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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詩人、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于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69年10月7日，因文革銜冤負屈而去。

關于陳寅恪和康生，最膾炙人口的故事來自于學者陸鍵東的著作《陳寅恪的最后20 年》。故事大致是這樣的：康生1962 年在廣州想見陳寅恪一面，校長辦公室便試著與陳宅聯系，這才知道陳寅恪病了，正在臥床休息。辦公室人員試圖說服陳家人動員陳寅恪接待一下，沒有成功。康生吃了閉門羹，因此“懷恨在心”，后來他便挾私報復，一手否決了《論再生緣》的出版。

陸著中說，康生否定《論再生緣》的兩條理由，一是《再生緣》這部彈詞小說有些地方寫到“征東”，陳寅恪稱贊《再生緣》，就會影響我國與朝鮮的關系。二是《論再生緣》書中所附的幾首陳寅恪的舊體詩情調很不健康，是作者不滿現實、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表現。

據我所見，陸鍵東關于康生否定《論再生緣》兩條理由的敘述，基本是來源于黃秋耘的回憶文章《陳寅恪先生的幾首舊體詩》（收入黃秋耘、董令生：《丁香花下》，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年版）黃秋耘是深知內情者，據陸著的說法，他更是出版社方面為《論再生緣》所挑選的責任編輯。

關于康生的第二個理由，五首詩盡引在書中，讀者讀后自有公論，亦可再次領教康生褊狹的理解能力。但康生關于陳寅恪詩作的指責，是否能成為否定出書一錘定音的證據？推敲起來，好像有問題。郭沫若在1961 年8 月7 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一文，喟嘆《再生緣》值得重視卻長久地被遺忘時曾說：

不僅《再生緣》被人看成廢紙，作為蠹魚和老鼠的殖民地，連陳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樣，跡近湮滅者已經一百多年。無怪乎陳寅恪先生要那樣地感傷而至于流淚：“彤管聲名終寂寂，……悵望千秋淚濕巾。”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這里征引了陳寅恪五首詩中的句子。事后郭沫若的《再生緣》校訂本和《論再生緣》一樣遭遇了不能出版的變故，難道也可以說成是因為郭著序言里引過陳寅恪情調不健康的詩句所導致的嗎？陳寅恪的著作以原稿不允許改動而著稱，難道“郭老”的序言也不能刪改嗎？何必連帶《再生緣》校訂本也要“陪綁”呢？可見問題的實質并不出在詩上。

那么，關鍵就在于第一個理由。而關于第一個理由，黃秋耘當年的評論是：

第一個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征東”，這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事實，“當年恩怨久成塵”了，時至七百多年后的今天，誰也不會去算這些舊賬的。《元史》寫到“征東”的篇章比《再生緣》還要多得多，難道連《元史》也不好公開出版嗎？（見黃秋耘、董令生：《丁香花下》，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7 頁）

陸鍵東的結論類似，他在《陳寅恪的最后20 年》的修訂本里還補充了1963 年7 月13 日中宣部《關于出版工作座談會情況和改進出版工作問題的報告》里的一些話。中宣部在這個報告里，具體提出了對5 個問題的改進建議，其中列第一位的正是“在我國古籍和近代人的著作中，凡是以描寫征服鄰邦的歷史事件為主要內容的，如《再生緣》《薛仁貴東征》等書籍，不得重印公開發行”。由這個報告所衍生出來的規定，字句也大體相同。不過陸鍵東從這個規定的字句里讀出的“深意”卻是：

在這類具有“國策”性質的報告中，專門點名一二圖籍應禁止，這絕不尋常，個中必有今尚不知的內情。（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 年》（修訂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版，第350 頁）

