历代秦国的政治体制，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嬴政认为，天下已经统一，过去的“帝”和“王”的称号却不统一，便下令臣下重新商量议定他的称号问题。有大臣说，远古时期有“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其中以“泰皇”为尊，故主张以“泰皇”来称呼他。听了大臣的意见，嬴政决定去掉“泰”，保留“皇”，再加上古代的“帝”号，合称为“皇帝”，以此显示自己功高三皇、德超五帝。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期盼嬴氏江山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还创立了与皇帝的称号相一致的一些称谓制度。如皇帝自称用“朕”,表示至尊无二；皇帝所下的涉及制度的命称“制”，昭告臣民的令文称“诏”；皇帝的印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做“玺”；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这一称谓制度在此后千余年一直被沿用。

　　秦始皇大权独揽，日理万机。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会休息。当时还没有出现纸张，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公文的数量用“石”这一重量单位来衡量。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由此可知，秦始皇确实是一位勤勉、有作为的皇帝。

　　在中央，秦始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体制。皇帝之下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最高行政长官，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太尉是最高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听从皇帝的命令，所以，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之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以下设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各有明确的分工，负责不同的政务。在地方，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在讨论地方体制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多数大臣主张分封制，唯独廷尉李斯主张郡县制。李斯说，周朝实行分封制，将王公子弟封到各地为王，开始还能够精诚团结，拥护周王，但是，过不了几代，诸侯王与天子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再加上诸侯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不再听从周王的指挥，致使周朝分崩离析。如果实行郡县制，皇帝亲自任命、罢免地方长官，政权就可以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天下才能够长期稳定。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是县令或县长。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

　　为巩固大一统格局，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又采取一系列行政改革。第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地主，奖励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占有土地的数额，交纳赋税，就可以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第二，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第三，统一货币，以秦的“半两”钱作为流通货币；第四，统一交通工具，实行“车同轨”、“行同伦”，确定车轨的标准宽度；第五，统一文字，以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小篆为基础，略加整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天下；第六，修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第七，没收天下兵器，将其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防止天下人作乱；第八，修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古，一条向东通河北、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第九，迁徙六国贵族和豪富到咸阳，以利于对他们的控制。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国成为短促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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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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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暴政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余支秦简，内容主要是秦的法律制度。这些秦律的涉及面相当广，包括农田垦种、山林保护、牲畜饲养、粮草管理、货币流通、物资管理、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刑徒使用、军爵赏赐、官吏任用、保举子弟、府库收藏、征发戍边、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反映了秦律严酷的特点。依史书记载，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是将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宫、大辟）发展为死刑、内刑、罚作、迁刑和赎刑等，共计五类。每类刑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单就死刑来说，即可分为斩、戮、车裂、弃市、枭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等十余种之多。按秦律，并不是只有百姓本人犯罪才会受到惩罚，有时候，祸可以从天而降。比如，秦律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生活

　　在如此严酷的法律下的人们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随时都会被罚做苦役，随时都会被斩脚、割鼻、处死等。

　　严酷的法律引起了百姓和士人的普遍不满，他们依据包括史书、经书等书籍中所记载的先公先王的贤德事迹，纷纷指责或影射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矛头直指始皇帝，就是因为书籍的缘故。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焚毁“妖言惑众”的书籍，下令除了秦国历史之外的所有史书，以及经书、诸子百家之书等等典籍，无论是官府收藏，还是民间百姓和士人收藏，一律烧毁，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在全国“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百姓和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士人们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流言遍布天下。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竟然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把这些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焚书坑儒”事件，使秦始皇失去了士人之心，这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很喜欢六国华丽的宫殿，所以，每灭一国，他都要让人将这个国家宫殿的图样给画下来，在咸阳照样仿造。六国华丽的宫殿并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无限欲望，他曾经想造一个庞大的苑囿，西起雍、陈仓，东面延伸到函谷关，面积近千里，最后被侍从、侏儒优旃劝止。优旃开玩笑地说：“这样可太好了，有了这么辽阔的皇苑，我们可以多放养些猛兽，如果六国的后裔有人敢从东方进攻，就把这些猛兽赶出去将他们吓跑。”秦始皇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于是打消了建这个巨大苑囿的念头。尽管如此，秦始皇还是建了大量奢华的宫殿，仅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修建这些宫殿，当然需要役使大量的劳力。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宫殿当属阿房宫。根据《史记》记载，规划中的阿房宫前殿东西长500步，约合700米，南北宽50丈，约合

