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錢理群的言說與行動

簡體傳統

“幸存者”的言說與行動——錢理群退休九年記

《傳記文學》2011年第8期  作者：張慧瑜

       在最近的一本書中，錢理群自稱為“幸存者”，一位躲過了歷次政治運動和歷史劫難而有幸“活著”的人。這與其說是一份自謙，不如說更是一份責任，一份對過往歷史——尤其是中國當代史中的罹難者的責任。正如那座“永遠壓在心上的墳”，連受害者也覺得是時代的罪人。一位為“反革命分子錢理群鳴冤叫屈”的女同學投湖自殺了，“我突然感到了恐怖！分明看見：一具在水里泡白泡大的尸體在湖里浮起，向我飄來，終于高懸于我的心上，一點一點地壓下來，壓下來”。這具年輕人的尸體讓青年教師錢理群固執地認定，“那孩子的死與我有關，我有罪”。帶著這份“有罪”的證詞，離開貴州、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的錢理群始終關注于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關注知識分子與權力/體制的關系、關注青年人的命運。作為幸存者，錢理群認為自己有兩個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個是書寫那些被歷史毀滅、遺忘、遮蔽的生命、記憶和傷痕；第二是闡釋那些在當下的權力結構中處在弱勢地位的民間思考者的思想，讓這些在歷史和當下敘述中失蹤的、沉默的、無聲的主體發出聲音來。“他們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無聲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鼓勵我，又要求我、監督我，當我提起筆時，無法不聽從這些無聲的命令：我是為他們寫作的”，這是幸存者的言說職責，也是幸存者的倫理行動。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正常”退休

    2002年6月27日，錢理群在北京大學上完名為《我的回顧與反思》的最后一堂課，自此離開了他執教二十一年的北大講臺。當天在“未名BBS”上，學生發了六百多條帖子，最讓錢理群動心的是這樣一句留言“一位最像老師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師”。此時距離錢理群第一次踏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已經過去了四十六年，那年（1956年）只有十七歲的錢理群從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四年后，他被分配（也許是“發配”、“驅趕”）到貴州安順一所衛生學校教語文；此刻距離錢理群再次與北大結緣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年，那年（1978年）已然三十九歲的錢理群以研究生入學考試第一的成績回歸燕園，這次他沒有離開，1981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1999年被北大學生選作“最受學生歡迎的十大教師”之首。錢理群在北大執教的時間只比他在貴州安順當中專教師多三年，經歷過歷史和人生的風風雨雨，“老師”成為他最在意的稱呼，“青年學生”成為他最在意的人。

    從南京到北京，從北京到貴州，再從貴州回到北京，這成為六十三歲退休的錢理群最為重要的空間軌跡。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再從改革開放到新世紀，出生于“30后”、成長于五六十年代的錢理群與新中國的命運同步。作為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既不像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具有“天然”的污點，也不像出生在紅旗下的“祖國的花朵”那樣“天生”就是新社會的主人。在從北京（文化/革命中心）到貴州（邊緣/底層）教書的日子里，錢理群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意志并沒有消沉，而是把從事語文教學的工作與民族、國家的命運密切結合起來，甚至逆境中更加廢寢忘食地讀書、學習和思考。這種知識分子的強烈的使命感和担當意識，成為錢理群的生命基調，也是50-70年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的主體狀態。

    1978年，錢理群帶著近百萬字的魯迅研究札記來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王瑤先生讀研究生，魯迅成為他理解毛澤東時代、理解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的中介。1985年錢理群開始在北京大學第一次獨立開課，連續為1981、1982、1983、1984級學生開設《我之魯迅觀》的選修課，后來講稿整理為《心靈的探尋》（1988年）。這既是錢理群學術工作的起點，也是80年代魯迅研究的經典之作。而錢理群與魯迅的“相遇”，發生在60年代初期。1962年第一個早晨，錢理群空著肚子，在貴州小城一間又冷又小的屋子里寫下了他的第一篇魯迅研究札記《魯迅與毛澤東》，開始了對他青少年時代影響最大的兩位精神之父——魯迅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思索。此后的幾十年，錢理群不斷地與自己的精神之父展開對話，不斷地清理自己身上的魯迅與毛澤東的精神遺產（或債務）。80年代的錢理群借助魯迅或者說通過重新闡釋魯迅的復雜的心靈來擺脫毛澤東時代的陰影，使得魯迅從50-70年代的革命者、導師的形象轉變為一個有著“豐富的痛苦”的啟蒙者、理想主義者的形象。

