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著
作者題記：在和平時期，我從不認為
“愛國主義”是個崇高的字眼。聚集在
愛國主義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
就是顛三倒四的瘋子。
目錄
序言：通向極權暴政的現代雙軌
第一部分：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的大陸民族主義
由訴苦怨婦到好戰流氓
一 大陸八十年代的民族主義
二 九十年代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
三 愛國主義的好戰化流氓化——新世紀大陸愛國主義評析
荒謬的犬儒化愛國
一 如此愛國主義
二 狂熱到精明的愛國主義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四 不是“潛流” 而是“泡沫”
——推薦《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
昂貴的金錢愛國主義
一 世所罕見的政治化奧運
二 金牌政治對文明的污染
三 警惕金牌變成精神鴉片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虛擬和真實
第二部分：極端反美的民族主義
大陸媒體如何抹黑美國
一 “抹黑”中的民主啟蒙
二 被遙控的排華思潮
三 中共喉舌憐惜暴君薩達姆
四 華爾街黑幕為中國遮丑
五 一個趙燕和107名華工的天平
六 美國颶風與中共無恥
中國的斷裂與分裂的美國形象
一、美國形象的變化
二、中共政權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三 民間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四 最后意識形態王牌
冷血而野蠻的反美情緒
一 大陸愛國者的憂患意識
二 怨婦、潑婦和暴民
三 那些吃狼奶長大的國人——為“哥倫比亞號”而鳴
四 趙燕：一棵抹黑美國的稻草
五 部分新浪網民對賴斯的種族歧視
六 核訛詐與走火入魔的大中國幻覺
第三部分 極端反日的民族主義
反日愛國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一 反日愛國的流氓相
二 在姜文被誣陷的背后
三 日人挑戰首相 國人圍毆女子
四 反日愛國和畸形分裂
五 真由美的披肩發飄飛在中國
被操控的反日風潮
一 對日索賠游行為何被拒？
二 為反日降溫的官方輿論攻勢
三 召之即來而揮之即去的反日風潮
四 湯曄和上海當局，誰在違法？
五 中共操控反日風潮的政治目的
中日較力中的兩種野蠻
一 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遺傳
二 中國人本身的窩里斗和自私懦弱
三 中共執政后對抗日歷史的偽造
四 誰向日本出賣了中國和國人的利益？
五 美日同盟與中日較力
反臺獨的民族主義
兩岸較力的性質
一 和平唯一選擇 民主最佳前提
二 影射現實的康熙版圖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嚇
四 臺灣民主只能日漸成熟
五 臺灣民意對北京強權
中共統戰游戲批判
一 為再燃野火的龍應臺辯護
二 胡錦濤通吃的零和游戲
三 李熬的獨裁大中華主義批判
中共管制香港的愛國主義
強權與收買下的愛港愛國
一 大中國主義的雙重傲慢
二 黨權至上轉化為主權至上
獨裁愛國和銅臭愛國
一 北京操控的實與虛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司徒華先生：有尊嚴地回鄉
序言：通向極權暴政的現代雙軌
民族國家的興起是人類現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義也就必然是現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談起民族主義，通常有所謂的“善惡雙刃劍”之說。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現代性具有兩面性一樣，民族主義也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在各民族對大帝國霸權的挑戰中，激勵民族國家的獨立，導致主權優先的國際關系；它也可以在民族擴張對世界秩序的挑戰中，煽動起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各類宗教原教旨主義及其恐怖主義的泛濫，導致狹隘的主權主義對普世的人權原則的踐踏。正是這種現代性的無限膨脹，使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成為極權主義的有效的政治工具。
然而，在我看來，民族主義并非在所有的歷史階段和國際環境下都是“雙刃劍”。作為善惡雙刃劍的民族主義，主要適用于民族主義發源的殖民時代，殖民地人民對殖民者霸權的反抗，既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更是爭取人民自由的斗爭。而當外部危機基本消失的和平時代來臨，特別是在后殖民后冷戰的和平環境下，當國際大勢的走向以自由民主為主導潮流之時，民族主義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特別是獨裁政權煽動的民族主義，甚至連“雙刃劍”都不是，而只是單刃毒劍——惡棍的最后避難所。獨裁民族主義是政客們弄權的意識形態工具，也是一個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墜入蒙昧深淵的標志。
國家獨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兩大支柱，為近現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政治遺產。或者說，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和欺壓的斗爭，只有當爭取民族獨立（包括獨立、自決、自治等權利）與爭取人的自由（包括尊嚴、平等、民主等權利）相一致時，民族主義才具有道義正當性和積極意義。比如，18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19世紀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20世紀印度等殖民地的先后獨立；在當今世界，獨裁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爭取民族自決和高度自治的斗爭，也帶有殖民時代的特征，既是民族主義，也是普世主義，前者指向爭取民族自治權利，后者指向爭取民族平等和少數族群自由等基本人權（如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國的西藏、南斯拉夫的科族、東帝汶等）。
然而，反殖民的斗爭一旦放棄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義目標，就將陷于“國家至上”的極端民族主義泥潭，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也將隨之變成獨裁的勝利，接下來的民族主義，很可能是獨裁者鼓動起的帝國式狂妄，稱霸世界的對外擴張也就不可避免。而為獨裁者的帝國野心付出最大代價的只有人民。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人民為獨裁者的權力野心付出代價之大，幾乎就是“人的毀滅”——不僅是生命和財產的代價，更是徹底喪失的尊嚴和自由的代價。
一 拋棄自由主義目標的民族主義災難——美國獨立革命的正徒和法國大革命的歧途
