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天堂與墳墓

簡體傳統

太平軍占領江寧（南京），是他們造反的重大勝利。洪秀全、楊秀清迫不及特地在這里建立他們的“小天堂”，于是又成為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建都”南京，是個大錯誤。當時的羅大綱、英國人呤唎（A.F.Lindley），后來大多教的論著都這么看。然而，何以要“建都”南京，為什么是錯誤，大多沒說到點子上。
　　一般都說，一是由于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建議；一是照《李秀成供詞》所寫，由于楊秀清座船的老水手向楊口頭親稟。有些論著，將兩者結合起來，認為前者代表“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意見”，后者代表水營意見。這兩人意見為洪、楊所采納，就“建都”南京了。
　　聲名顯赫的戰將羅大綱力陳不可。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他的力爭遠比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議應當受到充分的重視。為什么卻得不到采納呢？
　　照我看，羅大綱雖然位高功大，又懇切陳辭，但與洪、楊內心基本傾向南轅北轍，又其人不受這兩個首領信任，自然不可能被采納。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議，說到洪、楊心坎里去了。甚至可能是得到洪、楊示意而說的。因為何震川是洪秀全的筆桿子，老水手是楊親近的駕駛員，容易了解洪、楊心思，甚至可能是洪、楊示意讓他們這么講。
　　洪是農村小知識者。多次考秀才名落孫山，在馮云山的極力鼓動、支持下，決心利用迷信造反。他的文化、視野、曲折，對后來的所作所為，有很大的關系。才造反不久，縣城還沒占到一個，就“登極”當了天王（即皇帝），這是古來成大事者所沒有的。才打進一個小城永安（今蒙山縣），就大封幾個同謀為這王那王。迫不及待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固然，他在圍攻長沙時，曾有“欲取河南為家”的想法，但在首次攻占武昌時，就想要在這第一個到手的省城“建都”了。這個事實，一則表明洪秀全急切要“建都”，二則表明他并非一定要“建都”河南。放棄被戰爭弄得殘破不堪的武昌之后，順流而下占領南京。“定都”問題再次提出來。洪秀壘當然會想起幾個月前“欲取河南”的主張，但他內心已經日益向南京傾斜，而且必然會在親信之間表露出來。他當然會明白，在這個由朱元璋再度經營幾十年的古都，江南首屈一指的名城，足以盡情享受榮華富貴，實現他造反的期望值。即使北京、南京可以由他隨意選擇，他也更喜歡后者。這時他已四十歲，從準備造反至今已有十年，厭倦了奔波征戰的動蕩生活，要及時行樂了。從進入南京不久就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壯麗的天王府，擁有一大群妻妾，深居不出，一切軍務皆由楊秀清主裁，連楊要見他也要請旨定時日，都表現出他的心戀。而且，他還想強化教主地位，對臣民進行君權與神權的雙重統治，死了以后也讓后代崇拜呢。作為秘書的何震川，在洪拍板之前當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迎合洪的心思或受洪示意，說些金陵定鼎完全依照天命之類的話，以“駁倒”反對者。他所寫的《建天京于金陵論》，自然深為洪所滿意，不幾個月內連升三級；文章也被作為同類文章的第一篇。作為欽定文書廣為流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戊午刻本，那時是內訌之后，楊秀清還戴著“東孽”的叛逆帽子，尚未恢復名譽。如果當年是楊說服洪而“定都”南京．則此書第一作者何震川即使不因此獲罪，但也決不可能再次刊印（有修訂）。可見，何震川及其他作者，只是說了洪秀全想說的話而巳。
