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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存景觀與文化頹敗書寫中的先鋒執守

——弋舟小說論

文/權繪錦

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先鋒小說”至1980年代末已風流云散，但先鋒精神在此后的歷史演進中艱難接續。弋舟是新世紀以來專注于城市書寫的先鋒小說家。從已有的創作看，他在三個方面承續并發展了先鋒精神：其一，對城市生存本質的體驗式書寫，是對新生代文學先鋒精神的承續；其二，對城市生存倫理的多維度觀照，是對新世紀文學先鋒精神的推進；其三，對城市文化頹敗的寓言化表達，是其先鋒精神的個性化體現。由此，弋舟實現了對以欲望化敘事為主流的當前城市書寫的超越，為新世紀城市小說發展路向做出了重要探索。

一、城市生存本質的體驗式書寫

相較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文體探索和敘事實驗為主流的先鋒小說，1990年代以來的先鋒文學精神主要體現為向個體生存意義上的原生體驗的回歸。弋舟說：“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尋常，卻囊括著本質上的尖銳與激烈，在這個意義上，它給了我寫作的依據。”[1]弋舟通過對表面千姿百態的城市生活的耐心摹繪，剝離其中先驗的意義或公共經驗，建構起以生命體驗為本位的獨特的敘事空間，展開關于個體存在與世界關系的獨立探索。

堅持個人體驗的“在場”是弋舟寫作的自覺意識。同時，他還力求將個人體驗與時代相勾連，延展了生命體驗的景深。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在轉型中快速發展。這一歷史趨向不僅標志著因體制轉軌而來的物質生產急速增長，市場經濟高歌猛進，消費社會強勢擴張，還意味著由此而來的以市場法則為核心的實用主義在意識形態重構中的迅速崛起，以及蕓蕓眾生以追逐實利為準則而培育起來的平庸、猥瑣的人格范型。弋舟的長篇《戰事》即通過少女叢好從青春懵懂歲月走向成熟理性的成長經歷，借助于她對自身與世界的審視、與社會和人世的交往、從生理到心理的變化，及其豐富生動的內心軌跡，揭示出城市斑斕景觀遮蔽下灰敗不堪的生存本質。

小說名為《戰事》，緣于兩次伊戰與少女成長體驗的對應。北方工業城市因體制轉軌，日漸凋敝。少女叢好在目睹母親偷情與私奔，見證父親的隱忍與怯懦，尤其是發現父親竟借色情書刊自慰后，認識到了現實的平庸、猥瑣與無望。在青澀與叛逆中，叢好偶遇張樹。張樹雖以盜劫為生，卻讓叢好看到了反抗平庸與猥瑣的可能，遂與其同居。伊戰爆發，叢好認定薩達姆會贏，只為這個遠在天邊的傲慢男人曾贏得張樹贊譽。于是，盡管生計艱難，叢好也甘愿與張樹廝守。但張樹卻因故意傷人入獄。叢好被掃地出門。在與毫無尊嚴的父親來到南方都市后，叢好結識并動情于愛好文學的打工仔小丁。但文學的紐帶脆弱不堪。夜晚散步遇盜，小丁落荒而逃。當強盜意圖不軌，一條狗的偶然出現使叢好幸免。經此劫難，叢好陷入了無邊恐懼。無聊間，她把自己的生存恐懼寫成文字，大受好評。因為叢好未留姓名，她在當地成了一個謎。這個謎也吸引了儒商潘向宇。潘向宇不僅找到了叢好，還對這個面對世界只能以冷漠自衛的女人興趣盎然。當機會便利，潘向宇欲火如熾時，經受難忍疼痛的叢好卻深感對方的貪婪、自私與榨取。嫁給潘向宇，叢好生活安定，事業一片坦途。但偶然間，叢好發現，對自己頤指氣使的潘向宇遇到實權官員時，卻刻意巴結，丑態百出。再加上潘向宇混亂的私生活以及無由猜疑，叢好覺得，世界再次顯出了平庸與猥瑣。也許希望還在。刑滿釋放的張樹來了。叢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其上。但張樹不是為了愛情，他只想撈一筆錢，因為叢好嫁了有錢人。最后的希望轟然潰塌。與此同時，伊戰結束，傲慢領袖的血性被證明只是虛妄的幻影，平庸與猥瑣依然不可阻擋，成為這個世界無法抹去的徽記。

