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特殊黨員，誰犯罪都要伏法”

簡體傳統

1937年，紅軍師團級干部黃克功槍殺劉茜事件，一度轟動國內外。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用6天完成了案件的偵破、起訴、審理、判決和執行；電影《黃克功案件》被搬上銀幕用了9年。（劇組供圖/圖）

1937年的延安，紅軍師團級干部黃克功和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的感情出了點問題，黃克功掏槍殺死了劉茜。在復雜的政治背景和輿論背景中，成立不久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6天內完成了這個案件的偵破、起訴、審理、判決和執行，黃克功被判死刑。2014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國家憲法日當天，電影《黃克功案件》公映。

王

興東把電影《黃克功案件》的公映日定在2014年12月4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憲法日。

1937年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六隊隊長黃克功和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的感情出了點問題。黃克功希望盡快與劉茜結婚，劉茜堅決不同意。最后，26歲的黃克功掏槍殺死了16歲的劉茜。

劉茜的同學、懷著革命激情從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憤怒聲討，國民黨報紙稱之為蘇區的“桃色事件”、“蹂躪人權”，國際媒體也頗為關注。在復雜的政治背景和輿論背景中，成立不久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6天內完成了這個案件的偵破、起訴、審理、判決和執行，紅軍師團級干部黃克功被判死刑。

再現這一事件的《黃克功案件》，成為第一部描寫革命干部刑事案的“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片”。“這部片子表現了77年前的中共和今天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中共持同一個決策：要建設法治的中國。”影片編劇王興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說明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以來，一直在要求以憲法為根本大法，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按照法律來治理國家。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是一個法治國家。”

“都覺得這是共產黨的一件丑事”

1975年王興東到長春電影制片廠學編劇，聽說了黃克功的事情。“這些延安老干部講，當年有一個人搞對象，人家不同意嫁給他，他把人給殺了；共產黨也不客氣，嚴明軍紀，把他處理了。”

電影藝術家于藍在《黃克功案件》劇本單行本出版時為之作序。“我是1938年來到延安的，一到延安便聽到了這個故事。當時‘黃克功事件’影響很大，延安人人皆知。但我們并沒有任何恐懼，因為共產黨及時處理了這個事件。”她這樣寫道：“黨內沒有特殊黨員，誰犯罪都要伏法。”

200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廣電總局電影劇本中心組織作家到基層采風，王興東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了解“黃克功案件”的始末。2005年，他寫出第一稿劇本，初名《延安第一案》。

劇本首先拿去請教時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楊勝群。楊勝群給予肯定：“有人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殺了劉青山、張子善，管了二十年。也可以說，當年殺了黃克功，管了十幾年。這件事對啟發人們認識從嚴治黨、從嚴治軍的重要性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個題材是一個富有‘典型環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題材，拍一個電影是很合適的。明年是建黨85周年，后年是建軍80周年。如能在明后年推出是非常好的。”

到了“明后年”，電影不僅沒有推出，連立項都沒成。王興東拿著劇本找到湖南、西安、北京、河北等多地制片單位，“看了本子都說好，但都不敢拍。”王興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都覺得是一個桃色案件，是共產黨的一件丑事。”

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政協委員王興東找到以反腐敗題材小說聞名的作家張平。張平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并主管教育文化，看過劇本十分贊賞，讓王興東做了劇本授權。因故事屬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按程序上報后卻遲遲無果。

“決定劇本命運的是大環境。”王興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終于等來了從嚴治黨的大氣候。十八大后，中央喊出“腐敗沒有特區，反腐沒有禁區”。“反腐沒有禁區，但影視創作上有很多，比如‘涉案劇不要寫太多’，造成現在沒有反腐作品的影子。”王興東記憶中，最近一部現實主義反腐電影，還是2000年的《生死抉擇》，根據張平小說《抉擇》改編。

“這部片子花了六百多萬，全國發行收入1.4億元。”王興東說。

后來王興東直接給領導寫信談及《黃克功案件》劇本，2013年2月3日領導作出批示，要重視黨史題材的影視作品。3月12日，電影局領導約王興東和他的妻子、制片人王浙濱談話，“希望盡快修改好這個劇本，報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小組討論，作為重點影片扶持項目。”王興東回憶說。