    80年代中后期，錢理群又對周作人、曹禺進行了研究，最終提煉出兩種知識分子的精神類型：“堂吉訶德氣”和“哈姆雷特氣”。“堂吉訶德氣”是一種純潔、善良、真誠、熱情的執迷于烏托邦色彩的主體氣質（毛澤東式的、永遠作戰的主體），而“哈姆雷特氣”則是充滿懷疑的、反思精神的主體氣質（魯迅式的充滿自我懷疑、批判意識的主體）。這樣兩種氣質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特定時代氛圍中彼此糾纏著錢理群，使他對80年代的理想主義進行反思，“啟蒙主義的知識者企望靠語言的力量來改變現實世界，不過是一個天真的夢”。也正是這個時候（1994年），錢理群開始對另一個精神之父毛澤東進行知識上的清理（毛澤東在錢理群學術/人生中的沉潛與浮現本身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與專制主義又互為表里，就構成了20世紀中國，特別是50年代以后的中國大陸社會與歷史的基本特征。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義與專制主義的雙重氣質，使得他們身處這樣的歷史情景，常常不能保持獨立的清醒的批判態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瀾者。”

    對于錢理群來說，學術探討與自我生命是無法分開的，“學術的探討，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現，同時是對自我的發現；對研究對象的審視和解剖，更是對自我的質疑和反省；隨著學術上的不斷開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斷的升華”。而這種學術思考與自我生命的雙重奏又與時代精神、現實環境有著密切關系。錢理群自詡為“時代書記員”，不僅要留下個人的生命印記，而且也寫下自己對時代、民族、國家的觀察和記錄。這份“見證”既是個人的，又是知識分子獨立的、有批判性的思考。正是9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急速推進的市場化改革而出現的階級分化，以及嚴重的社會矛盾，使得錢理群再次陷入深刻的困惑、矛盾和自責之中。“我不無尷尬和愧疚地發現，自己和中國的進入體制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導致兩極分化的自上而下的單一的改革路線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十數年來，我們事實上是處在自戀與自憐狀態，已經脫離了中國民眾的大多數，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的社會職責，甚至日見失去了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作出反應的欲求和能力”。在這種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曾經努力擺脫的革命意識形態（“諸如消滅一切人壓迫、奴役、剝削人的現象的彼岸理想，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對被壓迫者，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與關注，自覺的社會責任和承担意識，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強烈的社會實踐欲求”），又得到“激活與釋放”。錢理群在1997年做出了80年代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次突圍決定。

    如果說9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標識著80年代知識分子所形成啟蒙共識的破裂，那么在這種背景下錢理群再次通過魯迅找到了一個新的言說立場和位置。這就是“真的知識階級”，“首先是堅持反抗來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態的奴役、壓迫現象，因而永遠不滿足現狀，作永遠的批判者，并永遠處在邊緣位置。其二是永遠站在受侮辱、受損害的底層民眾、社會弱勢群體這一邊，做他們真誠的朋友”。與90年代學者們紛紛從廣場退回書齋不同，錢理群決定走出寧靜的教師和學者生活，去做魯迅筆下的“精神界戰士”，只因為“我更警戒，恐懼于學者的地位與權威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權力的網絡，成為知識的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這種對于知識、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的警惕，恐怕既有魯迅對偽士、正人君子的批判，又有毛澤東對精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思。在這一點上，決定“出走”的錢理群再次復活了身體里的那份“堂吉訶德氣”，與此同時時刻保持著對一切權力規訓和壓迫機制的批判的“哈姆雷特氣”。

