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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本文選自《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華，同時最有傳奇革命經歷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輝照耀著歷史、文學、戲劇、考古等多種領域。同時，他又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幾乎所有重大事件的親歷者。

　　1924年，這位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名揚天下的浪漫詩人，在五四運動退潮后回到他留學的日本。為了養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權當桌子的舊皮箱上，翻譯出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沒想到是這本書使他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對于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于社會革命懷著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受毛澤東之邀，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授課。不久，他參加了北伐戰爭。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著槍林彈雨和北伐戰士一起沖鋒。

　　“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前夕，他將生死置之度外，寫了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文辭激烈，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后來，他又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并在部隊轉戰途中經周恩來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義失敗后郭沫若攜全家到日本。這期間，他在中國古代歷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矚目的成果，成為舉世聞名的學者。

　　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在國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廳廳長。這期間，他在從事救亡文化運動的同時，創作了大批歷史劇，寫出了一批影響深遠的歷史學、考古學論文。國家民族的危亡時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涌、學術成果最燦爛的時期。

　　他似乎特別善于在學術研究中貫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換個說法：郭沫若的那個浪漫、叛逆的靈魂，和變革社會的強烈愿望，是他火山噴發般創造力的源泉。新中國成立后，作為繼魯迅之后最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旗手，郭沫若担任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等許多重要職務。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歷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寫了(武則天)，為女皇帝武則天翻案。說實話，我那時不到十歲，根本無法很好理解劇情，更不要說理解對歷史人物如此復雜的評價了。散戲之后，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

　　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里，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風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兒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來忽然振振有辭地背起詩：“從長沙到湘潭，坐汽車三小時半，真方便……”說這是郭老的新詩，隨即又搖頭晃腦地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許胡說!”

　　小青哥哥委屈地辯解;“不是我說，是郭老二說的。”

　　后來聽說，這句話是郭老自己說的，但是爸爸堅持不許我們這樣議淪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說我們乳臭未干，說我們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對于郭老的字、詩，對于這位大文豪所有蓋世的成就，我們其實連基本的了解都沒有。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共產黨內存在著的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

　　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己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只是個“黨喇叭”。建國初期，他在關于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大寫檢討。很多人認為這除了要過關，沒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爭中，他先是號召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積極參加共產黨的整風，要人家四面八方來拆墻。隨后又投入反擊右派，以《撥開云霧見青天》的題目接受報紙記者采訪，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絕于人民。大躍進升始后，郭沫若主編了《紅旗歌謠》，這個從年輕時起就以《鳳凰涅磐》傾倒過無數人的浪漫派詩人，竟在這個頭腦發熱的年代寫下如此頭腦發熱的詩句：“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聞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

　　實際上，我要講述的是郭老兩個兒子的故事。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解的第三個兒子，196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世英從中學時代起，就成為三好學生、團支部書記，進人大學后，他仍然担任團支書。世英對所學專業十分喜愛。人學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二個學生張鶴慈、葉蓉青和孫經武組成了一個討論小組，對一些哲學問題進行討論。他們從世界的本質開始，討論哲學的前途，比較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發展的背景和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而討論兩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

　　哲學真是一門危險的學問，這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在認真的哲學思辨中，很自然地產生了迷茫。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確定性，尤其是當時思想界流行的對學術問題的專橫態度，對文藝批評的單一標準都產生了疑問。他們的小組頻繁活動，還寫了詩和其他文字的東西表達自己的情緒。這在當時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學生中都是驚世駭俗之舉。

　　更要命的是，為了表示自己探討的問題都是未知數，他們給小組起名為X。不久，X小組的事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一個同學檢舉揭發出來。這個同學的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關在監獄里。由于生計無著，這個大學生常常窘迫到餓飯的程度。世英同倩這個同學的境遇，覺得他能上大學太不容易。所以接觸得多，談得也多。

　　X小組里討論的問題是非常有挑戰意味的，其四個成員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兒子，張鶴慈是北大名教授張東蓀的兒子，孫經武的父親也是軍隊干部。所以，作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成果，這個由高級干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煩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軒然大波。

　　先是經有關方面批準，X小組所有的成員被公安機關拘留，突擊審訊，最后定了反動學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勞動教養，其他下個被判刑，送去勞動改造。對世英的處理比對其他二個人輕一點，恐伯還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兒子。遭受了這個挫折，世英真誠地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在黃泛區的一個農場里努力勞動，希望通過痛苦的磨練重新做人。后來由于表現好，提前解除勞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離開他的種棉花的師傅，希望在農場繼續呆下去，為改變當地的落后面貌貢獻青春。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同意到中國農業大學學習。

