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骨文心，孤懷統覽——淺談梁羽生博士的人生與成就

簡體傳統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向梁羽生博士敬頒“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澳大利亞新州總理李斯代表、新州上議員曾筱龍先生主頒。本文為此盛事而作。）

在華人世界里，悉尼確也是一個臥虎藏龍之地。例如新式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從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今，就在這里隱居了二十一年。
說是在悉尼“隱居”，可能只不過就香港或者中國大陸的文壇及那里的舊雨新知而言。多年來，生公——我們對他的尊稱——是名副其實的生公。在悉尼這里，他每周必到城中，經常參加文友茶聚，而每次必定談笑風生，滔滔不絕，時事政治、社會人生，都可以廣泛甚至深入探討，至于詩詞對聯更是他至愛主題，讓周圍聽者大開眼界，受益匪淺。
但對筆者來說，最難忘最難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處整整兩天和一個晚上。那是二零零三年十月下旬，生公半個世紀前在香港《新晚報》作編輯時的上司羅孚由夫人和公子羅海星陪同應邀到悉尼旅游，我算是海星六十年代中后期就讀于廣州外語學院時他的老師，也參與接待。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我們和生公夫婦一行八人，到臥龍崗南天寺參訪并拜會住持滿信法師，接著趕到堪培拉過夜，第二天參觀游覽國會大廈等勝地，到傍晚才盡興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離細心觀察和欣賞生公和羅公的風采，聆聽他們談吐間所涉及的陳年逸事，真可謂勝讀十年書。
此游之后至今又過去了五年。其間梁羽生不幸前年在香港中風，落得行動不便，用他的話說，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幾年中獲得很多殊榮，象征一生成就獲得高度的評價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二零零四年歲末榮獲香港嶺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二零零五年九月“梁羽生公園”在家鄉廣西蒙山縣破土動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梁羽生文庫”。現在，我們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也即將向梁羽生博士敬頒“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在此之際，筆者謹以此文向生公表達敬仰之情。

