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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方周末

如今中國人對經濟數據變動的關注度早已今非昔比，在經濟指標持續下滑的2014年更是如此。于12月上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計將討論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多數市場分析機構對這一目標的預測，介乎6.8%-7.4%之間。

“我認為現階段經濟增速的合理區間是4%上下。”11月27日的“2014財經年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此言一出，會場一片驚吁，胡行長 趕緊糾正這一口誤，“對不起，我說錯了，是7.4%不是4%。”接下來，她與主持人兩次“拜托”與會的媒體記者，“請務必準確報道”。可見茲事體大。

不會“數目字管理”，曾是史學家黃仁宇眼中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但如今中國人對經濟數據變動的關注度早已今非昔比，在經濟指標持續下滑的2014年更是如此。

12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1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3%，較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創8個月來的新低。PMI是反映制造業景氣與否的指標，50為其榮枯分水線。

制造業的不景氣使四季度經濟數據更令人担憂。此前第三季度GDP增速已從二季度的7.5%降至7.3%，創下5年來新低，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7.4%。只有第四季度不再下滑，才不會影響實現今年經濟增長“7.5%左右”的目標。

在過去經濟增速下滑時，政府最担心的是失業率上升，流行的說法是GDP一個百分點意味著100萬就業崗位。但近兩年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新增勞動人 口減少，經濟減速并未伴隨大規模失業，使本屆政府對經濟增速下行表現出了不同以往的容忍度。到目前為止，政府面對經濟減速僅做了定向降準和微刺激。

面對經濟增速下滑的現實，政府無意再出臺類似四萬億的強刺激政策。11月份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認為當前經濟形 勢“各項主要經濟指標處于合理區間”，“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半年前，他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態”，“我們要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習近平對“新常態”的三大概括。

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經濟進一步收縮，政府依然有必要出手刺激經濟。最主要的担憂集中在地方債風險，到2013年6月，全國地方債總計達 17.89萬億，雖然占GDP的比重約31%并不算高，但由于地方債與金融系統和房地產泡沫交織在一起，一旦發生大面積違約，可能誘發區域性財政危機，甚至系統性金融風險。

據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于12月9日召開，屆時決策層將討論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并在明年3月的兩會正式公布。多數市場分析機構對這一目標的預測，介乎6.8%-7.4%之間。

榮也投資，枯也投資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走出這個怪圈。”

中國的GDP增速從2010年第三季度告別兩位數，到2011年四季度下降到9%以下，再到2012年二季度降到8%以下，至今已在7%-8%的區 間運行了兩年多。如果對GDP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進行數據分解，可以看到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投資增速的顯著下滑。

2003年至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5.6%，2012年這一數據下降到20.6%，2013年下降到19.6%，2014年前三季度則進一步下滑到16.1%。投資放緩使得消費對GDP的貢獻率相對上升。2013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50%，僅比投資低4.4%。而 2014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54.4%，超過了投資的貢獻率48.5%。

“消費表現平穩，出口也還不錯，經濟的趨勢性下行壓力主要來自投資嚴重下滑。”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經濟所宏觀室主任張斌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進一步分解數據，固定資產投資中近兩年增長相對較低的，是第二產業投資。今年前三季度其增長率僅為13.7%，顯著低于第三產業的17.4%和第一產業的27.7%。制造業是第二產業投資的大頭，占比約80%。

而對上下游產業拉動效應最強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今年前三季度僅增長12.5%，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9.3%。

換句話說，制造業和房地產的投資下滑，拖累了經濟增速。

這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這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大家在責難這幾年經濟發展方式的時候，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對投資過度依賴，所以現在就處于去投資依賴的過程。”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我們不能葉公好龍。”

但另一方面，如果要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在現階段中國又只能依靠投資。

2009年以來，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除2010年外均為負值。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長5.1%，在全球經濟繼續低迷的大環境下，出口的疲軟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期。

消費近年來對GDP的貢獻率穩中有升，但幅度平穩。為提振消費，政府近年來采取了取消農業稅，加強低收入人群社會保障等一系列措施，但2012年以來，居民消費率占GDP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4%上下。

城鎮化曾被視為消費釋放的希望，但近兩年人們發現這并不容易。“早期城鎮化是投資引領，搞開發區、造城，后來轉向人的城鎮化，但最近發現這個事情也不那么簡單，因為很多農民不愿被市民化，相反很多城里人想要變成農民，想要那塊地。下一步城鎮化往哪個方向走，現在還不明朗。”李揚說。

“實事求是地說，國家這幾年在擴大消費上是下了大力氣的。但統計數據告訴我們，提高消費率很難，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國務院參事夏斌2014年9月底在上海發展沙龍上說。

這可能是惡性循環，經濟放緩時，我們需要依靠投資刺激經濟，但刺激政策導致了低效率重復建設項目的上馬，事后變成壞賬或者過剩產能，傷害金融系統，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壓，壓低物價，使經濟增長潛力進一步下降。“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走出這個怪圈。”張斌認為。

