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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早以前西方就有人認為，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專制獨裁體制將難以遮蔽民眾的聲音，自由和民主的訴求會逐漸高漲起來。從目前來看，這種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證明是有道理的——假若沒有網絡，民意仍舊像以往那樣處于被嚴密遮蔽狀態，我們就不可能聽到那么多人發出的聲音，不可能知道楊恒均，當然，也不可能有今天討論的話題。
我是從網絡才知道楊恒均的，我沒有讀過他的小說，從他連篇累牘的時評文章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深刻的思想者，更是一個負有使命感的行動者。一個人有這幾點也就夠了，就足以引起人們的敬重和贊賞了。
在歷史發展的洪流中，任何個人軌跡都不僅僅是那個人的軌跡，都代表著蘊含某種歷史因素的趨向或者說力量，所以，我從來不認為楊恒均僅僅是楊恒均，他代表著當代社會積極思考并試圖對現實施加影響的那種類型的人。
從這個角度說，對楊恒均的考察就是對一類人的考察，對楊恒均的討論就是對一類人的討論。既然這樣，我在這里把楊恒均作為一種現象，并據此提出他的意義問題，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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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涉及時代，就不能不提到某種社會力量存在和顯現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在目前表現為：中國自1978年開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雖然這種選擇大部分局限于經濟領域，但是它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
這是一個舊體制消亡、新體制建立的過程，是自由、民主普世價值艱難滲透和楔入堅固的專制政體的過程。這個過程極為艱難，整個社會都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被撕裂的痛苦，就像產婦經受難產之痛一樣，我們看到血污，看到罪惡，但是我們也看到嬰兒，看到希望……我們都在心里祈禱說：上帝護佑我的祖國母親，讓她盡早完成這個可怕過程吧！上帝聽到了我們的聲音，他做了他所能夠做的一切，然而一個龐大的軀體要回轉過身子需要時間，需要不是我們主觀提出而是客觀要求的那些歷史條件，所以我們至今仍舊處在過程之中。
應當積極地看到，不同以往的是，歷史發展要求和我們自身的理性頭一次找到了交叉點，選擇了共同面對的方向，我們就是在這里思考并發出自己的聲音的。這是歷史提供的寶貴機緣，它也許會逐步擴展成為更堅實的依托，也許會由于某種情勢瞬間消失為無，不管怎么說，我們目前擁有這樣一種條件，我們應當感謝歷史的這種慷慨贈與。
有了這個贈與，楊恒均才得以把他的思考傳達給民眾，知識分子才可以重新喚起蟄伏于內心的良知，担當起“社會良心”的責任，說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民眾才可以了解到世界還能夠用另外一種方式存在，“人”才可以用大寫的方式橫亙在這晦暗的天地之間。
這非常不容易。