從南方到北方，從工業城市到商業都市，從計劃時代到市場經濟，從商人到官員，從打工仔到文化人，叢好歷經挫折的成長體驗揭示了當代中國城市生存共有本質：無處不在的自私、貪婪、猜疑、怯懦，以及由此形成的平庸猥瑣的人格范型與社會氛圍。

現代城市意味著以文明和教養為核心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內蘊。但中國城市大多有著欠發達國家共有的后發特性。在城市空間里，既有政治威權專制，也有黑惡勢力肆虐，既有資本橫行的混亂，更有現實功利的冷酷。城市社會遵行的依然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爾虞我詐的陰謀詭計，所謂的文明與教養只是被掩蓋著的謊言與虛無。

《蝌蚪》通過“我”的成長體驗揭示了城市文明的本質。父親郭有持曾是優秀技工，因戀人徐未被趙副廠長強娶，經此打擊，憑一把菜刀成了十里店一霸。由于這把菜刀，母親絕望離家；憑著這把菜刀，郭有持將徐未帶上了床，并在與趙副廠長斗法中獲勝。但時移世易，外地投資者涌入，仗著財大氣粗，羞辱了郭有持。當他試圖憑菜刀重樹權威時，遭到法律嚴懲。為營救郭有持，徐未付出了一切，卻被保外就醫的郭有持逼得自殺。這一切，使少年的“我”羞愧無地，只能努力讀書，以離開這里。大學畢業，“我”成了電視臺編導，在教養與文明中優游。然而，城市文明的真相令人寒心。“我”曾與舞蹈演員馬斯麗因普希金情詩而相愛，卻發現她只是貪圖私利的小人；“我”狂熱愛著冰清玉潔的龐安，卻被告知，之所以相互交往，只因為“我”酷似其前男友林楠。在與龐安的若即若離中，“我”也與其同事管生相熟，并時常被其同性之愛吸引。龐安父親是手眼通天的律師，當馬斯麗以懷孕要挾他時，希望“我”助其解困，回報則是與龐安的婚姻，遭到拒絕。絕望中的馬斯麗與試圖借暴力重現榮光的郭有持合作綁架了龐律師。與警方對峙中，郭有持被擊斃，龐安隨名譽掃地的龐律師離開。“我”對這一切充滿厭倦，卻無處可去。當管生告知，作為愛情紐帶的龐安和林楠的故事全然出自虛構時，“我”對文明與教養的幻想徹底破滅，只能在與管生的同性之愛和化身蝌蚪的譫妄中尋求庇護：“文明不再困擾我，野蠻不再困擾我，因為我會逐漸喪失那種無用的意識；女人不再困擾我，男人不再困擾我，因為我將雌雄同體。”[2]（P226）

此外，在一系列中短篇中，弋舟亦通過人物經歷，揭示了掩藏在表層下的城市生存本質：《鴿子》是對城市中貧富分化現狀及其心態的關注；《隱疾》是對城市富人靈魂孤獨及其變態反抗的呈現；《李選的踟躇》書寫了城市白領內心“那種對于邪惡的向往和屈從，那種委身誘惑的本能。”[3]《蒂森克虜伯之夜》則揭示了城市仿真性的致幻本質。總之，弋舟通過個人體驗，將其與時代勾連，以反思與警醒的姿態揭示了當代城市的生存本質。

二、城市生存倫理的多維度觀照

先鋒意味著永恒的反叛。比格爾認為，在西方藝術史上，具有唯美傾向的先鋒藝術曾憑借自律性成為一種抗衡性文化力量。然而，當人們在追求藝術烏托邦的過程中逐漸滿足于以藝術想象方式完成理想規劃，不再通過社會變革改造不合理的現實秩序時，曾經的先鋒藝術就會因體制化而失去批判的鋒芒，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無辜共謀。繼之而起的“先鋒派的抗議，其目的就在于將藝術重新結合進生活實踐之中，揭示出自律與缺乏后果之間的聯系。”因此，“歷史上的先鋒派運動值得贊揚之處就在于它提供了這種自我批判。”[4]（P124）滯后于西方，中國先鋒小說的誕生最初是為了解除意識形態枷鎖，確立文學的相對自律，但因其精英主義姿態和猝然遭遇的市場經濟大潮，其先鋒精神在短暫的眩惑之后，迅速消散。1990年代以來，新生代作家正是在反叛前輩的精英立場和挑戰自律化藝術體制上凸顯其意義與價值的。新世紀以來的“底層寫作”則試圖將先鋒精神融入其中，在反抗自律性藝術體制，強調文學的“介入性”的同時，完成“先鋒的底層轉向”[5]。