書的這里還加有注釋說：

在今天看來，將古籍列作“如臨大敵”的政治書籍，這很難讓人理解。可見在極不正常的年代，所有“當局者”都已失去客觀的判斷力。（同上）

接著往下讀，原來陸鍵東的判斷是：

時中國大陸最大的外交難題，是與在北方的蘇聯有著意識形態方面的紛爭，已超過千年的歷史陳跡“東征”，無論怎么看，表面上與此都毫無牽涉。（同上）

盡管當時的風氣是學術要與政治配合，但陸鍵東始終認為：《論再生緣》本來與政治沒有什么關聯，是康生“極‘順理成章’地將兩者聯結在一起”。總而言之，“康生‘這口氣’出得很舒暢”。他與黃秋耘的觀點相近，即認為“征東”是小事，康生用這種理由來否決《論再生緣》的出版，是欲加之罪（存心阻撓該書的出版），何患無辭（找了些不是理由的理由）。這個思路，大概是建立在中朝兩國友誼一向堅不可破的認識基礎上的。

不過，最近幾年來，各方面的檔案文獻不斷解密，中朝關系是否如歷來宣傳所說的那樣是“鮮血凝成的友誼”，永遠波瀾不驚？恐怕遠遠未必。用學者沈志華的話來說，中國領導人在處理中朝關系時，“既有一種傳統的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周邊小國都要寬容并給以保護，又有一種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心態——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給予幫助和支援”。（語見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一文，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 期）同時，由于歷史原因，朝鮮方面對中國的一切影響都表現得十分敏感。因此，中方在“幫助和支援”時，免不了為了照顧朝方的感情而倍加謹慎。

中方這種謹慎的心態體現到具體事件上，或許就表現為一種“遷就”。中朝關系中的一樁大事件是朝鮮戰爭及其善后問題。根據沈志華的研究，戰爭中的一些因素，以及戰后1956 年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給中朝關系帶來的波動其實頗大。“八月事件”平息后，為增進中朝關系，由中方主動提議，將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出朝鮮。金日成對中方提議的表現起初是驚訝的，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謝，故此舉無疑大大地改善了中朝之間的關系。這種“遷就”，更近似于主動地示好。

后來中蘇關系漸趨惡化，中國也更需要朝鮮方面的支持。誠如陸著所言，中蘇關系是當時中國主要的外交問題，但中蘇矛盾之中，中方尋求盟友支持的需求也應被注意。沈志華拈出了不少不為人知的事例，比如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中朝邊界的朝鮮族人口流動問題。當時中方為了照顧朝方，對于朝鮮族居民去朝積極配合，對于非法越境事件依從朝方的主張回避處理；但后來事件升級，朝方疲于應對，轉頭指責中國時，中方卻退一步道了歉，保證做好工作了。在我看來，這很可體現朝鮮處處注意與大國交往時不陷入“事大主義”，而中方處處保持“遷就”，配合和照顧著朝方的感情。此外，還有這樣的事例：1960 年10 月中朝兩國足球賽中發生群眾噓朝鮮裁判事件，周恩來專門對國家體委有關部門提出批評，還指示要對群眾進行深入教育。對于朝鮮報刊刪改中方國慶稿件一事，中國更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這更可見中方照顧朝方的感情照顧得越來越遠了，簡直“遷就”得體貼備至，到了“自我審查”的地步了。

所以“已超過千年的歷史陳跡‘東征’”雖然“表面上與此都毫無牽涉”，實際上內部卻有一大盤棋呢。在出版上對這類文字主動加以規避，也正是中方在外交上“遷就”的表現。仔細看看這幾年新披露出來的有關“文革”前陳著出版的檔案史料，里面出現最多的“不能出版”

的問題是什么呢？

1961 年3 月29 日齊燕銘曾在金燦然請示向陳寅恪約稿的信后批示道：

可由“中華”提出向陳約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因中國古代史常有把這些國家作為藩屬和文中帶有污辱話的情形，今天發表容易引起對方不快），請其慎重處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此外問題隨其任何論點均不必干涉。（對少數民族似關系不大，因國內問題總好講清楚也，當然也要看講話的分寸。）（據徐俊：《一個未能實現的出版計劃》轉引）

1966 年3 月1 日中華書局總編輯室編印的《情況反映》第3 期中，有一篇《陳寅恪〈金明館叢稿〉的政治問題》的文章指出：

上編所經多次審讀后，對該稿能否接受出版，感到困難，現已向上海市出版局提出初步處理意見，即：對一般屬于學術性質的問題可不予刪改。凡作者以自己的敘述文句論及有關涉外、誣蔑農民起義、大漢族主義和大國主義、崇外思想等處，酌加刪改，或用引號以資識別；對作者所引史料，除特別嚴重的如征東條等須處理外，一般不予改動，但需在《出版說明》中作適當說明。（同上）