    錢理群介入現實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借北大百年校慶之際，重新闡釋、命名北京大學的批判、獨立精神，“蔡元培開創的北大傳統，決定了北大應以培養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思想家型的人才為主，它應著眼于民族的、人類的長遠利益，培養為未來國家、人類的發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維的思想家、人文學者，它所培養的各類專家，也不是操作型、技術型，而應該是思想者，是本專業新的學術思想、思路，新的研究領域、方向，新的技術、方法的開拓者”，這與官方的校慶形成了有趣的對話和錯位（錢理群說自己在北大扮演烏鴉的角色）。錢理群找到的第二戰場就是參與中學語文教育改革，親自主編《新語文讀本》，但是這次介入卻給他帶來了持續一年多的“大批判”。面對各方面的質疑，錢理群以高強度的工作——夜以繼日地審讀《新語文讀本》——來對抗外在的高壓，“這是我‘文革’時養成的‘習慣’：每次批斗會后，我都是讀書或抄書到深夜的”。也正是這一年（2000年），他在《讀書》上發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的紀念——讀有感》獲得了長江“讀書”文章獎。年末，經歷苦苦掙扎的“老錢”再一次病倒了（上一次遭遇病魔襲擊也是他經歷精神陣痛的1991年）。

    可以說，正是90年代中后期的這次思想突圍，使得退休后的錢理群有一種解脫和解放的感覺，沒有了體制的羈絆，“老錢”用更多的時間去書寫幸存者的言說，用更大的精力去參與民間、鄉村教育實踐。

    從“永遠壓在心中的墳”到“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

    新世紀十年又是中國、世界變化最為迅速的一段時間，如果說冷戰之后的90年代全世界多多少少籠罩在一種“樂觀主義”的氛圍里，那么新世紀以來從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開始到2007年在華爾街爆發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可以說世界政治社會的版圖處在迅速變動之中。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內部也呈現一種更加矛盾、對立的狀態，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取得了80年代以來、甚至近代以來最好的經濟實力，中國人在世界各地安營扎寨、中國資本開始逐鹿全球，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又處在急速分化之中，包括都市白領在內的底層、弱勢群體被迅速拋出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淤積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和民間積怨。中國思想界不但沒能彌合90年代中后期的裂隙，反而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走向更加意識形態化的分裂狀態。在這些背景下，2002年退休之后的錢理群，逐漸淡出現代文學研究界（很少參加專業內部的學術活動），這種談出從90年代中后期選擇突圍之時就已經開始。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課堂上，錢理群提到了退休后的計劃，“回歸到家里去，開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時要盡享家庭之樂。回歸到我的‘第二故鄉’貴州去，關注邊遠地區、社會底層所發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回歸母校，到中學去，繼續關注并參與教育的改革”。與1978年從貴州到北京的北上之旅相反，2003年“老錢”開始了從北京回到貴州、回到南京的南下之旅；與1960年從“文化中心北京發放到文化沙漠貴州”不同，這次回歸之旅更是“追尋生存之根”、建構精神家園的旅程。

    生活了十八載的貴州偏遠小城是錢理群最牽掛的地方，退休后的第一次遠行就是回到貴州。貴州——曾經的落難之地——在錢理群的精神世界中占據著特殊的位置。從小就在大城市長大的錢理群從來沒有到過邊遠的底層，那段從二十一歲到三十九的人生歲月正是經歷大饑荒、文革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時期。雖然年輕的錢理群沒有處在歷史風暴眼的中心地帶，但那個時代的精神印跡依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身上。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處在反帝、反修的“中間地帶”，面對蘇聯和美國的雙重封鎖，錢理群既接受了魯迅“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的“硬骨頭”精神，也接受了毛澤東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理論。盡管處在個人生活的逆境，他卻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他不僅成為當地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而且在生活中發現了貴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學校對面的山上，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邊吟詩，一邊畫畫”。回憶起這段日子，錢理群說“在這最困難的時期，饑餓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詩意而神圣”。

