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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創新型社會，正在成為當局所探求的宏大價值目標，但它卻面對著“應試教育”的戲劇性挑戰。

1970年代恢復高考，曾經是走出政治噩夢的里程碑，標示出社會進步的正確向度。而經過長達30年的泛濫之后，高考制度已經演化成普遍的應試教育制度，并且掉頭走向自身的反面，成為中國文化的最大腫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識界的強烈質疑，一方面卻仍在無限擴張，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冗長的考試鏈，分布在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本科、碩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線上，其時間跨度長達25年以上，糾纏著人生的三分之一歲月；不僅如此，在這條考試鏈周圍，還環繞著兒童樂器考級、外語考級、計算機考級、以及各種成人的職業考試、職稱考試和行業證書考試等等，由此形成龐大的考試網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對著如此嚴重的考試困擾。中國已經淪為應試教育的頭號大國。

但這并非是巨大的榮譽，恰恰相反，它是必須加以反思的惡弊。應試教育的基本邏輯是：1、放棄那些更為重要的價值標準，而把考試成績作為升級、應聘、錄用等社會人才培養和使用的唯一標準；2、考試形成連續而漫長的鏈索，大規模消耗國民精力、財力和時間力；3、從考試收費本身，形成畸形的考試經濟體系，制造了教育產業化的嚴酷現實。

答題正確與否，作為能力判斷的唯一尺度，是應試教育的核心問題，它消解了創新思維生長的可能性，成為人才培養的最大阻礙。全國統一考試尤為可怕，把上千萬乃至上億人，推入只有單一標準答案的荒謬世界，這不僅否決了創新型人才在社會中的競爭優勢，而且也斷送他們在就學、就業和事業發展的生存空間。

全民化的應試制度，不是人文主義教育的良性后果，而是后集權教育思維的標記。考試成為政治修辭的技巧訓練。許多教科書概念錯誤，邏輯可笑，充滿各種謊言，卻被奉為學術圭臬，成為考試的唯一標準答案，被應試教育程序強行灌輸給學生。正是在這樣的知識體系圍毆下，科學、民主和創新等人本主義價值，遭到了難以修復的重創。

應試教育仇視反叛，樂于培養思想的奴隸。兒童為此喪失童真、想象力和原創力，成人則失卻了探求真理的動力。反叛、挑戰、懷疑和否定，是創新機制形成的精神基礎，而一個無法容忍、欣賞和接納這種精神的民族，又有什么創新可言？我們已經發現，“中國制造”的環球產業危機，跟應試教育有著直接的邏輯關聯。一味抄襲、模仿和拼貼，就是中國工業產品無法超越廉價怪圈的主因。中國社會正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應試教育制造出的“人才產品”，露出了更為刺眼的時代特色，那就是“應試型人格”的涌現。這種人格擅長模仿、抄襲和剽竊，以作弊和應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長放棄主體性，拒絕獨立的價值判斷，服從威權，按別人的思路行走；擅長在被規訓的壓力處境中生存，成為在集體和公務空間里說謊的能手；擅長從社會責任和義務中逃脫，因為在考試唯一標準的體制下，責任變得毫無意義。

應試教育就這樣塑造了國民的畸形人格，不僅把他們變成滑稽可笑的考試動物，而且對未來民主制度的建構，形成最大的威脅。應試人格一旦進入民主程序，就會把民主當作考試，以應付考試的方式來完成投票程序，也即放棄民主的主體性，以順從威權的方式來應對票選，從而令民主理想和社會進步，化為水中泡影。毫無疑問，應試教育引發的不僅是教育危機，而且是國民和國族的政治危機。

導致應試教育制度泛濫的原因，在于“考試決定論”——一種典型的后集權官僚主義的行政病毒。它確信考試是測試學生、選拔精英和解決社會分層的唯一途徑。用頻繁的考試和量化技術，制造繁瑣的公務程序，大規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劇官僚隊伍的自我膨脹，而行政效率卻在急劇下降。在某種意義上，應試教育就是官僚主義綜合癥的一部分。

治療應試教育的病癥，無疑只能從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此外更無其它妙法。而作為教育職能部門，則有必要修正“以考試應萬變”的教育方針，借鑒英語國家的經驗，減少考試次數，取消各種無聊的考級項目，并從幼兒園開始，把想象力、創造力和反叛性，作為考核學生的重要指標。假如不從這些方面徹底矯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創新社會的愿景，就只能是一幅美妙的畫卷而已。

文/朱大可 作者系著名文化批評家、同濟大學教授 原載《中國新聞周刊》

網載 2015-10-05 20: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