從長程的歷史看，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是短暫的。二者聯姻的結果，自由主義主導民族主義并催生出獨立的憲政民主國家，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在更多的歷史時期則是民族主義吞掉自由主義，催生出獨裁化的擴張性民族主義。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就是兩大典型。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是近、現代西方歷史的產物，以建立民族國家、工業經濟和殖民擴張為中心。西方史學界大都承認，民族主義形成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它的標志性事件是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它的理論宣言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發表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說》。美、法、德三國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只有美國達成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平衡。《獨立宣言》同時宣告了國家獨立和自由立國的兩大目標，獨立戰爭結束英國殖民統治，完成了國家獨立的目標；之后的費城立憲確立了自由憲政體制，南北戰爭廢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隸制，二者共同完成了自由立國的目標，由此誕生了一個既主權獨立又自由民主的偉大國家。
當歐洲各國為爭奪殖民地而廝殺不已之時，獨立后的自由美國奉行遠離老歐洲紛爭的“孤立主義”外交，直到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才逐漸走出“孤立主義”，逐漸擔負起自由領袖的世界責任。
如果說，自由英國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價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國的崛起乃世界現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價值的事件。如果沒有英、美的相繼崛起，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決不會變成當今世界的主導潮流。
另一民族主義崛起的標志性大事件是法國大革命，其結果卻走向自由主義的反面——締造“法蘭西大民族”的理想。當年，誕生于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愛”三原則，僅僅是停留在紙上的漂亮言辭，而現實政治中的大革命則是對三大自由主義原則的徹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風的多數暴政，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則；繼而是民族優越感及擴民族沙文主義的勃興，拿破侖的獨裁化擴張主義代替了博愛原則——博愛原則曾在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法國憲法第六條得到表述（1790年）：“法蘭西民族放棄所有侵略戰爭，不使用她的軍隊去反對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種為法蘭西民族的統一而放棄各省自治的集權意識，那種為保衛法蘭西祖國而貢獻全部赤誠和鮮血的激情，把法國引上大國沙文主義之路。“祖國在危機中！”的口號，使整個法國陷于民族主義狂熱之中，全國各地紛紛出現請戰書，號召招募軍隊、提供捐獻、制造武器，“全國好像一致站起來，迎接歐洲的進攻或進攻歐洲。”“整個法國只有一個愿望，只有一個呼聲：抗戰。”誰反對抗戰，誰就是祖國的叛徒和法蘭西民族的罪人。（見《民族主義》【英】埃里.凱杜里著，張明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P4）
正是這種狂熱的民族主義，導致了法國的對內獨裁和對外擴張。就在作出“放棄所有侵略戰爭”的憲法承諾的兩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國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對奧地利宣戰的決議（只有七票反對）。1792年12月15日，國民議會又宣布把比利時并入法國；1793年2月1日，國民議會再次宣布對英國和荷蘭同時宣戰。在1793年3月，正是法國的擴張性民族主義，逼出了英國、普魯士、荷蘭、西班牙等國組成的反法聯盟。
同時，保衛法蘭西的民族戰爭，也為對內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國家權力由國民議會轉入公安委員會手中，對奧地利戰爭的幾次勝利提高了公安委員會的權威。幾乎是一夜之間，狂熱的民族主義就把法國變成了極權國家。
在經濟上，實施戰時國有化：法國領土上的所有產品都屬于國有，所有私有財產必須由共和國處理。教會和富人的財產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屬被融化后用來制造武器；成千個工廠被接管，資本和勞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屬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強制的辦法從富人那里榨取10億法郎，外貿和價格由政府管制……這一切強制性經濟榨取，全部被用于對外戰爭。
在政治上，繼1789年8月的恐怖屠殺之后，又發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殺；再接著是公安委員會領導的1793年第二次革命，恐怖政治從當年9月持續到1794年7月。在此期間，以“叛國罪”的名義進行的屠殺，象野火一樣燒遍整個法國。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起碼要處決七人，從大革命的對象國王、王后、貴族、將軍到大革命之子丹東、羅伯斯庇爾等人，統統被以“叛國罪”之類的罪名送上斷頭臺。據統計，在大革命的政治恐怖中，大約有30萬人被逮捕，2萬－4萬人被處死。
愛國主義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讓法國人失去了起碼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員會派往旺代區鎮壓天主教叛亂的卡里爾發誓說：“我們將使法國成為一個墳場。”他在四個月內處決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斷頭臺。
如果說，大革命是盛大的節日，那么，圍觀公審、游街、砍頭和示眾就是節日中最喜慶的典禮，每個著名人物被處決后，血淋淋的頭顱都要被挑起示眾，圍觀者興奮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殺變成了最大眾化的娛樂。
富有而美麗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處決后，她的尸體被肢解，她的心臟被掏出，被一名共和黨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羅伯斯庇爾被砍頭那天，街道兩邊擠滿了看客，臨街樓房的陽臺和窗口，到處都是興奮得發亮的眼睛；甚至，能夠俯視廣場上斷頭臺的房間以高價出租；前來觀看砍頭的婦女們，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參加晚宴或舞會。當羅伯斯庇爾的血淋淋頭顱被高舉示眾時，看客們爆發出愉悅而滿足的歡呼。
無怪乎，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經大聲疾呼：“神圣的愛國事業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樣令人投入，以致為了公眾利益不惜犧牲一切，沒有遺憾，沒有畏懼，沒有對人性的尊重……”（轉引自《民族主義》P11）
法國大革命受到過美國獨立革命的巨大影響，《人權宣言》就是《獨立宣言》的法國版。但法國人認為：美國革命只局限于一國之內，而我們法國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然而，非常諷刺的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許多想逃命的法國人都把美國視為“自由的唯一避難所”。