老編羅孚天才忽發異想；新丁文統聽命騎虎難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異常深刻的是，我們對生公畢恭畢敬，而生公對羅公則始終執后輩之禮——外人可能大惑不解，該知道羅公比生公不過只長三歲。
這要從頭講起。話說一九四九年夏天，年紀輕輕的梁羽生——此時他真名叫陳文統——考進了香港《大公報》，兩個月后被正式錄用，一九五二年二月升為副刊編輯，半年之后，又破格成為《大公報》社評委員會成員。這當然可謂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報館與當時的羅孚相比，則是不可同日而語。羅孚一九四一年已進《大公報》，作為“大公晚報”的《新晚報》于一九五零年十月面世后不久，便成為該報的總編輯，后來又同時担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并為報館黨內第一把手。正是羅孚，他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把陳文統從《大公報》延攬到了《新晚報》，并進而發生下面要講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同爭第一，在報紙上筆戰難分勝負，后來索性簽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相約到澳門比武。這是轟動一時的大熱鬧事，澳門新花園等地點盛況空前，正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那天比賽前《新晚報》新聞所言：“兩拳師四點鐘交鋒香港客五千人觀戰”（大標題）；“高慶坊快活樓茶店酒館生意好熱鬧景象如看會景年來甚少見”（小標題）。羅孚作為總編輯于是靈機一動計上心頭：既然市民對比武打擂臺如此熱衷癡迷，何不趁此熱潮在報上連載一篇武俠小說以增加報紙銷路？
羅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讓梁羽生出手？這就可謂是慧眼識珍珠，的確是他作為伯樂的過人之處了。
梁羽生小時，據他回想起來，對他影響最深的是他認為是中國最早武俠小說的唐人傳奇，從初中二年級開始，讀得津津有味。之前，看過“繡像小說”如《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萬花樓》之類。屬于武俠小說的，似乎只偷看過《七劍十三俠》、《荒江女俠》，以及踏入中學之后才看的《江湖奇俠傳》。也看過兼有武俠小說性質的公案小說，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等等。但總之，他小時很少看武俠小說，因為從小父親就要他念《古文觀止》、唐詩宋詞之類，不喜歡家里的孩子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他認為“荒唐”的武俠小說。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聽到羅孚請他寫武俠小說時，他從未寫過任何小說，不管長篇中篇或短篇！而且，他又是一介書生，對弄刀舞劍練功習武一無所知，平時身邊瑣事一般家務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寫出武俠小說那些具體清晰如臨其境的打斗場面以及其它種種離奇古怪的情節？
還有，梁羽生當時的潛意識里，也覺得武俠小說不登大雅之堂。那時，舊派武俠小說已經沒落，人們從不把它當作正統文學對待。梁雖然曾拜歷史學家簡又文為師，對各朝歷史包括野史頗有研究，但他畢竟屬于正統的文史學者型編輯。因此，他這樣勸羅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俠小說，你就不怕《新晚報》被降低報格？”羅孚則說：“我就是要打破大報不登武俠小說的慣例！我對你有信心，相信你寫的武俠小說，不會降低我們的報格。你一定要寫，我們也一定登！”后來坊間還流傳說，羅孚已經直接請示過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廖公卓識超人地用反問語氣批了一句：“有那么多清規戒律嗎？”羅孚于是頓時心領神會。不過這個傳說羅孚并不認可。他說真是越說越神了，其實事情哪有這么復雜呢。
但羅孚當時的確像“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般決意。梁羽生在他毫無顧慮、信心“爆棚”的面前被“說服”了，只是要求多考慮幾天，等醞釀好后再開始連載。羅孚也許是怕梁反悔，把心一橫，來了招“先斬后奏”，索性在擂臺比武的第二天，就在報上登出預告，不由分說將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連夜趕寫，倉促上陣，但由于實在沒有想好具體的情節，只好先來段“楔子”，說些“閑話”，以應付第二天的版面——這即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二十日，星期三，《新晚報》登出以義和團事件為背景的《龍虎斗京華》，署名“梁羽生”。陳文統為何“姓梁”？因為南北朝時是“宋齊梁陳”，梁在陳前；至于“羽”，是因為他喜歡舊派武俠小說名家宮白羽的作品。
《龍虎斗京華》剛開始刊登，便一紙風行，好評如潮，報紙銷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寫一部便停筆的梁羽生，欲罷不能，因為不但《新晚報》要不斷連載，《大公報》等報見了，也紛紛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聲名日隆，成了分身乏術的“搶手貨”。他萬萬沒想到，這么一寫，后來竟寫了整整三十年，成為新式武俠小說開山祖師爺！
而羅孚，就這樣“靈機一動”，促成了這一新武俠文學的誕生，為中國文學史增加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羅孚有一個筆名叫作“柳蘇”，如用在此事，正應了那句老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羅孚也因之被戲稱為“新武俠文學的催生婆”。