2013年4月，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出具介紹信，王興東帶領劇組人員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了此案的審判記錄和原始檔案，包括劉茜的書信、胡耀邦作為公訴人寫的公訴書，主審法官雷經天辦案簽字的墨跡，還有公審大會上九位群眾代表的發言，由兩位書記員用毛筆記錄在案。王興東特別復印了毛澤東給雷經天和黃克功的親筆回信。這封信424個字，一字不易地在影片中宣讀。

獲得通過

黃克功殺人案在當時的延安復雜棘手。

知識青年的反應是：“她是背著父母，一腔抗日熱情，十六歲投身延安。太慘了，不敢想象。”“不愿嫁給紅軍，就開槍害命，誰給他們的特權？”

第二次國共合作剛剛開始，陜甘寧邊區事實上成為國民政府之下共產黨領導的“特別行政區”，區內一切都備受“國統區”乃至國際社會矚目。來到延安的德國記者安娜告訴毛澤東，國民黨廣播說，延安發生了桃色兇案，“在對日決戰時期，共軍高級軍官黃克功開槍打死拒絕與他結婚的十六歲女學生。此事震動延安，民眾憤慨。”共產國際認為初成立的邊區高等法院對這樣的案子沒有經驗，想參與指導審判。

黃克功給毛澤東寫了信，引蔣介石特赦殺妻將軍張鐘麟為例，“懇求主席使用特赦之權，派我上陣殺敵，謝罪于民。”軍中不少人支持這一處理。

“面對世界，面對國統區，面對延安，必須得公正。”王興東這樣理解案件的歷史情境。

2013年8月26日，“重大題材小組”討論了《黃克功案件》劇本，以書面提出六點修改意見。陜北的秋天已近，黃克功行刑是10月，錯過季節將無法拍攝，王興東心里焦急。他想起郭沫若寫歷史劇《蔡文姬》，記者問經驗是什么，郭沫若說了七個字：“改改改改改改改！”

一條意見是“不少同情黃克功的人寄希望于毛澤東的特赦能拯救黃克功，這樣寫客觀上使觀眾感覺‘權大于法’……”

王興東想了很久。他的解決辦法是強調合法的“特赦權”——作為延安戰時最高領導、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依法擁有特赦權，但他卻不特赦自己的愛將，對侵害人民利益的事絕不姑息，這樣就不存在“權大于法”的“人治”問題。

“重大題材小組”建議刪去蘇維埃政府法令。在電影里，黃克功的戰友提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十五條來反對判處黃克功極刑：“凡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其犯罪行為得按照本條例各條文的規定減輕處罚。”

還有意見希望回避胡耀邦在影片中的出現。時年22歲的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是黃克功案件的公訴人，司法程序的必需人物。“我們拍攝電影沒有理由否定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為。”王興東沒有接受這兩條意見。

2013年9月16日，劇本修改稿獲得“重大題材小組”通過。

依法治國，依法治電影

2014年3月初全國兩會期間，王興東邀請中紀委副書記張軍看了電影樣片。2002年他寫建黨80周年獻禮片《法官媽媽》，與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張軍相識。張軍評價該片“生逢其時”。王興東又邀請最高法院長周強、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審看了影片。

《黃克功案件》是王興東寫的第31部電影。這位以主旋律作品聞名的編劇引述了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一句話：“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尚的先決者、先行者和先倡者。”他認為自己一向正是這樣創作的。

“雷鋒去世那么多年，怎么死的大家不知道。車禍死的，我調查了，我就敢寫。”他這樣說自己的成名作《離開雷鋒的日子》。“要敢為天下之先。黃克功這個經典案例做出來，大家才知道共產黨對法律的態度，其實在77年前就已經奠定基礎。特別十八大以后，堅持法治中國，要從嚴治黨、依法治軍，我就覺得這個題材是時代的命題。”

2002年至今，王興東連續四屆担任全國政協委員，在這12年里他從未停止建議、呼吁實行電影分級制、為電影立法。如今他還得繼續呼吁下去。

用9年時間把《黃克功案件》拍成電影的經歷，又使他提高了調門：“現實生活發生無窮的故事，我們歷史又這么厚重，革命歷史都有這么多，為什么不能搞成電影呢？現在是依法治國，也要依法治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