小說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純粹自律性的審美活動。這不符合小說的本性。布斯說：“在一切藝術中，小說最抵制純化活動。它顯然是由雜念構建而成的。”[6]（P136）根據其一貫立場，“介入性”是這“雜念”的題中之義。強調新生代以來當代小說的先鋒精神就是反叛中的“介入”，并不意味著要求小說去宣傳某種理念或直接改造現實，而是指小說至少應在倫理觀照層面顯示其意義。隨著城市化大幕拉開，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明顯，社會分工加速，職業選擇越加多樣，社群文化多元紛呈，由此導致原有的倫理關系出現裂隙，走向式微，面臨解體，而新的倫理關系正在建構，并呈現出復雜而曖昧的面目。不同階層、職業與社群的城市中人遵行不同的生存倫理，這已成為當代城市寫作必須面對的現實。

弋舟對小說的本性及先鋒精神有著清晰理解。他說：“‘感同身受’是一個小說家的基本能力。這個能力是指向他者和世界的。”“如果我們不能夠將個人經驗與世界建立起那種小說意義上的‘關系’，我們的寫作就必定是無效的。”[7]正是基于這種理解，弋舟將思想的鋒芒收斂在倫理的邊界，通過對城市中不同社會階層生存狀態的真切書寫，對人物心靈中曲折、隱蔽、幽暗變化及其根源的細致表現，揭示出形形色色被扭曲了的倫理關系的荒謬，憑借著對城市生存倫理的多維度觀照，在當代城市書寫中獨樹一幟。

《我們的底牌》這部中篇是弋舟對城市底層生存倫理的反向建構。弋舟通過對底層群體生存倫理及其變化過程的敘寫，既體現了他的悲憫情懷與批判立場，也是對當下底層敘事專注于苦難傾訴和矛盾揭批的超越。在當代中國城市，貧富分化怵目驚心，其必然后果是社會權利失衡與價值體系失效。在權利分配中，數量巨大且毫無保障的是缺乏資本、權力和專業等優勢支撐的底層群體。當城市快速發展、蒸蒸日上、日益光鮮時，他們卻得忍受生存惡化和內心失衡的雙重煎熬。于是，在憋悶、委屈、無奈與躁動中，只能對生活發出絕望的悲吟與變態的抗爭。《我們的底牌》即敘寫了底層因生存壓力所導致的倫理異化及變態抗爭。童年時代，因鄰家玩伴淹死，受到無盡糾纏，“我”的雙胞胎哥哥學會了自殘式的“發作癲癇”，得以脫困。此后，無論任何要求，他們都會用此“怪招”，達到目的；少年時代，發育較早的妹妹傲人的胸脯曾使流氓垂涎，危難之際，還是哥哥們使“怪招”解難。從此，他們借此四處欺詐獲利，使整個家庭聲名狼藉；成年后，“我”在市里奮斗，有了一家小店和還算體面的生活，自以為從此擺脫了那令人羞愧的過去。當“我”受到哥哥們的蠱惑和妻子的逼迫，試圖與已割去雙乳的妹妹對薄法庭，分得一份房產時，妹妹和年幼的外甥學會了那“怪招”，使“我”落荒而逃；禍不單行，街道辦主任通知，因地產開發，小店要被拆除。當“我”訴諸法律，被律師告知，官司不可能贏。“我”被迫成了釘子戶。終于有一天，當警察要強制執行拆除時，“我”無師自通，開始“發作癲癇”，打出了這副竭力抵抗并挺了多年的“底牌”。通過這一悲涼而又荒誕到令人無言的倫理變異歷程，弋舟冷峻地指出：在當代城市社會，作為弱者的底層，為了自保，只能放棄尊嚴，泯滅廉恥，不擇手段，喪盡倫理，以變態方式表達對資本和權力宰制下叢林社會的無望抗爭。