　　5米。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调用劳动力70万人。到秦始皇死在出巡路上，阿房宫尚未建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修建秦始皇自己的陵墓——骊山墓，每年也用劳力70多万人。再加上其他工程，如建长城，修弛道，常年的兵役征发等，每年参与服役的人数竟然达到300余万之多。男子不够用，就征发女子（秦朝因为实行法治，反对儒家思想，没有像后来那样限制妇女从事公共活动）。秦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被征发营造宫室坟墓，守五岭，筑长城，戍边等，总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至秦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始皇称帝后，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营造大坟墓；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为此，他派出很多方士去求仙找药，如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即是一例，为此浪费大量财物。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修炼，因此又造许多宫室。他造长城，巡游四方，大都是受方士的唆使。他到碣石（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一次，到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成山角一带）两次，就是因为传说这些地方是神仙常来的地方。秦始皇出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至今，许多地方还存有秦始皇出巡时留下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石刻。这些石刻主要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宣传秦朝统一天下、进行各项改革的历史功绩。秦始皇每出巡一次，都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闹得百官黎民不得安宁。一次，他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今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3000人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只是为了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公元前221年，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有人便趁机在上面刻了诅咒秦始皇的一句话：“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到消息，火冒三丈，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追查未果，御史便将陨石附近的住户全部处死，又将刻有字的陨石毁坏，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

　　沙丘政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秦始皇临死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他客死在沙丘之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始皇暴政的必然结果。当初秦始皇兼并诸侯，一统中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当时的中国，长期分裂，久经丧乱。春秋战国400多年之间诸侯争霸，合纵联横，天下扰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心思治，民心思安。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恢复，社会是很难继续向前发展的。但是，秦始皇所实行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举全国之力，修建宫殿，修筑长城，开拓边疆，开辟驰道等，全然把新国家当作一个新的战场——全民参与旷日持久的“土木工程”的战争中。早已经厌倦了战争的百姓，如今又参与到这一场更大的“战争”之中，除了反抗暴秦，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同时也是他的死亡巡游，危若累卵的秦王朝灭亡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这次巡游，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返回途中，一向身体健康的嬴政在平原津（今山东德州）突然病倒。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是加重了。秦始皇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这才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李斯起草诏书，并将诏书和传国玉玺递送给长子扶苏，催促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当李斯草拟好诏书呈交嬴政审阅时，嬴政已经死去了。此时，扶苏又在哪儿呢？原来扶苏曾经劝说过秦始皇：“现在天下刚刚统一，边境上的民众还没有彻底安定，士人们也都推崇儒家的主张，而父皇却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儿臣担心会令天下不稳。希望父皇能认真考虑，改变政策，安定人心。”扶苏的话可谓句句在理，但是秦始皇又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斥责扶苏多事，将他派往边境的军队里做监军，和大将蒙恬一起抵御匈奴。

　　秦始皇死在了沙丘，只有随行的李斯、赵高和胡亥知道此事。他们心中各怀鬼胎，明争暗斗。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

　　前又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决定秘不发丧。做过胡亥老师的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秦朝的皇帝。因此，他不仅扣下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王位，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胡亥能够登上九五之尊，何乐而不为呢？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于是，赵高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阴谋。首先，他假造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命令他自杀。接到诏书后，扶苏便自杀而死。接着，赵高将嬴政的尸体放在车中，关上车门，拉上车帘，让百官以为秦始皇仍然活着，带领大队人马匆忙往咸阳赶去。路上，又出了点小小的插曲。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赵高派人弄来大批鲍鱼，命令每辆车上装鲍鱼一石，以混淆尸臭。终于安全抵达咸阳，赵高这才宣布发丧，并拥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拥立有功，从此把持朝政，横行无忌，就连胡亥也只能听从他的摆布。