　　楊秀清當然也想盡早安富尊榮，但他的猶豫可能會比洪多些。因為他實際指揮作戰，從軍事角度看，北上直搗北京，才是上策。但這個受過許多苦難和磨練的九千歲，也急于要安定下來，享用大權所帶來的一切。在內心深處，個人欲望必然超過軍事上的理智考慮。老水手（相當干現代首腦的專車駕駛員，可能還兼有部分警衛職能）作為身邊人員，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盡量說“定都”南京的好處，北上的不利。既要用楊內心基本傾向來消除他的些許猶豫，更是要講給眾人聽的。不然，怎么敢又安用“大聲揚言”？
　　在“定都”南京之前，楊的權勢還遠沒有后來逼封萬歲那樣大。所以在是否“定都”南京的問題上，洪比楊的決策權要大一些。當楊準確無誤地知道洪的真實傾向時，也樂于贊同。因為他還有及早發展自己權勢的小九九呢。
　　以洪、楊這樣的心態，只要反對的意見不到無法控制的程度，“定都”南京是唯一的結論。羅大綱等人怎么力陳其非、痛心疾首，都改變不了洪、楊的心態和基本傾向。看看近年有些暴發戶，一擲萬金無吝色。住總統套房，包三陪女，擺豪門宴，賭場豪賭，啥擺譜玩啥，鈔票卷炮仗，就可以窺見一百多年前洪、楊的某些心理痼疾。
　　一些論著說，“定都”南京，使太平軍失去極為有利的戰機，給清政府以喘息的時間，有可能組織力量攻擊太平軍。這自然不錯，但只是一望而知的后果。
　　從軍事上來說。為了保住洪、楊的“小天堂”。不但沒有足夠的兵力北進，而且在清方南北大營的多次圍攻下，只能從外地調兵解圍。用最淺俗的說法，安樂窩就成了極其沉重的包袱，背上了就走不大動了。也就是，戰略上從主動轉為被動的根本性的錯誤。
　　而且，還有其它嚴重的后果。
　　首先是加速內訌。太平軍內訌是遲早要發生的。但如果沒有“定都”，在不斷進軍戰斗中，沒有相對安定小環境，內部矛盾較可能掩蓋起來。不會那么快發展到你死我活，自相殘殺，任人唯親，石達開出走。
　　其次是極端政策充分大暴露。比如，大肆屠殺清政府官員、滿族人、知識者和商人，分男行女行強迫男女一概分居，將南京搞成一個大集中營大軍營，軍民不得有私有財產，城內基本上廢止商業，強迫搞邪教儀式，毀壞文物古跡，禁止歷代諸子百家書籍等等，在“天京”全面大暴露，從而在全國人心喪盡。
　　再次是急劇腐化。看看洪秀壘建天王府，楊秀清的豪奢驕橫，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到后來就親嬖弄權，賄賂公行，實官鬻爵，恣意敲詐，許多作為令人目瞪口呆。凡此種種，引起軍心渙散，戰斗力衰落。
　　還有是導致最后失敗提早到來。洪秀全貪戀南京，不肯讓城別走，一味信天，由欺人而自欺，無法可想時服毒自殺，失去了盡量保存太平軍實力的唯一可能，并且導致全軍精神上的瓦解。
　　軍事上由主動變為被動，后果是直接的。其它方面雖不如軍事上那么立竿見影，其危害之深重，絕不能低估。
　　照我看，“定都”南京，既是洪、楊為自己找到安樂窩，也是為自己建造了墳墓。
　　太平軍的失敗，決不是中國的不幸。像“天京”那樣的社會，當時中國百姓絕不羨慕、向往。不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其文字中視為一場深重災難，而且過了很久，還有許多農夫市民說起“長毛反”，便談虎色變，雖然他們是從祖輩那里聽來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撇開偏見，就能看出，很多體制、舉措恰恰是文明進步的負面。
　　太平軍“定都”南京，是古城的不幸，也是他的幸運。著名古都承受了最大最久的劫難，使其他地方得以減輕或幸免。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蕭孚泗因攫取金銀財寶怕追究而縱火焚燒天王府，是個不可原諒的罪行。非但燒掉了南京百姓多年血汗，還燒掉了一部極其難得的活教材。不然，今天和明天的人們，很可以從“十年壯麗天王府”，看到許多珍貴文物，看出洪、楊內訌和太平軍“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那是一座擺在地面上的皇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