舉世陳言始著新文開俠統；一園生意爭鳴翠羽繞雕梁

梁羽生從一九五四年創作、發表武俠小說至一九八四年“木盆洗手”（這是他的自嘲說法：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退出江湖要“金盆洗手”，自己乃一介文人，沒錢買“金盆”，就以“木盆洗手”吧），前后三十年，共創作武俠小說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冊，一千多萬字。
三十五部作品按初次發表時間順序如下：
1，《龍虎斗京華》；2，《草莽龍蛇傳》；3，《塞外奇俠傳》；4，《七劍下天山》；5，《江湖三女俠》；6，《白發魔女傳》；7，《萍蹤俠影錄》8，《冰川天女傳》；9，《還劍奇情錄》； 10，《散花女俠》；11，《女帝奇英傳》； 12，《聯劍風云錄》；13，《云海玉弓緣》； 14，《冰魄寒光劍》；15，《大唐游俠傳》；16，《冰河洗劍錄》；17，《龍鳳寶釵緣》；18，《狂俠.天驕.魔女》；19，《慧劍心魔》；20，《風雷震九州》；21，《飛鳳潛龍》；22，《俠骨丹心》；23，《瀚海雄風》；24，《鳴嘀風云錄》；25，《游劍江湖》；26，《風云雷電》；27，《牧野流星》；28，《廣陵劍》；29，《武當三絕》；30，《絕塞傳烽錄》；31，《劍網塵絲》；32，《彈指驚雷》；33，《武林天驕》；34，《幻劍靈旗》；35，《武當一劍》。
此外，梁羽生還出版了《三劍樓隨筆》（合著）、《筆不花》、《中國歷史新話》、《文藝新談》、《古今漫話》和《筆花六照》等散文隨筆集（梁的散文隨筆數量頗多，而且散見于港、臺、海外各地報刊，很難收全）和聯論聯評《名聯觀止》（上下兩大冊厚達一千二百七十八頁）。
真是著作等身，成就非凡！
而所謂“成就非凡”，還不在于著作等身，數量驚人，更在于開新式武俠小說之風。
許多“梁學”（請允許我強調這個名詞）研究者都一致指出，曾拜歷史學家簡又文為師的梁羽生十分注重史學，有較好的史學修養，他的武俠小說大都“兼有歷史小說之長”，顯示清晰的歷史背景。用《梁羽生傳》作者劉維群博士的話說，梁羽生所采用的基本敘事模式是：“亦史亦奇，以史傳奇，以奇補史”。這是“半真半假”的手法——主要人物和歷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節就可能是虛構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過各種人物的悲歡離合故事，特別藉正派人物的家國情懷，演繹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事件和發展傾向，表達強烈伸張正義的個人歷史觀。他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即寫出義和團所處的悲劇性歷史環境。《女帝奇英傳》更像歷史傳奇，寫的大都是歷史人物，其主題是為武則天平反。又像《萍蹤俠影錄》，以明代“土木堡之變”為背景，寫于謙悲劇（梁羽生是含著眼淚寫于謙之死的）……等等。如果做個統計，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寫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環環相扣。
注重“文學”內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這大大提高了武俠小說的文學品味。一部武俠小說，脫不了武功、兵法、布陣、中醫、棋牌、詩詞、天文地理、風俗方言、歷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對文學情有獨鍾，猶善填詞作詩作對，其作品不但文字講究，更貫穿許多優美精致的詞令詩賦及饒有意趣的回目，從而構成一種相對獨立的審美價值。關于這一點，任何一個讀者只要一打開梁羽生任何一部作品，都會馬上被深深感染，并為之嘆服。
有一件趣談。梁羽生原來對古代兵器、武技的知識幾乎等于零，因此在最初的《龍虎斗京華》中寫“判官筆”時就鬧了笑話，于是，他想，既然完全實寫起來難以應付，又會吃力不討好，不如改為“寫意”——“自創新招”。而他著重寫意的“新招”，居然可以從古人詩詞中尋找靈感。例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兩句唐代詩人王維寫下的千古名詩，就被梁羽生妙筆生花煞有介事地寫成“昆侖劍法中相連的兩招”，前者形容“一劍刺出，其直如矢”；后者形容劍圈運轉時的劍勢。論者都認可說，武俠小說就是小說而不是練武“秘笈”，此種后來成為梁羽生武技描寫一個特色的寫意“新招”，既富有創造性、形象性和美感，又不易被別人抓住把柄，可謂武技描寫的兩全齊美之策。
梁羽生武俠小說中詩詞的文學成就早就為識者所贊賞。舉一個例子。一九五七年，香港一位老詞人，就是極其嚴于格律的、以《滄海樓詞》名聞于世的劉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與他見面時，多少有點誠惶誠恐，但沒有想到他談起梁著中的詩詞，非常投入，而且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來，令梁大為驚奇，不能不興知己之感。最近，梁羽生有一本書將要出版，書名為《文心俠骨錄》，里面收集了他全部武俠小說里的詩詞和對聯，相信世界各地的梁學研究者對此都會翹首以待，許多專著也會應運而生。
有意思的是，深受中國文學傳統影響的梁羽生，同時也善于向西方小說吸收新手法新思想。研究者發現，梁羽生自己也坦言，在寫《七劍下天山》時，他嘗試把“全知觀點”變為“敘事觀點”，這是語言技巧。在人物塑造上，他受到《牛虻》的影響，把牛虻一分為二，把其政治身份和身世分別讓書中男女主角隱約體現。書中還牽涉到弗洛伊德。張丹楓的弟子于承珠，被兩個男子追求，但皆不滿意，突然想到不如師父，這可謂“戀父情結”（Electra complex）。這牽涉到一些學理問題，梁羽生當時寫到這里覺得這個理論可以適合她。再如，在《白發魔女》的女主角玉羅剎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云海玉弓緣》男主角金世遺似有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女主角厲勝男則有卡門追求自由的思想。梁羽生說，并非自我標榜，但小說中這些西方文化因素，可能對一般人來講高一點，看時可能吃力一點，不時要想一下。
梁羽生唾棄舊武俠小說過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種千篇一律的“武俠靚仔”或亦仙亦俠的寫法，他認為人不可貌相，極其注重人物的復雜性格，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他認為“俠”比武更重要，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詩劍并舉，文武俱佳，尤其突出“俠”的形象。論者指出，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具有名士風度，典雅形式及一定程度的貴族意識。讀他的作品，人們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士氣派是什么樣的，所謂的民間道德意識是怎么一回事，還有那種古典的浪漫情愛是怎樣的一種風姿。人們會全面感知另一類的人性世界，從而獲得許多啟示。
可以說，梁羽生其實只是將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模式，然后以一個真正的文學家的認真、勤奮、嚴謹態度不斷摸索，對文學形象的塑造刻畫、語言文字的把握提煉、篇章結構的謀劃安排等等方面都非常在意，很少有茍且的時候，因此成就非凡。正如香港浸會大學鄺健行教授為廣西蒙山縣“梁羽生公園”撰寫的對聯所言：

