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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人類出現社會、建立制度之后永恒的話題。一個制度為適應時代需求應運而生之后，隨后將面對新問題、新挑戰，從而進行不斷的調整和變革。 縱觀人類歷史，中外皆然。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有言：“正如我們長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兒時的衣服一樣，那么我們國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斷地創新， 才能符合時代發展的一個需要。”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但各個朝代都吸取前代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不同程度的體制改革。以權力的傳承為例。清朝就以“傳 賢”取代了歷代的“傳長子”----這也是為什么清朝是英主輩出的時代。西方現代民主制度自英國誕生之后，其政改主要體現在投票權的逐步擴大，直至實現全民普選。政改，對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國，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
 新中國1949年 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 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 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于，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 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說中國的政改是未雨綢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范則是“禪讓制”。到 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范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 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的更 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 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欲，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 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盡管如此，由于中國尚處于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經濟轉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特殊時期，而且恰又處于矛盾高發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階 段，再加上人類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如此超大規模的國家同時進行雙重轉軌、轉型的先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這也是為什么政改依然是全社會關注 和爭論的焦點之一。
 應該說中國社會對是否進行政改是有共識的，但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一派主張繼續堅持和完善經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模式。一派主張以西方為榜樣。
 從歷史和現實環境來看，以西方為師的主張正日益受到質疑。這一方面是由于中華民國的歷史教訓，另一方面更有整個西方持續陷入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有關。但綜合來說，西方的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政改方向，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國的政改必須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正如西諺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叆德蒙.伯 克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無獨有偶，中國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 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里有無歷史因 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這方面中國有過相當慘重的教訓。這也是中華民國這種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國失敗的根 源。
 中 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一個政治中心。而一旦社會出現多個政治中心，必是國家分裂、大亂和民不聊生之時。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全民集體無 意識。所以中國未來的政改成功與否，取決于是否遵守這個政治傳統。中國能夠引入選舉、建立國會，也可以實行集體領導包括黨內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個政治 中心。這就是中國政改的出發點、關鍵和核心。
 而西方文明從誕生初期就存在著皇權和教權的兩元博弈，并最終產生其競爭性的多黨民主制度。
 第二，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往往是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全 球第一個代議制民主國家英國，經歷了兩場殘酷的內戰，一次軍事獨裁（克倫威爾）、一次復辟和一次光榮革命。盡管如此，相對來說，英國付出的代價還是相當小的。法國兩百年來經歷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個短暫的巴黎公社。整個國家幾乎每二十年就來一次血腥的大波動。其他發達國家 如德、日，也未能逃出這種宿命。德國一戰后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憲法：魏瑪憲法，但卻成為希特勒上臺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義不僅給世界帶來了空前 的災難，也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毀滅性的后果，全國成為廢墟，德國被肢解。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個十年就發生一百五十多次農民暴動，后來還發生了內戰，死 亡數萬人。二戰末期，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后來，它們在盟國占領之下，以及冷戰的出現，才完成了民主轉型。
 相 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者仍處于危險的轉型中，或者轉型過后仍然處于落后狀態。泰國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憲制已達七十多年，但至今國家仍是軍變和民變交 替上演。亞洲其他國家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大同小異：不是軍事政變就是持久的內戰。不僅如此，民主制度總算穩定下來的菲律賓和 印尼，仍是全球最貧窮和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德國透明國際腐敗排名：印尼110位、菲律賓134位。中國是72位），所以這兩國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為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了，經濟越發達，民主越穩定。而貧窮、落后和腐敗則往往令民主極為脆弱。
 和亞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國大都是由原宗主國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上有著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獨立后，從1824年到1848年發生了250次政變和叛亂，更換了31位總統。后來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奧·迪亞斯長時期的獨裁統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 但卻又發生內斗，讓墨西哥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陷入內戰。革命結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獲得了政權，并且一黨獨大統治墨西哥，直到20世紀末。2000年墨西哥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轉型。拉美其他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均有著類似的慘痛經歷。
