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寧肯：文學應從人性角度看待權力

簡體傳統

寧肯的新作《三個三重奏》本月出版，探討權力與腐敗。這樣的主題很容易走向通俗小說領域，但這部小說加入大段注釋，創新文體，書中權力與人性交織，“像一個訓練有素的交響樂團”，引人入勝。

洋洋三十八萬字，稍顯拖沓，閱讀起來卻十分流暢。寫作時，寧肯同樣有寫不下去的時候，因為這是“一種針對生活而非娛樂的寫作”，注定“會有太多的難題”。“很多時候走不下去，怎么辦？這時回頭看看你又走了很長的路，路不是在你前方，而是在你的背后，因此，常常是背后的路鼓舞著你向前走。”寧肯對新京報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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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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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還是坐在輪椅上思想比較好”

在《三個三重奏》中，因為“強有力的朋友”楊修提供的機會，故事講述者“我”走出堪稱小型圖書館的書齋，過了一段為期九個月的看守所生活，與死刑犯促膝交談，傾聽他們，承諾講出他們的故事。但是，對于“我”來說，看守所與圖書館是如此難以區分。“……我意識到即使在死牢里我也仍不時屬于圖書館，我的許多下意識的、讓我的對象（指談話對象）木然的問題都和書以及圖書館有關。”

看守所和圖書館，使人想起陳獨秀所說的監獄和研究室：“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監獄與研究室是民主的搖籃。”不過，寧肯寫作時并沒有想到這一句話，“如果有什么聯想，完全是碰巧”。他接著說：“陳獨秀是一個行動者，而我，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反對行動者，我更喜歡朱學勤《書齋里的革命》，在書齋里我同意陳獨秀，現實中則反對。”

新作中，寧肯把“我”設置成一個有獨特癖好的人，不是殘疾，卻酷愛坐輪椅，因為輪椅同時是一個可升降書梯，便于在書架間快速穿行。評論家王春林認為，這“具有了一種突出的象征意味”。“那就是，面對著如同楊修這樣強悍的世俗權力，類似于‘我’這樣純粹的知識分子除了做一種細密的觀察書寫之外，隱隱然已經失卻了行動的能力。所以，楊修才會斷然指責說：‘可你整天坐在輪椅上閱讀有什么希望？不是越讀越廢？’”王春林寫道。

談及書齋和現實，寧肯則對記者說：“我覺得對于一個思想者還是坐在輪椅上思想比較好，一切都沒什么了不起，當然，輪椅更沒什么了不起，就是這樣。”

“權力也是每個人的內心問題”

寧肯新作寫了三個故事：國企總裁逃亡的故事、秘書走向權力巔峰的故事、“我”的講述成為第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尤為典型。

總裁杜遠方長期處于權力核心，認同權力的邏輯，認為：“權力的邏輯就是齒輪的邏輯，是必然的，既是必然，別的就沒什么可說的”。杜遠方是冷血動物，這點他自己也認可，不僅冷血，或許包括獨斷專行、逆反、變態等，還有某種程度的王者的幻覺，這些可統稱為“權力對人的異化”。

在兩性關系上，這種異化同樣強勢而有力。對于女人，杜遠方主張：“我必須征服她們，徹底地讓她們臣服。”即使不在權力場，而是在逃亡的過程中，仍然發揮作用。杜遠方住在敏芬那里，正是以這種邏輯在“征服”她。

不過，變化也隨之發生。杜遠方會單純地想念敏芬，這種想念甚至會感動他自己；他還看到敏芬的眼睛里有一種鹿停下來的東西——他在觀察、拍攝鳥的同時經常無意識地想到敏芬，以致敏芬和鳥難以區分，至少和某一種大一點兒的鳥難以區別。因此，當他見到敏芬會想到鳥、鳥的眼睛以及眼睛中的一只鹿停下：那是一種警覺，亦是一種優美，優美的警覺。寧肯說：“如果詩是最高的準確，我愿承認這是一種詩意。”

這種單純的想念，這種詩意的被發現，乃人性回歸的反映。這正是《三個三重奏》所著力描繪的，寧肯并非簡單譴責權力與人性，而是從人性的角度來思考權力，讓二者相互映照。在他看來，對權力而言，所有人都是它的獵物。

“權力不僅體現在權力場，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上。體現在風景、超市、自由市場、愛、美、情欲、廚房、火車、地鐵、閱讀、書信、電子郵件、微信、微博，旅館，體現在一切方面。從權力的角度思考人，人很簡單，但從人的角度思考權力，人很復雜，權力也不再簡單。權力不僅僅是一個他者的問題，也是每個人的內心問題。”寧肯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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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寧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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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書中逃亡的總裁杜遠方很容易讓人想起最近發生的新聞，洛陽市副市長藏身長沙出租房，最終落網。現實與文學某種意義上的重合，給讀者的觀感，似乎現實為小說提供了印證，小說更加平易可讀。那么，這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否有不一樣的感覺或作用？

寧肯：重合與印證，你說出了兩個關鍵詞，也是非常秘密的詞。所謂“秘密”是說這兩個詞對很多人甚至很多作家還處于“秘密”之中。重合與印證，表明了一種寫作的很高級的可能性，是寫作的秘境。

你說的副市長藏身出租屋，我一點也不驚訝，我覺得是必然的，因為我在小說中已討論過：現實中發生的一切都已在書中發生過。這不是我的觀點，是那個偉大的盲者博爾赫斯說的，事實上也是更早的我們的莊子說過的：是我夢見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我？這些都是不同維度的重合與印證，那位副市長難道不是杜遠方的倒影？或相反？我在書中寫了杜遠方住進了出租屋，現實中的副市長就住進去了，因此我一點也不驚訝，我覺得很正常。

新京報：無論是新聞，還是在《三個三重奏》中，都繞不開“權力”這個關鍵詞，書里寫到杜遠方是冷血動物，說“通常所謂的冷血亦是長期握有權力的結果”——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權力對人的異化。反倒是在逃亡中，杜遠方慢慢“人性回歸”，這很有意味。對于這一點，你有怎樣的理解、思考與評價？

寧肯：在權力場中看權力，是社會學的事，政治學的事，甚至是歷史學的事，但不是文學的事。文學的基點是人性，與是否正確無關，文學絕不應圖解政治、歷史或社會——相反這些都應為文學的表達服務。也就是說，文學應從人性的角度看權力，從權力角度看人性。

一般來說，人性在權力場中往往被最大程度刪除，以至具有了幾乎模式化的動物性，因此我寫作的著力點不在于權力場，而在于權力動物們脫離權力場后的情景，如日常生活或逃亡生活。脫離了權力場，人性必然復歸，然而雖然復歸了，但權力慣性并未退場，而是如影隨形地體現在生活的細處，方方面面。這正是我真正著力表現的，因為這時候人性與權力難解難分，因此也具有了普遍性，任何人都能從中體察出自身的權力性。也就是說，特定的人性必須與普通的人性打通，這是文學所追逐的，也是政治學社會學無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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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肯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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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肯1959年生于北京，小說家，早年受詩人北島影響寫詩，1982年在《萌芽》發表詩歌處女作，有15年寫詩經歷，為其后來的小說寫作帶來重要影響，小說多有隱喻、象征，注重語言，使他與多數中國小說家區別開來。出版有《蒙面之城》、《天·藏》、《沉默之門》、《環形山》等小說，獲得老舍文學獎、首屆施耐庵文學獎，入圍茅盾文學獎。2014年10月出版最新長篇小說《三個三重奏》。

以上選摘自10月18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