　　胡亥即位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公子公主22人（秦始皇子女）、大将蒙恬蒙毅兄弟以及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秦二世以累累白骨企图巩固其帝王宝座，暴露了他残暴的本性。对于普通百姓的杀戮，秦二世更是毫不手软。在埋葬秦始皇时，他担心修建骊山墓的工匠会泄露地宫玄机，竟下令将全部工匠闭死于墓中。不仅如此，他还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始皇死后，他继续调集大量的劳力，加紧修建阿房宫、直道和驰道。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统治，他又征调五万人屯卫咸阳。秦二世还竭尽所能的享乐，他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以供游猎之用。横征暴敛与荒淫无道，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二世只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只是一个终日沉湎于享乐的皇帝。他听信赵高的一派胡言，把一切朝政都交给了赵高。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上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了。一天，赵高为了考验朝中谁服他，谁不服他，就牵了一只鹿上朝，对胡亥说：“陛下，我弄到一匹马，特来进献给您。”胡亥哈哈大笑：“爱卿在开玩笑吧!这明明是只鹿，怎么是马呢？”赵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是马，请大家认吧。”许多大臣惧怕赵高，就附和着说是马，只有几个忠厚的大臣如实地指出这是鹿，我们很可以想象这几个大臣的下场。这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从此，赵高更加为非作歹，再也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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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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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涉首义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地主耕作土地，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陈胜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一同耕作的贫苦农民说，如果将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其他人，这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社会的远大志向。

　　公元前209年7月，秦二世下令征调贫民去戍边，陈胜、吴广也在征发之列。他们和另外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大泽乡西南）时，遇到大雨，道路不通，无法继续前行，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日期。按秦律，如果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于是陈胜便和吴广私下商议道：“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不能免于一死，不如趁此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为了坚定大伙儿对陈胜的信心，为了发动戍卒跟随自己共举大事，他们便暗暗在帛上书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祭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不是一般人，觉得跟随陈胜就有活路。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天，押送戍卒的两个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举鞭就打，一会儿竟要拔剑杀人。此时，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杀掉另外一个将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齐迸发出来。陈胜抓住这一时机，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而失期就要被斩，难道我们就去白白送死吗？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享福的吗？贫苦百姓，难道生来就是受罪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抗他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吗？”陈胜的话，激起了大家的斗志。于是，900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树起了反秦的大旗。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队伍，他们就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所到之处，受苦受难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很快拥有战车700百辆，骑兵1000多人，步兵数万人，攻占六个县城，横扫数百里。起义队伍来到陈县（今河南淮阳）时，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领秦军进行了顽固地抵抗。在丽谯门一战中，郡丞被杀，秦军溃退，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县，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城堡。陈县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里，陈胜自立为王，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纲领性口号。

　　陈胜出身佣耕，是给地主种田的雇农。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多少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天下云聚响应。各郡县豪强和民众捕杀秦官，四出略地，公认他是起义首领。连孔子八世嫡孙孔鲋也来投奔，足以说明秦的暴政是多么不得人心。革命的风暴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沛县人刘邦在起义军占领陈县两日后，聚众数百人，杀死沛县县令，举行起义。凌县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徐县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项梁、项羽在吴县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8000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此时也迫使鄱阳县令吴芮共同起兵，活跃于鄱阳湖一带，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

　　张楚政权建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陈胜部署了灭秦的总体部署。他把军队兵分三路：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余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西路，也就是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挺进。向西的军队又兵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吴广率田臧、李归等围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道路；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条道路；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全面包围的形势。各路起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周文率领军队一路西进，九月已经进军到距秦都咸阳不到百里的地方。

