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好萊塢：1950年代的上海薦書

簡體傳統

與上海電影業體制變革與功能轉換相同步，新政權對好萊塢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毒素影片”發動了強烈的政治攻勢，僅用一年多時間，便結束了好萊塢在上海文化消費領域里稱雄數十年的歷史，阻斷了上海電影觀眾曾經的娛樂時尚。

從限制到驅逐

中共對好萊塢電影最初采取限制措施，并未一步禁止。1950年2月，中宣部發出《對有毒影片審查標準的指示》，提出：考慮私營影院營業和觀眾需要，審查標準不可過嚴。上海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等也對美國電影持寬容主張。根據上級指示和領導態度，市軍管會文藝處電影室于3月數次召開影院業勞資雙方座談會，征詢關于處置美國影片的意見。會議“一致贊同對于美帝影片應加以行政上的限制”，并達成協議，全市從5月1日起實行一項“重要限制原則”，即“影院放映美帝影片的日數，按月最多不得超過二星期”。結果令執政者大為滿意：

這個協議不折不扣的很順利的實現了，各影院不但沒有一家超過限制，并且有幾家，如大光明戲院，竟從此決定放棄專放美帝影片，而一心一意為國產片和蘇聯片服務了。截至8月份止，美帝影片由140部減至63部，觀眾人數由76萬減至32萬。

9月，剛剛接手管理上海電影業的市文化局樂觀地預見：“明年度的上海電影放映將是國營影片、私營影片和蘇聯影片的燦爛展覽，而美帝的毒素影片將更進一步的自然而然的被驅逐出上海市場了”。

朝鮮戰爭的爆發和抗美援朝運動迅雷之勢地展開加快了禁絕好萊塢的步伐。1950年11月初，巴黎大戲院職工張貼“拒映美片”的大幅標語并向社會發出呼吁，全市影院起而響應，紛紛向市文化局提出停映美國影片的申請；11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等8家報紙聯合聲明，決定即日起停止刊登美國影片廣告；12日，上海市電影院商業同業公會發表通告，自14日起停止放映美國電影，17日，上海市西片發行業全體職工發表聲明，宣布堅決擁護停映美國片。好萊塢從此在上海文化市場絕跡達30年之久。

好萊塢的被驅逐使上海電影市場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稱雄數十年的美國影片從上海文化市場上退凈，取而代之的是蘇聯影片和國產影片。1949年以前，全市56家影院，幾乎全部控制在美國“八大影片公司”和一些私人投機商手里。上映的美國影片占全部影片的80% 以上；每月平均140萬觀眾，占全部觀眾的75%左右。據電影局檔案記載，1949年4月全市上映影片194部，其中美英片124部，占64%；私營片62部，占32%；蘇聯片8部，占4%。就是在軍管會接管上海后的9 月，上映的美國影片仍占全部影片的64.6%，觀眾人次占全部觀眾的60% 弱，依舊居私營國產影片和蘇聯影片之上。時過8個月，上海電影市場的情況急劇改觀，在美國影片一落千丈、喪失霸主地位的同時，國產影片和蘇聯影片的市場占有率直線上升。1950年5月，公私營國產片和蘇聯片的上映數首次超過了好萊塢為主的西方影片，占到58.6%；8月已占據了壓倒優勢，為64%；觀眾人次的比例也從5月的72% 躍升至8月的82.7%。年底，上海電影市場已是國產影片和蘇聯影片的一統天下。

潰散的影迷

好萊塢曾經在上海文化消費領域里稱雄數十年，風靡多時。洋行白領、家境富裕的大中學生以及外國僑民構成了美國影片的觀眾群。在他們中間，看好萊塢電影成為一種時髦，一種與眾不同的、值得炫耀的生活方式，他們花較高票價踏進影院，不只是去欣賞美國電影，也是為了“換取體面人士的風尚”。不少中學生看后極易沉浸在美國片的夢幻中，甚至對美國心馳神往，影響著他們人生道路的選擇。著名美籍華裔建筑大師貝聿銘在自傳中寫道，他的父親曾希望他到英格蘭留學，但他執意要去美國，因為當時美國電影剛剛進入中國，贏得了熱情觀眾。貝聿銘是Betty Grable 影片的大影迷，他對Bing Crosby 扮演“校園英雄”的一部影片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他說：“（影片）將美國大學生活描寫得如田園詩一般寧靜，但我卻從中感受到一種活力”。放映美國影片的電影院也較為講究，那里規定員工“必須穿著整齊，容貌整潔，忠于職守，會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帶味的東西，不能喝酒等等”。置身在這樣的空間里，觀眾感受到了新的社交氛圍，獲得了新的享受。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好萊塢電影與“摩登”的中國電影，也曾是上海都市“墮落的標志”，既為那些守舊的人們所蔑視，也為社會道德捍衛者所不齒。