    當然，在這段“詩意而神圣”的回憶下面，那段日子也給錢理群/知識分子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在《心靈的探尋》后記（1986年）中，錢理群提到了他們這代知識分子如何在對毛澤東的英雄、領袖地位的確認中，迷失了自我，逐漸變成了盲從。“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就這樣作出了關鍵性的錯誤選擇：他們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的權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這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在社會分工中，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馴服工具，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正是這種對權力馴服的反思和恐懼，使得錢理群堅信“獨立、自由、批判、創造”是現代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品格，也是五四/魯迅留給當代知識分子最為寶貴的遺產。那段貴州歲月，對于錢理群來說，還是“永遠壓在心上的墳”（1993年），“那更是我心上的‘墳’，連接著那個可怕而荒謬的年月，我那時正是夜郎國里的‘罪人’”，正如本文開頭所引述的女大學生的死讓錢理群感覺自己也是那個時代的“罪人”，“這年輕人的尸體，這罪感，便如夢魘陰影般永遠沒有離開過我”，“我與貴州這方土地的萬般情緣都源于這死尸，這有形無形的墳；那生命的沉重感與恐懼感，正是貴州——我的真正故鄉給他的兒子的最豐厚的賜予！”

    錢理群把貴州親切地稱呼為“故鄉”、“第二故鄉”，這里的“故鄉”有著兩種不同的面孔，一種是充滿夢魘和恐懼感的“惡鄉”，一種就是“詩意而神圣”的精神原鄉。這也是毛澤東時代留給錢理群的最為重要的債務和遺產。有趣的是，在魯迅筆下尤其是早期作品中，也有雙重故鄉的論述，一個是狂人眼中的“吃人”的故鄉（也是祥林嫂的故鄉，父親的故鄉），一個是充滿了社戲歡樂的故鄉（少年閏土的故鄉，母親的故鄉）。這兩種故鄉出現在那篇著名的小說《故鄉》里，故鄉的兩個面孔被具象化為活潑可愛的少年閏土和木訥如木偶般的老年閏土。魯迅的位置也被80年代的錢理群所分享，這與80年代把五四作為理想鏡像的想象是一致的，其效果在于毛澤東時代也等同于了前現代中國。這樣兩種故鄉/中國的想象看似與西方浪漫主義以來對于大自然/前現代社會的雙重想象相似，用“詩意的家園”的喪失來批判現代性/工業化所帶來的對“傳統家園”的破壞，但是魯迅、錢理群卻不同，因為無論是“詩意而神圣”的故鄉，還是“壓在心中的墳”，都指向同一個時代（恰如少年閏土和老年閏土也都生活在同一個“鐵屋子”之中）。這也就造成魯迅、錢理群等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前現代/傳統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矛盾而復雜的態度。

    這種矛盾態度體現在錢理群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不斷地闡述貴州歲月/毛澤東時代中出現的“民間思想村落”。這種“文革”后期（林彪逝世之后）的出現的全民性的民間獨立思考對七八十年代的歷史轉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或者說80年代的開啟孕育于50-70年代）。對于自己（五六十年代大學生）參與的以紅衛兵、紅小兵為主體的讀書小組，錢理群給予很高的評價，“從根柢上說，這是一群非知識分子，或謂‘明天的知識分子’，在肩負時代已經提出的先進的知識分子應當承担的‘為社會大變動熔鑄理論武器’的人物。在知識分子被迫整體缺席的情況下，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輕人毅然挑起重任，以體制外的民間獨立思考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這無論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義的”。對于這些淹沒在歷史記憶中的民間思想者的重新認識，與錢理群對體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民間的思考者的重視有關。退休后的錢理群不僅繼續“1957年學”的研究——那是“不容抹煞的思想”——對北京大學“右派”分子言論的重讀（《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200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用很大地精力去闡述一線中小教師的教育思想，從他們身上尋找教育資源和理念（《做教師真難，真好》2009年出版）。從歷史和現實的霧障中尋找被“遺忘”的思想資源，這正是幸存者的職責。