　　就在这关键时刻，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疾风暴雨的农民起义一样，起义队伍里，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怀有各种目的的六国旧贵族等诸色人等。他们加入起义的队伍后，固然对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极有可能分裂起义队伍，削弱反秦力量。公元前209年，旧贵族武臣投靠陈胜后，率军北上。其间，他受到张耳、陈余等的唆使，脱离陈胜。武臣遂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自立为齐王。景驹据楚地称楚王，韩成据韩地称韩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的号令，致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的损失。他们理应成为反秦的有力武装，却互相攻伐，掠夺土地，谁也不想出力攻秦。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派章邯率领几十万大军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就不可避免地溃败了。

　　陈胜称王以后，逐渐骄傲和贪图享受起来，以至最后脱离了劳动人民。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从此以后，曾经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朱房和胡武等人，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胡有私怨的人，则任意加罪，结果失掉了人心。当章邯率大军逼近陈时，陈胜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公元前209年12月，农民军的根据地——陈失陷。于是，陈胜率一部分队伍且战且退，却不幸被驾车的庄贾杀害，令人痛惜。从陈胜首义到败亡，只有六个月。兴起那么勃然，是因为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败亡又那么骤然，则是因为过早地遇到了秦章邯军；其次，义军首领各怀异志，不能相互求援；而最致命的一点是陈胜骄傲自满。故乡朋友听说他做了王，特地来投奔他，谈起“苟富贵，勿相忘”的故事，陈胜嫌丢脸，把客人斩首，吓得一起来的穷朋友连夜逃走。他的岳父来看他，他也傲慢无礼，岳父大怒而去。对部下更是任意杀戮，以图提高威权，其结果是众叛亲离。陈胜虽然失败了，但反秦的浪潮自此汹涌，不可遏止，最终冲毁了秦的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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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灭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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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汉灭秦

　　陈胜、吴广等主要农民起义领袖去世以后，各地起义军的领导权大都相继落入六国旧贵族之手，他们为了恢复各自的政权，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裂。秦国大将章邯、李由想趁此时机把起义军各个击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原楚国贵族项梁在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召开军事会议，试图把分散的起义军重新集合起来。为了扩大影响，项梁听取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流落在民间、为地主放羊的楚怀王的孙子找出来，仍立为楚怀王，以作为起义的旗帜。项梁一度成为秦国大将章邯攻伐的主力，双方展开多次激烈的战争。几次胜利过后，项梁开始骄横狂妄起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结果被章邯偷袭杀害。项梁死后，章邯又将主要精力转向原赵国属地的义军。楚怀王决定兵分两路去增援赵国的义军：一路由宋义和项羽率领北上，直接救援，然后迂回挺进关中；一路由刘邦率领，西进关中。同时，楚怀王和众将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称王，借以鼓励士气。

　　宋义到达安阳后，滞留46日却不前进。项羽建议迅速进兵，遭到拒绝。一怒之下，项羽杀死宋义，被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统领北路军，继续前行。项羽旋即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两万先行救赵。自己则下令全军破釜沉舟，仅持三日的粮草，渡过漳河，经过九次激战，大败秦军，杀死苏角，俘虏王离。接着，蒲将军和项羽连挫秦军。章邯见大势已去，又怕被赵高陷害，率领余众投降。

　　此时，由于秦军主力尽开赴赵地攻打项羽，西线空虚，刘邦的军队得以顺利西进。他采纳陈恢的建议，实行招降政策，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归顺。因此，刘邦迅速攻下武关，直驱关中。秦二世三年，赵高先胁迫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接着，子婴又谋杀了赵高，并且派兵驻守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绕过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进抵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献城投降，将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秦王朝至此灭亡。

　　刘邦得意洋洋地进入咸阳城，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看着后宫的3000佳丽，刘邦开始恋恋不舍起来，准备就此住下。张良苦口婆心地劝诫他：“现在到处都是战火，天下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够留居咸阳呢？再说，项羽率领军队马上就要进入关中，你难道想和他大战一场吗？你现在是他的对手吗？”这时，刘邦猛然省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到达灞上之后，刘邦便召集关中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赢得了民心，惟恐刘邦不做关中王。进入咸阳时，刘邦的丞督事萧何把秦朝的档案、律令、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因而掌握了天下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和户口数字，为稍后开始的楚汉之争、统一战争以及国家的重建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率军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的项王营），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此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刘邦自知寡不敌众，于是采纳张良的谏议，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赔罪。项羽设宴招待刘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朝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割天下。项羽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立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其余的土地都封给刘邦、章邯等18个王。