舉世陳言始著新文開俠統；一園生意爭鳴翠羽繞雕梁

梁羽生的非凡成就獲得許多贊賞。
臺灣名作家司馬中原評論道：“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穩厚綿密’四個字來形容，非常的工穩、厚實，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視歷史考據，俠中見儒氣。”
臺灣一位梁學權威陳曉林說：“他（梁羽生）的武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確的歷史背景，而且也充滿了出人意料的權謀斗智，尤其擅長描寫情海風波中復雜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強烈而深邃的性格沖突。”
上文所談到的劉伯端于一九五七年特地為《白發魔女傳》寫了一首《踏莎行》，成其最好的詮釋，也一般地表露了梁作的特色：
家國飄零，江山輕別，英雄兒女真雙絕，玉簫吹到斷腸時，眼中有淚都成血。郎意難堅，儂情自熱，紅顏未老頭先雪。想君亦是過來人，筆端如燦蓮花舌。
香港著名專欄作家龍飛立則明確指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港臺，沒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畫名士型俠客，能夠勝過梁羽生的。”
現在中國文壇已經普遍承認，梁羽生開創“新式武俠小說”，提高了武俠小說的文化品位。梁羽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梁羽生應邀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時所講的這段話——“文學形式本身并無高下之分，所謂高級與低級，只取決于作者本人的見識、才力和藝術手腕。”——由于有他自己作品佐證，也成了經典文論。

