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共識君按：本文系李克軍先生新書《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引言部分的摘選，原題為《怎樣“讀懂”縣委書記？》)。

這里所說的“天使化”，除了上級領導機關對縣委書記的某些要求過于理想化之外，主要指媒體對典型人物的宣傳刻意拔高，藝術作品塑造的英雄人物過于高大完美。

這里所說的“妖魔化”，當然不包括對縣委書記中的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進行正常的揭露和批判；也不包括某些縣委書記自己由廉潔奉公的“公仆”向貪贓枉法的“老爺”蛻化的過程。而是專門指在公眾輿論中，虛構或夸大縣委書記的缺陷和陰暗面，從而使盲目仇官的社會心理蔓延滋長的傾向。

對縣委書記的“妖魔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夸大“縣官”的貪腐程度，認為“洪洞縣里沒好人”。

社會上流傳這樣一個說法：把掌握實權的官員抓起來，全部砍頭，肯定有冤枉的；隔一個殺一個，肯定有漏網的；縣委書記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一言九鼎的“山大王”，沒有幾個不是欺壓百姓、貪贓枉法的。

2010年6月，網絡上出現一個帖子，說縣委書記一年提拔干部可撈100萬元，為人安排工作可撈100萬元，節日收禮可達100萬元，工程回扣可撈取幾十萬上百萬元。帖子被多家網站、社區轉載。

在某大網站，幾萬人瀏覽，144人回復，只有一人回復說“不都是這樣，腐敗的是有的”，其余全是贊同或怒罵的。有好幾個回帖說主帖太“保守”，“我們縣的縣委書記一年要(撈)1500到2000萬元”。某網站的網友對這個帖子投票，554人支持，2人反對。

二是出現官民沖突事件，只要涉及到縣委書記，各方輿論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板子打到他們身上。

2010年9月，江西省宜黃縣因拆遷沖突造成了人員傷亡。當時，新聞單位進行了一邊倒的報道，縣委書記為首的政府官員被描繪成為欺壓百姓、為所欲為的惡魔。撫州市委當即免去了書記和縣長的職務，可是在向上級的報告中卻說，整個拆遷過程沒有違法違規行為。

宜黃事件尚未平息，又發生了某知名學者因縣委書記為拆遷辯護而罷宴的故事。一時間，這位學者成了為民請命的英雄，那位縣委書記成了為所欲為的官痞。

平心而論，這位學者素來敢于仗義執言，對我國現行維穩體制弊端進行諸多鞭辟入里的分析；對強制拆遷行為的抨擊，從維護公民私權的角度看，也頗富洞見。但是，他“不要拆老百姓房子”的說法，卻有明顯的片面性。

因為就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拆掉舊房，就可以住上新房(前些年需要拿一點補差款，現在多數地方都實行“拆一還一”的辦法，不需要拿一分錢)，所以，他們盼望自家的房子早點拆掉。只要補償條件得到滿足后，多數人都會主動搬遷，不需要開發商或干部來拆，強制拆遷的是極少數。

至于那位縣委書記說出“沒有我們這么干，你們知識分子吃什么”的話(當事人幾個月后說原話有出入)，雖然不夠嚴謹穩妥，但并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因為在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及廣大基層干部，不得不頂著各種壓力，冒著各種風險，帶領群眾發展經濟，開展城鄉建設。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既是某些社會矛盾的制造者，又是某些矛盾的受害者，更是大量矛盾的化解者。作為一個知名學者，因這句話翻臉，出發點可能是“鐵肩担道義”，客觀上卻可能為“妖魔化”縣委書記推波助瀾。

三是贊揚縣委書記或為縣委書記辯護的言論，往往慘遭圍攻。

宜黃事件發生不久，一個以“宜黃官員”名義發布的帖子，肯定了本縣城市建設和縣委書記工作的成就，反映了拆遷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困難，盡管有些觀點不盡周延，仍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可是，某媒體卻不顧前后語境，截取“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這半句話，大加撻伐、大肆炒作。

再如，河北省張北縣一個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把外地一首歌頌縣委書記的歌曲與本縣縣委書記的一些影像資料合成為一段視頻，發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

多數網民和部分媒體，不相信相關人員的任何解釋，斷言視頻制造者是在“肉麻”地“拍馬屁”，被頌揚官員“不知羞恥”；但從部分網民的跟帖和相關資料看，張北縣這位被網絡“煎炒”的縣委書記，確實干了不少大事和實事，在本地民眾中口碑也比較好。

“妖魔化”縣委書記的傾向愈演愈烈，原因很復雜，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縣委書記隊伍中，屢屢出現腐敗分子，敗壞了縣委書記的形象。

近年來，縣委書記腐敗案件頻頻發生。本世紀初，安徽省在短短兩三年內，有18個縣委書記接連“出事”；河南省2006年換屆以來，有22個縣委書記落馬。有的腐敗分子，丑惡嘴臉令人作嘔，犯罪行為怵目驚心；還有的縣委書記，雖然沒有犯罪行為，但濫用權力，違法處理社會矛盾，同樣造成惡劣影響。

