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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樺是詩人、作家，他曾獲得過全國優秀詩歌獎，但他似乎又并不以文學為業。他有多種經歷，曾入伍當兵、下海經商，遠走國外。在2014年，他卷土重來發表了長篇小說《世紀病人》。小說用黑色幽默的筆法，講述了一個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邊緣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況。欲罷不能的過去與無可奈何的現狀打造出的這個“世紀病人”，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更讓人不由得悲從中來。

講述者“李曉樺”一出現，是一個“領著剛滿十五歲的兒子，站在加拿大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西區——這所被叫做麥吉的中學門前”的父親。這個場景的設定，使李曉樺一開始就處在了兩個世界的邊緣地帶：他離開了祖國，自我放逐于異國他鄉；他也不可能進入加國的主流文化，這一尷尬的個人處境注定了主人公的社會身份和精神地位。于是我們看到的是李曉樺矛盾、茫然、無根、無望、有來路無去處的精神處境。在應對了無意義生活的同時，他只能將思緒安放在曾經經歷的歷史或過去。

一切都破碎了。歷史與現實都已經是難以拾掇的碎片，既不能連綴又難以割舍。進亦憂退亦憂，前路茫茫無知己。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家為心之所在。我之所以要還鄉，就是為了找到一個地方，把心安放。可我發現我無法找到。因為，家為心之所在，而心在流浪中已不知遺忘在何處。心丟了，家何在啊？！”小說有鮮明的八十年代精神遺產的風韻，也許，只有經歷過這個年代的作家，才有如此痛苦的詩意，有如此強烈的歷史感和悲劇性，才會寫得如此風流倜儻一覽無余。

文學史反復證實，能在文學史上存留下來并對后來的文學產生影響的，首先是獨特的文學人物，特別是那些“共名”的文學人物。比如十九世紀的俄國，普希金、萊蒙托夫、岡察洛夫、契訶夫等共同創造的“多余人”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法國的“局外人”、英國的“漂泊者”、日本的“逃遁者”、美國的“遁世少年”等人物，這些人物代表了西方不同時期文學成就。中國二三十年代也出現了不同的“多余人”形象，如魯迅筆下的涓生、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巴金筆下的覺新、柔石筆下的肖澗秋、葉圣陶筆下的倪煥之、曹禺筆下的周萍等等。新時期現代派文學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寫實文學”中的小人物形象，王朔的“玩主”等，也是這個“多余人”形象譜系的當代表達。

“世紀病人”是這個譜系中的人物。不同的是，他還在追問關于歸屬、尊嚴、孤獨、價值等終極問題。他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放棄中有不舍。他的不徹底性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那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屬性。他內心深處的矛盾、孤魂野鬼式的落魄以及心有不甘的那份余勇，都如此恰如其分地擊中我們的內心。于是我想到，我們都是世紀病人。

來源：北京青年報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