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思想者·革命者——韓寒現象再解析

簡體傳統

1

談論任何正在出現的社會現象都會冒一定風險，因為它非常有可能突然轉到你無法預料的方向，“韓寒現象”也是如此。
我把韓寒現象作為中國現象進行考察，分別寫過《韓寒的出現意味著什么》（2010-5-22）和《韓寒的可能性》（2012-1-13）兩篇文章。前者主要分析了出現韓寒的社會原因以及它的當代意義，后者則是在“韓三篇”發表以后，在很多我不能同意的觀點中發掘出某些有價值的言論，把它作為韓寒的可能性（或者說或然性）來論說，本意還是從珍重這位年輕人的角度出發，闡述我對于當代社會情狀的觀察與見解。
現在由于方舟子的介入，“韓寒現象”正在演變為“韓寒事件”，在這個事件中，由“韓三篇”引發的思想探索和爭論——這種思想探索和爭論與韓寒說了什么已經基本上沒有了關系——戛然而止，韓寒作為中國現象的正面意義也不再被人所關注，反之，在沸沸揚揚的吵鬧和連呼吸帶喘的廝打聲中，當事者（包括韓寒本人）不再斯文，一些淺薄粗鄙言論的介入和情緒性表達，更是給這個事件抹上了越來越濃重的滑稽劇色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圍觀者。
這使我想到，韓寒的出現真的蘊含著一年多以前我所說的那些意義么？這位新銳卻具有同時代人很難企及的影響力的年輕人，究竟有多少成為人們心目中的韓寒的可能性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很有必要到理性殿堂的深處走一走，探究一下我們眼前發生的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這里要說到三個概念：叛逆者、思想者和革命者。

2

叛逆者，簡單說就是活得不如意并且用語言和行為表達不滿的人，這方面的典型人物當推《紅樓夢》里的寶二爺——他有些癲，有些癡，不按常規套路討生活，把好端端的日子過得像白日夢一樣，稚嫩敏感的心靈怎么也容不下明媒正娶的寶姐姐，只裝著一個既沒身份又沒地位的林妹妹，結果親自釀成了一杯人生苦酒（數百年來，寶黛愛情悲劇賺了多少多情男女的眼淚！），后人把寶玉視為那個時代的叛逆者，雖然未必符合曹雪芹先生的本意，卻是有道理的。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叛逆者的行為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生活方式的非常規選擇，它只在叛逆者的生存層面有意義；二、人們只有對這種非常規選擇進行形而上審視的時候，才能夠發現蘊含其中的叛逆的意義。
這就是說，叛逆者的叛逆往往是不自覺的，叛逆的意義只有在形而上的狀態下才能夠被彰顯出來，譬如：寶玉大概從來沒有意識到棄釵愛黛是在叛逆社會，對于他來說，唯有和黛玉在一起的那種愛情感覺讓他著迷（寶釵則完全無法帶給他這種感覺），其他都沒有意義。
在幽閉人性的教育環境中，韓寒像賈寶玉一樣，同樣對生活進行了我上面說到的“非常規選擇”，在形而上意義上，我愿意相信他就是一個叛逆者，一個并不符合這個社會標準型號的社會產品，一個不可多得的年輕人，這正是我們應當珍重他的緣由所在——我已經在前兩篇文章中論及這個觀點，此不贅述。
“陳行之先生，那我就要問了，既然你認為韓寒是不符合這個社會標準型號的社會產品，那為什么他反倒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了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

