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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9期雜志和4本叢書后，《今天》停刊，水滴們卻由于這段特殊經歷，永遠被列入“另類”的黑名單，失去普通人生活的安寧：連文學愛好者都算不上的護士桂桂，手持天藍色的《今天》與北島接頭，被領進毫無浪漫色彩的破房子，幫忙裝訂沒有她署名的雜志；負責刻寫蠟版的紡織廠女工崔德英，文學創作沒能有大的反響，人卻在正統之外的道路越走越遠，后來住進了精神病院……徐曉在《半生為人》中記錄了她們的故事，也不憚于曝露自己能力的邊界與自私。

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文 | 楊楊

世上要有光，還要有書。

世間要有讀書人、說書人、寫書人，更要有出書人。出書人像隨喜的裁縫，為他人縫制嫁衣。

2005年，從業20余年的出書人徐曉自己寫了書《半生為人》，加上自序一共13篇散文，寫她的愛人、親人、難友和同道。作家楊葵援引馬拉默德的話贊美她，說苦難像塊衣料，被明白人裁成精美的衣服。

“明白人”徐曉趕上了一個時代，甚至趕在時代之前。

作家土家野夫這樣介紹她：“《今天》的創辦人之一，文革年間的女囚，后來的著名散文家、出版人，我們很多人的朋友。”土家野夫是“思享家系列叢書”中《鄉關何處》的作者，財新傳媒首席文化編輯徐曉是《鄉關何處》的出版人。

“姑娘，你有什么問題嗎？我每天下班路過這兒都看到你，我覺得你跟別人不一樣。我覺得你有自殺的傾向。”

毫無疑問，在那個年代，不滿20歲的姑娘被抓去坐牢是不幸的，就像1975年1月28日凌晨，徐曉遭遇的那樣。那天她在學校被人從睡夢中叫醒，被戴上手銬、蒙上眼睛押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監獄的看守所。只是她后來才知道，同一時間，她的家也被抄，所有床鋪被拆開，廁所的水箱都被打開，哥哥因此沒有上成大學，外地讀大學的姐姐也差點退學。

兩年后，徐曉和幾乎同時被抓捕的朋友趙一凡出獄。“出獄后才知道，通報全國、由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親自簽發逮捕令導致幾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牽連的一樁大案，其實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故事。”徐曉曾試圖遣詞造句向人描述來龍去脈，又放棄了——說給誰聽呢？經歷過的人覺得沒有新意，沒親身經歷過的人難以相信。

出獄是在1976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雜志要到兩年后才會誕生。《今天》的發起者之一、后來是雜志唯一領薪水的工作人員芒克那時還在北京造紙一廠看守草料，他剛得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一間宿舍和自己認為的自由。

但此時徐曉要面對的是：男友分手，朋友陌路，沒有書讀，拖著“嚴重政治錯誤”的尾巴和兩位老太太一起踩縫紉機加工童裝。

為了上訪平反，問題和現今看來不可思議的對策隨之而來：“跑平反的事，我就得請假，可她們不允許我請假，怎么辦？我就到醫院看病，爭取開假條。別人教給我去藥店買“麻黃素”，提前半小時吃麻黃素，醫生一檢查就是心動過速。真的特管事，吃完了心臟跳個不止。還有量血壓時，使勁把腳在地上踩，只要一個腳先著地，血壓就會上去。結果我就這樣成功的拿到了請假條，拿到了請假條我就可以跑我平反的事。”

那段時間，徐曉每天下班去當時還不收門票的地壇公園散步。有個人一直跟著她，很久后他來搭話：“姑娘，你有什么問題嗎？”在那個彼此防備的年代，搭訕是少見的事。

“我每天下班路過這兒都看到你，我覺得你跟別人不一樣”，這個人說，“我覺得你有自殺的傾向。”

“大家羨慕我們當時年輕人在一起轟轟烈烈的感覺，似乎我們有種特別的機緣經歷這個時代別人沒經歷的東西，”徐曉回憶，“實際上，當時我們認為自己特別特別不幸。”

出獄后的自由像不自由一樣令人難以適應。她的朋友趙一凡在此時、此前及此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鼓勵她學英語，為她介紹了很多不同凡響、生活特別充實的朋友，也是通過他，徐曉偶然闖入一個圈子：“這一圈子被說成是對中國文學的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群體。”

“徐曉，你愿不愿意幫我們一些忙？”

1978年12月23日，第一期《今天》誕生。那天是星期六，徐曉經過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胡同的趙一凡家，看見幾位年輕人在刷糨糊，其中有她之前就認識的北島。

徐曉問，你們干嘛呢？

他們說，我們辦了一個文學雜志。

后來，這個500塊起家的文學雜志還賺錢了：“除了買紙，這筆錢還養活了《今天》唯一的職業詩人一一芒克。每月15塊，還要分兩次給。因為錢到芒克手里，他會很快喝酒喝掉。”

第一期《今天》在西單民主墻、《人民文學》、《詩刊》及大學區張貼后，有人在刊物的空白處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周郿英就是這樣跟《今天》取得聯系，后來他成為《今天》的核心成員，再后來他成為徐曉的丈夫。

