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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轉型靠的不是周小川

作者 | 張維迎

張維迎：我們現在大家都在關心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它的轉型。這里邊討論最多的問題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投資、消費等等，還有產業政策。

在我看來在討論所有這些問題的時候，其實我們受兩種理論模式主導。這兩種理論模式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第一種就是新古典增長理論。就是一個函數，這個函數是產出的GDP來自三方面的因素，資本、勞動、技術。如果我們算一個增長率的話，增長率是等于技術進步率或者叫做全要素增長率，再加上勞動增長率，根據它們每一項，都由GDP的彈性而定。這個理論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增長機制。比如說資本積累，誰來進行資本積累?沒有。盡管現在我們講的內生增長理論，不像新古典理論一樣當做一種外生的，而是當做一種自我強化的過程，但是仍然沒有解釋這個技術進步是怎么帶來的，這個理論也沒有任何結構問題，談的也是一個總量的增長，而不涉及到一個產業結構的變化。

按這個理論接下來我們就會有一些政策的訴求，比如說第一個訴求是資本積累是最重要，一個國家要增長，就必須進行大量的固定資產的投資。

第二，這個投資可能需要政府來做，特別是在落后國家，更需要政府來替代企業家進行投資。從五十年代開始，這可以說是好多計劃經濟國家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甚至在今天，在我們國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早是為了應對經濟波動的，可以說是一個短期的宏觀政策。現在在我們中國，甚至說在全世界，變成了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或者是長期的經濟學。像我們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或者現在的十三五規劃，基本思想也是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有關的。投資有什么變化，消費怎么變化，出口怎么變化，這就變成了一個三駕馬車的。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含義是什么呢？增長就是怎么推動總需求的增長，要不就是投資，要不就是消費，要不就是出口。如果經濟要轉型的話，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國家，原來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就是從投資拉動，出口拉動，轉向為消費拉動，就是我們怎么刺激消費的問題。

這個理論我曾多次講過，它錯的離譜。但仍然是我們制訂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為什么錯的離譜，因為它把目的和手段顛倒了。按照新古典理論投資是為什么？是為了未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我們把我們收入的一部分不用于今天的消費，而用于投資。這樣未來我們有更高的收入。

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投資就是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資都可以增加總需求，所以大家會明白為什么中國的浪費型投資這么多。再比如說消費，消費本來是目的，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消費已經是手段了。我們為什么要刺激消費，要不然達不到8%的增長速度。還有貿易的問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只有出口大于進口，貿易對GDP的貢獻才是正的。所以你可以查一下中國三駕馬車的貢獻。如果這個國家出口一億，進口九千萬，算一下是正的。如果出口一萬億，但是進口一萬零一億，那貿易對GDP的貢獻就是負的。所以在危機的時候好多國家限制進口，想辦法推動出口，這是一廂情愿的事。

這個理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他假定經濟是由一個單一產品組成的，這個產品就叫GDP。所以可以任意加，比如說50的投資加上80的消費，就是130。如果投資從50變成30了，那我們消費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樣的。因為只有一個總量，只有一個產品。

學過經濟學都知道基本的收支流是這樣的，從家庭、企業，產品市場、要素市場，當然你可以加入一個政府。

這些理論都有非常大的誤導。我們基于這樣的理論制訂政策，其實從長遠來看它的負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

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經濟理論來理解我們中國的發展和增長，甚至整個人類的發展和增長？我有一個看法，任何一個經濟發展理論它必須是一個研究企業家如何創造和創新的理論。

幾年前我就總結了一個，我叫它亞當斯密—熊彼特的經濟增長模型。和我剛才講的新古典模型很不一樣。這個模型我總結在這里面，很容易記，那我們對經濟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簡單來說，在亞當斯密看來，經濟的發展源泉就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這個來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就是不斷的新產品、新技術的出現，每個人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出更多的東西來。而技術進步和創新依賴于分工，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高，創新就越多，新的產品也就越多。而分工受制于市場，特別是市場規模。市場規模越大，分工就越細，分工越細，技術進步越快，創新越多，然后經濟就越發展。而經濟發展之后，我們有了新的財富，這些財富本身增加了市場的規模，這樣的話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經濟就是這樣不斷的來進步。亞當斯密本人他沒有能夠研究推動這個鏈條運動的人的因素，我加進去了，就是企業家。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經濟發展理論里面提出的觀點。無論是技術分工還是市場都是靠企業家，企業家精神。