《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中，“我”和妻子下崗，生活陷入困境，冷酷現實如同銅墻鐵壁，以其不可阻擋的荒謬邏輯將“我”逼到死角，將人所本有的倫理情感剝蝕殆盡。“我”在菜市場做了卑微的保安，為了對得起良心和微薄工資，把抓小偷當作職責。但上級卻與小偷勾結，讓“我”睜只眼閉只眼；因發現妻子在家偷情，“我”與人理論，遭到姘頭黃老板暴打，所有人包括母親卻都說“我”應該閉眼；年僅十六歲的女兒青青輟學，公然和小混混同居，老師同學都認為“我”應該裝作沒看見；當青青一時激憤，讓男友刀傷黃老板，妻子發瘋，女兒被捕時，“我”不得不主動担責，承認自己是幕后指使者。“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更無處傾訴，孤苦無依中，只能寄望于“天上的眼睛”。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說：“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普通大眾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天”是中國普通民眾最后的倫理支撐。當弋舟敘寫一個卑微生命在生存壓力和社會不公面前，不得不一再退守，放棄正常倫理，在經受種種踐踏、打擊與扭曲后，只能依靠虛無縹緲的“天”獲得心靈慰藉時，他對底層的態度就不僅只是悲憫情懷，而是真正的“感同身受”了。

植根于機器工業的現代城市本身也被高度組織化了。“發達工業社會的技術成就”便是“對精神和物質生產力的有效操縱。”[8]（P170）城市中人被社會角色所選擇，經過追逐實利的城市文化洗腦，將逐漸物化為城市這一高度組織化機器的零件，只能遵行社會角色給定的生存倫理而不能越界，否則，必將因不合時宜而舉步維艱，甚至付出沉重代價。中篇《被贊美》中，童年時代的湯瑾與鄰家小弟仝小乙曾有過艱苦歲月中的患難情義，并以兩塊瓷片作見證。多年后，湯瑾離婚，成了文化局長情婦。因謹遵局長“認清形勢”和“擺正位置”教誨，任其玩弄和安排，成為前程遠大的后備干部。仝小乙則只是卑微的電車司機。因文化局宣傳禁賭，湯瑾找到綽號“骰子王”的仝小乙表演節目，并在此后的交往中因空虛寂寞與之發生了關系。當仝小乙以為找到了真愛，而對湯瑾糾纏不已時，湯瑾卻告訴他要“認清形勢”和“擺正位置”。絕望中的仝小乙沖向疾駛而來的汽車，留給湯瑾的則是陽光下閃亮瓷片劃出的美妙弧線。中篇《凡心已熾》中的阿莫同樣因沒有遵行社會角色給定的生存倫理而陷入絕境。阿莫是學校會計，相貌平凡，內心自卑。在對愛情的樸素向往中，阿莫與做文學編輯的落魄同學相戀，在其引領下，結識了一群文化人，并借混搭搞怪的衣飾贏得了“前衛”的贊譽。要繼續獲得認同，阿莫的收入不堪承受，她開始貪污公款。當她發現數額巨大到超乎想象，且無論如何也難以彌補時，等待她的只能是牢獄抑或死亡。阿莫本性樸實，但在城市消費文化誘導下，步入了假象的迷陣。她不知道自己看到的都是幻象，更無法從各類謊言中辨識真假。因此，當周圍所有人都將愛情、肉體與審美當做游戲時，活得認真的阿莫注定要落入絕境，葵花般樸素但內心熱情的少女只能在冷雨驟風中無謂凋落。

美國學者帕克認為，城市并不只是“單個人的集合體”或“社會設施的聚合體”，也不只是“各種服務部門的管理機構及其人員的簡單聚集”，“城市，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共同構成的整體，是這些禮俗所包含的，并隨傳統而流傳的那些統一思想和感情所構成的整體。”[9]（P23）現代城市的核心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在激發人類物質創造力的同時，導致了人在心靈與生存倫理層面泯滅個性的群體同化，構成了齊美爾所說的文明時代的癥結：“現代生活最深刻的問題的根源是個人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獨特與個性，反對社會的、歷史習慣的、生活的、外部文化的技術的干預。”[10]（P258）追求自由與保持個性是人類的應然。當這種努力徒勞無益時，無路可走就成為命定歸宿。《跛足之年》是一部頗具卡夫卡風味的情節零散的長篇。因長期被一個抽屜的噩夢困擾，馬領辭了公務員職位。抽屜意味著規律與秩序，也意味著有保障的生活。不愿遵行抽屜式生存倫理的馬領只能成為百無聊賴的城市邊緣人。即便如此，馬領也并未獲得個性和自由，他還必須面對幾乎所有城市人關于“千禧之年”的迷狂。無論中外，人類在潛意識中都相信時間的整段性能參與歷史。人們認為，送走了舊的千年，新的千年就會給予自己嶄新的一切，就會迎來“我們的時代”，就會吉星高照，鴻運聯翩。當這種觀念四處彌漫、無遠弗屆時，就變成了令人窒息的力量。馬領不愿信守如此觀念，毫無目的的逃亡就成為他唯一可能的選擇。即便逃亡途中，迷狂于新千年的空氣仍無法躲避。就此，弋舟表達了對工具理性宰制下城市生存倫理的無奈憤激。