 顯然，假設我們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做為政改的方向，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像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在當代全球化之前實現的，而在今天一年的進步相當于過去十年的情況下，這樣轉型的后果則是中國遠遠的被世界拋于身后。
 第三，從現實看，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牢固的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極易導致國家分裂。不僅如此，就是已經建立起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同樣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的挑戰。前者有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來的印尼。后者則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庫爾德）、英國對愛爾蘭共和軍、法國對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對抗的方式外，其他各個國家都是依靠武力維持國家統一。
 中 國基本上是到了二十世紀才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還是上世紀初由梁啟超提出的。客觀來說，“中華民族”還沒有成為各民族的共識。這也是 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獨、藏獨和臺獨的原因。這也同樣是為什么疆獨、藏獨和臺獨都希望中國民主化的原因。而中國顯然是無法接受、無法承受國家的分裂。
 第四，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權，瑞士1971年 才 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但是，自從西 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后，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采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這個原因可用一句話作為總結：高級民 主一但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但激進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價也是極為高昂。
 此外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人情社會，廣大農村更是一個宗法社會，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的權、責、利清晰的法治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各個 層面都已經結成了以利益為基礎的關系網，這就是今天俗稱的利益集團。打破這種網絡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權利。但假設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個層 面的利益集團利用所控制的資源，將任何能夠挑戰它們的力量通過選票排斥在外，并通過選票將它們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權力為獲得選票，同樣需要地方上的 利益集團的支持，最高政治權力不但不能如同過去制約各種利益集團反而需要向他們俯首。在這樣的狀態下，社會公正將更加遠離中國。這也是為什么，臺灣實行民 主后，許多黑社會頭目成為議員，在議會大聲斥責當地的警官，出現黑道治“國”現象，最極端的事件則屬屏東縣議長鄭太吉為賭場利益率眾持槍殺人，當時各大報紙雖然都進行了報導，卻沒有任何一份報紙提到有誰涉嫌，頂多就是寫說政壇人士涉嫌。甚至還以屏東訊、本報訊開頭，不敢寫出記者名字，中國時報甚至還發防彈背心給寫報導的記者。而此前他還率眾打砸批評他的報社，警察竟不敢辦理此案，更荒唐的是他竟然還于第二天以議長身份進行探視。就是到今天，被認為最清廉的馬英九，也需要為有黑社會背景的候選人站臺。而連勝文就是因為為黑社會背景的候選人站臺支持，而被卷入黑道沖突的一名黑社會分子所開槍誤擊。2012年還是臺灣“立委”選舉，民進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就有多人被判過刑。但“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受質疑后第一時間稱這是＂最好的名單＂
 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沒有榜樣的。中國可以借鑒，可以創新，但卻不能模仿。正如英國思想家伯特蘭.羅 素在一百年前對世界和中國提出的忠告所說：“將中國改造為現代國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外國人應該靜待中國人自行解決。如果任其自由發展，最終必然會有一種 適合于他們性格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應該越俎代庖。只有他們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決辦法才是長久之計，而外部勢力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強加給他們的必然是不 自然的，因而也不會是長久的”。
 從 三十多年的事實出發，從全球經濟危機各國的表現來看，客觀來講，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總體上是適合生產力發展、并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歷史性的推動作用。如果 從更理想的角度出發，中國的政改一是應從逐步增加決策的透明度、逐步擴大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著手，其核心是加強對權力的監督。應該說“十二五”規劃的制 訂過程就已經展現了這種趨勢。關鍵是如何將之制度化，特別是悠關國計民生的決策，更應如此。
 二是要進一步擴大執政基礎。這需要進一步增加執政黨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環顧世界，有兩個國家的經驗值的借鑒：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和來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執政 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納社會各個層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個異曲同工的做法則是由各黨聯合執政，整個國家沒有反對黨。這 一點和中國的國情非常近似，特別是新中國建國之初，頗有今日瑞士之風范。中國政改從這里入手，并非難事。
 三 是司法改革。由于司法代表著社會公正，司法領域的改革可以先行。目前中國司法領域主要的問題是人情社會背景下被放大的腐敗而不是司法是否獨立。事實上，行 政權力只對兩類案件進行干預：一是案件影響巨大，成為社會公共事件。如鄧玉嬌案、藥家鑫案。當然放眼全球，各國莫不如此。如克林頓執政初期發生的四名白人 警察對一名黑人濫用暴力事件。二是涉及到國家安全。這兩類案件比例極小。真正影響到案件公正的還是腐敗。而西方模式的司法獨立不但解決不了這種人情社會下 的腐敗，相反還會擴大這種腐敗。因為獨立之后的司法更缺乏監督。中國的國情，需要尋找自己特色的解決之道。從結果正義出發，一要減少法律的彈性，法條量 化。二要判決書規范化、公開化。第一條正逐漸成為現實。第二條目前在中國已有地方的試點。如將判決書在網上公布。但尚未成為制度。由于這兩條可有效的減少 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觀作用，應可有效的遏制司法腐敗。
 最 后還是要談一下權力的交接與傳承。今日的中國，新領導人的產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選舉，也不同于阿拉伯社會的指定或者世襲。而是一方面由組織部門進行全國 范圍內的長期考察、培養和選撥，另一方面黨內高層集體的磋商和選舉，同時還要參考民意，實是各種力量共同做用產生的結果，然后還有任期的限制。這種模式的 有效性無人置疑，但未來也同樣應該更加透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和制度化。比如，民主黨派是否有更多的制度性參與管道？普通黨員是否有更多的發表意見的管 道？
 由于中國是在進行著一場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大膽嘗試和創新，對中國的政改進行細節上的預測是不現實的。但從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出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推進的唯一尺度是實踐，衡量中國政治改革正確與否的標準也仍然只有實踐。

宋鲁郑 2012-04-27 03: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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