市場本身不是自然的存在的，市場是需要企業家開發的，沒有企業家的時候是沒有市場的。大家都用微信，沒有馬化騰就沒有微信。我們用蘋果的好多產品，沒有喬布斯，沒有企業家精神，那些東西也都沒有。也就是說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場是企業家開發的。

那分工，其實我們看企業家每一個創新，就是創造一個新的分工。比爾蓋茨就是最典型的，他創造了一個軟件產業。我們知道現在幾乎每一個新的企業家，最偉大的企業家，他們都是創造新的產業的企業家。也就是延長了分工鏈條。熊彼特研究的企業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創新。

新的財富怎么變成市場？也是靠企業家。我們現在說的產能過剩是什么意思？就是企業家并沒有把這個財富變成新的市場，不是說我們人類的需求都得到了滿足，而是沒有這些企業家創造出新的市場。這樣的話如果我們在市場上看都是以前的東西，那大家就不愿意買了，這樣就導致了經濟短期內出現停滯。

在這樣一個發現市場、創造分工、技術創新、甚至新的財富變成市場的過程當中，企業家也會犯錯誤。但是我們總發現有那么一些企業家，他比別人的判斷力更強。這樣的話我們看經濟，既使是在市場保護情況下，停滯一段時間我們發現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又出現了，帶來一個新增長的高潮。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市場上70%到80%的企業家的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也有20%到30%的企業家他們判斷錯了，所以他們破產了。但是有時候出現一個問題，甚至100%的企業家都發現判斷錯了，出問題了，產品賣不出去，沒有利潤，破產了。這就是經濟危機。

所謂經濟危機從這個意義上就是大部分企業家發現自己的決策都錯了。只有少數企業家判斷錯了，就不能是經濟危機。

為什么人類當中最聰明的這些人都錯了呢？這就是奧地利學派給的一個解釋，他們受到了貨幣政策的誤導。政府用貨幣政策，特別是低利率來刺激經濟的時候，使得企業家接收的決策信號發生了偏差。本來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資，但是利率很低的時候，企業家就會判斷，我們要增加更多的投資，那結果最后就導致了危機。

我們要認識到這個其實要回到哈耶克三角。這個三角跟我剛才講的凱恩斯主義依賴的GDP不一樣。它是一個結構的問題。我們一個生產是從上游，中游到下游，每一個環節都是企業家。企業家創造的是不斷延長的生產鏈條，這就是我們分工的含義。原來我們做一個產品一個人就行了，現在我們任何一個產品，包括手機，可能是全世界的人做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說是他做的，盡管這個牌子可能是三星。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每一個環節上企業家都在動腦子。但如果政府給一個錯誤的信號，我們應該延長這個生產鏈條，出現了大量的投資，這個大量投資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最后發現這個投資沒有經濟價值，這時候再要扭轉的話已經沒法了，就出現了危機。所以我們經常說，錢太少了。按照奧地利學派的觀點，為什么錢少？是錢太多的原因，錢多一定導致錢少。如果你去調查一下的話，企業家會告訴你，這是非常多的。溫州很缺錢，2008年的時候他們每個銀行都找企業貸款，結果資金沉淀在了那些本來沒有任何潛在價值的項目上，所以最后也就不可能去還貸。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宏觀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產品的問題，是一個結構的問題。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就是貨幣在奧地利學派不是中性的，是非中性的。因為貨幣隨手你拿到，就會影響投資結構，就會影響分配結構。可能過了若干年之后，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扭曲了生產、分配和消費。中國政府2009年拿那么多錢的時候，錢都流到國有企業手里邊了，所以就導致整個結構的扭曲。