三、城市文化頹敗的寓言化表達

城市是現代文化的生產基地與傳播中心。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世俗化轉型，金錢與市場主宰下的大眾文化洶涌而至，再加上特定歷史背景下知識主體的普遍潰退，曾經在1980年代風生水起的精英文化花果飄零。在今天的城市，人文知識貶值，精神價值崩潰，道德理想消解，借大眾娛樂、消費符號與商業景觀包裝起來的城市文化隱含著頹敗、虛無與空洞的本質。

與眾多新生代作家直接呈現城市文化的頹敗景觀不同，弋舟主要通過精神記憶與現實境遇的對比表達其立場。他曾說：“先鋒實際上就是一種回望的姿勢。”[11]弋舟回望的是曾親身經歷的以啟蒙精神為核心的知識分子精英文化。1980年代，這一文化思潮曾占據主流，并與官方意識形態同聲相應。自1990年代開始，由于消費主義文化興起及其與官方意識形態的相互滲透，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徹底“被排斥和喜劇化了”[12]（P70）。弋舟在追思這一文化思潮對自己一代人青春、理想、信仰與命運巨大影響的同時，也對這一文化思潮的沒落激憤喟嘆不已。對于這一歷史變動，可以有多種書寫形式，弋舟采用了寓言化表達。他說：“文學之事，從來是，而且永遠是高級的東西，那種終極性的、神性的方向，也永遠借著寓言般的‘幼稚’，在根本上哺育著一切藝術。否則，時風之下，若沒有這樣一個根基，文學早玩完了。”[13]這就是說，在弋舟看來，當代城市文化頹敗的實質是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的沒落，而這一歷史過程更關乎人性與形而上的終極價值。

自改革開放以來，知識曾被看做改變個體甚至民族命運的力量，公共輿論曾是實現公平正義的保障。但弋舟卻在中篇《雪人為什么融化》中，書寫了知識的貶值、公共輿論的崩潰和知識分子的窘境。在光鮮外表下，暴虐勢力如同這座城市的沙塵，無孔不入地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縫隙。于是，搜集各種暴虐新聞充實版面就成了晚報記者潘讓的工作。潘讓最大的業余樂趣是借網絡談話勾引異性。由于記者身份和旁征博引議論人生，潘讓在獵艷之路上屢有斬獲。在與一位戀愛失意女子并不愉快的性愛經歷后，潘讓被告知，她是黑老大李二水的“妹妹”。為了“公平”，做酒吧老板的李二水要潘讓獻出自己做舞蹈演員的親妹妹潘少。為了保護妹妹，潘讓使盡手段。但無論他借黑白通吃的地產商疏通，還是靠公安局處長撐腰，也無論他通過媒體曝光對方的非法經營以解困，還是砸扁自己的腳，以自虐方式博取對方同情，遵行不依不饒就是不屈不撓信條和欠債還錢金科玉律的李二水根本不為所動。無路可走的潘讓只能選擇以暴抗暴，借著酒勁，用拐杖橫掃酒吧，并隨時等待對方用油鍋炸了自己的腳去喂狗，以“捍衛所有的妹妹”。因此，當知識、文明與教養異化為勾引異性的招牌，當輿論、法律和話語力量完全失效，任由暴虐橫行之際，城市文化必然暴露出其頹敗無力的本質。