2013年落馬的四川女縣委書記

可以說，縣委書記們“被妖魔化”，首先是縣委書記隊伍中一部分人自身行為的“妖魔化”造成的。

二是縣委書記工作中的諸多尷尬和糾結鮮為人知，所以常常被人們說成“歪嘴和尚”。

多年來，國家頒布的法律法規，上級領導機關發布的各種文件，都對各級干部如何廉政勤政、如何執政為民提出了越來越完美、越來越具體的要求。但由于權力運行的制度化水平過低，實踐中的黨務和政務與文本規定差距很大，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法規或政策之間自相矛盾、打架碰撞的問題也屢見不鮮。

比如，上級領導機關一邊不斷地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減少對民眾生產生活的干預，一邊不斷地組織各種達標競賽、考核評比；一邊不斷地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破除GDP崇拜，一邊不斷地下達招商引資上項目、固定資產投資、財政增收等指標；一邊不斷地下達“權力尋租”“商業賄賂”的禁令，一邊不斷地上收強勢部門審批項目資金的權力......

在“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約束和干部自上而下任命的制度約束下，基層干部不得不做一些違背群眾意愿的事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虛與委蛇的辦法應付上級，還不得不采用一些“非規措施”爭取資金項目謀求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而這些，難登大雅之堂，只能心照不宣。

所以，除了既熟悉基層，又熟悉官場的少數人之外，公眾都覺得：上頭兒的“經”是好的，是縣鄉這些“和尚”給念歪了。

三是媒體占據著道德評價的制高點，某些片面失真的信息具有超級殺傷力。

改革開放以前，大眾傳播載體單一，并且嚴格控制在各級黨委宣傳部門手中(實際上是控制在中央手里)。除了黨委確定的“打倒”對象以外，領導干部遭遇媒體圍剿的幾率很低。

健全的法治國家，公眾可以及時獲取官方各種信息，聽到各種利益主體的聲音，因此具有較強的自我判斷能力。媒體既能比較充分地發揮民意表達和監督政府的作用，又不具備對官員法外傷害的特權。總統經常在媒體上挨罵，但只要不被權力機關彈劾，總統還是總統。而在我國，輿論的殺傷力有時比法律的懲戒力還要大。

由于批評高級官員困難重重，某些新聞單位便把眼睛盯在位置不高、權力不小的縣級官員身上，發現負面信息便如獲至寶，大肆炒作，有的甚至用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來吸引受眾的眼球。比如，2010年7月，媒體上突然流傳一個故事，說某地領導干部下礦井視察，隨行的縣委書記嚇哭了。經調查核實，純屬子虛烏有。

由于缺少充分辯論的平臺和虛假信息追究機制，遇到此類麻煩的官員，一般都不會去和媒體較真兒。上級領導機關，往往在事實沒有搞清的情況下，匆忙罷免惹來麻煩的“縣官”，以平息民怨。這樣做，當然也會助長社會上對“縣官”懷疑、怨憤和不信任的情緒。

四是官方及某些文藝作品對縣委書記的“天使化”宣傳和描繪，放大了現實與理想的反差，助長了過分追求完美的“清官情結”和懷疑一切的逆反心理。

傳統的儒家文化，具有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仁者愛人、先憂后樂、忠君愛民等道德要求，雖然具有較強的教化功能，但也使人們形成了“圣賢崇拜”和“清官迷信”心理。

由于某些要求和教育，過分追求完美，在增強干部宗旨意識的同時，也大大助長了說大話、說假話、重宣言、輕踐諾的不良風氣。在歷史研究中，“為尊者諱”的積習從古代延續到今天，實事求是的原則很難充分體現。

除了宣傳上的“高調門”以外，文藝作品中的“神話清官”現象也很普遍，從“包公鍘駙馬、鍘親侄”的故事，到贏來一片贊譽的電視劇《新星》，都反映了人們對“天使”官員的熱切期盼以及對道德說教的迷信，對制度約束的輕視。

“天使化”輿論，不但對領導干部的教化功能日漸衰弱，而且對社會心理產生諸多消極影響。老百姓經常以“天使化”的標桿來剪裁現實。當他們發現本地的“父母官”存有和普通人一樣的某些缺陷時，便不肯容忍；當人們發現他們崇拜的偶像并非完美無缺時，積累多年的信念可能轟然倒塌，對執政當局和領導干部的信任也可能蕩然無存。

所以，“妖魔化”和“天使化”雖然相反，但卻緊密相關，從一定意義上說，“天使化”是“妖魔化”的根源之一。

全國2800多個縣委書記，思想和行為千差萬別。總體上說，品行惡劣的嚴重腐敗分子是極少數，超塵脫俗的圣賢更是鳳毛麟角。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包括某些犯有罪錯的“落馬”官員和業績非凡的模范人物)，思想和行為具有多面性，也可以說具有“天使”和“魔鬼”的兩重性。

有一位在縣(市)担任多年主要領導的同志說，如果以“文本規范”為標準去嚴查嚴處，大部分縣委書記可能要受到嚴重警告以上的處分或法律追究；反過來，如果逐個搜集和挖掘他們的先進事跡，大部分縣委書記可以成為領導干部的楷模，發個長篇通訊，足以催人淚下。

可見，對絕大多數縣委書記而言，無論是“妖魔化”還是“天使化”，都是片面的。

共識網 2015-08-23 08:4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