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辛亥之梁啟超:不可以文人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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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辛亥之梁啟超:不可以文人終身

梁啟超(1873-1929)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梁啟超仍然在海外。但他始終都是“被團結”的對象,袁世凱組織內閣時,任命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梁啟超沒有接受。袁世凱一再地寫信給他,希望他回國幫忙。或許是這些信件起了作用,或許是國內形勢風起云涌的變化,讓梁啟超終于相信“只要袁世凱和他真心聯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為。”于是,他擱置了與袁世凱以往的恩怨,決心與袁世凱合作,并為袁世凱出謀劃策。

梁啟超一向是重視并且善于引導輿論的人物,他向袁世凱作出了這樣的建議:“您想在表面上是輿論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輿論的主人,用什么辦法呢?那就是訪問集合國內有政治常識,又喜歡進行政治活動的人,有禮貌地把他們征集過來,成為自己一黨的人。”

梁啟超所言不虛,這都是他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實際上,就在他說這些話之前,1911年的春天,梁啟超帶著朋友和女兒從日本去了臺灣,在那個被日本殖民的地方,召見了一些可能認同自己理念的“遺民”,并做了有效的輿論引導。

前行:備受阻撓

1911年2月23日,梁啟超抵達臺灣。此行的目的,一是要考察,二是要“籌款”。本年以來,梁啟超與同仁便有在北京、上海創辦兩大日報的計劃。

梁啟超到臺灣去的愿望由來已久,自從1898年戊戌革命失敗之后,他便逃亡到了日本。居住日本的那些年,他看到,日本的報刊雜志再三夸耀自己治理臺灣的成績,令他心中愀然:“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之所得,乃如是也。”但奇怪的是,他結交的一些臺灣遺老們給出的答案卻截然不同。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怎么能去分辨?

1905年之后,他屢次想要申請赴臺,卻屢遭日本人的拒絕,一拖便是5年,如今終于成行。2月28日,他們乘坐的船只抵達雞籠山,警察居然數次過來盤問。總督府的日本警察前來與梁啟超握手,熱心地為他擇選旅社,實際上是監視梁啟超。

所幸的是,來臺灣之前,梁啟超到東京領取了一封介紹信,否則很有可能被遣返,這令梁啟超深感窘迫憤憂。

盡管如此,梁啟超還是得到了臺灣遺老們的歡迎。船只抵達雞籠山時,來迎船的人有十幾位。下船改乘汽車進入臺北,路兩旁又站了幾十位前來迎接的人。梁啟超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在日本居住了10年之久,居然完全不知道臺灣會禁止我華人同胞入境,我真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再看看這些留在臺灣的遺民,他們對故國眷念之深,此番對比,更讓人心生憤懣。

旅途:莫不失望

臺灣的遺老們熱烈地表達了他們對梁啟超的敬愛。3月3日,一百多個人在臺北薈芳樓為他們召開了歡迎會,雖然現場特務林立,梁啟超還是做了一個小時的演講,并即席賦詩曰:“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

他在來臺之前,列舉了十條亟待考察的問題,譬如:“臺灣隸屬我國200年,每年收入不過60多萬(指白銀),后來漸漸加至200多萬,日本人得到它僅僅10多年時間,年收入居然超過3800萬,今年還可能增至4200多萬。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如果內地能夠學習到經驗,貧窮還有什么好担憂的呢?”

還比如,他聽說臺灣的農業水平,“冠絕全球”,而且他們的農事習慣與我們又是一致的,如果要尋求他山之石,還有比臺灣更合適的嗎?

抱著如此殷切的期待而去,梁啟超在臺灣耳聞目睹的事情,卻莫不讓他失望。他看到殖民政府為了拓寬市區道路而肆意拆毀民房,致使許多人無家可歸,風餐露宿。當年臺灣首任巡撫劉壯肅在臺灣修筑的臺北故城已經被毀,只留下四個城門,夾雜在西式洋樓和日式木屋之間,令他心中十分苦悶。而往日的巡撫衙門,如今成了日本人統領的總督府,而總督在臺灣就好像帝王一樣,獨斷專行。