我沒有時間進一步講市場的調整過程。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市場是一個過程，任何的調整都需要時間，無論是創新還是新分工的形成。出現危機之后，同樣也需要調整的過程。這個調整的過程主體就是企業家，大部分企業家犯錯，當他們認識到錯誤的時候有些人一定會倒霉，有些人活下來，有些人活不下來。在這個過程當中會出現新的企業家，經濟會走向一個新的增長。

我總結一下企業家在市場過程當中究竟做了什么？其實就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發現不均衡。經濟學家知道，如果一個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的話是沒有利潤的，所有的收入都變成成本。什么時候能賺錢呢？只有經濟處于不均衡的狀況。這樣的話，銷售產品得到的收入就大于你支付的要素的價格和其他原材料的成本，然后你有利潤。盡管經濟學聚焦于經濟的均衡，但企業家卻是發現不均衡，然后利用這個機會賺錢，最后使得經濟逐步趨向于均衡，然后利潤就沒有了。沒有利潤之后，那企業家還怎么賺錢呢？那就是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創新，創新就是打破均衡，或者說創造不均衡，或者說創造新的潛在的均衡點。好比說他通過創新生產出跟原來不同的產品。這兩個比較，我想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當我們看到計算機市場飽和的時候，計算機行業不賺錢，他的那點利潤就是機會成本，可能還不如他的錢貸出去或者放在銀行。這時候有兩種思維，一種思維就是像我們的需求的刺激，我們不能讓一個人買一臺計算機，要買兩臺，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另一種就是企業家的方式，好比蘋果公司，他不是生產原來的計算機，而是Ipad，創造了新的市場，也就打破了整個計算機市場的均衡。現實中這兩個功能總是交織在一塊的。

接收這個理論，我們再分析一下中國企業家面臨的問題，或者整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問題。

大致是這樣的。過去30多年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靠套利來賺錢，中國的經濟也是靠企業家的套利發展的。我們在計劃經濟下創造了太多的不均衡，幾乎所有的消費品都在短缺。那時候你只有膽子大，辦一個企業就賺錢了，因為整個市場全在不均衡狀態。30年過去之后，我們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套利和模仿的空間越來越小。下一步中國經濟究竟怎么發展，就要靠轉到另外一類的企業家，或者是另外一種企業家功能，主要靠創新。這個我想我們基本可以達成一個共識。

但是我要說的是這個不僅是宏觀的問題，也是一個微觀的問題。對每一個今天再要辦企業的人來講，不要再希望按過去那種套利的方式發財，一定要比別人做得更好，你降低成本的創新，和增加價值的創新，可能有劇烈的顛覆性，但也可能有借鑒性的，無論哪一類你總是要做的。

創新對企業來講是什么？創新就是一個想法而已，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想法。然后你有辦法把這個想法變成市場上消費者愿意買單的時候，你就成功了，反之就失敗了。我只是一個想法，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這個想法是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的，不懂得。所以你看偉大的企業家一開始的時候找錢很難，為什么呢？因為大家不理解，馬化騰差點把他的公司股份的50%都賣出去了，他找了很多人不愿意投，只有南非的公司愿意投。所以這就是一個想法的獨特性。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這一點，所有重大的特別是重大創新性的想法就是極少數人能夠想象到的，而不是大部分人能想象到的。

我們人類過去200多年的經濟增長，就是企業家不斷的創造出新的產品，不斷的形成新的分工鏈條。我們人類消費的總量，200多年前，按照零售商劃分的規格，只有100種到1000種之間。大家想象一下，我們大部分人一輩子用的產品可能就幾十種。而今天人類的產品達到10的8-10次方，而且我們消費的絕大部分東西都是原來沒有的，即使原來有的，我們今天消費的也跟它不一樣。我們今天吃的土豆，跟200年前的土豆不一樣，這些都是創新。