產能過剩壓住了價格

一位前國資委人士認為，央企是產能過剩的第一推手。

2014年11月21日，央行兩年來首次降息。胡曉煉在財經年會上否認了這是一輪貨幣寬松的開始，她解釋，由于隨著物價水平的下降，實際利率水平變高了，降息是為使真實利率保持合理水平，“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目前不會變，但基礎貨幣的投放通過什么渠道會有不同選擇，有分析機構說央行‘花樣放水’，我 希望它能被理解為貨幣投放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率。”

2014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1%，低于2013年的2.6%，更大大低于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3.5%的目標。北京大學國發 院教授黃益平則把目前物價水平的狀態稱為“通貨收縮”，“價格下行時，人們不愿投資，這一點在中國特別明顯，制造業PPI一直在下降，制造業投資很疲 軟。”他說，“我相信目前中國通貨收縮的主因還是過剩產能壓制了價格。”

過去34年間，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高達26%，特別是4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后的2009年和2010年，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分別達到87.6%和52.9%，分別拉動增長8.1個和5.5個百分點。到今天過度投資的結果顯現，制造業和房地產成了重災區。

按照鋼鐵協會不完全統計，我國粗鋼的產能超過10億噸，但是現在需求量在7億-8億噸，供過于求使得螺紋鋼跌到每噸3000元以下，“一斤鋼材不如 一斤白菜價”。夏斌指出，制造業全國各行各業基本上都產能過剩，產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生產一噸煤，買不了一瓶高級礦泉水。”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最近在答記者問時坦承，今年一些大宗原材料的價格持續下滑，主要是供過于求的矛盾過于突出。“在傳統領域、傳統行業，我們國家的實體經濟表現出產能過剩的問題比較突出。這也是為什么在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的背景下，整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連續負增長。”

而在房地產市場，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商品房銷售額49227億元，同比下降8.9%，銷售面積同比下降8.6%。9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 57148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8.0%。“房地產市場過去十幾年一路凱歌，現在到了真要調整的時候了，根源在于供求關系逆轉了。”李揚說。

過度投資、產能過剩與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的“預算軟約束”不無關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等人曾對近年來產能過剩最嚴重的鋼鐵、電解鋁、船舶、光伏等行業做過專題研究，發現其背后是政府之手通過行政審批、稅收減免、信貸支持、財政補貼等方式，擾亂了市場的價格信號，“很多行業的產能過剩其實是體制性的。”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前國資委人士認為，央企是產能過剩的第一推手。“過去十年國資委最大的錯誤在于鼓勵央企盲目擴張，以大量負債投入營造短期繁榮。國資委按營業收入和資產總額排序，不是行業前三名就被淘汰，導致央企拼命擴張，負債率急劇上升到90%多。”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現在的困難是當年盲目擴張的懲罚。”

同樣敢于無限舉債投資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只管借不管還，把中央當最后担保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說。對正在推行的地方債自發自還，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直言道，“地方政府發債就沒想過要還債。”

重新站在了1978年

“今天我們把精力放在改革釋放供給潛力上，可能會避免日本當年在判斷和政策上的錯誤。”

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約束主要在于產能過剩，中長期的不利因素則在于更加難以逆轉的趨勢。

張斌認為，近幾年制造業投資下滑在國內市場主要是因為需求不足，“很多工業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低于1了，即居民收入增長10%，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增長不到10%。”

而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制造業面臨著成本優勢不再的壓力。“工資收入增長導致成本上升，這是從工業化到后工業化時期的煩惱。”張斌說。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也注意到了這一趨勢。經濟學家們預想中國幅員遼闊，沿海制造業成本上升之后可以遷徙至中西部，但現在發現，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東部。“這意味著制造業不會往中西部遷移，而是遷出中國。”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北京大學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堅持，中國經濟還有15年年均7.5%的增長潛力，其主要依據是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平時，日本、新加坡、臺灣和韓國都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

但與林毅夫合著《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近日在鳳凰財經論壇上提出，若考慮到人口結構變化，中國會有所不同。

蔡昉認為，東亞國家的后發優勢其實更多體現在人口紅利上，比如日本在1975年之前的人口結構是完全按照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方向變，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因此可以保持9%以上的增長速度20年。此后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穩定了20年，經濟增速在3.5%到4%之間。 1990年之后，日本的人口撫養比迅速提高，日本政府用各種政策刺激經濟，但難以挽回泡沫經濟的破滅，開始失去的20年。

而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曲線比日本更陡峭。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后，人口撫養比開始迅速上升，沒有過渡過程，“當你把中國人口結構的轉 折點和其他經濟體做比較時，就不會得出現在是人家的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結論。我們要大大靠后，當前我們相當于日本的1990年，韓國的今 天。”蔡昉說，“今天我們把精力放在改革釋放供給潛力上，可能會避免日本當年在判斷和政策上的錯誤。”

“無論如何，中國經濟過去35年的增長模式到頭了，我們重新站在了1978年，一切都要變。”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說。

網載 2015-08-23 08: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