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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從考察江蘇省男女兩性的職業流動狀況出發，比較兩性職業流動過程中的差異，分析影響職業流動的主要因素，以了解在社會轉型時期江蘇男女的發展狀況。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于2000年12月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的第二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的有關數據。根據該調查分離出江蘇部分有效問卷2112份，其中男性990份，女性1122份。
　　一、江蘇男女的職業流動現狀
　　職業流動表反映的是個人的最初職業或社會位置與調查當時職業或社會位置的變化情況。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職業流動較少，人們的職業大多數是家傳世襲的。建國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國家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人們的職業也較少發生變動。真正較大規模的職業流動是在改革開放后。
　　(一)職業流動人數比較
　　表1　　分性別職業流動情況　　(人；％)

       流動情況  有效樣本總數  有職業流動經歷的人數  有職業流動經歷者占被性  別                                               調查者的比例       男            990                433                   43.7       女            1122               541                   48.2

　　“江蘇省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關于職業流動的調查結果表明：在2112個有效樣本中，48.2％的婦女在業者轉換過工作，比男性高4.5個百分點。但是有過職業流動經歷的樣本中，轉換過兩次和兩次以上的女性流動者占在業者的19.6％，此比例男性為25.1％，女性比男性低4.5個百分點。可見江蘇勞動力人口中有過職業流動經歷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但男性樣本中流動人口的流動強度高于女性，下面關于職業流動頻率的統計數據更清楚地顯示了這一特點。
　　(二)職業流動強度比較
　　表2　　分性別職業流動頻率　　(次)

    性別        男     女平均流動次數   0.90   0.76

　　表3　　男性分職業類型(初始職業)的職業流動頻率　　(次)

           農民   工人   商業服務業人員   辦事員   技術人員   單位負責人流動頻率   2.17   2.18        2.09         1.44      2.02        1.75

　　表4　　女性分職業類型(初始職業)的職業流動頻率　　(次)

           農民   工人   商業服務業人員   辦事員   技術人員   單位負責人流動頻率   1.49   2.04        1.23         1.33      1.98        2.00