　　記得我在北戴河海灘上看到過世英，他被太陽曬得黛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遠，上了岸就從沙灘上揀起自己的衣服去沖澡，不和我們這些在沙灘上懶懶曬太陽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從小興趣廣泛，聰明過人。他酷愛音樂，竟然憑著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學校里，才華橫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從家電帶去一架盤式錄音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那時候擁有錄音機是不尋常的事。音樂學院的一位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說音樂學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著家里的錄音機到學校里聽西洋音樂，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澤東語)，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了這封信，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兩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實際上，這兩個告密的年輕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會生活和生存的唯一標準。毛、周兩個偉人對這件事情的反應，也說明對全社會、全民族實行革命化管理這件事，在他們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兩兄弟是生在大樹下的兩棵小草，在父親郭沫若這棵大樹的庇護卜，還遭到了如此無情的風雨。可以想象，在那個全社會進行革命化無產階級化的時代，有多少青春才華受到摧殘。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離開音樂學院。再去學什么呢?有世英學哲學的例子在前，文科是萬萬學不得的，學理工科吧，民英已經學了兩年音樂，理工的基礎課又跟不。思來想去，郭沫若夫婦決定按照兒子的意愿，把他送去當兵。民英從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時候，部隊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亂如麻的父母親也希望兒子能在解放軍軍營里漸漸適應革命化的社會生活。他們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夠助一臂之力，因為他正在軍隊任總參謀長。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婦安排好了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個經過挑選的海軍部隊。

　　一開始，民英表現得不錯，尤其他在文藝方面的特長使他在部隊的戰士演出隊里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一段時期，民英也許還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經成為中共預備黨員。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后，“文革”開始了。由于對運動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養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敏感的年輕人正處在孤立無援的危險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殺身亡。對于所有的人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因為前一天，民英還在參加戰士演出隊的排練，沒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樣下定決心的。

　　我翻開這段歷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離開這個紛亂世界的時候，毛澤東正把“文革”的人火燒向全國。他已經接見了八次紅衛兵，并向造反派們發出“你們要關心國家人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風暴”之后，紛紛開始奪權。所有的政府機構和中共的黨組織實際上已陷入癱瘓。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這樣的文化名人都已慘遭厄運，命歸黃泉。盡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開始，就表了態，要在革命的群眾運動中滾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于要沾一身血跡，要向帝國主義分子甩幾個手榴彈，并且要求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但此時他充其量只是一個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里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做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當時的詳細情況，已經沒有人知道，聽說周恩來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調查，但也沒有任何結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僅僅一年，在鋪天蓋地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家接連失去了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

　　事后，周恩來曾痛心地對郭沫若全家說：“世英是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聽到這個說法的，但是這句話還是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正囚為我不知道這話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長輩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為什么像世英這樣花朵一樣的青年要為了父輩而過早凋謝?

　　從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懷疑。父輩們是一群職業一革命家，這些被稱為職業革命家的人，忠于社會不斷進步的理想。他們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能導致全社會進步的真理，只要找到這個真理，并為之不懈奮斗，大同世界就一定會到來。在他們眼里，世界更像一個大工地，他們把碰到的問題精心排列，相信通過一個艱苦龐大的社會工程，就不僅可以解決所有這些被排列進去的問題，而且可以在這個大工地上建立起他們的理想大廈。我們出生之日，正是這些革命驕子們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所以，一個十分嚴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經為我們準備得停停當當。

　　在這個世界里，高懸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輩們的，后來也是我們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類的徹底解放。更規范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法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

　　盡管這個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驗的，從來沒有人費神向我們證明過這個世界確實存在。但我們這些生于和平，樂于安樂的半大孩子，卻很容易從身邊充滿秩序的環境中生發出對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輩們為這個理想流血犧牲，艱苦奮斗，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其次，無產階級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最后解放自己。這種說法具有強大的人道主義力量，實在讓我們不可抗拒。

　　世界在我們眼里是如此簡單明快，人類歷史中所有苦難，人類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們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們的眼里，統統是能夠被革命理想戰勝，或者被設計周全的社會工程解決的問題。現在想來，民英和世英只不過是我們中間稍微有點浪漫氣質和獨立思想習慣的人罷了，他們的道路竟會因此而特別艱難，命運也因此而特別悲慘。

　　為什么半個世紀以前，郭沫若天真爛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時代使他一夜成名。半個世紀之后，世英民英懷著同樣的赤子情懷，卻走上了毀滅之路。是命運無常，還是歷史善變?

　　無產階級的職業革命家們為了實現理想，不借付出自己與他人的雙重代價。他們對待整個世界的堅硬決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傷痕，包括在兒女們身上。這種為信仰犧牲一切的悲壯故事會被現代人理解和原諒嗎?當然問題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諒，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給世界和他人帶來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來多少大奸大惡，假至誠至愛之名，猖獗蓋世大行其道。這是所有真誠善良者，包括真誠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共識網 2015-08-23 08: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