戰后，受惡性通貨膨脹、政府對電影票價限制以及國產電影業復蘇等因素的影響，美國影片在上海市場的占有率逐年下降，國產電影的觀眾呈上升趨勢。但是，這不能動搖好萊塢作為美國強勢文化的地位，相反，借助戰后美國在全球霸主地位的確立，好萊塢成為都市大眾文化時尚的象征意義更加凸顯。時人記敘：

在勝利后看到一件不快的事情，就是許多人對于勝利后的希望都很低微，譬如說，青年們最渴望看一看好萊塢的電影，似乎除了好萊塢，世界上再沒有偉大美麗的東西，除了電影，人生再沒有可做的樂事。這些人的生命都很空虛，電影與麻將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罷了。好萊塢征服廣大的群眾，電影明星成為大眾的偶像，這些事實都是不可忽視的。

在戰后大眾輿論對好萊塢不絕于耳的批評聲中，盡管不少是泛政治化的觀照，但更多的是對其作為時尚流行的憂慮。有人將這種時尚稱為“好萊塢的拜腿教條”，“已成為全世界文化的一大威脅”。還有人認為：

好萊塢電影的惡影響是及于人類根性的，或者說機械的藝術正在漸漸淹沒著人性。人類的情感必須是生動的，但是當它逐漸依附于好萊塢制作的情感時，人類的生命就有變成空虛貧乏的危險。

從坊間輿論對好萊塢如此激烈的抨擊中，足見美國電影在戰后上海仍引領時尚。

好萊塢現象也備受電影人的關注，以美國片影迷為題材的故事片由著名劇作家黃佐臨在1946 年創作完成并由大同影業公司攝制出品。這部名為《影迷傳》的喜劇片，表現了一對青年男女好萊塢影迷共同演繹“美國夢”直至最后破滅的諷刺故事。片中一段情節特別引人深思：女影迷因出洋未遂，精神受到刺激，陷入病態。其父母為了替女兒治病，竟為她搭建一幢美國式的活動金屋，讓她與影迷男友在此成婚，婚后生活，全部仿照美國電影中的模式。創作者通過這些近乎荒誕的情節，意在向社會揭示好萊塢不僅腐蝕了富有家庭的年輕人，也征服了他們的父母，好萊塢影迷就是物質主義、金錢糜爛、頹廢崇洋的集大成者，是富有階級的生活寫照。

中共新政權建立之初，好萊塢影迷維持了一段十分短暫的舊時影院生活。在限制美國影片的政策之下，《美人計》《卡薩布蘭卡》《郎心似鐵》等好萊塢經典影片仍在上海各影院上映，由米高梅公司拍攝的浪漫歌舞喜劇片《水蓮公主》，1949 年5 月以后改為《出水芙蓉》繼續放映，成為當時上海最為熱門的美國影片，上座率居所有影片之冠。在革命的紅色氛圍籠罩的上海都市生活中，好萊塢影迷仍有一方屬于他們的空間。“在早上唱《國際歌》，到了晚上便去看貝蒂·赫頓（Betty Hutton）”就是上海影迷往來于“紅”“黑”之間的生動寫照。

不久，好萊塢影迷就受到抗美援朝運動的強力沖擊。在美國影片被驅逐的同時，好萊塢影迷也迅速瓦解。見于報端、雜志的聲討一浪高過一浪，《大眾電影》《文匯報》充任了批判好萊塢的主要喉舌。從1950年6月到1951年1月，《大眾電影》在上海創刊發行的15 期內，共發表批判文章17篇；《文匯報》在1950年9月至次年底，刊登相關文章55篇。在這些文章中，有好萊塢影迷以“現身說法”表示悔悟，從此與美帝毒素影片劃清界限的自省，也有講述或報道影迷由墮落而覺醒的“真人真事”。比如《大眾電影》分3 期刊登了著名電影演員黃宗英的文章，詳述了一個因迷戀好萊塢一心想當明星而荒廢學業的女孩子的覺悟過程，女孩在給她的信中怒斥美國影片的大害，贊揚蘇聯影片的大益：