　　職業流動頻率統計的是勞動者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流動的平均次數，它反映了流動者職業流動的強度。江蘇居民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為0.83次；分性別的統計結果顯示：男性的平均流動次數高于女性；從分職業的職業流動頻率來看，男女兩性中都是生產、運輸設備操作類人員的流動率最高，平均頻率分別為2.18和2.04次。
　　(三)職業流動方向
　　根據流動的方向，職業流動分為垂直流動和水平流動。垂直流動指跨越等級的流動，水平流動則用來指在社會分層的相同等級間的流動。根據我國社會學界的研究，我國社會的職業構成由較高層次到較低層次大體按以下順序排列：各類領導干部、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人員、工人、農民等。這種分層并不意味著各層次間在某一方面存在著某種數量上的等差或等比關系，它反映的是目前我國職業分層的一般特征②。我們依據這個職業排列，將兩性樣本分成六個大類，做成職業流動交互表，反映兩性從最初職業到最終職業間職業流動的方向。
　　在表5的流動交互表中，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對角線上分布的數字代表的是水平流動率，對角線右上部的數字反映的是向上流動率，左下部的數字則反映了向下流動率。由表中可見，41.4％的女性最終職業和最初職業處于同類社會位置，49.0％的流動者處于上表中的等級分類界線以上，9.6％的流動者處于界線以下。也就是說在跨越了社會群體等級分類界線的流動者中約49％是上升流動，而9.6％的人是下降流動。當然下降流動者也未必是絕對的下降流動，因為這些流動者可能在以其它標準排序的等級結構中有上升表現，比如收入的增加和職務的提升等。
　　
　　表6反映的是男性樣本職業流動狀況。對照表5和表6，我們發現流動男性與女性在職業流動類型和流動方向上存在著下面三方面的差異。
　　
　　第一，兩性的初始職業結構大致相當：兩性的初始職業均主要集中在工人、農民、技術人員等職業類型中，職業結構分布比例差別不大。當然，細微的差別也還是存在的，女性中的(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技術人員、辦事人員所占比例為16％，比男性低4個百分點，相對來說，集中在農民、工人、商服人員等體力勞動為主的低層次就業崗位上的比例比男性略高一點。
　　第二，從縱向的比較來看，在進行了職業流動之后，男女兩性的職業地位都向前推進了。女性中49.0％的人實現了上升流動，女性就業結構中農民的比重由初始職業時的29.8％降到0.7％，單位負責人的比重由1.0％上升到2.4％，其中商業服務業人員的比重上升最快，上升了近20個百分點；男性流動者中上升流動的比例為52.5％，農民的比重下降最為明顯，由26.6％下降到0.4％，單位負責人的比重由初始職業時的3.7％上升到11.9％，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另外，商服人員的比重也從原來的10.5％上升到22.1％。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隨著江蘇省經濟的較快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三產業已經成為經濟的一個新增長極，成為吸納勞動力和安排勞動力就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
　　第三，橫向的比較表明，江蘇男性與女性目前的職業層次結構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女性在工作之后沒有改變其原有職業類型的比例為41.4％，這一比例與男性大致相當。但是在改變了職業類型的女性就業者中，下降流動者的比例為9.6％，比男性高3.6個百分點；上升流動率為49.0％，比男性低3.5個百分點。兩個群體之間的單位負責人員的比例女性比男性低約10個百分點，辦事人員的比重低約7個百分點，而工人、商業服務業人員的比重是女性比男性分別約高6和8個百分點。可見，在職業機會方面男性從社會變化中的得益大于女性。
　　(四)流動原因