為什么創新這么難？這要牽扯到一個概念，我們叫不確定性。一般我們經濟學缺乏分析，而且經常把不確定性和風險等同起來。我要告訴大家，其實在1912年的時候芝加哥大學經濟學主任，他就寫了一本書，嚴格區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他認為風險可以量化，而不確定性是不能量化的。這就是為什么一個企業家的想法得不到大家的認同。大數據沒有幫助創造比爾蓋茨和馬化騰。企業家面臨的是另一種問題，企業家的決策不是靠數據可以分析得出來的，過去不能告訴我們未來是什么。我們想象一下，今天我們消費的產品，或者我們認識的主導產業，20年前誰能知道？30年前誰預知到？沒有人。同樣，未來20年、30年究竟什么是中國經濟的主導產業？我看很少有人能夠預測到。就算他預測到，我們也不會相信，只有通過他打拼，他成功了，我們才知道。

由于存在著這樣的不確定性和對一個想法的判斷的難度這么大，所以我們需要企業家。如果企業家做的事是大部分能看到的，如果企業家是可以靠統計的數據或者過去的經驗推出來的，我們就不需要企業家，我們只需要政府就可以了。但遺憾的是現實不是這樣的。

這就要求企業家有一種特殊的素質。我在30多年前就開始研究企業家問題。我總覺得他們是一類與眾不同的、人類當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說我們人類的整個發展全是企業家精神造成的。包括十萬年前人們走出非洲的時候，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國往海外移民的時候，也是企業家精神。所以這一類人對人類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對未來的感悟，對未來的判斷力，是我們常人不具有的。

如果我講得這些對的話，我們研究增長，研究轉型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發揮作用。如果你不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的發揮作用，你制訂的任何政策，其實都是于事無補的，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結構政策。

怎么樣才能讓企業家精神自由發揮呢?其實就是四個字。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創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當然想象首先必須自由。另外就是法治，就是這個社會制度本身是有規則的。如果這個社會的規則過分的亂，任意的由當局者去操縱的話，那企業家精神就不會真正發揮出來。

有了自由和法制，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企業的制度環境就比較穩定，他對未來有一個預期。成功與否就取決于自己了。這個時候好多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就會躍躍欲試。這像經濟學家強調特別多的，就是私有產權的保護。200年前亞當斯密就講過這樣的話，他說“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貧困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我認為他這個判斷是對的。

前面說了企業家需要套利，也要創新。我要強調套利和創新的制度是不一樣的。中國過去經濟發展這么好，我們也并沒有建起像華盛頓共識那種所謂很好的保護產權的制度，那不是說產權是不重要的。首先我們中國在過去，當然我們沒有保護得那么好，但是我們比計劃經濟還是要好多了。農村地方現在還沒有私有化，但包產到戶總比人民公社好一些。套利對自由、產權、法治的敏感度小于創新對自由、產權的敏感度。套利對金融自由的敏感度也小于創新對金融自由的敏感度。

看一下例子。我們看看中國過去幾十年最具創新力的企業，或者最成功的互聯網企業，有多少家是靠國內的資本發展起來的？沒有一家。中國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我們幾乎50%的收入都變成資本儲蓄了，這些資本都沒有用于中國創新型企業的發展，而我們是靠外國的資本發展起來的。中國最優秀的互聯網公司，最大的股東全是外國資本，我們要感謝他們，沒有他們不會有馬云的阿里巴巴，不會有李彥宏的百度，也不會有馬化騰的騰訊公司，這是需要我們真正反思的。

為什么創新比套利對這些制度更敏感？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說明。在這個圖中橫坐標代表時間或者競爭的數量。套利就是一個市場非常不均衡的，你發現了不均衡，你生產了這個產品，你的產品價格非常高，而你雇傭勞動力成本非常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人模仿你進入這個市場，結果價格越來越低，要素成本越來越高，最后兩者趨同了，達到均衡了，意味著利潤就趨于零了。這個圖就是套利的利潤曲線。而創新的利潤曲線是這樣的，一開始是不賺錢的，可能要投好多好多東西，都沒人買他的東西，這時候產品還放不到市場上，所以他一定是先虧損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大量的互聯網企業要融資，甚至說京東商城現在還不賺錢。但隨著市場的擴大，創新的成功，他賺的錢就越來越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又有新的競爭者模仿他加入進去，又導致他的利潤逐步下降。所以一個企業要持續的成功，就要不斷的創新。就是這個意思。

