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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么寫小說

弋舟

這個問題被人問得太多了，仿佛"寫小說"的確算是一件格外需要理由的事情。尤其我本來還是個畫畫的。我想被人這么質問，多少有些被指責為不務正業的意思。可我只畫畫的時候，也被人質問過：為什么畫畫呢？是啊，為什么呢？誰會問你"為什么吃飯"呢？而且，所謂"正業"，究竟是哪個行當，這委實讓人不好說。反正我沒聽誰問過某位官員，您為什么當官呢？如果當官是"正業"，那么我畫畫、寫小說的理由便是，我沒有務正業的能力，如果問我從另一個不務正業為什么弄到這一個不務正業，我除了只好承認我太愛不務正業，還得定定神，鄭重地回答：嗯，那的確是因為，我覺得畫畫，已經不足以滿足我想要的表達。

這個比較鄭重的理由，聽起來幾近陳詞濫調，幾乎等于又一個語焉不詳，但的確是我最初寫作時比較清晰的一個理由。為了滿足表達？--什么樣的表達需要滿足呢？問題總是接踵而至，我想如此詰問下去，是難以問到某個根源性的起點的，那個一勞永逸的巨大問題，必定聽起來與我們諸多的小問題毫無瓜葛，你硬要以彼來回答此，注定遭人恥笑。

實際上我是真的很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就像被人問道"為什么活著"一樣，越是這種牽涉到本質性價值的問題，越是讓人不知所云。此類問題一則根源太宏大，二則面目太虛無。所以干脆含糊其辭地應付過去。沒有理由好像也不妨礙我們繼續"活著"，無憑無據同樣似乎也不妨礙我們"寫小說"。但是活著活著，寫來寫去，難免有時候會突然有所懷疑--這個，究竟為什么呢？我們這樣急切地、戲劇性地、徒勞無益地空忙活，為什么呢？這就是跟自己算賬了，運算一番，答案當然往往還是含糊其辭的。如果非要有個答案，那么它們只能是約等于--宏大和虛無。答案原來就是問題本身。那么，我基本上就可以這樣來回答了：我活著，抑或寫小說，是因為這些項目宏大而虛無。

因此，我從一千九百七十二年開始活著，從兩千年開始寫小說。

我把開始活和開始寫并列起來說，不是想藉著"活"來夸大"寫"。誰都知道，我們的"活"實在并無多少榮耀可言。如果硬要在這兩者之間形成一個關系，我更愿意讓"寫"來低估"活"。不錯，公式似乎又推進了一步，勉為其難地歸納一下，便是：我們的寫作，是為了將生命的姿勢降低。

我從小生活在校園里，周圍最不缺少的就是書。讀書成為一件家常便飯的事情，導致出的結果之一，居然是會令人醞釀出勢不可擋的表達欲，而且，這種表達的熱情，還是建立在一個仰視的角度上--喏，那么多的厲害角色，你都見識過了，還有何傲慢可言？這樣看來，讀書破萬卷算是件有風險的事情，稍不留神，便會讓人變得渴望喋喋不休，同時又局促膽怯。但恰恰是這種混合著熱烈與陰郁的情緒，成為了我最初動筆時的迷人之處。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滿懷著羞澀地訴說，在這個過程中，享受到的，不啻于是有一次愛情。于是，懷春般的，我有了第一批嚴格意義上的創作。

對于我，這些小說猶如情人。

如果此言不虛，我是要承認了，我寫小說的態度，原來真的時而會偏離了初衷，就仿佛戀愛一場，總不免在某個階段脫離最初的那份純粹，三心二意，始亂終棄。當寫作之門敞開的時候，遙望一番，居然除了寧靜，還有喧囂，那個大名鼎鼎的"自縊"，居然在這個門里更容易做王掌權。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們本來是為了柔軟，卻越來越剛硬，那算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比本來是在涂紅，結果卻在畫綠，簡直是南轅北轍地瞎搞。瞎搞就有瞎搞的后果，那就是，一則我們搞不定那個大名鼎鼎的家伙，二則還承担了與摯愛離散的危機。為此，我大約寫了一半的報廢小說，雖然它們都見諸于刊物，但上帝知道，它們有多惡劣。