　　项羽的分封，引起了一些手握重兵而未封王的将领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四人最为突出。不久，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乘机进兵关中，刚刚平息的战火又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项羽于四面楚歌声中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自刎，刘邦于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极大典，定国号为汉。

　　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此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当秦皇初起时，山东六国莫敢与之争锋，争相贿秦以自救。当秦王统一中国后，却不知道与民休息，只知依靠暴政维持统治，殊不知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统治犹如沙地筑楼，失去基础，自然是不会长久的，秦朝实际上灭亡于自己制定的苛刻的严刑峻律上。而项羽一代英雄，在与刘邦的争斗中，渐于失败，原因是不知顺应事世，大肆封疆裂土，开历史倒车。唯独刘邦，于乱世中能乘势而起，以弱胜强，终成一代帝王。何也？乃知天下思治久矣，便以亡秦为鉴，轻徭薄赋，教养农桑，以人为本，本固邦兴。可知天下之事，兴衰所凭，惟在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固其宜也。

　　蟒断两汉：西汉覆亡真相

　　在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文物管理所西南角，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一座“汉高祖斩蛇碑”前，听讲解员秉灯讲解刘邦斩蛇的悠远故事。说起刘邦斩蛇，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还真有其事呢。秦朝末年，刘邦作为沛县的泗水亭长，奉县令之命，押送一批罪犯到骊山修秦皇陵。不料刚出了县境，就有几名罪犯跑掉了；走了数十里，又有几名不见了；晚上投宿的时候，查点人数，比出县境的时候又少了一大半。刘邦心里捉摸，照这样走下去，到了骊山，肯定就剩下自己一个光杆儿司令了，不如做个人情，让大家散去吧。想到这里，刘邦就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散去了。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认为刘邦够意气，就决定追随他，浪迹天涯。

　　这些人不敢走大路，也不敢住店，披星戴月，向芒砀山方向出逃。忽然，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对刘邦说：“你是真命天子，将来会荣登至尊。”但它却不肯让路，刘邦提起剑就要砍过去，大蟒蛇又说：“你斩我的头，我乱你的头；你斩我的尾，我乱你的尾。”乘着酒力，刘邦挥剑将大蟒蛇拦腰斩断。大蟒蛇死后，化为一股白气，向刘邦索命，刘邦随口说：“高山之上，哪有什么命啊？到平地再还吧。”后来，刘氏汉室虽然有长达四百余年的基业，但在汉平帝时，却被由大蟒蛇转化成的王莽拦腰斩断，横出一个为时十五年的新朝。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并不可信。那么，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究竟是怎样被王莽拦腰斩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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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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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度日

　　刘邦建立的汉朝，千疮百孔，物资匮乏，以至于皇帝都不能找到四匹纯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就更加寒碜，只能使用牛车。所以，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到了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终成一代盛世。

　　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同姓王的帮助，所以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力图建立拱卫王室的屏障。汉初，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都分封给诸侯王了，几乎恢复了战国时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是自西周以来“封建”思想的继续，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宗室血缘的疏远，一些地方诸侯不但不去拱卫王室，反而试图夺取中央权力，汉文帝时爆发的 “七国之乱”就是明证。汉武帝深感威胁，便以诸侯奉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为借口，一次废除了106个王和侯的爵位。基本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矛盾，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处理对西北匈奴的关系问题上，汉初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与单于，并赠以大量的绣、锦、絮、缯、酒等礼物，以换取暂时的安宁。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加上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经济繁荣了。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亿，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粮食新旧堆积，任其腐烂。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后盾，武帝一改与民休息政策而用尽民力。汉武帝主动出击，派李广利、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深入大漠，勒石燕然，却匈奴于漠北，一举消除了困扰汉朝近百年的北方边患。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曲作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小令是西汉初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汉初，汉高祖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抛荒土地，第一批得到土地的当然是皇室成员，其次是有功之臣，再次是秦朝的旧地主，接下来是帮着刘邦打天下的中下级官兵，他们也得到了大概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土地。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了的时代。当中国的农民可以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最初，农民依靠一小块土地，勉强可以度日。然而，不久他们就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实行“限田政策”，也就是限制富室大族拥有田地的数量，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起社会动乱，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宣帝、成帝、元帝、哀帝都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王莽篡汉以可乘之机。