另外,梁啟超還看到民眾使用的一切日用品,無不是來自日本,這是由于日本在臺灣大搞經濟壟斷,所有來自內地的貨物因高額關稅被排斥在外,因此,臺灣物價之貴世所罕見。

梁啟超此行最大的感觸是,臺灣人在生計上所遭受的壓迫,且永無擺脫之日。農歷三月十三,梁啟超踏上歸途,“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舟中西望故國,直不寒而栗耳。”

離去:精神火種

梁啟超本是一個流亡者,在臺灣卻被看作故國的象征。臺灣遺老們與他接觸,就好像與祖國接觸一樣,大家“感覺無上的榮光”。

遺老們壓抑在胸中的悲憤,也隨著梁啟超的到來,找到了宣泄的機會,更為林獻堂這些有志之士增加了精神的動力。林獻堂,被稱作是臺灣“迷惘時代的掌燈人”,日本殖民臺灣期間,他是倡導臺灣民族運動的領頭人,他一生不說日語、不穿木屐,堅持漢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

1907年,身為臺灣大地主之后代的林獻堂首次去日本旅行,在奈良巧遇梁啟超。兩人談起臺灣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梁啟超認為:中國在三十年內無力幫助臺胞爭取自由,臺胞不可輕舉妄動作無謂的犧牲。

梁啟超勸告林獻堂等人“不可‘以文人終身’,須要努力研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等學問。”他為他們開列日本書籍三十多種,以后又陸續開列了一百七十多本東西方名著。梁啟超認為,臺灣應該仿效愛爾蘭對付英國的手段,與日本中央政府的政要建立密切的關系,通過他們來牽制臺灣總督府的統治,使得總督府不至于過分壓制臺灣人。他的這番談話,深深影響了林獻堂,后來他從事民族運動時,也是采取溫和路線的原則。可是,4年之后,梁啟超來到臺灣,看到的情景是:在日本的高壓政策之下,老百姓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而狡猾的人為求自保,為虎作倀,整體環境令人悲觀絕望。

當時的臺灣,除了老一輩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式教育,對于中國古文已不容易接受。學校里面,“除教授日語外,殆無內容可言”。而“一般父老除抱殘守缺,誦讀四書五經外,幾乎不知道世間還有思想學問可供探討”。梁啟超的到來,大大刺激了臺灣的年輕知識分子,什么‘主義、思想、目的、計劃’等向來所未有的新名詞在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中,大為流行”。

梁啟超此行為辦報籌款而來,卻分文未籌得。可后來,留日臺灣學生所創辦的雜志如《臺灣青年》、《臺灣》等,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啟超式的新文體進行寫作。

辛亥年梁啟超臺灣之行,在一定程度上為臺灣的抵抗運動開啟了一扇方法之門。而梁離臺半年之后,國內的革命就推倒了三百年清王朝。

(本文撰寫時參考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朱宗震著《1912中國憲政實驗的臺前幕后》等資料)

■ 梁啟超軼事 有公敵而無私見

梁啟超以政治為業,為人率真誠懇,有公敵而無私見。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么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

■ 回眸與追憶 梁啟超的惟一一次文學嘗試

●許知遠(作家)

出版于1902年的 《新中國未來記》,是現代中國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說,也是梁啟超一生中惟一的文學嘗試。

這本如今很少被閱讀的作品,富有預見性地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主要基調:在一個富有競爭性的民族國家時代里,中國如何建國、贏得獨立與尊重。按照文學評論家李歐梵的觀點,它很可能是中國惟一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建國小說,它提供了一個國家生長所需要的神話,而這神話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國家的強大壓倒了任何其他目標。

■ 梁啟超辛亥言論

九月十六(陽歷11月6日),梁啟超由日本乘天草丸返國,返國前三日致徐君勉書:

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頗出意外也。惟撥亂反正之大業,終未能責諸旦夕,非躬赴前敵,難奏全功。幸資政院已握一國實權,而議員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當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大方針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

九月二十六(陽歷11月16日),袁世凱組閣,以梁啟超為法律副大臣,梁致書袁世凱請辭:

袁宮保鑒:閱東報,見新內閣員以超濫竽,且疑且駭,超庸愚,何足贊鴻猷,備員伴食,于國于公,兩無所裨,謹堅辭。深負雅意,無任慚悚。顧竊欲進一言者,禍變至此,今后戡亂圖治,必須視全國民多數意向,雖有非常之才,茍拂輿情,終無善果。


新京報[微博]劉晉鋒 2011-11-28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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