3

在權威主義社會狀態下，話語權是一種被國家掌握并根據政治需要進行分配的社會資源。就像同樣作為社會資源的財富被什么人占有，國家意志往往起決定性作用一樣，讓什么人說話和不讓什么人說話，也是有嚴格界定的，界定的標準，就是這個人符合還是不符合國家的統治需要，即是不是順從國家意志。
一般情況下，順從國家意志的人可以得到話語權，反之則不然。以文革為例：凡是符合正統意識形態的作家，不管你多么平庸，都可以發表作品，甚至大紅大紫，而那些堅守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人，哪怕你才高八斗也甭想有一行字付梓，更不要說出名。前者我們可以舉例浩然，后者我們可以舉例顧準。國家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對思想進行控制的，而控制思想是所有權威主義社會賴以延續的法寶。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并未放棄把思想控制作為控制社會的手段，這就是我們仍舊堅持用納稅人的錢通過作家協會體制供養作家的主要原因，這就是余秋雨之類的所謂“大師”當道、深刻的憲政學者卻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除名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我們絕不承認高行健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價值、絕對不會用它去激發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有原因，這更是作為國家獎項的茅盾文學獎絕不會頒發給非意識形態主流作家和作品的主要原因。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不管是誰，若想依舊像毛澤東那樣把社會弄成鐵桶、把民眾弄成傻子和瘋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這就是說，中國社會終于以沉重的歷史代價、幾代人的痛苦命運換來了有限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像人那樣選擇活著的方式了，流行歌曲的興起，“超女”的出現，80后、90后個性之張揚，就是值得矚目的社會例證。
我們通常說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歷史性變化，除了更深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之外，當然也包括話語權在國家控制中的松散、解脫和剝離，包括潛移默化在我們身邊和我們眼前演變的社會細節，甚至可以說，這些細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
韓寒的出現，就個體來說可能存在很多偶然性，但是作為一個群體的代表又帶有諸多必然性。一個社會一旦開始孕育新的文化生命，這個帶著全新符號特征的生命的降臨就將不可避免，即使沒有出現一個叫韓寒的人，也會有趙寒錢寒孫寒李寒出現在那里——我們還可以把話題延伸一下：在“超女”中，即使沒有李宇春，也會有趙宇春錢宇春孫宇春可愛地出現在舞臺上，蹦蹦跳跳地唱著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歌曲。
這是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他們是作為叛逆者登上社會舞臺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和我們這代人相比，他們接受的教育更加系統，眼界更加寬廣，個性更加張揚，更具有‘人’的特點。我這里所謂‘人的特點’指的是未經強力脅迫和扭曲、以自然面目呈現在世界面前的人的內在本性，具有這種本性的人是很難被謊言欺騙的。他們不再經由國家意志在看、在聽，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被意識形態精心遮掩的腐敗畫面，他們用自己的耳朵聽得到被意識形態遮蔽的苦難哀吟；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無所不在的權力罪惡，他們用自己的耳朵聽得到民眾的靈魂呼號……所有冠冕堂皇的國家儀式都變得滑稽了，國家意識形態涂抹的油彩正在從偽造的歷史畫布上脫落，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真實。他們也許沒有很高深的學養，他們對世界的點評有時候甚至還很粗糙，但是，他們身上最可珍貴的是人性的直覺，這種直覺讓所有老謀深算的‘大師’黯然失色，它看上去也許不那么堅固，然而其自身的質地決定了它不可能被彎曲，即使國家力量也不能。”（轉引自拙文：《韓寒的出現意味著什么》）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要珍重韓寒，就是因為當我們把他作為群體意象審視的時候，常常會看到這種可貴的叛逆性，我想，這也是所有愛護、贊賞和支持韓寒的人都抱有的心態。

4

盡管我在前面說“叛逆者的行為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生活方式的非常規選擇，它只在叛逆者的生存層面有意義；人們只有對這種非常規選擇進行形而上審視的時候，才能夠發現蘊含其中的叛逆的意義”，我仍然愿意相信韓寒對社會人生的見解不僅僅是對生活方式的非常規選擇，它是一個青年人對社會的直覺，這種直覺有時候會比理論家的長篇大論更有價值。
韓寒的超大話語權在給這種直覺不斷增值，人們則超越他作為叛逆者的身份，把對思想者的期冀也置放到了這個三十歲的年輕人身上。韓寒事件出來以后，很多網民質疑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對韓寒的支持，似乎這些人在容忍韓寒造假構成的對社會的欺騙。不能說這種指責沒有道理，但是我們更要看到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
雖然一些網站把我也忝列“公共知識分子”行列，但是我并不很了解這個概念有怎樣的內涵和外延，依照本人愚拙的想象，我想應當是信守道義與良知，敢于對社會不公正狀況發出自己聲音的人，這里有一個話語權的問題。
話語權問題我前面已經說及，而“敢于對社會不公正狀況發出自己聲音的人”，一定是那個社會的統治者警覺、反感乃至于恨不得早早就滅了的人，所以他們很難得到話語權。當讀者對網絡上偶然出現的洞悉社會奧秘的文章贊嘆不已，認為它描畫了你心中的見解的時候，你一定要想到，它的作者也許正在遭受生存困厄，被主流社會排斥，甚至生活無著，更談不上發表和出版作品，他只是在用思想活著。這樣一些人面對由于統治者的疏忽獲得極大話語權的韓寒，不可避免會珍重他、愛護他，并寄望于他，韓寒成為了他們心中的符號，甚至成為了他們自我的一部分，它遠遠地超越了韓寒作為實體的存在，具有了一種形而上的色彩，他們期冀韓寒發出他們無法發出的聲音。
就思想深度來說，那些令人尊重的學者當然遠在韓寒之上，他們當然看得到韓寒捉襟見肘之處，看得到韓寒還遠不是成熟的思想者，但是，他們不會公開指責他，嘲笑他，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成為了他們良知的一部分。
這種帶有普遍性的期冀在更廣大的人群中蔓延，構成了21世紀初中國社會獨特的歷史景觀，人們眼巴巴地等待著這個英俊的年輕人像思想者那樣為他們指點迷津，結果，出現了“韓三篇”所導致的失望、不滿足，甚至是憤怒。
無須諱言，“韓三篇”是不成熟的，如果把它們放到思想作品中，甚至可以說是稚嫩和膚淺的，盡管這樣，我仍然不認為韓寒應當為他的不成熟承担責任，我認為值得檢討的反倒是那些指責他的人：韓寒充其量是一個叛逆者，你為什么還要用思想者的標準要求他呢？這就好比我們怒斥一個孩子沒有像大人那樣奔跑一樣沒有道理。
去年12月23日，“韓三篇”發表以后，我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從最近一年多讀韓寒文看出，他畢竟年輕，知識結構和思想深度還不能承受名望之中，捉襟見肘之處隨處可見。但是，韓寒有分量很重的話語權，他利用這個話語權在說人話而不是在說鬼話，在中國這就難能可貴了。所以，對韓寒我還是褒獎大于批評，甚至完全忽略他的短處，不對他做任何批評，這樣一個小伙子，確實值得愛護和珍重。”
我至今仍取這個態度，這是因為，我深知在叛逆者和思想者之間，還隔著很遙遠的距離，韓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盡管這樣，我也愿意指出，叛逆者先天具有成為思想者的條件，不管距離多么遙遠，只要韓寒不放棄，他一定會獲得更精準更深刻表達思想的能力，而對那些渾渾噩噩紙醉金迷不知道怎么打發時間的人，我們是沒有辦法抱著期望的。