可恨的美國電影，可恨的那些所謂的文藝（精致的成套的謊話）是怎樣的毒蝕過我弱小而無知的心靈啊，（資本主義文化）充滿著悲觀、色情、神秘，企圖掩蓋他們政治上的失敗與腐朽；（蘇聯影片）像沐浴一樣，使我心靈潔凈，又擴展了我們的知識，更給了我力量和勇氣，使我確信一切黑暗和反動勢力將會被我們打垮。

這些迷途知返的影迷用不同的具體例子詮釋著同一套話語：受好萊塢“毒素影片”的毒害而“沉湎”甚至“墮落”，經過學習和觀看蘇聯電影后而“醒悟”，認清了“美帝影片反動腐朽的本質”，進而洗心革面，追求進步。

與1949 年以前對好萊塢影迷的批評不同，中共新政權主導下的美國影片批判，由社會輿論空間轉向國家意識形態的權力空間，由道德的指責、文化和現代性的憂慮歸于革命語境中的政治批判，在反帝、民族主義、階級斗爭等一系列革命話語內，好萊塢影迷也被污名化，成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個具象。前述的《影迷傳》雖然對美國影片的惡影響進行揭露與諷刺，但在1950年上映后仍受到了批評，報端有文章指責它說：

不從美國電影對一般觀眾的思想上生活上所起的壞影響集中起來，表現出來，而從電影的風格著眼，拼命把故事編寫得離奇，而且在小枝節上又刻意地運用象征手法。這樣就不能不讓《影迷傳》陷于極度空洞無思想性的泥淖中去了。編導沒有擊中美帝電影的要害，也就是說，沒有能夠把美帝電影的侵略面目，暴露在我們面前。

面對如此強大的輿論攻勢，仍有不少美國影片觀眾不贊同對好萊塢“一邊倒”地全盤否定。1950年9月5日《文匯報》開設了“你對美帝影片的看法如何”討論專欄，自稱“一直喜愛著美國電影”的陳蒼葉于9月16日發文，“赤裸裸地”表達出“對報端加于美帝電影的竭力抨擊產生疑惑”：

美片可以去蕪存精，自有它的強處的，并不是低級趣味的崇拜。（本人）對部分較高級的片子，到如今還是相當愛好的，如文藝片中的魂牽夢縈、茶花女、義犬救主、一曲難忘中的五彩；紅菱艷、舞宮鶯燕中的妙舞；一代歌王、翠堤春曉中的迷人音樂；蠱姬、郎心似鐵中的攝人心魄的氣氛；一時說也說不盡。

這篇“大膽的文字”遭到“群起責難”，文章發表半月后，陳蒼葉本人也不得不做“一點微弱的解釋”，說這篇倉促寫就的稿子，“是偏激而欠考慮的”，“是有錯誤的”，但此后仍有不少人對陳蒼葉深表贊同。10月7日，專欄又刊登出署名家祥、謝墨萍、陳浩浚的文章，不但重申和補充陳文的觀點，而且對大批判本身提出不同看法。陳浩浚寫道：

我始終注意著發表的意見，覺得占百分之九十九的讀者，是斥罵著及揭發著美帝影片的毒素，但是，我不以為在幾篇投稿的文章中，能得到答案。而陳蒼葉的文章可以代表上海觀眾大多數人的意見，尤其是陳文發出的藝術離不開政治，“時代不同”之感嘆，真是絕大多數觀眾不愿發表意見的代表語，因此，真正的意見，是應該在“道聽途說觀眾的話”中去求解答。

這幾篇文章還提供不少來自影院一線的信息，反映觀眾的傾向：

請注意，此一年中，美帝的片子是被封鎖著；新片是不允許他上映，而仍占著52% 的觀眾，這就表示電影觀眾，仍喜愛著美帝電影的“純藝術”、“純技術”，以及“絢爛的色彩”。如此多的觀眾，去復看美帝舊片，我認為他尚未失敗。只要我們不太健忘，還可回憶到這些影片當時賣座的盛況，以及輿論的好評，就不難明了這些美帝影片是否真的及不上蘇聯影片。蘇聯影片盡管是大量的宣傳，減低了票價，而觀眾仍舊寥若晨星，是否因為美帝影片是庸俗的，所以擁有大量的觀眾，而蘇聯影片是太深奧了，所以缺乏知音之人呢？

然而，這些表達上海電影觀眾另一種意見的爭辯之詞很快就被反美政治浪潮所吞沒，好萊塢影迷的污名被定格在抗美援朝運動的歷史時刻。1950年11 月上海影院全面禁映美國影片后，允許發表不同意見的《文匯報》專欄即刻停止討論，一致聲討美帝。上海電影文化消費的好萊塢時尚不再，影迷們也從此潰散，另尋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