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看辛亥：不能只用“革命”來代替

簡體傳統

名著看辛亥：不能只用“革命”來代替

——從史量才主編的《最近之五十年》著眼

深圳晚報記者李福瑩

　　●《新民叢報》、《萬國公報》、《大公報》、《京話日報》、《時務報》、《循環日報》、《民立報》等等，在歷史的洪流中，這些報刊的作用不容忽視。

　　●在晚清至民國的幾十年間，涌現了大批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如嚴復的《天演論》，王韜的《韜園文錄外編》，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傳教士李提摩太等出版的《萬國公報》等報刊和小冊子……

　　關于辛亥前后數十年，學者傅國涌是從一本名為《最近之五十年》的書說起的。此書由極具歷史意識的報人、《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組織編寫，1922年為紀念申報創刊50周年出版，全為時文名作，敘事自清同治十一年至民國十一年。全書分為“五十年來之世界”、“五十年來之中國”、“五十年來之新聞業”三大部分，可見其意圖并不僅僅局限于對新聞業的總結，而是放眼于對世界、中國的回顧和反思。其內容涵蓋文學、藝術、哲學、科學、政治、金融、財政等，撰文者均是如胡適、梁啟超、蔡元培、蔣百里、丁文江、李大釗等一流的知識分子。

　　這本書所敘述的“五十年來之中國”，即我們今日所回顧的辛亥前40年、辛亥后10年。傅國涌之所以選擇這50年來講述，是基于他對辛亥革命的一個基本評價：辛亥革命是一場有節制的有限革命，目標是有限的，主要是換制度，可以稱之為政治革命。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晚清至民國是連貫的，沒有斷裂層，是自然的過渡，辛亥革命并不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我們今天回顧晚清、民國，不能只用一個“革命”來代替。因為革命并不能覆蓋所有，它只是歷史無數個面中的一個而已。

　　中國之變化在甲午戰爭之后

　　梁啟超曾說，晚清最后15年的變化，超過了之前150年的變化。傅國涌認為可再做延伸：晚清最后50年的變化，超過了之前1500年的變化。

　　自從孔子、孟子等春秋時代的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的文化根基，中國之思想層面就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直至朱熹時代的“理學”，也是“以儒為本，以儒化佛”，是儒學的一個發展。再至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曾國藩，其思維方式、價值觀仍與前代是一致的。

　　政治制度層面，中國始終是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雖改朝換代多少次，都是“換姓不換制”。毛澤東曾說過：“百代皆行秦政制。”這是中國的基本史實。

　　由此，我們發現在文化、思維方式、政治制度方面，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沒有變化。真正的變化發生在甲午戰爭之后，或者說是1872年前后以《申報》為代表的新式報刊出現之后的中國，還比如《新民叢報》、《萬國公報》、《大公報》、《京話日報》、《時務報》、《循環日報》、《民立報》等等。在歷史的洪流中，這些報刊的作用不容忽視。

　　此時，不僅僅是新式報刊、新式學校、鐵路、電報、郵政等新生事物紛紛在中國出現，再到國家統治層面，如法制、財政、金融等等，這些也都不是中國“原創的”。中國過去不叫“國家”，而叫“天下”，是“坐井觀天”的天下。我們稱其他國家統統為“蠻夷”，直到有一天被他們打敗，才突然發現自己不是“天下”，才想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從這時起，中國終于真正睜眼看世界了。

　　晚清至民國是一次自然的過渡

　　睜眼看世界的人中，第一批是林則徐、徐繼畬，第二批是鄭觀應、王韜等，再之后的人則不勝贅述。

　　看世界之后，必然出現新思考、新思想。在晚清至民國的幾十年間，涌現了大批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如嚴復的《天演論》，王韜的《韜園文錄外編》，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傳教士李提摩太出版的《萬國公報》等報刊和小冊子，梁啟超的《新民說》，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郭嵩燾的《郭嵩燾日記》，鄒容的《革命軍》，日本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黃中黃（章士釗化名）的《黃帝魂》等等。

　　《申報》抓住了“最近之五十年”變化的這個點，是很有眼光的，邀請當時的知識名流、親歷者撰寫他們的觀察，錄入書中。如蔡元培談“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張準談“五十年來中國之科學”、孫中山談“中國之革命”、蔣百里談“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還有人談五十年來之教育、體育、農業、商業、水利……方方面面，無所不及。通過這本書的視角，我們得以窺視辛亥前后數十年中國的變化。

　　如今，人們常常喜歡用“革命”來概括歷史的變遷，但若僅僅抓住“革命”來談辛亥前后數十年，則僅僅談論了一個側面而已。傅國涌強調，晚清至民國是一次自然的過渡，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現代化已經開啟。比如，1901年，八國聯軍撤退后，慈禧太后在從西安回北京的路上就發布詔書，幾年后甚至廢除了科舉制。比如，全國的小學、中學開始建立起來，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的《最新國文教科書》、《最新修身教科書》等陸續出版，新的教育力量逐漸確立。比如，嚴復等人翻譯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法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等，新的思想在社會傳播。這一切都發生在晚清時期。

　　傅國涌說，辛亥革命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與中國歷次改朝換代的血腥不同，辛亥革命并未發生大量的流血戰爭。雖然在漢陽、南京等地發生過慘烈戰爭，但在改朝換代中，這種規模算是小的。辛亥革命幾個不同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凱代表的北洋派、張謇和梁啟超等代表的立憲派、孫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沒有絕對優勢，最后只能達成政治妥協。所以，民國是談出來的，不是打出來的。

　　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晚清至民國這五十年，社會并沒有發生太大的動蕩，社會代價較輕。

　　百年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歷史線索

　　傅國涌說，長期以來，我們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的敘事，教科書的普及，年復一年的紀念，大量的革命記憶，幾乎都是單向度的革命視角，我們看見的只是歷史的單一側面，而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當作了全部。換句話說，辛亥革命的史實是以革命黨人為中心建構起來的，僅僅呈現了歷史的一部分，處于這個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視野里的大量史實則被遮蔽、忽略或遺漏了。

　　百年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歷史線索，在往后的時間洪流中，有的線索被展開了，有的來不及展開或沒有機會展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開的線索。我們這個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敗寇”的古代觀念中，不論是非，只認成敗。百年之后，應重建辛亥敘事，以真正靠近現場，更客觀、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場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歷史巨變。

　　傅國涌表示，觀辛亥以來百年的成敗得失，歷史給予我們最大的遺產，就是在這一輪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轉型過程中，我們能避免走彎，盡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會代價，以節制的、漸進的卻是堅定的方式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新的道路，抵達民權主義的彼岸，一個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讓每個中國人都活得有尊嚴的社會。這是百年來這個民族最大的一個題目，也是一百多年沒有做完的一張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