　　圖1是對有過職業流動的男女被調查者在初次職業流動過程中最主要原因的調查結果，“組織安排調動”、“下崗、辭退、合同期滿”、“經營破產/倒閉”是結構性流動，其他均屬于自由流動。“為個人發展”指原單位的工作不能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不能滿足自己的興趣愛好，從長遠來看，不能為自己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平臺；“為家庭需要”包括解決兩地分居、原工作地離家太遠、結婚、生孩子、輔導孩子、照顧家人等。
　　
　　從圖1可以看出：在結構性職業流動中，“組織安排調動”的比例男性多于女性，而“下崗、辭退、合同期滿”的比例則是女性略多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顧慮家庭需要。女性在流動時受家庭因素的牽制多于男性，更傾向于把家庭需要放到職業發展的前面來考慮，男性的流動更多的是考慮“自身的發展”。男性調換工作主要是由于“組織安排調動”(30.9％)、“為個人發展”(27.6％)、“為家庭需要”(23％)；女性的職業流動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為家庭需要”(43.5％)、“組織安排調動”(17.4％)、“為個人發展”(16.1％)，相當多的女性把“家庭需要”放到了第一位。女性的“自我發展意識”、“成就動機”等方面明顯弱于男性。職業流動原因的調查中，男性“為個人發展”的占到27.6％，女性僅為16.1％。
　　圖2是對最后一次職業流動原因的考察。與圖1相比，一個可喜的變化是：女性流動受家庭牽絆的現象大大改觀，比例從原先的43.5％下降到28.7％，下降了15個百分點，但她們優先考慮的仍是適應家庭的需要；另外，結構性流動所占的比重比初次職業流動時有了明顯的增加，這是我國社會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反應。其中，“下崗、辭退、合同期滿”“經營破產/倒閉”等原因引起的兩性被動型流動增加明顯，女性尤其突出。這是由于隨著經濟戰略性調整和戰略性改組的推進，由市場對資源進行重新配置，有一部分人本身文化素質低、崗位不穩定，在人力資源市場上供大于求，外界推力就會使他們經常更換工作。這種流動對未來沒有預計好的規劃，是一種不得已的流動，因而不利于個體的發展。
　　
　　總體上來講，江蘇男女兩性在職業流動上呈現出以下特點：女性的職業流動人數比例雖然高于男性，但男性的流動強度高于女性。職業流動以后，兩性的職業地位總體上都比職業流動前得到了提升。江蘇兩性的職業層次結構差距與流動前比較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女性人口職業向上發展者比例少于男性，而向下流動的比例高于男性。影響女性職業流動的原因中，家庭因素仍是首要因素；“組織安排調動”是影響男性流動的首要因素。女性的職業發展意識和成就動機弱于男性；女性中由于“下崗、辭退、合同期滿”和“經營破產/倒閉”等原因引起的被動性流動比例增加明顯，也即經濟結構轉型和戰略性改組對于女性的職業發展沖擊更大一點。
　　二、江蘇兩性職業流動差異的因素分析
　　上面關于職業流動原因的考察使我們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造成江蘇男女兩性職業流動差異的部分原因：在職業機會方面男性從社會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得益大于女性；女性更考慮家庭的需要；自我發展和成就意識相對弱于男性等等。下面我們將采用相關分析法對造成兩性職業流動的差異原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職業流動作為一項社會行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既有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模式和發展模式的限制，又受流動政策的約束。具體的職業流動影響因素直接表現在個體身上，個體愿不愿或能不能流動，既受制于其流動意識，又受制于其自身條件和自身素質。眾所周知，江蘇省一貫很注重婦女事業，在制度上賦予了婦女與男子一樣的就業權利且同工同酬。但這并不能保證兩性在同等條件、平等原則之下的事實平等。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應從微觀、具體層面考察職業流動的影響因素，所以下面共選取了7個與職業流動實現相關的內生變量(即自致性因素)，包括：年齡、目前文化程度、初始職業、技能培訓、技能掌握、風險意識、個人抱負，對這些變量與職業期望進行斯皮爾曼相關分析，篩選出相關系數在0.1以上并達到顯著性要求的變量列于下表中。
　　表7　　變量與職業流動之間的多元回歸系數表