美國文化學家拉茲洛說：“歸根結蒂，文化是受價值引導的體系。”[14]（P2）以啟蒙精神為核心的知識分子精英文化風光無限的1980年代也是詩歌的黃金歲月。詩歌曾承載一代人的青春、友誼、理想與激情，它是信仰的支撐，是愛情的源泉，是純潔的見證，是溫暖人心的力量。然而，當詩歌在市場經濟與商業時代遭到遺棄和背叛時，承載其上的一切價值必然就此轟毀。中篇《所有的故事》情節恍惚，內蘊豐富。龐安與喬戈是1980年代的大學生。在畢業前夕的篝火晚會上，北島那“即使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讓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筆/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我決不會交出你”的詩句，震顫了他們的靈魂，使他們如天啟般懂得并永遠珍愛堅貞、忠誠、寬容與純潔。多年之后，人事皆非。龐安成了“我”的妻子，喬戈則始終獨身。為了改變生活的枯燥，“我”養起錦鯉。趁“我”出差，龐安與喬戈見面，使缺乏照料的錦鯉死掉。當“我”為此暴怒不已時，并不知道，喬戈與龐安并無茍且，他們在賓館房間整夜未眠，只為背誦那不再復現的往昔曾刻在心靈深處的詩句；因喜歡錦鯉，“我”在蘭城出差期間，總去一家錦鯉店，每天都看到一個漂亮女人購買。當“我”興味有加時，卻被陌生人痛打。原來，女人在利用錦鯉販毒，“我”被誤認為便衣。不久，販毒團伙覆滅，漂亮女人逃脫。當“我”準備離開蘭城時，她朝“我”亮出了匕首，完成復仇。錦鯉五彩斑斕，寓意多重。在龐安、喬戈那里，是對過往詩意人生的寄托；在“我”這里，卻只是枯燥生活的調劑和猜忌妻子的借口；而對于罪犯，它又是販毒工具。只因時移世易，當追逐實利成為所有人的精神動力和行為準則時，愛情、理想、純潔、忠貞、寬容……那因詩歌得以激發和承載的全部價值被徹底顛覆，令人傷感而又無奈地成為過眼云煙。

在理想的預設里，以其獨立人格、知識理性和道德良知推動社會前行是知識分子的天職。當代知識分子曾履行職責。但199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已然“失語”，將本應由自己承担的義務推卸給了后代。中篇《等深》寓意深厚。20年前的大學時代，女友莫莉激于道義，和貧窮而患有癲癇的好友周又堅相戀，只因對方敢于對時代疾言厲色，敢于對生活中的一切不義直面斥責。于是，“我”同時失去了朋友和戀人；3年前，“我”做了大學教授，以“說話”謀生，卻不時感到話語的空虛、無力與欺騙性。與此同時，曾因“說話”贏得愛情的周又堅離家出走，神秘失蹤，只因在與這個世界的對峙中，他已徹底成了格格不入的被世界遺棄的“病人”。3天前，莫莉快滿14歲的兒子失蹤，使她陷入絕望。“我”憑直覺判斷，男孩的失蹤與莫莉的情人、公司老總郭洪生有關：男孩要趕在未滿14歲、不負刑責之前，刺殺郭洪生，只因曾目睹郭洪生借權勢摸了母親的屁股。懷著“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虧欠”，懷著對“我們這一代人潰敗了，才有這個孩子懷抱短刃上路的今天”的內疚，“我”慨然前往，希望阻止這場隨時會發生的血案。在成功截獲手持短刃的男孩后，“我”震驚于如下事實：男孩選擇的日子，恰是自己年滿14歲之后，他要“光明磊落地謀求敢作敢為的責任”。這瞬間照徹了“我”靈魂深處的“骯臟、油膩、乖巧、輕浮”。用如此方式，弋舟表達了對過往的懷戀、對現實的失望和對未來的愧疚，而這也理應成為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共同的隱衷。

總之，不可否認，“無論我們對城市作何理解，近五千年來，它已經成為人類命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無論其是好是歹，城市終究是我們的未來。”[15]（P384）不容回避，城市書寫必將成為未來中國文學之巨流，而書寫城市中人的生存景觀與城市文化必將成為當代作家的職責；無可辯駁，只有執守永遠反叛的先鋒精神，中國文學才會尋得生生不息力量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還不能對弋舟的小說作出文學史視野中的判定，但至少應該承認，他為新世紀文學的未來做出了不容忽視的探索。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