自稱是“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侖，崛起于法蘭西對歐洲的戰爭中，拿破侖之劍曾征服歐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擴張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義推向高峰，也把自己變成了法蘭西的新救星和獨裁者。1799年，只有31歲的拿破侖做了第一執政；1804年12月2日，在教皇庇護七世祝福下，拿破侖自我加冕為法蘭西皇帝。當拿破侖說出那句“朕即國家”的狂言之時，在恐怖政治引導下的法國大革命，便完成了一個始于自由而終于獨裁的循環，大革命開始時所爭取的盧梭式“人民主權”，先變成“國家主權”，繼而變成“公安委員會主權”，最后變成“拿破侖一個人的主權”。而促成這一逆轉的關鍵民意，便是狂熱的民族主義。
拿破侖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寶座，一靠他擅于揮舞戰爭之劍，二靠他的擴張性愛國主義，三靠大革命后法國人對秩序的渴望。拿破侖的權力野心是統治世界，他勾畫的帝國藍圖是以巴黎為“世界首都”，先統馭全歐洲，進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討厭別人稱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個地地道道的法國人。法國人經常引用拿破侖的一些愛國主義名言：“世上最高貴的頭銜乃生為法國人。”“我只鐘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蘭西。她與我同床共寢，她對我忠心不二。她對我傾其所有，拋頭顱、灑熱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萬大軍，她也能全數貢獻。”（見《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侖時代》下冊，【美】威爾.杜蘭著，幼獅文化公司譯；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雖然，拿破侖在英國、西班牙、德國、波蘭和俄國的聯合反對下，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但獨裁者拿破侖的武力擴張卻強化了兩大與自由主義價值為敵的政治傾向，在法國是波旁王朝的專制主義復辟，在歐洲是擴張性民族主義的勃興。
美、法的兩次革命留給近、現代西方的兩大政治遺產——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變成左右世界歷史走向的兩大主導潮流，但就二戰之前的西方歷史而言，民族主義的影響遠遠超過自由主義。特別是在德國和意大利，不但產生了一系列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思想家和政治領袖（如，德國的俾斯麥、赫爾德、黑格爾，意大利的馬志尼），而且在19世紀中葉。德國和意大利先后獲得了國家統一，民族主義也變成了兩個歐洲大國最具號召力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德國的民族主義，開始由政治層面擴展到種族文化層面，最后形成了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
二 獨裁民族主義的災難——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
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民族振興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義所主導，其振興手段必然是軍國主義擴張。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證。因為，民族主義本身的情緒化和狹隘性，最容易與暴力相結合，也最容易被獨裁野心家所利用，變成獨裁者實施對外的武力擴張的意識形態借口。歐洲在十九世紀刮起的民族主義“龍卷風”，終于在二十世紀造成整個人類的兩次大災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與此同時，西方各國的擴張性民族主義對亞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東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擴張性民族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對整個亞洲的武力殖民，正是極端民族主義戰勝自由主義的結果。因為，從1912-1916年，日本有“大正民主化”時期，但最終被軍人政治所取代。
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乃最極端的擴張性民族主義。
（一）納粹獨裁的種族主義
讀過德國人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王勇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最深感觸是：當一個民族在狂熱的愛國主義和種族傲慢的綁架下，將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救世主并讓他獨攬全部國家權力之時，暴政的暢通無阻，靠極權者的無法無天，靠盲從于狂熱民族主義的多數暴政，也靠惡法治國的國家性權力濫用。
德意志民族，向以理性、冷靜、嚴謹和紀律而著稱，與羅馬帝國的軍事較量，第一次彰顯了日耳曼民族的驍勇善戰；路德的宗教改革開啟了西方歷史的新時代，讓歐洲第一次看到了德國人的信仰激情；接下來的西方歷史，留下了一連串德國人的光輝名字，特別是在哲學上、文學上和科學上，德國人為西方提供的智慧、思想和想象，至今仍然是整個人類的極為重要的精神遺產。
然而，大哲人康德和大文豪歌德之后的德國人，再也沒有了謙卑和敬畏：頭上沒有了曾經讓康德敬畏的星空，心中沒有了讓康德保持謙卑的道德律令，思想上的狂妄主宰了德意志人的精神。這種精神狂妄確實為世所罕見，從黑格爾的精神頂峰論到馬克思的完美烏托邦，從尼采的貴族式超人到海德格爾的俯視眾生的本真存在，理性狂妄和道德狂妄相互激蕩，先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恥辱，最后化為希特勒的極端種族主義。
希特勒極權的成功，除了獨攬大權之外，靠的就是與理性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煽動，與人性完全相反的鐵血政治，即，狂熱的民族主義、傲慢的日耳曼主義和政治上的絕對獨裁。在當時的德國，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借助于狂熱而傲慢的民族主義，不僅裹脅了絕大多數普通德國人，也裹脅了太多的人文知識分子，使他們變成惡魔的幫兇。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連最理性的法官們也在愛國主義的裹挾下走向瘋狂，一個個變成惡法的炮制者。
如果說，海德格爾等大哲人變成希特勒的幫兇，已經證明了民族主義和種族傲慢對理性的巨大腐蝕作用，那么整個德國的法官們的瘋狂，則最能說明民族主義作為精神鴉片的巨大麻醉作用。
首先，愛國主義使法官們赦免了希特勒的罪行，為他的日后崛起提供了機會。眾所周知，希特勒及其信徒曾在慕尼黑發動過“啤酒屋暴動”。盡管整個暴動形同鬧劇，沒有對當時的政府造成實質性威脅，但以當時的德國法律來衡量，這是不折不扣的陰謀顛覆政府的叛國行動，決不會因暴動未遂而改變其顛覆和叛國的性質，所以，希特勒等暴動的策劃者和參與者，理應受到嚴厲的司法制裁。當時的希特勒還是奧地利國民，依據當時的《保衛共和國法》，外國人在德國犯有顛覆罪，起碼應該被判“驅逐出境，不服從者處以徒刑”。
然而，在1924年對“啤酒屋暴動案件”的審判中，僅僅對希特勒等人判處堡壘拘禁的最低刑。國民法院的法官們之所以如此輕判，其理由就是愛國主義：“被告的行為均是受著一種純粹的愛國精神和最高尚的無私理想的指引”，“是以行動來挽救祖國”等等。法官們還認為：盡管希特勒是一個外國人，卻是一個“具有德國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國人”，所以不適于“驅逐出境”的法律。