3


余英時在探討中國古代“士”的人格特征的時候，特別指出他們一開始就以“道”自任，而道又是“源于古代的禮樂傳統……基本上是一個安排人間秩序的文化傳統”，以“道”自任就意味著維護傳統的文化秩序，“知識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所以根據‘道’的標準來批評政治、社會從此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內之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這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把自己置放在了謀士說客的附庸位置，“枉道而從勢”，或“曲學以阿勢”，自覺地成為了詮釋統治者合理性、合法性的思想工具，不僅沒有担當起啟發民智、維護正義的責任，反而成為了權力的附庸——自春秋戰國以后的兩千多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更為周到體貼地為統治者提供了大量讓人不寒而栗的統治建議，現在閱讀《韓非子》之類的士子之書，仍舊能夠從字里行間感覺到馬基雅維利式的陰森和恐怖。
究竟是什么東西讓中國知識分子失去寶貴獨立性的呢？最主要恐怕還是淵源于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的根系特別粗大”這一獨特的歷史狀況。掌握國家權力的專制者一方面嚴格壟斷思想，對持不同見解的人進行殘酷迫害，另一方面，施行管仲所謂“利出一孔”的國家政策——《漢書•儒林列傳》有言：“自五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說至百萬余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把知識分子實現自我的精神渴望嚴格限定在依附國家意志的狹窄通道上，順從者可以得到巨大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反之則失去一切乃至于生命。
隋唐以來施行的科舉制度，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條件和標準（“學而優則仕”），更是從精神上瓦解了知識分子保持精神獨立性的任何可能，知識分子無法跳出君主設置之“彀”，因此，“食王爵祿報王恩”、“忠君報國”、“君尊臣卑”“君命臣隨”等等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定式。至于一些人奉行“天下無道則隱”、“達者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事原則，實際上已經有了濃郁的無所作為的逃避色彩，恰恰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所遭遇的歷史尷尬。與這種狀況相適應，真正有所担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知識分子越來越稀少，相當一些人喪失了對歷史和社會的高度責任感，喪失了“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骨氣，喪失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魂魄，喪失了拍案而起、仗義執言的大無畏精神，喪失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品德，喪失了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之心……成為巴望、守候權勢的“門客”和放浪形骸的狂徒。
我傾向于認為中國只有讀書人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中國真正知識分子的出現是鴉片戰爭以后以譚嗣同為代表的那一批仁人志士，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第一次把西方“民主”、“科學”精神引入中國，這個“士”才有了西方知識分子的特征，才開始真正有所作為，出現了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這得益于帝國瓦解、新的國家政體較為脆弱這一短暫的歷史階段，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和穩固，知識分子的命運再次向傳統復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國家權力倚仗其無所不在的力量，嚴密控制社會，控制思想，歷經大大小小無數摧殘人性乃至于肉體滅失的政治運動，剛剛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再次消泯于嚴酷的社會歷史文化境遇之中。
然而，一種新的歷史因素出現了——我前面說，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雖然僅限于經濟領域，但是它帶給中國社會的影響廣泛而深刻，政治、經濟、文化不同程度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通過掌握行政權力來提高社會地位，可以不通過掌握行政權力來影響社會了，他們獲得了某些保持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條件，他們也更有可能基于正義信念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展開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西方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建立起如此多的空隙，與這片干涸的思想大地聯通，我們到處都看到知識分子的身影，盡管他們仍處在邊緣，盡管他們發出的聲音還不足以讓整個社會聽到和警醒。
我通常把這些有良知并且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稱之為“思想者”。思想者不僅僅因為思想而成為思想者，思想者之所以為思想者的一個更重要條件在于進行思想的流通。謝天謝地，目前我們獲得了這個條件——譬如網絡提供的各種平臺，譬如知識分子間的討論和交流，譬如與民眾越來越多樣化的對接方式，而這在十幾年以前還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楊恒均作為標志放到我前面講過的歷史情境之中，我們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所蘊含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嗎？