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俠影在心田

記得二零零零年有一次約請生公聚談，我南開大學的后輩校友、時任悉尼《東華時報》總編的劉維群博士作陪，生公當時不但把劉著的《梁羽生傳》稱贊為迄今最好的一部梁傳（劉博士后來不幸英年早逝，非常可惜），還深入闡述他那個著名的觀點，并在梁傳扉頁上給我寫了這樣題詞：
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俠影在心田。
“俠”，在梁羽生心中所占據的位置可謂大矣！“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對于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梁羽生從一開始便強烈堅持和提倡他這個中心觀點。
一九六六年，梁羽生以“佟碩之”署名，發表一篇長達兩萬字的非常重要的論文〈金庸梁羽生合論〉，在第二部分談武技描寫時，明確指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更重要，“俠”是靈魂，“武”是驅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他反對“武多俠少”，“正邪不分”。
一九七七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寫作人協會上題為〈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的講話中，申明他是主張“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
以后多年來，梁羽生反復闡述：“俠是什么呢？十六個字——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懷統覽，滄海平生。”他解釋說，俠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其內容甚至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從古人對俠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贊門人子路的話，后來司馬遷加上了“諾必誠”，作為他的游俠標準)，到現代每一個武俠小說作家心中都有一個俠的概念。但不管這個俠怎么變化，他們都會留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佛教的、道教的、儒家的，華人心目中的大俠不可能完全脫離了中華文化傳統而孤立存在于世上。簡而言之，近代起碼有三種說法，如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還有就是人的一般的美德，強調友誼；最主要的是，對大多數人有利的行為就是俠義行為。在一九八四年中國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期間，梁羽生曾指出：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于一個具體的個性，使俠士成為正義、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時揭露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的腐敗和暴虐，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筆下的俠客所崇拜的是岳飛這樣的英雄。梁傳作者劉維群說，在有關宋代的幾部如《聯劍風云錄》、《鳴嘀風云錄》、《武林天驕》，幕后的大俠都是岳飛。但梁羽生畢竟受過現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沒有如歷史上的岳飛那樣，對皇帝無條件地服從。他順應民間的是非標準，覺得真正的俠客是不會與官府合作的。總的來說，與他小說的歷史主題相吻合，他筆下較少仗義江湖、鋤強扶弱的江湖義士，較多的是憂國憂民、為國為民的歷史英雄，而這些以歷史英雄面目出現的俠客，“報國”并非因為“忠君”，在其家國意識中并不認同當朝皇權，他們要捍衛要挽救的是人民群眾的國家，而并非皇帝或權臣的國家。論者說，這一點很重要，這是他對“俠”的意義的一種拓展和提高。
梁羽生寫了三十五部武俠小說，塑造了上百個主要人物，誰最能體現他的“俠”思想？他自己最喜愛的是哪個角色？這是許多采訪者喜歡問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復雜，從文學主體性的理論來說，這涉及到對象主體性、創造主體性和接受主體性各自的和相關的諸多問題。梁羽生只能簡單地說說。他說他喜愛的比較理想的，一個是張丹楓，一個是金世遺。張丹楓比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個道德觀念；金世遺比較接近道家，他本身沒有一個規范，可能會有一些小過錯，但本性是善良的，整體是好的。女性角色中講正派當然是呂四娘，不過她太規范了；云蕾是賢妻良母型，比較適合做妻子；性格最鮮明的是厲勝男，可以講她邪中有正，非常有刺激性，老是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梁羽生強調，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沒有瑕疵。
我又想到文學理論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劉再復在他的〈再論文學主體性〉中談到，現實主體確實是藝術主體的基礎，作家的氣質、性格、人生態度和世界觀確實可以影響藝術主體的形成和制約文學的審美風格，所以人們說“文如其人”或“風格即是人”；但是這也可能陷入謬誤——“文不如其人”或“文反其人”其實也累見不鮮。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指出：“以文觀人，自古所難。”還說：“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為‘心聲失真’。”他在《管錐篇》中又說：“立意行文與立身行世，通而不同……”這些都是真知灼見，道出文學的復雜狀況。這種情況不但出現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在同一個作家身上，也可能看到這種復雜性。梁羽生便是一例。
梁羽生筆下，俠士多情，情事又每多崎嶇，簡直五彩繽紛。但生公本人，卻一生只與太太林萃如一人談過戀愛，淡淡然恩愛半世紀，直到現在垂垂老矣。黃苗子給《梁羽生傳》親筆題字“名士風流”，但此風流非彼風流。梁羽生的看法是：“太太是一生一世的，不講那么多浪漫的。激情可以維持多久？我要比較平靜安穩的感情。”人們看到，梁大俠江湖地位超然，私底下，卻是很聽老婆話的新好男人。
但是，“俠骨文心”，我們又看到梁羽生的“文如其人”。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文學實踐，可能并未達至藝術巔峰，但他對“俠”義的執著，的確融進了自己最美麗的理想與情懷，融進了自己整個的生命意識。