             當前職業地位       職業流動次數       職業地位上升下降程度  年齡      0.102 (p=0.000)    0.084 (p=0.000)       0.079 (p=0.045)文化程度    0.446 (p=0.000)    -0.009 (p=0.825)      0.177 (p=0.000)初始職業    0.297 (p=0.000)    -0.098 (p=0.013)      -0.433 (p=0.000)技能培訓    0.233 (p=0.006)    0.068 (p=0.429)       0.193 (p=0.000)技能掌握    0.204 (p=0.009)    -0.037 (p=0.643)      0.191 (p=0.000)風險意識    0.0692 (p=0.100)   0.138 (p=0.000)       0.124 (p=0.125)個人抱負    0.141 (p=0.001)    0.013 (p=0.496)       0.106 (p=0.008)

　　表7數據顯示出下述結果。
　　各種涉及知識和技能水平的能力素質對個人職業地位和機會獲取都有強烈影響。文化程度對職業地位的取得具有最顯著的直接作用力，教育資源或者說(人力資本)是獲得經濟資源與資本的首要中介變量，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職業地位，這是與以前的多項實證研究的結果相吻合的。另外，技能培訓和技能掌握水平對職業地位也有顯著影響。而文化程度與職業流動次數并沒有呈現出顯著的相關性，分教育程度的職業流動表顯示：職業流動頻率和教育水平的關系呈現出兩頭高中間低的規律，文化程度較低、缺乏勞動技能的一般勞務人員和文化程度高、業務能力強的中高級人才的流動頻率較高，而高中、中專、大專等文化程度者流動率相對較低。
　　對于職業地位變化來說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訓、技能掌握對之均有影響。而且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技能培訓與職業地位變動程度的相關性還要強于教育程度與職業變動程度的相關性，即技能培訓對流動機會的影響更明顯一些。可見，對于職業流動來說，不僅傳統理論認為的正規教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接受再教育、再培訓提升知識和技能水平也是改變低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
　　年齡與當前職業地位呈弱相關關系，與職業流動的次數以及職業地位變化并沒有顯示出非常明顯的相關性。
　　個人抱負對職業地位和機會獲得也表現出一定的影響力。風險意識與職業流動頻率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個人抱負對職業地位變動的影響較為顯著，前面關于流動原因的分析結果佐證了這一結論：在對最后一次流動原因的調查中，女性群體中“為個人發展”進行流動的比例是16.3％，比男性低近10個百分點，女性個人抱負和自我發展意識的不足也是影響她們職業地位提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由上面的相關分析可以看出，造成男女職業流動差異的微觀原因主要是男女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即男女在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結構、接受技術培訓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此外，個人抱負和事業成就意識也對職業流動表現出了一定的影響力。而且，這些影響因素相互之間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強化相互影響：人力資本狀況的改善會增強群體的自信心和成就意識，而群體較強的成就意識又會反過來促進群體加強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積累。反之，人力資本投資的不足、社會競爭力的不足會強化群體的依賴觀念和自輕自弱意識，并進而更是淡漠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三、建議與對策
　　雖然隨著婦女事業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江蘇省在制度上賦予了婦女與男子一樣的就業權利且同工同酬，但這并不能保證兩性在平等原則之下的事實平等，目前江蘇兩性在職業發展上還存在一些差距。我們認為可以從幾個方面尋求解決問題的鑰匙。(1)保證教育公平，創造男女公平的求學、再求學機會。教育資源獲得的不平等影響了兩性職業流動的機會和職業發展。基于知識經濟時代不可避免地來臨和人們求學方式的多樣化和終身化，傳統的工作方法也要相應地調整，不僅要關注正規教育，而且要做好再教育、終身教育。可以利用正規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社會教育等多種形式為女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供條件。(2)政府機關應自上而下熱情呼吁女性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強。作為經濟文化大省的江蘇，近10年來，傳統社會性別觀念有回潮的趨勢，女性自我關照意識缺乏。由江蘇社會性別觀念的現狀和癥結不難看出，觀念不改變，兩性在機會和權利上的差距會進一步擴大。所以，政府機關應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倡導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強。但這個宣傳導向還應配有具體化的實現途徑，諸如宣傳再求學，提供男女公平的再求學機會。尤其要明確，再求學的本質意義不是為了完善現在的或將來的妻子母親的角色扮演，而是著眼于女性作為個體的平等的可持續發展。(3)廣泛推開社會統籌的生育保障模式改革舉措的試點范圍，推動家務勞動市場化、社會化，最大限度的減小因家務、生育等事件對女性職業發展構成的障礙。(4)利用各種宣傳渠道，積極倡導認同“男女共同主內主外”的新型家務分工模式，并抬高妻子母親衍生地位的價值，不再用純粹市場經濟的“顯性”的貨幣價值作為評估標準。當然，要改變整個社會深層的心理意識和長期認同的性別文化是一個長期艱難的過程，這只是一種被動的期待，我們認為轉動鑰匙的最終力量還是在女性自身。擁有不弱于男性的教育、經濟和社會資源及資本儲備的主動的女性是實現兩性和諧和平等發展的關鍵。
　　注釋：
　　①本文數據由江蘇省婦聯提供。
　　②1999年5月25日我國正式頒布并出版發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是我國第一部對職業進行科學分類的權威性文獻，是部具有國家標準性質的職業分類大全。《大典》將我國目前社會職業分為八大類：第一大類：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第二大類：專業技術人員；第三大類：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第四大類：商業、服務業人員；第五大類：農、林、牧、水利業生產人員；第六大類：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第七大類：軍人；第八大類：不便分類的其他從業人員。
青年研究京29～35D423婦女研究陳芳20062006
本文根據“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江蘇片)統計數據，對江蘇省男女兩性在職業流動方面的差異進行分析，發現：社會開放程度的增加和社會流動使兩性的職業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同時又使得兩性的職業層次差異呈現出了擴大的趨勢；進一步對影響職業流動的內生變量進行斯皮爾曼相關系數分析的結果顯示：社會轉型期，人力資本和成就意識是影響職業流動的兩個非常突出的因素。
作者：青年研究京29～35D423婦女研究陳芳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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