4


在我目力所及范圍之內，在所有思想者當中，楊恒均作為一個海外學者毫無疑問是最敏感、最活躍，也是最堅韌的，更重要的是我贊同并欽佩他針對民主與自由、針對中國社會現實狀況、針對重要社會事件發出的聲音。
當下中國太需要這種聲音了，這不僅可以從讀者對楊恒均的文章的大量積極評價中看出來，也可以從少量消極評價中看出來——閱讀跟隨在楊恒均文章后面的留言，經常使我振奮也經常使我悵然。振奮的是，讀者中絕不缺乏思想深刻者，他們對政治與現實有獨到的、具有相當水準的認識和領悟，這與十幾年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悵然的是，也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或者說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民主，僅僅憑著一種來路可疑的本能就在那里反對民主，拒斥民主，他們甚至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思想的情況下抵制思想，反對思想進入生活，認為沒有思想會更好一些，感覺會更幸福一些……善意地理解這些消極評價，只能說自由民主在這塊土地上還不能被所有人體認，那些在舒適中麻木或者死去的靈魂無法形成對現實的正當感覺，因而也就無法保持對理性與正義的尊重。恰恰是這些人，非常需要多聽一聽楊恒均這樣的人發出的聲音，我相信，在與現實的對比中，除非冥頑不化或者懷有卑鄙意圖的人，他們麻木僵死的心靈總有一天會蘇醒過來，會領悟到那些思想者鍥而不舍宣揚的思想中的深明大義，會弄清楚自己置身于一個怎樣的世界，會發現一個人的價值不取決于別的什么東西，而是取決于他能否倚仗理性和正義而站立。
楊恒均為什么比其他思想者獲得了人們更多的敬重？原因可能很多，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同時站在兩個世界進行觀察和思考，他從兩個世界的經驗對比而不是理論對比中形成見解，他有一種簡潔明快地闡述這些見解的獨特才能。在楊恒均那里，民主與自由、正義與非正義不純粹是理論問題，它們更是活生生的現實，是普通人過的普通歲月，不同點僅僅在于，由于社會品格不同，這些普通人的歲月分別具有完全不同的質感，完全不同的狀態，完全不同的音響，完全不同的情境……楊恒均在不厭其煩的羅列中，比擅長于理論闡釋的專家、學者更好地介紹了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真理是樸素的，楊衡均的文章煥發的始終不是理論的光芒，它們不是由于理論的精彩而精彩，它們極為樸素，樸素到可以用下面這句簡潔的話來概括他一再表達的東西：人可以活得更好，人卻常常因為各種原因活得不好。所謂的“愛國主義”，被操縱的民族主義，甚至于社會形態中某些脫離常理而又不被人察覺的喧囂、鼓噪和種種在正派社會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在楊恒均的點化下露出了根底，露出了羞處，他難免讓一些人感到難堪和沮喪。
楊恒均是挑剔的，這是因為他總是比別人更敏銳地從混沌中看到別人無法看到的事物，這是因為他不僅在理論意義上更是在實踐意義上知道事物在另一種社會條件下是何種形態，而且他知道究竟是什么東西扭曲了它，他認為自己有責任說出事物在正義條件下應當有的形態，他必須告訴人們只有這種條件下的事物才是真的事物，善的事物，美的事物，否則，它們就絕對是假的事物，惡的事物，丑的事物。
某些指責楊恒均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現實的人首先是因為自己帶著有色眼鏡看待楊恒均，看待楊恒均所評述的事物，這樣的事物不但與真實的事物風馬牛不相及，有時候甚至與楊恒均評述的事物風馬牛不相及——用比喻描述一下：我們經常看到有人用“無”指責“有”，指責什么呢？指責“有”沒有“無”！
這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5


中國目前正處在天堂與地獄的入口，只差一道門檻了。我們當然希望祖國遠離地獄，我們也愿意展望未來五十年一百年中華民族融入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人們尊重和仰望的民族；我們當然希望未來不僅僅是時間的延續，它更是耐人尋味的歷史的創新和發展……然而這僅僅是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有比希望更為強大的力量，決定著歷史的走向，我們既可能升入天堂也可能墜入地獄。
不管未來發生什么事情，有一點將是確定無疑的：在歷史未來的某個部位，一定會有人發問：究竟是誰決定了我們今天的狀態？在發生著那些事件的時候，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哪里？他們說了什么？做了什么？
知識分子將怎樣回答后人呢？
知識分子能夠留給后人對于他們這個群體積極評價的聲音嗎？
我是一個用文學作品說話的人，在文學的圈子里浸淫了很久，結果我得到了一個讓我自己也感到吃驚的結論：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如果把這個判斷置放到本文語境中，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當后人要求作家群體回答在歷史的關節點上做了些什么的時候，作家將無言以對，因為中國當代文學集體缺席了思想者的聚會，那些淺薄無聊卻熱鬧非凡的作品將迅速被時間淹沒，這意味著這個重要群體將不能夠為歷史留下任何聲音。
兩相比較，我們才能夠對楊恒均以及其他思想者所做的工作產生新的認識——這個特殊的群體完成了時代的鄭重委托，做了他們認為必須做的事情，他們做得很好，他們盡力了，后人將會以極大的敬意看待那些冒著被逐出主流的危險而頑強地張揚思想的人，因為他們知道那些人所做的已經遠遠不是對生活方式的簡單選擇，他們進行的是生存還是毀滅的艱苦卓絕的斗爭。
我贊同這樣的說法：如果知識分子自身不具備思想者為思想而受難的決心和勇氣，不具備科學者為科學而立命的追求和素質，不具備真理者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和行動，那么，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的把握、對自身位置的守護就將無從談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楊恒均才這樣值得我們來談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歷史留下聲音”才變得如此重要。


陳行之 2008-6-25，北京

陳行之 2012-02-20 02:4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