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書《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卷二考證浙江臨海明王士琦墓出土一件補袞圖銀盒，曾援引展覽圖錄中所見大英博物館藏宋代銀鎏金人物圖妝盒以為旁證，曰此圖內容為補衣。去歲深秋時節赴英倫觀展，在大英博物館展廳得以親睹銀盒實物，雖然隔了一層玻璃，又頗有一點距離，圖案細節依然不能見的真確，但好在拍下了器物照片。今春適逢《奢華之色》卷二再版，旋將此器的局部圖補到書里。然而卻是只憑了舊日印象，而不曾細審拍得的圖像，及至拿到樣書，翻到補入新圖的這一頁，方大吃一驚：補圖的時候實在太疏略，以至于忽視了至為關鍵的一個構圖元素，圖案主題因此認差了。

銀鎏金人物圖妝盒蓋面局部

今且重新讀圖：它以銀盒蓋面的菱花式開光為畫框，雕欄山石布置出庭園景致，中間是坐在一張鶴膝桌前略略欠身的主人公，侍兒六人捧物環立。右手一方三女鬟，捧漱盂者一，捧奩盒者一，另一人抱了一個蒙袱的琵琶。左手一方，一人捧盆，一人手持包袱。又有站在桌子前方的一位，手擎尺寸將及半人高的一面大圓鏡。原來點明畫面主題的細節，正在此處。它把讀圖者的目光引向與圓鏡相對的主人公，只見伊人右手分明提了一枝筆，鋪展在方桌的絹素上已現出半身像的一個輪廓。不必說，這是一幅對鏡寫真圖。只是排場如此奢麗，顯然不是尋常的閨中行樂。畫中人娟娟楚楚，髻鬟高聳，帔帛繞身，一身裝束類于唐宋畫家筆下的“宮妝”，可知不是寫繪時尚，而當別有故事。因記起花蕊夫人《宮詞》一首：“春天睡起曉妝成，隨侍君王觸處行。畫得自家梳洗樣，相憑女伴把來呈。”懷抱琵琶的女侍，也不免教人想到王建《宮詞》：“內人相續報花開，準擬君王便看來。縫著五絃琴繡袋，宜春院里按歌回。”順著這一思路，還可以想到這一枚妝盒本身又何嘗不是呼應著詩中意象，便是那“曉妝”和“梳洗”。器用與裝飾，在此正是相得益彰。那么此圖是否可以名作“宮苑美人寫真圖”？固然不必膠著于某一詩某一事，卻也不妨設想當日圖案的設計者是由描繪禁苑生活的《宮詞》取意。

美人自寫真的存世作品很少。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人種學博物館藏一件出自吐魯番的紙本“仕女圖”，畫面左側一行墨書題識，道是“九娘語四姊，兒初學畫，四姊憶念兒，即看”，則它實乃一幅“九娘寫真圖”。除此大約就很難舉出更多的畫跡，不過美人自寫真卻似乎是歷時彌久的閨閣故事，因此明清戲曲會用它來設置關目，《牡丹亭》中的《寫真》一出，自然最為著名。清錢惟喬據《聊齋》中的《阿寶》改編為《鸚鵡媒》傳奇，中有《寫艷》一出，也是濃墨重彩精心用美人自寫真來布置線索。劇作中的佳人才子經歷一番真真幻幻生生死死，最終寫真的美人總還是以大團圓了局，而《宮詞》所云“畫得自家梳洗樣，相憑女伴把來呈”，卻是難有一個光明的結尾。作為裝飾紋樣，它多半緣自“外人”對于“內人”浮華生活的詩意想象，同《宮詞》作者以一枝賦筆摹寫嬌艷富麗是相似的。

明佚名《漢宮春曉圖》局部

當然美人針線也是宮苑一景。王建《宮詞》：“燈前飛入玉堦蟲，未臥常聞半夜鐘。看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線繡真容。”唐奉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此“真容”，指老子像。這是七月十五中元節前，趕制繡像。又和凝《宮詞》：“暖殿奇香馥綺羅，窗間初學繡金鵝。才經冬至陽生后，今日工夫一線多。”初習繡事，先從金鵝入手，或因它是唐五代時宮廷內外的一類流行紋樣，所謂“明日禁兵階立仗，金鵝襖子賜將軍”（敦煌寫卷《水鼓子》之三十三），朝廷故事也；“試問于誰分最多，便隨人意轉橫波，縷金衣上小雙鵝”（孫光憲《浣溪沙》），則是青樓麗人的時世妝。美人刺繡也是明清畫家《漢宮春曉圖》中每每取用的單位構圖，比如仇英和托名仇英的《漢宮春曉圖》。畫作之“漢宮”，其實只是一個虛有的名義，倒不如說是時風下的群媛圖，雖然不乏從漢故事以及唐宋《宮詞》選取意象的成分，不過更多的還是男性眼中的美人韻事。

至此，話題已經扯遠了。回過頭來再說讀圖，此是樂事，也是難事，稍有不慎，即會失誤。放翁《示友》詩云“學問更當求廣大，友朋誰與共磨礱”，今日秉筆之際，前修之言縈回在耳，此身雖入暮年，而向善之心、求教之念，實在未敢少衰也。

原載于《文匯報·筆會》（201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