愛國主義蒙蔽了法官們的眼睛，法官們為了保護希特勒的愛國熱情，甚至不惜褻瀆司法正義。正如走向極端的愛國主義毒化了哲人智慧，使大哲海德格爾變成“坐在講臺上的希特勒”一樣。
其次，愛國主義使法官群體徹底泯滅了理性，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法治意識蕩然無存，變成了盲從希特勒的整個德國的一部分。在納粹剛剛掌權后的1933年10月，整個德國知識界發動一場效忠納粹運動，司法系統完全陷于對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之中，也掀起了狂熱的司法效忠運動。在第一次德國法官全國代表大會上，站在最高法院門前的一萬名法官高舉手臂，在“嗨，希特勒！”的歡呼中行納粹禮。在這些法官的心中，他們只是元首治下的各類法院的法官而起，如同日耳曼這臺民族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而希特勒，不僅是國家元首，也是整個德國的法官，是設計和操縱德國這臺大機器的總工程師；正如在德國知識分子的眼中，希特勒不僅是德國的救世主，而且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象征。所以，法官們“以德國人民的精神起誓”，終生追隨“德國法官”希特勒。
再次，這樣的公眾狂熱，既可以制造出救世主神話，也能夠制造出合法化殺人的神話，把一個國家變成合法的戰爭機器和屠殺機器。也就是說，愛國主義使侵略戰爭、種族滅絕和鎮壓異己得以合法化。在納粹極權之下，正是效忠于希特勒的德國法官，運用豐富的法律知識和縝密的法律思維，經過富于邏輯性的法理論證，制定出一系列踐踏人權和種族迫害的惡法：《民族與帝國緊急狀態排除法》、《保護德國人民法》、《保衛人民與國家法令》、《保護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法》、《社會蠹蟲法》、《遺傳病預防法》、《軍事法條例》、《反對背叛德國人民與一級顛覆活動法》……于是，反猶排猶的種族滅絕、對一切不同政見的暴力鎮壓和對外侵略，就在愛國主義的庇護下合法化了。
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國家的納粹化導致了司法系統的納粹化。二戰后，盟軍在清除占領區的納粹分子時，法院系統中效忠納粹者的比例之高，實在令人震驚，幾乎接近百分之百。比如，希維恩伏特即決法庭的人員，百分之百是納粹黨員；在威斯特伐里亞司法系統中，納粹黨員和親納粹組織的成員占93％；在巴姆堡上訴法院轄區內，309名司法人員中納粹黨員占302名；在英國占領區內的美國轄區，只找到兩名法官與納粹無關。
為了弘揚“純粹的愛國精神”和保證“德國種族的完美性”，殘暴的極權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一項項惡法的出臺、實施和執行，幾百萬猶太人和成千上萬的“社會渣滓”、“國家蠹蟲”、“帝國叛徒”、“元首敵人”和“反戰人士”……統統被押赴集中營和監獄，被吊死、被槍斃，被塞進毒氣室。這些法律中的最野蠻部分還帶有原始叢林的殘忍，以國家利益和種族健康為理由，強制殘疾人絕育，從肉體上消滅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
在基督教教義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無上帝的“狂妄”。證之于人類歷史，凡是制造大災難的惡魔，無一不是狂妄之徒。僅就二十世紀的歷史而言，前所未有的極權制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災難——種族滅絕和階級滅絕。因為，極權者身上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狂妄。
制造種族滅絕的納粹政權宣稱：人類各種族是依次分為不同的等級的。在優等的種族中，最優秀最高貴的種族是高個子、白皮膚、藍眼睛的北歐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歐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歐人；在劣等種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亞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猶太人，連劣等種族都不屬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類。所以，作為世界上最優秀民族的日耳曼民族，必須用鐵血之戰和種族滅絕來肩負起先拯救歐洲、繼而拯救世界的偉大使命。而納粹黨是日耳曼民族的代表，是優秀中的優秀；希特勒是納粹黨的領袖，是優秀的優秀中的優秀。希特勒肩負著領導納粹黨的大任，納粹黨肩負著通過消滅劣等種族來拯救日耳曼民族的大任，日耳曼民族肩負著拯救世界的大任。
沒有人會想到，在虔誠的基督徒路德的故鄉，在改變歷史的新教改革運動的發源地，上帝的位置卻被人間撒旦所僭越，愛的信仰被仇恨崇拜所代替，和平的福音被屠殺所淹沒，德國人不再知道懺悔和贖罪，也不再有任何對虔誠和謙卑，而是變成了目中無人的殺人民族，變成了跟隨著撒旦刀劍的劊子手。
（二）軍人專權的日本軍國主義
通過“明治維新”，日本為自身的崛起創造了內部條件，通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旅順口戰爭”，日本基本完成了“脫亞入毆”的發展戰略，崛起為世界列強之一。之后，日本便在擴張性的極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道路上狂奔，直到被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所敗，日本軍國主義才被迫解除武裝，走向了二戰后的和平復興之路。然而，日本軍國主義的遺毒至今猶存，是威脅東亞穩定的潛在因素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現在仍不肯向中國表示真誠的悔罪，與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畸形民族主義高度相關——由生存危機感導致的自卑與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在國力強盛時會走向雙重盲視：對自身優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對其他民族的野蠻歧視。
日本在打敗了中國、占領了臺灣和朝鮮之后，它就不再是被華夏文明籠罩的“倭寇”，而變成了意欲充當亞洲主人的大和民族，以為自己是亞洲最優秀的民族，而把亞洲其他民族視為劣等種族。所以，在日本國內，民族主義勢力壓倒了民主主義，軍人代替文官主導國家事務，使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進程被軍人專權所葬送。日本人為擴張生存空間而發動侵略戰爭，也被畸形的民族優越感罩上了一層神圣的光環。日本人自以為肩負起拯救亞洲、領導所有黃種人向白種人爭獨立爭尊嚴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歐美列強在亞洲的勢力放在眼里。
在理論上，1919年8月，軍國主義理論的首創者北一輝寫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試圖為日本提供解決生存危機的終極方案：日本首先要完成稱霸亞洲的使命，建立起大亞細亞共同體，之后向西方擴張，建立世界聯邦。日本必須打敗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勢力，建立一個北起西伯利亞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國。另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發展了北一輝的理論，明確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戰略。他認為，日本作為最優秀的亞洲人種，必須建立起一個適應擴張戰略的獨裁政權，以便能夠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拯救亞細亞的重任”，將歐美列強的殖民勢力趕出亞洲。