　　昭宣中兴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曾经提到“秦皇汉武”，“秦皇”，指秦始皇嬴政，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武”，指汉武帝刘彻，他一手把汉朝推向顶峰，也一手把汉朝推向危险的边缘。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自然二人都是一代英雄豪杰。其中，还有一层比较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在许多方面，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都好大喜功，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大修宫苑神祠，实行严刑竣法，多次巡游全国。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库几乎消耗殆尽。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汉制，民生七岁至14岁每人每年纳口钱20），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肆掠夺。汉武帝晚年，许多地区已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可贵的是，汉武帝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痛下了“轮台罪己之诏”，反省自己的过失，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其次，他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汉武帝去世时，继立的昭帝年仅8岁，一切政事都由辅政大臣霍光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代社会一度又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统治者一改汉武帝前期的好大喜功政策，复行无为政治，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七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以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亡农民陆续回到故乡来。另外规定，凡是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灾害之时，当地当年的租赋、徭役都会全部免除。汉昭帝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下令降低食盐的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粮食剩余。沿边地区设立的常平仓，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证据。为了保证政策法令的贯彻，汉昭帝和汉宣帝都十分重视吏治。他们大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尤其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对于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一定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汉宣帝还大力褒奖清明廉洁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中选拔公卿大臣。颖川太守黄霸抚养鳏寡，救助贫穷，于是就下诏褒奖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汉宣帝亲政后，也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下令凡是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汉宣帝专门设置了“廷尉”一官，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皇朝又转危为安，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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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哀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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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哀腐败

　　虽然汉元帝一生节俭，但是因为他用人不当，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汉成帝时，朝政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多行兼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日渐衰弱。新旧豪强下层豪强。他们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上有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上，则起着一致的作用。

　　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个以昏庸出名的皇帝，从小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继承皇位后，更加肆无忌惮，热衷于寻欢作乐，终因好色丧了命。“瘦燕肥环”的典故里，“肥环”指的是杨玉环，“瘦燕”就是成帝时美女赵飞燕。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舞技，在后宫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为了紧紧抓住汉成帝的心，她又把容貌更胜自己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了汉成帝。赵合德的美貌令汉成帝惊羡不已，她的柔情更令汉成帝为之倾倒。汉成帝一刻见不到赵氏姐妹，便心神不安；赵氏姐妹的话，汉成帝无不言听计从，朝政因此而荒废。

　　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成帝对之宠爱异常。一次成帝游兴大发，要班婕妤同辇一游，班婕妤推辞说：“古代贤君出游都有名臣在侧，只有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才由宠妾陪同，今天你要学亡国之君吗?”

　　忙于贪欢的成帝把政事全部委托于外戚王氏集团。成帝即位后，尊其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由此拉开了王氏家族专权擅政的帷幕。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王氏家族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掌控了汉王朝的军政大权。

　　继立的汉哀帝不仅重用外戚，还宠爱佞幸。哀帝在位期间，祖母傅氏家族和母亲丁氏家族势力大长，把持了朝政。他们滥杀无辜，胡作非为，把大汉朝廷搅得是乌烟瘴气。汉哀帝虽不好女色，却独好男风，对仪貌秀美、胜过六宫粉黛的董贤，大加宠爱。说起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历史上还留传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汉哀帝和董贤同床共枕，汉哀帝想起身时，不料董贤的身体却压着了他的衣袖，为了不惊醒“心爱人”，他不惜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就是“断袖”的来历。汉哀帝不仅赏赐董贤大量的珍宝财物、良田府邸，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昏庸的汉哀帝，怎么能够治理好大汉皇朝？汉王室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汉哀帝时期，大臣鲍宣非常痛心地指出：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地主花天酒地、成癖成性，农民流离失所，有“七亡”、“七死”，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情，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情，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家要想安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