    如果說文革后期的貴州生活，給返回北大的、成為專業研究者的錢理群以知識和思想上的儲備，那么退休之后再次回歸貴州，則給錢理群帶來另外的精神啟發。2003年，他和貴州的友人一起編寫了第一本地方文化讀本《貴州讀本》（2003年），并帶著這本書到貴陽、黔南、黔東南、遵義、安順等地，給當地的大學生做講座和交流。此后老錢每年都要回到貴州，與文革期間一起學習、讀書的“老戰友”會面，與新老朋友一起參與地方文化的研究。對于他來說，這一方面可以給這些地方知識分子以精神的援助，另一方面更是不斷地從中吸取新的精神資源。在編寫《貴州讀本》的過程中，“我忽然發現，我對這塊夢牽魂繞的土地其實很陌生”。這種自我反思，既呈現了80年代在西方/現代/啟蒙的普世話語中對地方文化、區域文化的遮蔽，也呈現了身居文化中心的“北大教授”知識上的某種盲視。不僅僅如此，錢理群還發現，即使生活在貴州的年輕人也對貴州缺乏認識和文化上的認同，“在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中間，卻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對生養、培養自己的這塊土地，其中蘊含的深厚文化，堅守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產生了疏離感、陌生感”。這種疏離感讓錢理群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人們為什么會對這些地方性文化視而不見呢？或者說在現代化/全球化的知識體制中為什么會壓抑這些在地的知識呢？

    這顯然不僅與中學、大學教育有關，而且與支撐這些教育理念的現代知識體制有關。在這種普適性的現代知識體制下，不僅僅貴州等地方知識，連鄉土文化也處在被遮蔽的狀態。“學校教育變成了單一的普同性知識教育，即使有一點所謂鄉土教育也只是愛國、愛家鄉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個部分，而不能成為學校教育的知識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因此，錢理群提出要“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以免成為“懸空的”、“無根”的現代人。如果說“漂泊”是現代人的宿命，那么這種回歸本土就是一種文化尋根的努力。2010年，錢理群與特級教師王棟生一起主編了包括《北京讀本》、《上海讀本》在內的“地域文化讀本”，鼓勵人們去認識、理解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土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畢竟不是所有人或者說只有少數人才能生活繁華大都市（即使身在大都市也只有少數人能享受汽車洋房的“優質”/高消費的生活），承認地方知識、鄉村文化的正面價值實際上是為生活在鄉土、小城市的人們找到一種文化的歸屬感，這本身是對以城市或大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化欲望的反思。其實，“認識腳下的土地”已經涉及什么才是幸福生活這樣一種根本性的倫理議題，“‘什么樣的生活是一種好的生活？’或者說，作為現代中國人，我們要追求、創造怎樣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樣的價值理想和理念？這其實是我們討論鄉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內在的根本問題”。因此，近幾年，錢理群對鄉村文化、鄉村教育格外關注，認為鄉村教育的基本功能應該是服務于本鄉本土，“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的”。

    可以說，通過回歸貴州，給錢理群提供了反思80年代以來的現代性知識的不同視角。恰如錢理群退休后出版的三本“退思錄”，《追尋生存之根》（2005年）、《那里有一方心靈的凈土》（2008年）和《活著的理由》（2010年），從“認識腳下的土地”到“腳踏大地”再到“活著”，都是最基本的與人的生命、生存有關的思考。

