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文 | 楊恒均

首屆“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IAES）年會”在南通召開，主題是“撞擊與融合：東西方研究的挑戰與展望”。這次會議的最大特點就是“雜而不亂”、“爭而不吵”。

所謂“雜”，這次會議不但打破派別，還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與會者有哲學家、儒學大家、文化學者、自由主義學者，也有書畫藝術與養生專家、出版人與編輯、網站工作者、國際關系與軍事問題學者、美學教授等等，六十多位與會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多個國家。所謂“不亂”，是指會議始終圍繞“東西方研究”展開。無論是大師級的學術專家張隆溪教授所做的“東西方研究：歷史、方法及未來”的主題演講，還是《世界華人周刊》社長張輝的海外辦雜志之道、九州出版社王杰教授的總編體會，又或者是實業家與養生專家陳惠先生以中華瑰寶靈芝為例，大談養生之道，向世界推廣中華文化，兩天的會議高潮迭起，始終“雜而不亂”，爭論激烈卻沒有出現吵鬧。難怪參與會議的騰訊網楊子云女士在微博說“這是一次超越以往經驗的會議。”

其中一場“超越以往經驗的”對話就是由我同來自搜狐、鳳凰與騰訊的三位網站編輯進行的。這些年，每年我都會參加多場會議，其中又以媒體與學術兩類會議最多。開會多了我就發現，這兩個會議的很多主題是重復的，可參加會議的人很少相同。穿越在這兩種會議之間的人除了我，幾乎找不出幾位。于是，我就想找機會，把媒體人、網絡草根與專家學者聚在一起，進行交流與溝通。這次會議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

當然，帶著草根甚至屌絲級的網友闖入學術殿堂，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在一天的學術發言之后，最后一個由我主持的與網絡媒體的對話，主要是請網絡工作者憑借網絡經驗，站在普通網友的立場上，對學者們的發言做一個海闊天空的評價。大家在表達了對學者們的欽佩之余，有兩位都同時提出，希望學者們的研究能夠更接“地氣”，多關注中國社會現實，中國轉型與改革進程，以及瞬息萬變的互聯網動態。結合中國互聯網上普通網民對專家學者的看法，這種意見不能不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楊恒均對話媒體人

網民如果掌握理論

這種看法卻在學者中引起了比較激烈的回應。接下來的專家學者針對媒體工作者對話的發言，立場鮮明地指出了網絡媒體工作者發言中的不妥之處：學者與媒體人有不同的領域、工作職責與社會責任，追求也不一定完全一樣。接地氣的專家固然需要，但更多的學者應該專心于自己的研究，不受外界左右，更不應為互聯網的浮躁甚至政治所擾。專家們大多表達了相同的看法，由于這是以專家學者為主的會議，網絡屌絲也就搜狐的趙牧、鳳凰網的李志題和我等三、四位，一度讓我感覺，我們坐到臺上不是發言，而是接受專家學者的批評和教育的。

然而，不得不承認，學者的發言是很有道理的。可以這樣說，媒體工作者與專家學者分別站在自己立場上的發言都沒錯。例如，對于大多數專家學者來說，他們如果都趕時髦，齊齊投身于眾生喧嘩的網絡，以寫博客代替學術研究，或者隨波逐流，告別長篇大論，力爭當一名用140字來引導輿情的微博意見領袖，甚至像部分網民希望的，所有領域的社會學者都能唯網絡民意是從，都來解決網民們提出的問題，放棄獨立性，這種做法，恐怕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所應有的，對國家對網絡也并沒有太大的益處。學者需要專心于學問，有些學問也許對當今的社會現實不那么重要，也不能我們面臨的解燃眉之急，但規范的有系統的學術研究，對當今面臨的那些問題的深層次探究，或者對未來人類社會的貢獻，是無法取代的。

網絡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使得知識的傳播也快如閃電，但正如與會學者指出的，網絡也存在嚴重弊端。充斥著大量信息（且魚龍混雜）的網絡往往會耗費網民大量的時間，讓他們失去了閱讀的興趣，更沒有耐心去細究事情的來龍去脈，從博客到微博，字數越來越少，信息越來越多，長此以往，網絡上的浮躁與不安，恐怕會蔓延到現實社會中。網絡工作者應該意識到，當今網絡的浮躁，不是因為專家學者太多，恰恰是因為太少。由于為數不少的真正的學者受到傳統做學問的影響，對網絡敬而遠之，結果使得網絡上出現了一些二流、三流學者，也不乏“偽學者”、“偽公知”在造謠撞騙。

這些年，我感覺到自己的一些讀者，整天在網絡上東奔西跑，有了微博，不讀書，連博客也不讀了，久而久之，發現他們對社會的認識與理論水平不升反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網民們虛心向學者請教，多讀些書，實在是很有必要的。

部分與會者合影

不接地氣的“磚家”們

不過，我們的專家學者也要認識到，媒體人草根們指出專家學者不接地氣的看法并非全無道理，尤其針對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恐怕還是相當準確的。有人說，中國最大的腐敗是學術腐敗，最大的貪污浪費是在學術界，這話也不是空穴來風。中國有多少大學研究所？有多少納稅人撥款供養的學術研究機構？其數字恐怕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可是，研究成果在哪里？專家學者們心知肚明，屌絲們也明白，甚至連撥款養活他們的國家與政府，也清楚當前學界的狀態。一位網友說，現在大量的學術研究竟然是為了評職稱；一位出版商說，他看著那些成堆的學術著作就心疼，好像白紙就不是資源，印刷后選幾本去評職稱，其他的就直接送到垃圾場了。

