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李銀河：我當然是個女權主義者

簡體傳統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和王小波轟轟烈烈談戀愛的“文藝女青年”，到在學術圈被譽為“中國波伏娃”的觀念前衛的性學家，再到網絡時代在性別話題上飽受爭議的公共知識分子，李銀河經歷了公眾眼中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轉換。年長一些的讀者大概更熟悉的是作為王小波遺孀的李銀河；性少數群體把李銀河奉為英雄和“帶給人間溫暖與光明”的普羅米修斯；但在社會主流性觀念和道德觀念面前，李銀河更是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知識分子。公共領域對學者出身的李銀河來說就像一個荒島，她所習得的“常識”一直在“挑釁”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而她就像個孤軍奮戰的斗士，被非議、被攻擊，但仍然心平氣和地守護著她的戰地，期待社會觀念的進步，期待被更多人所理解。

采寫 | 新京報記者伍勤

注定被指手畫腳的研究

“性學家”是李銀河在學術界最主要的身份。她早年在美國取得社會學博士，歸國后師從費孝通，成為了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后，此后便開始了她在中國研究“性別”、“婚姻”、“同性戀”之路。費孝通先生對她的學術生涯影響非常大，李銀河的《同性戀亞文化》就步上費孝通先生開創的“用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社會學”道路。她在實地調查中分析了大量個案、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個體經驗，展現出了這一群體在中國社會的文化身份。

這部1998 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也開啟了中國學界把同性戀群體作為文化研究的先河，為之后近二十年中國同性戀群體爭取權益開辟出了大量空間。在李銀河、潘綏銘、張北川等性學家的推動下，社會對這個性少數群體的寬容度越來越高，同性戀在這個時代可以更驕傲地走進公眾視野，至少是年輕人的視野。中國是一個過度性壓抑的社會，“性”這件事在中國社會中以各種各樣的姿態，承担著不同程度的污名。李銀河一直沒有停止為我們被制度和習俗剝奪過多的“性權利”疾呼，她經常引用自己的精神偶像福柯的觀點，“多元人際關系模式是未來的趨勢”，并感嘆，“我們社會中的人際模式是多么可憐吶！”

網絡時代又把這位學者拉到了更為廣泛的公共視域之中，李銀河跳出學術圈，在博客里的通俗化寫作使她的觀念和言論更有效地散播了出去，但也更大范圍更有力度地沖擊了公眾的價值觀。習俗就像一個痼疾，它不止傷害著被無形剝奪性權利的人們，也一直傷害著這個性權利斗士。最令人難過的是，她難以得到那些她為之疾呼的人們的理解。多年來，李銀河對此最沮喪也最激烈的一次在博文中的表達，也不過像一句抱怨，“好心被當成驢肝肺！”

呼喚包容性,堅守浪漫愛

很多人質疑，在與王小波的愛情故事里有著浪漫天性、專一而又深情的李銀河，怎么會支持“一夜情”、“多邊戀”呢？李銀河的解釋是，這是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區別。

在八十年代，李銀河和王小波是特別前衛的文藝青年，他們一起瘋狂地看電影、讀小說，環游歐洲。結婚后，王小波已經有了侄子和侄女，李銀河也有了侄子侄女，兩人商量著，“咱倆都不能給各自家里添新品種了，別生了”，“對，不生了”。就這樣，他們選擇了“丁克”——在那個年代前衛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生活方式。可惜，這樣自由浪漫的生活只延續了二十年，王小波辭世后，李銀河的一篇《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曾讓無數讀者聲淚俱下。后來的十幾年里，也經常能在李銀河的博客中看到王小波的名字，不論生離死別，王小波早已是李銀河漫長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而當李銀河近年來一再在博客上主張“賣淫非罪化”，當她公然為因參與“集體換偶事件”而獲“聚眾淫亂罪”的某副教授維權時，人們又追憶起了她和王小波被世人傳誦的刻骨銘心的愛情。這讓一些公眾面對她對性自由的觀念“痛心疾首”，甚至問出“李銀河對得起王小波嗎”這樣的問題。李銀河對這樣的問題總是哭笑不得，她曾經回應說，“王小波如果活到現在，立場肯定和我一樣，只不過他表達的方式會更幽默。”