    “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者

    錢理群把1998年—2002年作為自己生命和學術突圍的時期，在決定走出書齋做“精神界戰士”和“真的知識階級”的同時，也給自己確定了行為原則“想大問題，做小事情”。在一封給中學小朋友的回信中，錢理群寫道“我所提倡與身體力行的理想主義，是我經常說的‘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我的理想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是魯迅，因此，我所堅守的‘理想主義’，其實是帶有懷疑主義色彩的理想主義，是有很強的自我質疑精神的理想主義，是同時堅持又質疑理想主義，堅持又質疑懷疑質疑，形成理想主義與懷疑主義之間的某種張力。”這種“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就是一方面保持對大問題的思考（“仰望天空”），另一方面也身體力行或力所能及地從事社會實踐（“腳踏大地”）。錢理群經常鼓勵年輕人“目光永遠向前——要聽見‘前面的聲音’的呼喚，不停地往前走；同時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國的大地，沉入民間，更關注人民的真實生活，自己也要做一個真實的普通人”，因為他自己就是這種“腳踏大地，仰望天空”的實踐者。

    退休后的錢理群除了投入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之中，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參與中學教學和總結教育思想上。與他從北京回歸貴州的“向下之旅”相似，錢理群的教育之旅，也是從北京大學回歸中學、小學、鄉村小學等邊緣地帶。90年代中期，錢理群對北大精神的喪失和中國大學精神的墮落是非常痛心的，直到2002年退休之時，依然告誡北大學子不要拋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北大精神。從90年代末，他就參與中學語文教育改革，針對應試教育所造成的中學生的畸形發展，再次發出魯迅式的吶喊“救救孩子”。之所以如此關注教育問題，除了教育關乎中國的未來、關乎青年人能否成長為合格的現代公民之外，教育顯然與啟蒙有著密切的關系。教育，尤其是現代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核心部門，與醫院、監獄、法院等現代機構一樣，是構筑現代社會/體制/制度的基本原型。當下的教育體制基本上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恢復高考的背景之下逐漸完善的，這種選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與改革開放以來以現代化/城市化為中心的發展方向是彼此呼應的。因此，教育改革是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一個縮影，通過教育可以窺探中國社會的運作機制。如果說90年代錢理群還只是參與語文教育理念的討論和課外語文教材的修訂，那么2002年以后他則“赤膊上陣”深入中學教育的第一線，嘗試讓自己的教育理想迎接實踐的考驗。

    2004年三四月間，錢理群回到母校南京師范大學附中，與語文教研室的老師一起，給高中生開設“魯迅作品選修課”。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師大實驗中學繼續同樣的實驗。在錢理群看來，“真正影響我們一生的發展，或者為一生發展墊底、打基礎的，無疑是中學階段”，因此，中學階段的人文教育決定著一個人的未來發展。之所以選擇魯迅，是因為錢理群認為魯迅是國民教育的基本教材。退休之后，他也用了極大精力，編寫了適合不同年齡階段的《魯迅讀本》（如《小學魯迅讀本》、《中學魯迅讀本》、《魯迅作品十五講》等）。這種把魯迅精神與不同的人生階段結合的嘗試，改變了人們從中學語文教材中學到的相對滯后的魯迅形象。為了實施“讓作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經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他為中學生的選修課做了精心的準備。盡管從孩子們的反饋中看到可喜的成果，但畢竟憑一己之力很難與以高考為中心的中學教育做對抗，“中國的中學校園已經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我這樣的理想主義的、力圖有自己思想的教師已無立足之地，于是，我知難而退，宣布最終結束自己的教學生涯。盡管也還是給自己描繪一個浪漫的尾巴，說我為自己的教學生涯結束在中學，感到驕傲；但心里卻明白：我是在臨陣逃脫。”“敗下陣來”的錢理群并沒有“偃旗息鼓”，因為在他實驗之初就已經做好了失敗的準備，他用“屢戰屢挫，屢挫屢戰”來形容退休五年生活。于是，錢理群從中學回到小學、從重點中學回到農村中學，把關注的重心放在民間教育和西部鄉村教育上，在這些應試教育相對薄弱的地方尋找可能性。