在政治上，日本軍國主義也把法律作為對內獨裁和對外擴張的工具，1928年制定了《治安維持法》，確立了萬世一系、永不變化的“君主制國體”，規定了天皇統攬統治權，并大肆鎮壓共產黨及其他政治異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3?15事件”。同年5月又發布了《緊急赦令》，7月，設立特別高等警察。與此同時，日本軍隊相繼在中國制造了“濟南事件”和“皇姑屯爆炸”，奉系軍閥頭領張作霖被炸死。1929年4月又進行了第二次對政治異見的大鎮壓。
在經濟上，由于世界性經濟危機和國內軍費的連年直線上升，20世紀30年代日本面臨著空前的經濟危機。1931年日本軍費支出占國家總支出的31．2％，1934年激增到44％，1936年又增至47．7％。日本政府為了彌補巨額赤字，大量發行公債和多印鈔票，導致日元貶值、惡性通脹、失業激增、工資降低、米價跌落，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勞資糾紛層出不窮，國家經濟和民眾生活同時陷于泥沼。比如，1932年，每一農戶平均負債2000日元。
經濟危機加快了日本吞并中國的進程，從1931年的“9?18事變”占領東北到1937年的“7?7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節節勝利，擴張之劍也同時伸向整個亞洲。二戰時期，日本皇軍也真的把歐美諸強趕出菲律賓、新加坡、緬甸、印尼等亞洲諸國，迫使英國、俄國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剩下要對付唯一西方強國，就是堅持幫助中國抗日、對日本實施制裁的美國。“偷襲珍珠港”就是對美國的威懾性打擊，意在阻止美國繼續幫助中國。然而，狂妄必遭天責，偷襲珍珠港非但沒有阻嚇了美國，反而動員了整個美國，孤立主義隨之結束，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在太平洋上慘敗于美國，最后在美國制造的蘑菇云的籠罩下，繳械投降。
現在，日本的新教科書在為其侵略亞洲各國的行為進行辯護時，還在企圖訴諸“黃種人自傲”的種族理論。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書稱：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入侵，把長期以來對亞洲各國實施殖民統治的西歐國家的勢力趕走,為一直認為無法戰勝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亞洲民族帶來驚人的震動與自信，也給亞洲人民帶來獨立的理想，其客觀效果是帶來了亞洲諸國獨立時間的提前。
由此可見，直到殖民主義早已成為歷史的二十一世紀，日本右翼勢力還堅持有悖歷史事實的歷史觀和顛倒起碼是非善惡的價值觀，還沉浸在早已灰飛煙滅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殖民主義幻覺之中。
就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歷史而言，如果說，靠選舉上臺的德國納粹政權和中止了“大正民主化”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共同發動的第二世界大戰，是狂熱的民族主義綁架了民主的災難，那么，二戰后共產極權帝國的形成，就是反法西斯極權的勝利果實被新的共產極權所綁架的勝利。
三 共產極權的擴張性民族主義
如果說，法西斯極權的種族滅絕是種族狂妄和絕對獨裁相結合的產物的話，那么，共產極權的階級滅絕是階級狂妄和絕對獨裁相結合的產物，二者的共同點在于：獨裁者狂妄到相信凡人可以扮演上帝，愚昧的民眾盲目地相信找到了能夠拯救人類的終極救主。于是，人類必將大難臨頭。
無論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拿破侖帝國，還是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凡是走上擴張性民族主義的國家，其國家形態的共同特征都是政治上的獨裁，而獨裁者又無一不患有權力狂妄癥——頭上無神圣、腳下無人民、腦中無法治、心中無道義。所以，制造階級滅絕的共產政權與制造種族滅絕的法西斯極權具有相同的統治邏輯，也有相同的稱霸世界的民族主義野心。共產極權宣稱：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黨魁（斯大林、毛澤東、金家父子、卡斯特羅、波爾不特等）是共產黨的領袖，是先進的先進中的先進；黨魁肩負著領導共產黨的大任，共產黨肩負著通過消滅一切劣等階級來解放全人類的大任。
(一)斯大林的帝國野心
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無論在二戰時期還是冷戰時期，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帝國擴張。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法兩國的綏靖外交，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議”是歐洲四大國合謀出賣東毆小國的卑鄙交易。諷刺的是，四大國中，英、法是自由國家，而德、意是法西斯國家。英法的妥協，不僅給希特勒提供了不戰而勝地占領捷克的絕好機會，也給另一極權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國游戲的機會。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蘇聯之前，斯大林一直是納粹的幫兇和同謀，在對其他國家領土的野心和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沒有什么不同，兩個極權者對世界霸權一樣饑渴。
二戰全面開始前，大國合謀瓜分小國的另一項交易，發生在斯大林和希特勒這兩大暴君之間。1939年8月23日，兩個極權國家簽署了瓜分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夫條約》，有效期十年。該條約的“序言”居然聲稱：“基于加強和平事業的愿望，兩國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為進攻對方，兩國同意通過友好協商調停事端。”條約的解釋性條款規定：“一旦德國入侵波蘭，蘇聯將占據在地圖上劃定的邊界線以東地區。”斯大林還要求在劃定邊界時，將奧地利的切爾諾夫策給蘇聯。理由是：“烏克蘭人要求這么做，那一帶住的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應該集中在一起居住！”希特勒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晚年的莫洛托夫回憶道：“從來不曾屬于俄國的切爾諾夫策，就這樣劃歸我們了，現在仍在我們的管轄之下。”（《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蘇】費?丘耶夫著，新華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 ???1939年9月1日，德軍對波蘭發動閃電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9月17日，蘇軍也長驅直入波蘭；兩天后，蘇聯人與德國人會師在波蘭。德國占領波蘭土地27000平方哩，占領區人口約2200萬人口；蘇聯占領波蘭領土77000平方哩，占領區人口約1300萬。就這樣，在東西夾擊之下，東毆大國波蘭被法西斯德國和共產蘇聯瓜分了。
同時，蘇聯向芬蘭提出了割讓卡累利阿地區的領土要求，被芬蘭拒絕。于是，蘇聯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蘭發動進攻。鑒于蘇聯的侵略行徑，國際聯盟開除了蘇聯。盡管，在芬蘭軍民的頑強抵抗下，蘇聯的領土要求沒能全部得逞，但最后還是割出佩薩莫和維堡港口等地區。