“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

談梁羽生，便會談到金庸，談到他們如何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當然還有臺灣的古龍，這里暫不討論），不但會比較他們的文學風格藝術手法，也會比較他們的思想行為以至人生軌道。
此事又得從羅孚說起。
當年梁羽生的《龍虎斗京華》在《新晚報》刊登之后，武俠小說大受歡迎，梁羽生更被多報索稿，竟一時分身乏術。怎么辦？羅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薦他的《新晚報》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與梁有同好，早就見獵心喜，躍躍欲試。一九五五年某天，羅孚便找上金庸。結果，《龍虎斗京華》問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也發表了，而且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讀者。兩人以雙劍合璧之姿，壯大了武俠小說的聲勢，奠定了新式武俠小說的基礎。
新式武俠小說誕生十二年后，中國大陸上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極左路線不斷惡化的必然結果，或稱為其總爆發。香港也受到影響。當時，金庸已經脫離了香港左派的新聞和電影的陣營，辦自己的《明報》，而且和左派報紙在“核子”和“褲子”的問題上打過筆戰，彼此儼如敵國，一般不相來往。此時羅孚他們在香港辦了一個他稱之為“形右實左”的文藝月刊《海光文藝》。由于“形右”，形式上不屬于左派，還能刊登一些金庸寫的或寫金庸的文章。特別是，為了適應讀者口味，這時羅孚又想在武俠小說上打主意。他想何不以合論兩位最著名的武俠小說作者為《海光文藝》打響第一炮。作者找誰呢？他很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請，只提一個條件，要羅孚冒認是作者。這就是《海光文藝》從創刊號開始連載了三期的那篇兩萬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論〉。
此文第一部分有一個經典的兩人比較：
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
以此生發開去，梁羽生實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稱“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優缺點，如金庸小說情節變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則在文史詩詞上顯功夫。這里面沒有對金庸的故意貶抑，更沒有對自己的不實的吹噓。此后幾十年，每當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說金庸比他寫得好。他只是“占點便宜”——比金庸寫得早。他覺得，他寫名士風流比較有一手，但寫邪派怎么樣寫，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中，寫得最精彩的是張召重，寫四大惡人，一個比一個精彩。一句話:“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這就是這位上接《兒女英雄傳》和民國舊式武俠小說、開創新式武俠文學被譽為“鼻祖”的他，這樣評價自己在武俠小說界的地位。
梁羽生接受寫作〈合論〉這種難度很高的任務并以非常認真嚴肅的態度進行，充分表現出他的憨厚。由于本身是評論對象并要和另一個對象作比較，秉持公正實屬不易；更為難得的是，梁不在乎金庸當時在左派眼里已成敵對的右派，認為不能因此影響學術討論，居然無視或根本不懂政治的險惡，后來果然受到不止一個領導的嚴厲批評，有人甚至警告他這樣稱贊金庸，當心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相反，金庸精明得多了。羅孚本來希望金庸也來個長篇大論回應（〈合論〉署名“佟碩之”，便是取“同說之”的意思），他卻婉轉拒絕了，只寫了一篇兩千字左右的〈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藝》第四期）。但文章雖短，卻有如四兩撥千斤，絕不可等閑視之。金庸在文章中謙稱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人”，把寫武俠小說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余，復以娛人，不像梁羽生那樣是嚴肅的“文藝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論”。他不無諷意地說：
要古代的英雄俠女、才子佳人來配合當前形勢、來喊今日的口號，那不是太委屈了他們么？
金庸是現實中的大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為，既能寫武俠小說，又能編劇，更能成功辦報，縱橫政壇，文政商三大江湖應付自如。最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他敢在文革中公開對抗囂張一時的當權者，因而獲得臺灣好感于一九七三年春應邀訪臺與蔣經國進行深談（蔣介石病重沒能見他），又能在文革后不久（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獲得共產黨最高權威鄧小平的接見和稱贊。而梁羽生，恐怕做夢也沒有這種膽量這種欲望。有人說，梁羽生是真心好俠，以說劍的膽色豪氣來彌補文士身上本質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俠，卻是他的一種政治理想的隱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寫了武俠小說，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讓金庸技癢，很難說金庸是否會主動干這一行。
梁羽生也說，金庸和他雖然早年有些經歷相似，但兩人性格不一樣。金庸是振奮，知難而進，他呢能守住就不錯了，不為天下先，政治壓力受不了，大概是個中庸之人。的確，梁羽生乃是本質的名士風度的中國傳統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隨遇而安，天真率性，缺乏防人之心。當年，金庸寫武俠小說正卓然成家，卻又毅然赫然走去辦報，即使幾十年后的今日，還不時發表政論，指點江山；而梁羽生始終依然故我，普普通通，當年在《大公報》作編輯、撰述員，后來專寫武俠小說，都是一直埋首筆耕。移居澳洲后，更遠離名利場，對俗世聲名更為看淡，晚年沒有諸多榮譽頭銜，就像他喜歡的柳永那首詞所言：“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只追求心靈清凈，寄情山水之間琴棋書畫之中，補讀平生未讀書。
梁羽生有一次這樣說道：“他（金庸）是國士，我是隱士。他奔走海峽兩岸，我為他祝賀，但我不是這塊材料。當年青島市市長請弘一法師（李叔同）赴宴，應邀的有社會各界名流。弘一法師沒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國士筵中甚不宜。”
“性格即命運”，這句發人深省的至理名言，是作家成功塑造人物的不二法門，當然也應合作家自身。