5

寫到這里，本來可以收筆了，但是，既然前面涉及了思想者話題，我還想就此多說幾句。
相對于叛逆者，思想者是超越叛逆的，他進入到了“我思，故我在”的境界，這就是說，活著對于思想者來說不僅是生活方式的選擇，更是對生命的全新定義，在這個定義中，只有思想才是他存活于世的證明，他的價值意義無需用形而上的方式去發現，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證明。
在一個不容許思想流動的地方，思想是危險物品，是炸藥，正因為這樣，思想者往往要為持有它付出巨大代價，如果一個人沒有做好失去世俗歡樂和幸福的準備，沒有經歷過痛苦的人生煎熬，是無法也不可能成為思想者的，思想者的靈魂深處總是伴隨著別人看不到的風霜雷電，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思想者活得像躺在天鵝絨上那樣舒適。
孟子有言：“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伐其身行，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不是自虐，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人成之為人的必由之路。
韓寒還缺少這種錘煉，從這個角度說，韓寒目前所經歷的煎熬是一件好事，他必須坐下來靜靜地想一想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必須自省，必須檢點自己的靈魂，必須檢點自視甚高的所謂才情，必須檢點自以為超越所有人的思想的稚嫩，必須檢點由于反常的順境帶來的高中生式的輕浮……當他把這些坎逾越過去以后，他有機會成為公眾所期冀的有價值的人，有機會成為思想者，那時候，他將比現在更深刻認識到，他的意義涵括在作為社會之子和時代之子的獨特位置之中，也就是說，他先天地承担著某種社會重任，這不僅是公眾的期冀，更是社會的期冀，時代的期冀。當然，如果韓寒認為他沒有理由按照公眾的愿望和社會與時代的要求去生活和戰斗，也無不可，但結果是：公眾將唾棄他，社會將拋棄他，時代也將拋棄他——公眾、社會與時代都沒有任何理由尊重一個不能為這個世界奉獻獨到而深刻思想的人，哪怕他是天才。
社會是一本大書。對社會的洞悉不僅來源于生活所帶來的直覺，更來源于人類先進的理論和思想的滋養，即使是天才沒有這種滋養也將會枯萎。
“韓三篇”話題宏大，思想卻極為散亂，這說明韓寒只抒發了某種對社會的直覺（必須指出，這種直覺不是沒有意義的），思維中還缺少或者說沒有必要的理論支撐，散亂正是因此而來。
一個沒有思想炸藥的人不能夠摧毀彌漫在整個社會的權力罪惡和社會罪惡，而躲避思想炸藥——不管因為懶惰還是輕浮，亦或是恐懼——的人，則注定無法成為公眾長久擁戴的人物，更不可能成為思想者，韓寒已經透支了這種擁戴，他應當努力讓賬面平衡起來。

6

我在《韓寒的可能性》一文中，借助于韓寒“談革命”的話題，舉例34歲的毛澤東流竄到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煽動農民革命、1949年以后這個人又做了什么，來說明所謂的革命者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一切都在流變之中，我們今天真真切切看到的東西，有一天會化為烏有；我們涕淚滂沱滴擁戴的人，有一天會成為奴役我們的力量；我們稱之為親人的人，有一天會成為用卑劣手段加害我們的人；就連我們自身也會隨著時光的延續變得陌生起來，不相信以前那個自己是現在的自己，更不知道明天的自己是不是我今天下決心要成為的那個人……這就是說，無論社會還是人，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韓寒宣稱，如果真的發生革命，“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墻頭草，但必須是一棵反向墻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的）對手那里。我愿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只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韓寒表達的是一種超越歷史發展的警惕和戒備的直覺，我贊同他的這種直覺，我認為這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所具有的這種直覺能力非常可貴。然而，那篇文章并沒有回答我今天提出的問題：一個叛逆者在何種條件下才會成為思想者？思想者在何種條件下才會成為革命者？韓寒是叛逆者、思想者還是革命者呢？
現在我回答了。

（201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