混淆公領域和私領域，似乎是很多公眾的邏輯。在公共領域內，李銀河在種種性話題上“驚世駭俗”的發聲，事實上只指向了兩個字：權利。捍衛不同群體或個體做某件事的權利，推動一個更包容的、能接受多元關系與不同價值的社會，一直被李銀河視為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責任。她認為自己有責任為不相干的人發聲，為發不出聲音的人發聲。

但這一切的倡導，并不代表著她本人在私人空間里也是那樣做的。事實上，李銀河在私領域中，是個不折不扣的浪漫愛情堅守者。她一再在博客里贊頌“超凡脫俗的精神之愛”，她在博文中寫“生命是多么短暫，我想讓自由和美麗把它充滿。”

開啟“不嚴肅小說”的創作

李銀河在退休后出版了三本學術著作以外的雜文集，《我的生命哲學》、《我的社會觀察》和《我的心靈閱讀》。這三本文集大量收錄了她多年來在博客上的文章，《我的生命哲學》賣得尤其好，里面大多在討論關于存在、衰老、死亡孤獨這些沉重、卻又隨時裹挾著我們生命的問題。同時，三本書的名字也在很大程度上總結了李銀河退休后的生活狀態——她大部分時光都用來思考生命，用來閱讀，以及繼續參與到公共話題中。除此以外，這位女士在年過六十的年紀，竟心血來潮地開始嘗試小說的創作。2013年底的一天，李銀河在博客上發下了一個“宣言”，“由于本人和眾多同性戀平權運動積極分子的努力，同性戀在中國已經基本被正名了。我把下一個目標確定為在中國為虐戀正名。作為性研究者，我責無旁貸。”在這之后的日子里，她就開始陸續在博客上發她寫的“虐戀主題”的短篇小說。由于主題都是“虐戀”，小說無法在內地出版，李銀河原本在香港簽了出版商，但后來出于種種壓力，還是違約了。

最大的壓力在于，她很多親友勸阻她，如果小說出版了，在公共領域又會大量減少支持者。雖然李銀河一再強調探討“虐戀”的意義，可要徹底解放人們的性觀念，破除人們對任何形式的“性”的偏見，在中國社會中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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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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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性”領域很專業

新京報：在學術領域，你作為中國影響力極高的社會學家，幾十年來對推動中國的性別權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你認為自己背負公眾啟蒙的社會責任嗎？

李銀河：公眾啟蒙是我主要的寫作動機。社會學家是社會的看門狗，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就是公共事件出來了就“汪汪”兩聲嘛！退休前的課題研究也好，寫博客也好，都是因為作為知識分子肩負著匡正社會觀念、開啟民智的這種責任。

新京報：從博客時代開始，你的寫作就越來越通俗化了，這是不是更方便話語的傳播以及對公眾的啟蒙？

李銀河：博客幾乎是我在公共領域發聲的唯一通道。它確實賦予了人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給了知識分子言論自由。通俗化寫作——也就是在博客上發聲——引起了更多的公眾討論。因為學術還是有門檻的，發行量太低，大多數人看不到。不過通俗化有利有弊。畢竟在學術圈，大家觀點比較一致，容易認同。到了公共領域就會挑戰公眾的觀念，招好多人罵。

新京報：那沒想過就回到學術圈安心搞研究，逃開這種罵戰的輿論場？

李銀河：學者也不能閉門造車呀。我擁有話語權，就認為自己應該肩負這種責任，參與一些公共事件的討論，為發不出聲音的群體發出聲音。

新京報：你發聲的領域好像更多還是在“性別”領域。即便是一般社會事件，你也大多是在“性”或“兩性關系”這一視角發聲的。

李銀河：對，因為我在這個領域專業。按照德布雷的說法，公共知識分子分兩種，一種是某領域的專家，另一種是泛泛參與公共話題的一般知識分子。而我大概偏向于第一種。但我偶爾也會就一些公共議題發表一些看法，但是關于“性”、“同性戀”、“婚姻與家庭”的話題還是最主要的，我也希望在這些話題上有一些公共輿論的引導作用。

維護公共道德不是我的領域

新京報：你倡導的公共議題，比如“同性戀非罪化”問題，以及去除“聚眾淫亂罪”等等，經常被公眾認為是挑戰公共道德。你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維護所謂的“公共道德”的責任嗎？