    近幾年來，錢理群對中學教育的思考開始由學生轉移到教師身上，確立教師在學校教育和教育改革中的主體地位。他一方面參與編寫了適合老師閱讀的《現代教師讀本》（《教育卷》、《人文卷》、《科學卷》、《藝術卷》、《生活卷》），另一方面則從一線教師的教學思考中提煉、總結“鮮活”的教育思想。果然，錢理群從中找到了許多知音。在《做教師真難，真好》（2009年）和《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2010年）兩本書中收錄了他給這些中學教師、農村教師所寫的序言或感想。從中可以看到“不跪著教書”、“不做自己憎惡的人”的中學教師精神；可以看到這些理想主義者直面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狼性規則與應試教育的選拔機制相結合所帶來的惡果；看到中學教師對世界公民意識、全球公民的思考……雖然錢理群自知無法給這些經常受到排擠和打擊的中學教師以具體的幫助，但是他不惜筆墨來鼓勵、聲援這些民間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改變中學教育的希望。

    在這個過程之中，錢理群還以演講的方式積極扶持大學生志愿者的下鄉活動，從歷史和現實的多個層面闡述當下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為什么需要到農村去以及怎么去、做什么的問題。在錢理群看來，這種志愿者活動既是新世紀以來民間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來縮小城鄉差距、進行鄉村建設的有益嘗試。另外，退休后的錢理群除了寫書、做講演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身份就是出版策劃人，他先后與友人一起主編了《新語文讀本》（2000年初版、2007年修訂版）、《地域文化讀本》（2010年）、《詩歌讀本》（2010年）、《名家文學讀本》（2011年）等適合不同年齡段閱讀的文化讀本。這些基礎性的文化普及工作，老錢都親力親為、一絲不茍，從中可以看出一位文化啟蒙者的良苦用心。

    人們或許很容易從錢理群身上看到魯迅的影子，看到在每一次人生/歷史/學術轉折的關鍵時刻，魯迅所充當的中介/榜樣的角色，以至于推廣、普及魯迅的思想貫穿于錢理群從大學到中學的教學實踐中。借用一句時髦的學術表述，錢理群是“以魯迅為方法”來面對不同歷史階段的挑戰。不過，與魯迅作為顯在/在場的父親相比，另一位精神之父毛澤東則往往處在隱秘/缺席的狀態。按照錢理群的自述，早在1985年就有心清理他與毛澤東的關系，但是毛澤東研究卻被一次次打斷，而更為有趣的是，兩次集中研究毛澤東的時期，恰好都是他在大陸之外的訪學時期。第一次是1994年在韓國任教一年開始把毛澤東作為研究課題，并制定了寫作計劃，但1995年回國后即被中斷，第二次則是2009年在臺灣講學期間給研究生開設《我和毛澤東、共和國六十年》選修課，最終在講稿的基礎上完成了毛澤東研究，這也被老錢看作是退休之后的一項重要收獲。似乎90年代中期、尤其是退休之后，毛澤東成為錢理群格外在意的研究對象，從他的選擇中也能更多感受到毛時代的影子。或許正是這樣一種不斷地自我反思和批判，使得錢理群把自己的生命與共和國的歷史如此密切地聯系在一起。

    錢理群曾經用“給自己的七個命名”來總結80年代以來的生命歷程：80年代是“歷史的中間物”；90年代是“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世紀之交是“學者、教師、精神界戰士”、“真的知識階級”、“幸存者”和“思想者與實踐者”；退休之后則是“漂泊者和堅守者”。其實，這樣七個命名與其說對應于不同的生命/學術階段，不如說他們都代表著錢理群的某個精神側面。這種對于現實的強烈關注、對于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度思考以及對于自身的無情拷問，都使其成為“健全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最后，引用魯迅先生的那句經典的話“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魯迅的作品中，有個重要的意向，就是在一條沒有方向和目標的“路”上有一個永遠走下去的“過客”，錢理群或許就是這樣一個永不停歇的“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