1940年6月14日，德國人占領巴黎的當天，蘇聯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國遭到全面失敗，蘇聯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竟然把納粹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請到他的辦公室，“代表蘇聯政府對德國武裝力量的偉大成就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然而，極權者之間的承諾是不可信的。兩個簽訂友好條約的極權者，都在心里打著對方的算盤。希特勒一開始西線戰事，斯大林就馬上在蘇德邊境部署了大量軍隊，人數和裝備都遠遠超過希特勒用于進攻蘇聯的軍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陷入西線的法、英泥潭，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借機在東線大舉進軍，把希特勒的勢力一舉趕出東歐，甚至可以直搗德國本土。但希特勒對法國的閃電勝利，讓斯大林推遲了向德國不宣而戰的計劃，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國對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對希特勒入侵蘇聯沒有心理準備，源于他的判斷失誤。據斯大林判斷，已經開始了西線作戰的德國，不可能有能力實施兩線作戰。只要希特勒拿不下英國，就沒有能力分兵進攻蘇聯。然而，斯大林萬萬沒想到，希特勒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居然就在拿不下英國之同時，希特勒以同樣的閃電戰向蘇聯發起大規模進攻，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蜜月也在1941年6月宣告結束。于是，曾經讓斯大林幸災樂禍且一心想從中漁利的“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狗咬狗戰爭”，變成了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參見《二戰秘密檔案》，【俄】鮑里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著，張鳳 賈梁豫譯，網銘玉審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
同時，在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又以出賣中國的利益而與另一個戰爭狂——日本軍國主義者——相勾結。由于俄日之間在20世紀初的交惡，斯大林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攻擊。于是，在1941年4月13日，社會主義蘇聯與軍國主義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把中國給無恥地出賣了：“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也正因為社會主義蘇聯出賣，蒙古永遠脫離了中國。
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憶道：“我目睹了歐洲民主國家如何先后一個個地動搖、瓦解了。它們的判斷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毀，只好一步步撤退，喪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納粹的第三帝國成為歐洲大陸的軍事主宰，將大陸上大部份不幸的人們變為它的奴隸。”
? ?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回顧世界民主化的發展時指出：“慕尼黑協議”標志著民主國家對極權暴政的妥協，它不僅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且犧牲了歐洲的自由小國，從而導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當時33個民主國家中的22個被置于獨裁者的奴役之下。
隨著蘇聯帝國的擴張，美、蘇之間的根本分歧日益凸現且愈演愈烈，于是，熱戰廢墟還未來得及清理，冷戰的嚴冬便隨之降臨。二戰勝利的東方效應，是極權的勝利和自由的失敗，人類為共產極權付出的巨大代價，決不次于為法西斯極權付出的代價。如果說，人類為“慕尼黑協議”付出了不得不進行世界大戰的巨大代價，那么，人類為“雅爾塔協議”付出了巨大的冷戰代價，冷戰的代價甚至遠比二戰的代價更為慘重。希特勒式奴役，盡管空前慘烈，但畢竟僅僅持續了幾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則維持了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
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使東歐擺脫了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極權者斯大林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聲望，為他建立蘇東共產帝國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隨之而來的，不是蘇聯和東歐諸國的人的解放，而是更為殘酷的人的奴役。所以，二戰的結束，對于西方國家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解放，而對于被置于斯大林帝國統治下的東方國家來說，僅僅是剛被救出虎穴，又被拋進狼窩。波羅的海三國被斯大林極權一口吞并，東歐諸國變成了蘇聯的傀儡國，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的自發改革，先后被蘇聯的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同盟，卻眼睜睜地看著蘇聯軍隊開進匈牙利首都，改革領袖納吉被處死，也看著蘇聯的坦克開進捷克首都，“布拉格之春”被鋼鐵履帶碾碎。
無怪乎，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鮑里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在其還原衛國戰爭真相的偉大著作《二戰秘密檔案》中祈禱說：“愿上帝保佑，我們永遠不要再取得這樣的勝利。”
(二)毛澤東稱霸世界的野心
盡管，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都是偉大的政治家，兩位戰時領袖結成堅固同盟，是戰勝法西斯的最關鍵因素。羅斯福把美國變成了盟國的中堅，參戰前和參戰后，美國都是反法西斯盟國的兵工廠，租借法案讓盟國受益非淺，特別是對中國的抗戰，美國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納粹閃電戰橫掃歐洲之時，邱吉爾把英國變成了歐洲抗擊納粹的僅存堡壘，著名的“英德空戰”使德國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打擊。
如果說，在反擊德意軸心的戰爭中，美英聯軍和蘇聯紅軍的貢獻可謂平分秋色，那么，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中，美國則作出了決定性的作用，美國在太平洋上擊潰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軍，并全力支援中國的對日作戰，最后，美國利用核彈讓頑強的日本皇軍無條件投降。
斯大林領導的紅軍類似毛澤東領導的共軍，在需要的時刻耍滑頭，為了避免重大損失而推延對日作戰，而在戰爭的勝負已經完全明朗、無必要再出兵的情況下，斯大林卻出兵中國東北，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在斯大林的幫助下，共軍坐享美國和蔣介石聯手打敗日本的成果。