陸著自己也引用了康生1963 年11 月6 日在中宣部、大區宣傳部、《紅旗》雜志、《人民日報》、高級黨校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朝鮮對蘇聯編寫的《世界通史》的批評文章，可先讓歷史學界議論一番，暴露一下大國沙文主義。盲目的大國沙文主義包括我在內有不少人都有。蓋平縣就是為紀念平了蓋蘇文而命名的。蓋蘇文是朝鮮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沒有一次不敗在他手下……可我們卻把薛仁貴當英雄。（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 年》（修訂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第350 ～ 351 頁）

難道出版社方面關于陳寅恪著作的意見，都要解釋為有人為了惡意阻撓陳著出版，數年內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出版社用同一個理由糾纏此事嗎？簡單舉例便可駁斥這種想法：齊燕銘作批示是1961 年的事，而康生沒見成陳寅恪的事情是在1962 年發生的。

關于康生對待《論再生緣》的態度，前人還拈出一個旁證。中宣部干部黎之（李曙光）先生的回憶說：

還有當年康生批《再生緣》的事。當時我有點莫名其妙，最近才弄清楚。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與陳寅恪討論《再生緣》作者陳端生的時候），周揚正在教育樓主持部分文藝領導人會議。康生突然進來，站著說：那個“孟麗君”可不能再宣傳了，那里面講打朝鮮，朝鮮方面有意見。他講完就走了。最近看了《陳寅恪的最后20年》才知道，因為他要見陳寅恪，陳寅恪未見，一氣之下把陳的新著《論〈再生緣〉》“槍斃了”。（見黎之：《文壇風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48 頁）

這個時候，康生不僅主管文教工作，同時也熟悉理論工作和中共的對外聯絡工作，這里更顯示出他對于中朝關系的真相是切實了解的——雖然“朝鮮方面有意見”在事后看來，可能是如此的可笑，如此的“根本不能成立”，如此的“失去客觀的判斷力”。《陳寅恪的最后20 年》舊本發行之后影響深遠，以至于關于事情的深層原因，黎之似也采信了陸鍵東的說法，但他關于事情的實錄，究竟反映出了當時的實情。而從以上的這些例子中，實際上可窺見當時中國國內的出版行業及意識形態部門對于“國際影響”是何等敏感，何等謹小慎微。“國內問題總好講清楚”，少數民族問題“關系不大”。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只有涉及兄弟國家和東南亞鄰居的問題了——是為了避免“大國沙文主義”（實質是“團結”兄弟國家和東南亞鄰居），才竭力“遷就”鄰國，避免引起不快的。而這中間，“征東”問題是“特別嚴重”的，必須處理。中國與北方鄰居巨大的意識形態分歧，早已經跳出紛爭的表面，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中國的其他外交政策上了。

這樣看來，徐慶全等學者認為是因為1960 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周恩來、康生才出面中止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沫若校訂本亦因此被擱置起來的觀點才是公允的。我也同意余英時先生的判斷：“‘傷害中朝友誼’的判斷，大概來自中共內部。”這種“判斷”，亦即上文所說的“遷就”。那么，所謂“今尚不知”的內情，顯而易見也是中國為了“遷就”朝鮮，主動采取的避免影響中朝關系的舉措了。我覺得陸鍵東先生對于中朝關系的詭譎之處，或許缺乏一些估計。而他欲借此直接點出康生找了個不是理由的理由來借機報復，則恐怕稍微缺了點證據。

在卞僧慧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等著作已采入徐慶全等人認為《論再生緣》的無法出版“與康生的狹隘無關”觀點的今天，《陳寅恪的最后20 年》修訂時仍全盤保持舊時的認識，似有些遺憾了。

黃秋耘先生當年的文章結尾有這么一句話：“時至今日，誰都知道，陳寅恪是個好人，而打擊、排擠他的康生是個壞人。”——“好人”“壞人”的定論當然可以做，也大致符合事實。

摘自《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