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把良心和道德帶進了政治

簡體傳統

2003年2月，哈維爾卸任捷克共和國總統，在告別演說中懇切地向他的同胞說：“有時候我會犯錯，但是，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一件事：我總是努力去遵守我接受此職務時的誓言——信守我的認知與良心。”十三年的從政生涯對他來說完全是個意外，作為一個劇作家，成為政治家不是他事先的設計。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他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范例，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秉持良心和認知行事，最終踏上了捷克乃至世界政治舞臺，讓人類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在急劇變化的當今世界，一個干凈的、沒有從政閱歷的知識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帶入政治之中，給現實政治注入新的活力。當他離開這個世界時，回想他留下的精神遺產，我感到最重要的還是他作為思想家對于所在時代的思考，正是這些不可替代的思考改變了他所在的國家，推動了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的自我解放，從而影響了東歐以及世界。

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碾碎之后的捷克彌漫著空洞、虛假、謊言和陰郁的空氣，處在僵化的后極權控制之下，人們只有選擇不同牌子的電冰箱、彩電、洗衣機的自由，在翻來覆去的庸常生活當中，恐懼、冷漠、麻木、乏味、無聊吞噬著整個民族的精神，人們的靈魂仿佛都被抽空了。正是在這樣難以掙脫、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困境當中，1975年4月他寫下了給胡薩克總統的那封公開信：

“我所說的恐懼，并不是通常心理學意義的一種確切的情感。我們在周圍看到的大多數人并不像顫動的樹葉那樣發抖：他們的臉上呈現著堅定、自我滿足的公民的表情。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于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并逐漸變得習慣于這種威脅，將其認做實用的方法，我們追隨各種外部適應的形式，來作為僅有的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懼并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沒有恐懼甚至連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亦不復存在……”

“一種建立在恐懼和冷漠的基礎上的制度，一種將每個人都驅進純粹物質存在的單人掩體和拿偽善作為與社會交流的主要形式，將會對人們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無需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情景僅僅導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漸腐蝕，所有正派標準的坍塌，對諸如真理、堅持原則、忠誠、利他主義、尊嚴和榮譽等價值意義的普遍毀滅。在一種深度的道德腐敗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種意義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他當然沒有天真地以為他提出的問題立馬會得到回應，乃至解決，但他相信“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的”，作為一個個體生命，他在現實的沉悶和壓抑當中也需要“第二口氣”。這些文字意味著劇作家的哈維爾開始向思想家的哈維爾發生轉變，他摸到了那個時代的病灶，并以難以辯駁的縝密的表述，將時代的真實處境闡釋出來。1977年，他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如此分析：“后極權社會的特征是缺乏正常的社會生活，因而無法預測任何意義深遠的政治變化，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迫使我們根據其一貫的邏輯來審視我們的處境，根據全球性的長遠的世界發展趨勢來考慮我們的未來，人類與現制度之間最根本最內在的沖突，比傳統政治要深刻的多，這個事實決定了我們思考的走向。”

“生活在真實中”、“無權者的權力”、“反政治的政治”……他以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獨特語言，呈現了他的觀察、感受和思考，不僅字字句句閃動著批判的鋒芒，而且蘊含著通往未來健康社會的新因素，這些語言的背后是一種強有力的精神力量，這是站在他對面的龐然大物難以想象的力量，在我看來，這些新語言提供了新的起點。事實上，他本人很早就已意識到了語言的力量。1989年10月15日德國書商協會給他頒發和平獎，他被阻止出國領獎，他提交的書面致辭主題就是語言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神秘力量。他說，“言詞確實可以說是我們存在的根源，也是我們稱之為‘人’的這種宇宙生命形態的本質。精神、人的心靈、自我意識、概念思維及歸納的能力、了解世界是一個整體，而非只是我們的處所的能力、知道我們有一天會死亡以及在這種認知下繼續活下去的能力——所有這一切不都是以言詞為介質、甚或是由言詞所創造出來的嗎？”

語言如同光，新的語言一經產生，就會照亮黑暗。哈維爾的語言將在封閉、僵化的捷克社會掀動歷史的波瀾，雖然當時未必有人意識到。他深知語言是萬物之始，同時清楚它“又是陷阱及考驗”、“圈套與測試”，有些詞匯此刻是謙卑，另一刻就會變得傲慢。所以，他提醒自己時刻保持警覺。

在他所有的表述當中，最具中心地位的關鍵詞乃是良心，它不僅是與強權分庭抗禮的利器，更是值得人類守護的永恒價值。《七七憲章》首先是他和一批知識分子表達良心的一份文獻，雖然它指向權力的傲慢，對此表示抗議，但沒有任何取而代之的意思，它重申的只是良心自由，以及人類基本的權利與尊嚴。在《政治與良心》一文中，他認為他所說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這樣的政治不是基于利益的計算和考量，而是本著良心：“它是隱蔽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測量的；經常僅存于看不見的社會良心、社會意識和下意識的領域”。從良心出發，“政治不再是權力和操弄的技術，不再是對人類進行控制的技術或是相互利用的藝術，而是尋求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以及保護和服務人類的一種方式。我贊同政治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站在人類立場上對同胞慎重的關懷。”

在天鵝絨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識到，改變是從每個人自身開始的，而不是一廂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變。事實上官方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他們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動，同樣觸動著官方的神經，改變著歷史的進程。換言之，改變并不完全取決于當權者，同樣取決于無權者。無權者需要承担責任。每個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據良心承担屬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責任，也就是分享未來的希望。

他相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這才是他愿意參與的政治，因為它意味著真正的良心與責任感。這些人類最基本的價值長期以來曾經被棄如敝履，哈維爾以他帶有哲學和超越性的思考，在時代的重圍中不斷地仰望星空，哪怕身體失去自由、常常為生計發愁的歲月里，他始終堅持良心自由的準則。

從良心出發，我們才可以深深地理解他和“公民論壇”的同伴們在歷史大轉折關頭制定的《對話守則》：

一、對話目的是為了尋求真理，而不是為了競爭；二、不要作人身攻擊；三、保持主題；四、辯論時要用證據；五、不要堅持錯誤不改；六、要分清對話與只許自己講話的區別；七、對話要有記錄；八、盡量理解對方。

以對話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危機，尋求和平的出路。對話需要規則，這些規則不僅是用來約束自己這一方的，同時希望對話的另一方遵守。規則只有為對話的雙方共同信守，才是有效的。對話不是自說自話，就是要告別贏家通吃的意識，告別仇恨意識、敵人意識，當然也要告別以強凌弱、強詞奪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以相對較小的代價換取一個民族的新生。這些簡單可行的規則，包含著人類的寬容、節制和責任，這些珍貴的品質為和平轉型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哈維爾一生的年日只有七十六歲，他的生命窄如手掌，卻在有限的年日盡最大可能地彰顯了生命的價值。他生于一個轉型時代，經歷了極為艱難的困境，他的思想已融入人類政治文明史，為人類提供了增量，他的行為同樣為后人提供了富有個性并且具有生命力的榜樣。不同民族面臨的問題或有差異，回應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那些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可以穿越種族、國界，變成全人類共同分享的資源。在他謝世的日子，縈回在我腦海中的是《箴言書》上的這一句：“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