這種戰后格局的形成，顯然與美英向蘇聯的妥協高度相關。在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之時，1945年2月，美、英、蘇三巨頭在雅爾塔聚首，籌劃戰后世界格局，基于現實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慮，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簽定了秘密的《雅爾塔協議》，稍后在德黑蘭會議上變成法律文件。
這一協議是實用主義代替自由理想的產物，羅斯福和邱吉爾背叛了兩人共同簽署的《大西洋憲章》所確立的自由原則，向斯大林作出史無前例的妥協，不但把整個東歐讓給了蘇聯，而且承諾確保蘇聯在遠東（主要是中國）的利益。
美國在與蘇聯的競爭中失去了抗戰時期的盟友中國，使亞洲最大的國家變成了斯大林極權帝國的一員。由于美國的錯誤決策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二戰后的中國陷于空前慘烈的內戰，中共的勝利，在使中國由美國的盟國變為敵國的同時，也變成毛澤東極權下的大監獄。之后，斯大林把毛澤東拖進韓戰陷阱，中國變成了斯大林的亞洲擴張和金日成極權統治的炮灰，使中國完全隔絕于發達的西方社會，也從此失去了臺灣。直到今天，大陸人仍然掙扎在一黨獨裁之下，臺灣問題仍然折磨著兩岸的中國人。如果說，二戰后，失去了整個東歐的自由同盟，其勝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戰時的盟友中國，無疑是美國在亞洲的最大失敗。
對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吳禮卿先生前往溪口拜會下野的蔣介石，據蔣經國日記記載：3月5日，“父親與禮卿先生繼續檢討外交之經過，禮卿先生認為我國之失敗，俄共之勝利，即為美國之根本失敗，而今日美國尤未覺悟也……”（《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P176）
中國抗日戰爭為割據陜北的中共獲得養精蓄銳的絕好機會，使毛澤東得以在抗日勝利后的內戰中奪取政權，葬送了中國以民主憲政來重建戰爭廢墟的大好機會；毛澤東又把百廢待興的中國拖進了朝鮮戰爭，用中國人的鮮血和財產為他人做嫁衣，侵吞戰爭果實的是金日成，坐收漁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國，除了生命與財產的巨大消耗外，還付出了極為慘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價，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國跟著蘇聯在共產極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極權主義深淵；二是在外交上與代表人類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會長期隔絕，臺灣問題的長期擱置就是中國參與韓戰的巨大代價之一。之后，毛本人為了當上世界領袖，在國力根本不逮的情況下，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全力發展核武器，向第三世界輸出“毛式革命”，天天高喊“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中國陷于準軍事化的極權體制，全體國人既要勒緊褲帶、過清貧的物質生活，又要在隨時準備打仗的準動員狀態中繃緊神經。
由此可見，蘇聯衛國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則兩場民族主義勝利，付出幾千萬人犧牲的中蘇兩國人民，得到的卻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貧困。
四 作為單刃毒劍的民族主義
從歷史的角度講，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主宰民族競爭的時代，在以力決勝負的殖民武力擴張的時代，弱勢民族非常需要民族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也自然地與人類進步潮流相一致，可以促進人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也可能帶來人權的改善和保障。而在人權高于主權的時代，在以義決勝負的后殖民后冷戰的和平時期，各民族走向全球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全球化，不僅是經濟互惠的一體化，也是基本價值（人權至上）和社會制度（自由民主）的趨同。此時的民族主義，將淹沒人類的共同價值和破壞國際正義，混淆自由與獨裁、人性和反人性、戰爭與和平、正義之戰和不義之戰之間的實質性區別，使善與惡、真與假、公正與不公、文明與野蠻等基本道義原則失去意義。
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武力擴張，共產國家的全球一片紅的理想，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恐怖主義，無一不是極端民族主義結出的惡果。事實上，不僅是二戰時期的種族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而且二戰后發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殺事件，除了共產極權的階級滅絕之外，其他的屠殺大都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相關。比如，盧旺達大屠殺、科索沃屠殺、薩達姆對庫爾德人使用毒氣。
正如英國著名社會學加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在評論1848年的歐洲局勢時所言：民族主義使人們無限夸大民族的權益，而對人類任何一部分的權利和利益卻漠不關心，“除非與他們自己有同樣的名稱、講同樣的語言”；“民族情緒遠遠超過對自由的熱愛，人們都愿慫恿統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類、語言有異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見《民族與民族主義》，【英】厄內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P19）
激進民族主義往往成為抗拒全球化的野蠻價值和邪惡制度的避難所，既會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將對普世人權與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舉民族主義旗子的政權，大都是政治獨裁和經濟落后的政權，如所剩無幾的共產國家，朝鮮、古巴和中國，中東地區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國家。
從某種意義上講，和平時期的民族主義，特別是獨裁國家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它既是一種自我膨脹的虛幻群體意識，也是一種為轉移內部危機而夸大外部危險的統治策略。獨裁民族主義在官民兩個方面都是虛幻的，官方是故意制造虛幻的外部威脅，民間盲目地相信官方的愛國主義宣傳。
獨裁制度下的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國力弱小時，將導致封閉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賤；國力強大時，將在獨裁意志的主導下，導致盲目的本民族信仰至上的原教旨主義，導致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及對外擴張的大國沙文主義。
德國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之路、蘇聯和中國走上共產帝國之路的教訓表明：如果說，在戰爭時期，民族主義都可能變成一柄雙刃劍，進而變成惡棍的最后一個避難所；那么，在和平時期，民族主義就只能變成單刃毒劍，任何政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只要在和平時期還煽動民族主義，無論喊出的愛國口號多么動聽，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邪惡目的，如果一任民族主義走向瘋狂，先是害人，最后是害己。