當然，任何真正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是從大量這類垃圾中誕生的。正如言論自由也只會讓極少部分思想家留下千古名言，學術自由也只能讓少部分人成為科學家與思想家，大多教授與專家學者依然是庸才。庸才不可怕，可怕的是上串下跳的庸才。這些年來，網民們在推動中國社會艱難前行的同時，大批的專家學者躲進了象牙塔，被國民養著吃香的喝辣的，給執政者出一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餿主意；偶爾有部分專家耐不住寂寞，跳到互聯網上試圖引導輿論、指點江山，結果就毫無例外地暴露了他們躲在象牙塔里搞的那些“研究成果”到底是個神馬東東。專家，也自然就被網友調侃為“磚家”了。

互聯網并不只是草根的，互聯網是上天給中國人的最大的禮物。然而，對于很多學者，甚至是一些研究中國問題與政治轉型的學者，我發現他們對網絡的無知幾乎達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互聯網上龐大的信息可能會讓一個時間有限的嚴謹的學者舉步維艱，但就此卻步的學者勢必會把自己弄成外星人似的。我自己接觸一些學者，驚訝地發現他們正在研究的所謂“中國未來”其實早就在網上發生過了。這讓我想起當年美國那些研究前蘇聯的眾多專家學者們，當他們還在美國絞盡腦汁地研究未來20年如何對付蘇聯、如何演變蘇聯的時候，蘇聯已經解體了。當然，隨后那些研究所大多也被解散了。

如果說當時的蘇聯離美國有一定的距離，且有鐵幕相隔，當今的互聯網對于學者們來說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穿越學界與網絡的我很清楚，在人文領域，除了外國人死也搞不懂的儒學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之外，中國在其他領域的“純學術”研究幾乎落后了人家30年以上（遠遠大于自然科學）。過去62年里，幾乎沒有優秀的人文學術成果是中國大陸的專家學者搞出來的。當然，儒學與中國近現代史倒是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名人與大師。

我個人認為，人文領域的專家學者接點地氣，對他們的純學術研究并不是壞事。接地氣，并不是要求他們都去投身社會運動，也不一定要去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但當今中國處于轉型的特殊時期，任何人文領域的學問，哪怕是看上去不靠譜的純學術研究，也多少會對現實社會具有一定的意義。

在這次“超越以往經驗”的會議上，網絡草根經過與學者們的交流，認識到雖然“隔行如隔山”，學者們的成果也許不能一針見血，也不能用一條微博或者一篇博文可以講清楚，但真正的學問不會因為時間與地域而無法發揮作用，是金子的總能閃光。針對會議的主題“東西方研究”，我也坦誠的告訴在座的學者，網絡是個好地方，那里，上億的網民每天都在進行“東西方研究”與對比。

智庫：接地氣的學術機構

從我個人在“智庫”的經歷來講，草根與學者的意見沖突，還在于諾大一個中國，竟然沒幾個像樣的智庫。智庫，是指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咨詢研究機構。它將各學科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才能，為政府決策以及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發展提供滿意方案或優化方案。

我個人認為，智庫就是一個介于純學術機構與草根民意之間的一個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出發點的學術研究機構。這個機構在學術研究與田園調查時秉持學術自由與中立，但提出政策建議時則與政治、經濟、社會現實密切聯系的。這個機構不能依附于國家政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目前成千上萬的學術研究機構、政策研究部門，很難稱為真正的智庫。他們大多在需要站出來為領導提出大膽建議的時候，唯命是從，唯唯諾諾，失去了智庫的作用，給國家，也給做出錯誤決策的領導帶來災難。

毫無疑問，互聯網民意在過去十年扮演了中國民間“智庫”的角色。一位教育部門的領導告訴我，我們教育部門為給中小學配備校車爭取了十年，你們網民卻用不到一個星期就讓高層從善如流了。據網友粗略的統計，過去十年里，中國政府得到民眾支持與喝彩的新政策，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率先由網民提出、推動，部分則是靠更激烈的抗爭爭取到的。這從側面敲擊了我們那些被納稅人供養的學者，尤其是想給國家“出謀劃策”的專家們，從民間與網絡尋求資源與營養，不會降低你的身份，只會讓你如虎添翼。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希望剛成立的“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能夠像“智庫”一樣更接地氣，為東西方學術研究與交流、世界和平與中國的發展獻計獻策。中國有太多不接“地氣”的學術機構。我希望一些大陸的“學術機構”該轉型就轉型，多向西方的智庫取經，多接接“地氣”。像在香港創立的天大研究院，就是一個不錯的智庫，它立足中國又放眼世界，招賢納才，廣開言路，整合全球華人的知識學術資源，在全球形成廣泛的知識盟友網絡，同時又密切關注中國社會動態尤其是網絡民意。當今中國需要涌現更多這樣的民間智庫。

楊恒均 2012年8月15日

楊恒均 2015-08-23 08:5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