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苦于沒有出路的香港年輕人開卷八分鐘

簡體傳統

梁文道：大陸流行80后這樣的一個稱呼已經好幾年了，香港是直到去年年底才開始，忽然大家在認真的討論什么叫做香港的80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事件呢？如果你常盯著我們電視臺的新聞瞧的話，你也許會知道，就是香港在去年年底曾經發生過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一群的年輕人，主要是一些80后的年輕人，他們去反對在香港興建通往廣州的這個鐵路，主要原因就是這里面牽涉到一些公平和正義的問題。而且這里面還牽扯到一些香港的農村或者興建地區的破壞等等。

那么這一群80后帶著一些不同的價值觀，嶄新的運動觀念，涌入到了香港的主流媒體里面，使得香港政府、主流社會全部大吃一驚，不知道這批年輕人是從哪里跑出來的。然后隨之而來就是一連串的爭論，在這場爭論里面，有一本書或者有一個學者常常被人提起，其實這個人在香港已經非常有名了，他就是有名的社會學家呂大樂。他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一篇文章，只不過以一個冊子的形式出現。這本小說是幾年前就出版了，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四代香港人》。

為什么呂大樂和他這本《四代香港人》會忽然成為一個爭論的中心呢？這是因為有很多人，尤其支持這些80后的年輕人，覺得呂大樂是一個很保守的人，覺得他這本《四代香港人》的觀念也很保守，在為一個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說話。那么的確呂大樂當然有他保守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對這本書有一點誤讀，對于不知道這整個背景來龍去脈的朋友不要緊，我給你簡單講一下這本書講的是什么，也許你能夠從這本里面，更清楚的了解到一點香港的故事。

首先這四代人是怎么一個算法，什么叫四代香港人，是這樣的，呂大樂從二戰之后開始算下來，香港總共出現了四代人。那么這四代人的說法，并不是一個他的獨創，而是你看很多社會學家或者人口學家在講整個世界戰后，都會有這樣一個四代觀念的區分。那么戰后第一代，主要就是戰前早就已經出生，挨過了二次大戰的痛苦日子，然后在戰后努力含辛茹苦的要重建家園的這一批人。

對于這一代來到香港的人，其實很多都是難民，有的是逃避二戰的戰禍，有的是逃避國共的內戰，那么解放之后又來了一大批人。那么這一批人，在當時二戰之后，他們等于是建設香港的第一代，呂大樂對于這一代人的描述是充滿了溫情的，他覺得這一代人都在無私地為了下一代人而奉獻。而且他回想起他們年輕的時候呂大樂就是接下來的第二代人，也就是戰后出生的所謂嬰兒潮時代。

然后他就說，現在回頭再看，當年的年輕人，也就是戰后出生的嬰兒潮那一代人，享受的生活空間，可能連今天已屆中年的戰后嬰兒自己也覺得難以接受。那個時候天空海闊，很多事情都能夠以嘗試新鮮事物之名，一次又一次的偷機，偷機這是個廣東話，就是偷偷干。那時候只要打著新這個招牌，萬事好商量，很多事情都會多留幾分空間。

他想講的是什么呢？他想提一個重點，就是那代人的父母雖然保守，但是問題是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對未來想法的開放程度，其實可能比今天的嬰兒潮時代，自己當了父母之后的情況還要開放，還要大膽。反過來說，今天的嬰兒潮時代，在社會里面是個掌權階級，但其實他已經比他們父母那一代，其實還要保守，然后他們在社會上面營造出來的開放空間也遠遠不夠。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嬰兒潮時代是怎么樣的一代人，這一代人很奇怪的地方在哪。就是他們是戰后出生，尤其香港這個地方，接受當時西方流行文化洗禮，迷過Beatles，聽說過Woodstock的傳說，趕上了嬉皮的潮流，有反叛的精神。那個時候他們流行說的話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可是這一批人到了現在，他們卻覺得只有30歲以上的人才可信。同樣的曾幾何時，他們認為30歲之前不讀馬克思，或任何其他激進思潮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氣。年過30之后的戰后嬰兒，卻認為幾十歲人仍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

那么這一批人，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呢？我想這是呂大樂這本書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問題是我們要注意這一批人，他們是香港社會的某種意義上的主流。為什么？因為在年齡階層來看，他們這批人人口太多了。1966年的時候，年齡19歲以下的青年，占當時總人口的50.5%，就是一半以上。那么這一批人，很自然的就會把自己的問題當做是全香港的問題，替整個香港社會制訂議程。

然后而且這批人，因為在一個劇烈的競爭環境底下成長，而那個時候社會非常開放，空間很多，經濟在爆發時期，所以他們能夠上位，廣東話“上位”，就說能夠往上升的機會也很多，所以他們變得相信競爭。對他們來說競爭不只是個過程，更是個意識形態，而且他們有一種信念，認為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憑個人的實力跟苦干、聰明、機警、靈敏，而不是整個社會結構或者外部國際局勢、經濟變化造成的結果。

但是快速的經濟發展、長期的順進，確實會令人選擇性的整理個人經歷，只記得自己力爭上游，而忘記了當時社會形勢如何不斷地大量地給他們制造機會，于是他們就把自己那一套當成了是日后的世界也永遠都應該是這樣的。于是接下來他們那一代人，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所謂第三代人，就是六十年代末，或者是七十年代生的這一批人。那么這批人是怎么樣呢？這批人他們面對新環境，這個新環境里面機會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全面開放。進入職場的新一代發現隨著彈性雇傭制的普及，雇傭機構的結構趨向扁平，不像以前那么科層化，一層一層，新增的經理，管理職位因此就會減少了。

那么于是你這個社會往上流動的階梯也就少了，那么這一批人就會苦于自己總是沒有出路的感覺。我想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拿香港跟大陸對比最容易看得出來了。我們看看，在大陸，就拿我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講，我發現很多報紙的老總、編輯居然都是30多，40歲，跟我年紀差不多。而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在香港，如果你仍然在媒體工作、在報紙工作，干到這個歲數，你可能就只是個采訪主任，你那個總編和社長，可能都是一些五、六十歲的人。也就是說香港這個社會機會已經縮減了，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

所以很多人說呂大樂保守，就是因為他用這樣一個角度來解讀今天80后或者70后面對的問題，可是你也可以說他是激進的，因為他就在反省他那一代人的缺失，他那一代人的得天獨厚，是如何依賴于社會環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