英國人鮑曼所著《現代性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單純的反猶主義，即便達到“仇恨的頂峰”或“最猛烈的反猶”，也不足以解釋高度組織化或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發生。唯有在反猶主義獲得愛國主義的道德支持和獨裁政權的權力支持之時，反猶主義才會由自發的民眾行為轉化為自覺的國家行為，從而使每個執行屠殺任務的個體，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庇護下，不必承擔任何任罪責：既沒有個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沒有對法律后果的畏懼。于是，具體執行屠殺的個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責任，把殺人視為踐行“國家正義”和“民族正義”，進而把殺人視為一種工作、一項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場里的職業屠夫必須完成殺豬的指標一樣。
極端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的結合，之所以能夠讓普通人毫不顧忌人類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變成劊子手，還在于它具有一種神話般的煽動性和迷醉力，而人們一旦沉迷于某種神話，靈魂就變成了一團狂熱的烈焰，只能聽懂煽動性的歧視性的仇恨語言，而聽不進任何理性的語言、良知的警告和愛的福音；中魔的人們只想執行嗜血的命令，而決不會多問一句：“為什么大規模地屠殺手無寸鐵的順民？”比如，在一系列公開演講中，希特勒不斷地用諸如疾病、傳染病、感染、瘟疫、細菌、害蟲、腐爛、梅毒……來攻擊猶太人，而德國人卻對于這些惡毒的詞匯如醉如癡，并報以狂熱的歡呼。因為他們絕對相信：德國和世界的主要疾病都來自“猶太病毒”，只有徹底消滅猶太病毒，日耳曼種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將醫治好整個世界的疾病。
眾所周知，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大屠殺，軍國日本針對“支那人”進行南京大屠殺，皆是二戰時期的現實，但這些遠遠超出人類想象力的邪惡，居然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也帶有神話般的不可思議性。
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是天生的孿生子，二者對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易在屈辱未消而國力漸強的時期發酵，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如此，現在的中國亦如此。恥辱未消煽動起源源不斷的仇恨情感，國力漸強激發出報仇雪恨的攻擊意識，二者的合流很容易鼓蕩起極為危險的侵略性群體意識。這種愛國主義帶有某種夢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歡性，特別是當它以多數要求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一種有幸參與民族復興的盛大慶典的集體幻想，對任何個體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也是一種無理的卻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無論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加種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地馴順于這種夢幻般的要挾和敲詐，仿佛正在進入一個千年不遇的神話境界，先在思想上變成混淆是非善惡的弱智，接著在視野上變成惟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后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投入到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和生命的圣戰之中。
二十世紀末期，當共產帝國在整體上崩潰之后，共產意識形態的勸誘力已經失效，中國是僅存的幾個共產國家中的最大國家，也已經拋棄共產主義而轉向民族主義。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力的提升和大國外交的展開，復習百年恥辱的腔調也已經由防御性的訴苦轉向進攻型的聲討，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虛構神話的階段：慶典般的話語狂歡集中于對美、對日、對臺的仇恨宣泄，而統一臺灣、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國就成為復興中華帝國的幻覺。
從鴉片戰爭起，恢復和重建天朝大國的民族主義和實現這一民族主義目標的中央極權政府，一直主導著中國政治的演變及其現代化進程，甚至于，對民族主義的政治激情之強烈，已經徹底淹沒了政治理性：無論是晚清的開明改良派，還是孫中山這樣的激進革命派，無論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是毛澤東的共產政權，對自由民主的新制度的政治訴求始終受到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壓制，一代代對中央極權體制和政治救世主的渴望，遠遠大于數億中國人的解放與自由；民族虛榮心也永遠高于每個國人的基本權利。
所以，直到今天，中國的現代化仍然是“偽現代化”，因為它靠的是現代的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而這正是讓法西斯主義或軍國主義的暴政列車得以狂奔的雙軌。現在，經歷過共產極權大災難的中國，也正在走上獨裁愛國主義之路上狂奔，聽聽愛國憤青們的“砸爛臺灣”、“血染臺灣海峽”的叫囂，聽聽中共智囊們發出的“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的預測，再聽聽中共將軍朱成虎的“犧牲西安以東”換美國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脅狂言，中國的獨裁愛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只有一步之遙。
最后，讓我們聽聽偉大的科學家、和平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愛因斯坦的聲音吧：
“人類的福祉必須高于對自己國家的忠誠──事實上必須高于一切事物。”
“每一個國家的利益都必須服從更廣泛的共同體的利益。”
“民族虛榮心和妒忌心是歐洲歷史上邪惡的遺傳病”；“民族的自負和妄自尊大妨礙了悔罪之心的產生”；“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義是我們時代的致命的疾病”；“泛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它是人類的麻疹”；
“沒有余地要把國家和階級奉為神圣，更不要說把個人奉為神圣了。”“國家主義是對軍國主義和侵略的理想主義詮釋，卻起了一個有感染力的、但卻被誤用了的名字──愛國主義。在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這種虛假的偶像產生了不幸的、極其有害的影響。”“盡管已是陳腐的東西，但仍然壓倒了共同幸福和正義的基本要求”。
“倘若民族主義的憤怒情緒進一步將我們吞沒，我們就注定要滅亡。”
2005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2022-12-08 19:0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