俠骨文心笑看云霄飄一羽，孤懷統覽曾經滄海慨平生

那天在臥龍崗南天寺，住持滿信法師贈送我們紀念星云大師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書結緣，又請我們吃了一次豐盛美味的齋飯。席間大家談得很歡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師問起生死命運問題。今天回想起來，也許是潛意識里，我心有感觸，還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羅公和生公，也因想著梁羽生和金庸這兩位新式武俠小說大師后來的人生軌跡是如此的不同。
此刻，我又想到去年四月，有一天我和《澳洲新報》前總經理吳承歡以及雪梨詩詞名家彭永滔一同到醫院探望在香港不幸中風后返回悉尼靜臥療養的生公。那是一個星期一的上午，人們此時又開始新的一周上班工作，市區車水馬龍，人來人往，行色匆匆；但醫院位于北郊，遠離繁華喧囂，里外一片清靜，或者說太冷清了，反差很大。到了生公的病房，驟然看見生公獨自一人，坐在輪椅上，面對空墻，我心頭不覺為之一震。
但生公慢慢也接受了這人生一劫。此前十幾年，如他笑言，人類的三大殺手皆纏上了：癌癥、心臟病及糖尿病。他屢受病魔襲擊，但險關都得以一一度過。他覺得自己還是有福之人，甚至覺得七十歲后的日子都是賺來的。他說老年人要擁有“三老”才會幸福，第一，有老伴；第二，有老友；第三，有老本，他慶幸自己這“三老”都擁有。至于對自己一生作何總結和評價時，雖然他覺得有很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有很多遺憾，但“不后悔”是他不假思索地說出來的三個字。
性格即命運。我又想到這句話。
我也想到武俠小說的命運。梁羽生和金庸開創新式武俠小說，也許純屬偶然；但此后幾十年這個文學式樣歷久不衰，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證明武俠小說還是有生命力的。但金梁之后，是否后繼無人？一九九四年一月金庸、梁羽生應邀參加悉尼作家節時，也談到這個問題，金庸說可能是的，梁羽生覺得很難講。不過一般人都認為，雖然以后的作家未必不能踵武前賢，但一種文學式樣盛行，也在乎時也運也，天時地利不再，便難再創輝煌。
不過，這些，可能都和梁羽生關系不大了。行水流云，轉眼幾十年過去，梁羽生已經做了他所能做的。他無愧于他的時代。關于梁羽生的人生與成就，有人作過一首詩：
金田有奇士，俠影說羽生。南國棋中意，東坡竹外情。
橫刀百岳峙，還劍一身輕。別有千秋業，文星料更明。
梁羽生自己所作的自況嵌名聯可能更加恰切。十年前，他曾作一副對聯，請香港書法家陳文杰書寫后，懸掛于屋中。聯曰：
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飄一羽；人閑境異，曾經滄海慨平生。
最近，他有一本書將要出版，書名為《統覽孤懷》，里面收集了他幾十年前的幾十年里所創作的所有武俠小說里的詩詞和對聯，他有感而發，遂將舊聯修改為：
俠骨文心，笑看云霄飄一羽；孤懷統覽，曾經滄海慨平生。
冥冥之中，真是有條無法預料不可盡言的生命運行軌跡。他武俠小說里的那些詩詞對聯，都是他的平生至愛，亦用工最深，已經垂垂老矣又經中風打擊的他又回到自己的平生至愛！“俠骨文心”，這正是他所有武俠小說的精髓也是他一生為人要義；而“孤懷統覽”，則不單是他寫作之道也是他人生之道。此聯抒發了梁羽生自己一生的情懷一生的抱負一生的業績一生的感慨。
的確，“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俠影在心田”！讓我們再一次祝福生公安享晚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前寫于悉尼，為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向梁羽生博士敬頒“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而作。）
注：本文作者為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主持向梁羽生博士敬頒“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