“雜志一貼出去，有了反響之后，他們突然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個文學雜志，而是個政治行為。”

五人團隊起了分歧，迅速瓦解，只剩下北島和芒克。

“徐曉，你愿不愿意幫我們一些忙？”

徐曉就這樣就有點被裹挾著進入了《今天》雜志、一系列歷史和一大段熱氣騰騰的日子。

根據北島的回憶，那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生活，大家邊干活邊聊天，吃飯時湊湊糧票做一大鍋炸醬面。

東四十條76號，當時《今天》雜志社公開的所在地，全國各地的讀者去朝圣。

徐曉記得，編輯部的常客里有很多來歷不明的外地畫家，嗓音嘶啞，不修邊幅，把自己的現代派作品掛上西單墻，引來無數好奇又不解的目光；顧城睜著天真的大眼睛找到那兒；這份文學雜志的作者包括：舒婷、北島、芒克、食指、江河、顧城、方含、嚴力、楊煉……有人說，《今天》是“朦朧詩的原點”。

說起來令人神往，徐曉自己也感嘆：“我這個循規蹈矩的人從此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人，可以過這樣一種生活——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沒有固定的住所，在簡陋的房子里，喝廉價的酒，做自己認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今天》的作家們，后來基本悉數成名，而那些與文學無關的工作人員，就此與歷史擦肩而過，就像浪花里的一滴水。

出版了9期雜志和4本叢書后，《今天》停刊，水滴們卻由于這段特殊經歷，永遠被列入“另類”的黑名單，失去普通人生活的安寧：連文學愛好者都算不上的護士桂桂，手持天藍色的《今天》與北島接頭，被領進毫無浪漫色彩的破房子，幫忙裝訂沒有她署名的雜志；負責刻寫蠟版的紡織廠女工崔德英，文學創作沒能有大的反響，人卻在正統之外的道路越走越遠，后來住進了精神病院……徐曉在《半生為人》中記錄了她們的故事，也不憚于曝露自己能力的邊界與自私。

“這就是歷史，歷史就是這么殘酷的。”“個人和歷史的關系”是徐曉一直思考的問題，“個人來講，我愿意挖掘這樣的歷史，我愿意把每一個水滴都記錄下來，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那一個水滴。”

列入黑名單的當然也包括徐曉自己。“大學畢業分配時，因為參加過《今天》，學校里把我當成重點對象，要決定是否給我畢業證書。學校黨委派人參加我們的畢業總結，總結完了以后要發我們畢業證書。當時我就跟大家說，我公開討論自己的問題，我參加了民主墻的活動，同時我也參加了學校的競選。”徐曉覺得當時自己已從不自覺變成了自覺，“當你有一個自覺的選擇，不幸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幸運。”

“中國作家的問題不是痛苦，而是不夠苦。”

明白人之所以為明白人，不僅在于苦的閱歷，也不止于將苦難化為美衣，更在于對待苦難及其饋贈的清醒。

因為這種清醒，徐曉會釋放一些世俗的善意和提醒。歷史學家高華生前在一次講座提到徐曉：“徐曉，你們知道吧，中國最好的編輯……”徐曉會向后輩強調自己經歷的偶然性：“一個年輕人十年前問我，徐老師你剛做圖書編輯就能出這么多好書，我怎么能像你一樣？我非常坦然地說，你不能像我這樣，你只能另辟蹊徑，你走我這條路是不可能的。為什么？比如說我的圖書資源，現在的大名人，都是我們當年一起摸爬滾打過來的；真正的好編輯是你做了什么讓別人跟著你，而不是你跟別人——我怎么能做出讓別人跟著我的書呢？我比別人對社會敏感，我要感知的是社會不是圖書市場。”

徐曉看重“苦難”之與作家的意義，在她看來，中國作家的問題不是痛苦，而是不夠苦：“作家痛苦是其中應有之意，如果你不能夠面對內心的黑暗，不能夠面對負面的社會現實，或者是內心的黑暗，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對徐曉來說，要有光，要有書，要有苦——但你要配得上你受的苦。

這一點她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讀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她給朋友趙一凡寫信：“我們無緣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精神的苦刑’，這位殘酷的天才把他筆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殘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煉崇高。”

楊葵曾把徐曉和章詒和的作品比較：“同樣是對待那段歷史的苦難，徐曉的態度比章詒和要成熟。徐曉像敢承担的大姐，章詒和像青春期尚有殘留的妹妹。”

徐曉自己怎么看成熟？

“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徐曉在她的書里寫。

回想起八十年代，大家往往會描述這樣的畫面：陽光照亮了的理想主義和人際關系。

徐曉很認同這一點。她說自己現在也盡量給周圍的人帶去一點陽光，因為她自己體會過：“由于一個人一個小小的行為點撥了你——那些蕓蕓眾生永遠看不見的風景，如果沒有他，你就永遠看不到；他隨便一指說那兒有一扇窗戶，你就推開了，你推開就看到人間奇景。”

本文《新周刊》400期特刊“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徐曉老師和她經歷的烏托邦歲月坦白說給我感覺并不親近，但值得尊敬。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