你今天買這個東西，明天就可以賣出去賺錢的時候，產權真的可能不是特別的重要。我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在農村，那樣的制度也有人搞投機倒把。因為今天晚上出去買的，明天晚上就賣給人家了。但是我們知道創新需要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他沒有辦法那么做。如果他不能對未來有一個預期，沒有人愿意承載這個成本，最后可能一無所獲。

金融我剛才講了，正是由于創新本身一開始不賺錢，所以他就特別依賴于自由的金融體制給他提供資金的支持。

十年前有一個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評論上有一個經驗的研究。這個研究證明法律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不僅決定創新的速度，而且決定創新的努力的方向。如果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人們將只在那些有替代性保護手段的領域從事創新，比如說保密;另一類就是說可能這個產品本身淘汰的速度非常快。我們看到中國的好多企業要創新的話，他在設計上的創新可能花的時間非常多，但真正的深層技術創新就不用花時間，因為深層的創新更多的依賴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如果你同意我的觀點，我們就可以在宏觀經濟中提出一些看法。一個看法就是產業政策。現在仍然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政策，而且受到好多經濟學家的贊揚，不僅是中國的，還有國外的。你問問國家發改委退休下來的官員，他認為也是失敗的。所以國家發改委的內部官員都說不要搞產業政策。為什么失敗？其實很簡單，因為產業政策，政府的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判斷未來，這個假設是真的不成立的。我們沒有辦法假定坐在辦公室的人知道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什么是新的技術，什么是新的產品。企業家跟專家也不一樣，政府可能雇了一大堆專家證明這個技術有發展，但事后證明完全不行的。如果不信的話你看看我們科學院的創新工程搞成什么樣子，你就明白這個道理了。

所以歷史的經驗證明，這點上政府是沒有辦法替代企業家的。如果一個國家用產業政策來指導企業家創新，這個創新一定會失敗。這就是我們中國最近幾年的例子。政府做了哪個產業，哪個產業一定出問題。比如說太陽能、動漫，我們正在搞大數據，全中國城市都在搞大數據，那你可以想想大數據是什么樣的。同樣企業家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的話，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其實最后你能看到的是拿到政府錢的人都在技術的尋租，好多政府對于高科技的補貼變成投資與高科技不相關的。而且我知道有一個例子是到法國買了葡萄酒莊園，這就是中國產業政策的后果。

同樣宏觀刺激政策，剛才黃益平教授講了，反周期的。在我的判斷里面，這個宏觀政策有制造周期的能力。我還沒有看到它有真正的反周期的能力。或者說制造周期的概率遠高于反周期成功的概率，無論是從大危機，還是七八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是這樣的。當然了這個我剛才講到，如果我們理解了奧地利學派的理論的話，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

經濟的發展和轉型一定是新產品、新技術、新企業淘汰老產品、老技術、老企業的過程。如果我們用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使每個企業家的東西都能賣出去的時候，就一定會延緩和阻礙這個淘汰的過程，然后就不斷的復制出新的產能過剩來。一定是有害于長期的經濟經長的。

最后總結。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一定要走出理論誤區，我們要告別新古典增長理論，告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我們要擁抱我剛才總結的亞當斯密和熊彼特和奧地利學派。中國的轉型靠的是柳傳志這樣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觀政策的寬松能做得到的。我們應該堅定不移的廢除政府的審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業家精神。我們建立憲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權力關在籠子里邊，讓企業家有一個穩定的制度預期。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為過去十多年里面蒙受冤假錯案的企業家真正的平反，因為只有那樣做，才能給企業家帶來真正的信心。我們也應該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讓企業家自己做判斷，讓企業家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謝謝大家！

演講來自CMRC中國經濟觀察(CEO)第40次季度報告會十周年專場，首發于鳳凰網，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