這便是回答此類問題的益處，稍加細究，便會發現自己的漏洞。但是神知道我們的軟弱，我們總是這樣背道而馳著，偶爾回過神兒，才來個急停，回到最初應許的道路上去。

我的小說就是在這種糾正與偏離之間寫下的。跑偏了的時候，就寫得難看，回了正路，就稍微好看一些。當然，孰正孰偏，好看與否，這完全是一個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見的洞識，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在我們視為歧路的，在他人可能倒是坦途。所以，十年來，我寫了百余萬字，歸根結底，就是一個不斷掉頭的過程，不覺得矯揉造作的話，你可以把我的姿勢看成是一個回望的姿勢。

某一天，《山花》的前主編何銳先生打電話來說稿子的事情，最后說到了"先鋒"，他似乎覺得我差強人意還有些"先鋒"的可塑性。我基本上愿意自己是個"先鋒"，七十年代的這批作家，誰會真正抵觸"先鋒"呢？回想一下，我那一部分自認跑在正路上的小說，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總是喜歡在篇首引用一些前輩的句子。當然這種引用也事關好惡，同樣是一個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見的洞識。在我，這些句子能夠非常有效地使我找到寫小說時需要的那種"根本性焦慮"。我都引用了誰呢？粗略想一下，他們有：策蘭，里爾克，納博科夫，托斯陀耶夫斯基，馮內古特，等等，最遠的和最親的，引到了庾信和李商隱。這些前輩怎么個作派不論，一致的是，對于我們，他們都是死人，講究些的說法，是傳統。那么，如果我還有一些"先鋒"的影子，是不是就可以這樣說：先鋒實際上就是一種回望的姿勢。

在《文學報》做的訪談中，我自喻要寫"有教養的小說"。這當然首先是缺什么補什么，我首先當然是痛感自己教養之不足，但同時，這也的確是個立場。我所謂的"教養"，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指那些死人，那些前輩，那些傳統。在一個與時俱進的時代，把回頭路當作正途，自然少有買賬的。所以，我在另一個訪談中酸溜溜地坦言，我不是能寫出暢銷書的作家。萬人迷絕對是種能力，那也是有如神助的事情，我們同樣要給與贊美。但是如果你認可自己只是神的被造之物，就應當降服在神所為你預備的道路。況且，有一個常識：文學怎么會是日新月異的呢？基于此，我總是向自己內心那個最初的寫作動機祈求，求她實驗我，查看我，熬煉我的肺腑心腸。

我在這里使用了"我們"這樣的一個很有規模的詞，無外乎是在給自己壯膽，給自己取暖，好像真的總是有這么一群人，至少是一伙人，這些跑在一條道上的家伙，不合時宜地，排列在這個短句中--繼續跑。

感謝主，這個地球上的路徑還真是多，不至于讓我們四處碰壁。總有一條道路是為我們敞開的，敦促我們成為一個忠貞不渝的人。在寫作之路上，我的經驗是，確有這樣一些杰出的刊物為我們而預備。那么，我又要引用一個前輩的文字了（這個人倒還沒死，不過應該也差不多了），J.D.塞林格--就像《紐約客》始終為他敞開一樣，我們也自有自己的承蔭蒙澤之處。J.D.塞林格，這個老嬉皮，在《弗蘭妮與祖伊》的卷首獻詞中這樣寫道：

一歲的馬修·塞林格曾經鼓動一起午飯的小朋友吃他給的一顆凍青豆；我則盡力秉承馬修的這種精神，鼓動我的編輯、我的導師、我最親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這本不起眼的小書。肖恩是《紐約客》的守護神，是酷愛放手一搏的冒險家，是低產作家的庇護者，是支持文風夸張到無可救藥的辯護手，也是生來就是藝術家的大編輯中謙虛得最沒道理的一個。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為"守護神、冒險家、庇護者、辯護手、最沒道理謙虛的藝術家"，寫小說。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