李銀河：在中國，也許剛剛說的那類“一般知識分子”是在維護公共道德的。但那并不是我的領域。在西方，道德這件事，是牧師來維護的。我作為一個學者，關注的是某現象“是什么”，以及“為什么”，不予評判“好壞”及“對錯”。并且“道德”其實是一種風俗，也是根據時代和根據文化在變的，我做的是向一些明顯錯誤的觀念和習俗挑戰。

新京報：你在公共領域的倡導，經常被反對的網友們置換成你在“私領域”的問題對你攻擊，比如你倡導同性戀平權問題。

李銀河：呵呵。有人說，“李銀河就是因為搞同性戀把王小波氣死的！”我對這種攻擊已經習慣了，大家經常公領域、私領域不分。在西方有那么多異性戀者也參與同志游行，為同性戀群體發聲。倡導公領域性自由和性解放的人，在私領域也可以堅守一對一的關系，這并不矛盾。

新京報：你雖然觀念一向被認為很前衛，但是表達卻十分溫和，從不會“言辭犀利”地跟反對者激辯。這是學者風度嗎？

李銀河：我就是這樣的人，我言辭不激烈的時候，當時的情緒也是不激烈的。但是我最近也很生氣地發博文譴責了一群石家莊的“反色情大媽”。她們跑去廣州的性文化節胡鬧，還往學者身上潑糞。實在太過分了，我氣不過就在博客上寫了篇文章，我是不是特沒風度？（笑）

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是女權主義者

新京報：你一直在同性戀圈子被當成英雄，對同性戀平權的發聲多于對女權的發聲，你是女權主義者嗎？怎么看待“女權主義者”這個標簽？

李銀河：我當然是一名女權主義者！我不明白為什么“女權主義者”在中國社會這么被妖魔化了。大家對女權主義的印象就是特極端、反對男性。其實中國絕大多數人，無論男女，都是女權主義者。只要相信男女應該平等，就是女權主義者，只是大家沒有意識到，不承認罷了。

新京報：如何看待女性公共寫作？像洪晃、胡紫微這樣的公眾女性經常很辛辣地發表兩性關系議題的觀點，能否扭轉這一領域中的男性話語霸權局面呢？

李銀河：越來越多女性公共話語一定是一個好的局面。我很欣賞洪晃她們的態度，她們代表著公共領域女性意識的覺醒。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的“勇敢分子”，把驚世駭俗的性觀念傳播出去，她們非常具有戰斗性，對固有的兩性結構以及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習俗起到了挑戰作用。有更多的她們，才能把“反色情大媽們”打下去！（笑）

新京報：對“性”話題的參與以及你前衛的觀念引起爭議也正常。可“女性身份”是否使這種攻擊更“有的放矢”也更加刻薄？

李銀河：女性身份讓我在公共輿論中更脆弱。一個男性談論性，公然喜歡性，大家是覺得沒有問題的，但女性談論性就會受到道德譴責，比如說她“淫蕩”、“婊子”什么的。在我們社會中，女性似乎不太被允許喜歡性。這是我們社會的性別結構中對“兩性的雙重標準”造成的。放在我身上，也不止是女性身份，作為一個老年女性，讓我更加脆弱。如果人們用“老頭子”來攻擊一個老年男學者，這顯然是沒有殺傷力的。但當他們對我人身攻擊，罵我“老太婆”的時候，就顯得挺惡毒的。尤其他們再把“老年女性身份”和淫穢的攻擊詞語放在一起說時，就更刺耳了，比如“老妖婆”。

寫小說要爽，我缺乏天分

新京報：你退休后開始寫小說，是嚴肅地想在小說領域試水嗎？

李銀河：不嚴肅。我一直很喜歡看小說，這幾年才試著寫，寫來自娛自樂罷了。我其實知道自己在這方面天賦有限，不能成為一名小說家。我把寫的拿給出版界專業的人看，人家也說很像學術研究里的個案，不像小說。所以就寫著玩吧。

新京報：作為女性，在小說中對“性”的刻畫和描寫，和男性作家比起來會很不同嗎？

李銀河：我覺得我的小說并不被“女性視角”框住，因為它主題是虐戀，有各種類型的性權力關系展示。但是我覺得我作為女性，在描寫性的時候是用不出來有些男性作家用的那些詞匯的，尤其是那些描寫女性性器官的詞。

新京報：“虐戀”題材的小說無法出版，那么你會嘗試寫其他題材的小說嗎？

李銀河：不會，我對其他的主題沒激情。寫小說太需要激情了，要寫著爽。

來源：12月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8-09版，轉載請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