　　汉朝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高度集中，一个是奴婢无限增加。奴婢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质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他们先是变卖家产，然后卖妻鬻子，最后，他们穷的只剩下自身。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卖为奴婢，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大饥荒，许多百姓变卖子女为奴。当时曾出现固定性的人口市场，为卖一个好价钱，有的奴婢被主人精心打扮，更多的奴婢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到汉朝后期，奴婢的数量急剧增加，朝廷掌握的自耕农数量则大量减少。这样，向国家纳税的人口锐减，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奴婢的大量存在，反应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王莽代汉

　　“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

　　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

　　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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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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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 “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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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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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

　　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

　　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野心家与野心家碰头，必然展开一场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有了一定基础的刘玄取得了暂时的胜利，23年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初建更始政权。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绿林军的阵势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定，把头发和胡须都染成黑色，显示自己老当益壮，表示自己完全有力量战胜“盗贼”；一面派王邑、王寻发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在这里，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昆阳大战的胜利使指挥此役的刘秀一举成名，这成为他此后事业发展的起点。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王莽的新朝也随着这次战争失败而完全崩溃。原来还在四处观望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许多官吏，纷纷起兵割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朝就只剩下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孤岛了。

　　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此时的更始政权中，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更始帝刘玄、新市平林诸将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妒刘秀兄弟的威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了刘秀的哥哥。此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是，他自知羽翼未丰，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迅速赶回宛（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不与其兄的旧属来往，不给其兄行丧礼，只说自己的罪过，却闭口不谈昆阳的战功。这样，刘秀就逃过了更始帝的铡刀。除掉刘秀的哥哥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讨伐王莽。王莽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长安城很快被更始军队攻下，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政权随之迁居长安。然而，刘玄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享受优裕、奢侈的生活，不知经营新政权，整日享受腐化的生活，长眠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娶了赵盟的女儿为夫人后，刘玄不分白天黑夜的与她宴饮于后宫，而把政事大权完全委托于赵盟。朝臣奏事时，赵盟就安排侍中坐在帷幕中假装刘玄与群臣说话。诸将领听出不是刘玄说话，非常不满意。另外，赵盟独断专权，枉杀无辜。有一次，他要杀死侍中，就连刘玄讲情都不能阻止。于是，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说一句话。带兵在外的将官与土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然不能长久。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更始政权三年（25年），赤眉军两部合一，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入长安，更始帝和另外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将领忙于论功行赏，士兵忙于抢劫长安内外的财物。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却使百姓真真正正寒了心。他们终于明白，不能靠别人保卫自己，只能靠自己保卫自己。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抵制赤眉军。而赤眉军呢？他们已经养成了流寇作风，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一无是处，于是，一把火烧了宫室，重新踏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刘秀已经为他们营筑好了坟墓。

　　更始帝迁都洛阳之后，派刘秀到河北镇抚诸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略河北，进而一步一步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势力。22年，刘秀来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名，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后不久，刘秀消灭了王郎等河北的割据势力，统一河北，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刘秀就开始了统一天下、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25年，刘秀在洛阳称皇帝，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先后消灭了更始军、赤眉军等等农民军，然后又一一剪除了全国的割据势力，如东方张步、北方彭崇、西方隗嚣、西南公孙述等等，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西汉王朝得之于农民起义，又失之于农民起义。西汉初期，冶铁业、水利的迅速发展，使汉初的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之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纷纷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以致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豪族的佣工。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明显转化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伴随这一矛盾而来的，是农民进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婢，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王莽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力图励行改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此后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網載 2017-05-13 14: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