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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屬于那種事跡眾所周知的人物，因此無需重復敘述。他的性格屬于“老兒子”的類型，任性而脆弱。

“老兒子”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多年期望得子，卻生了太多的女孩。在大家都已經絕望的時候，兒子突然降生了。他處在這樣的環境內，不變成花花公子是非常困難的。

他少年時代習慣了奉系勢力節節上升的趨勢，自己又在軍事革新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視事太易，沒有堅持長期計劃的耐心，不能區分枝節的困難和方向的謬誤。

東北易幟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此后的一切錯誤都派生于此。

張作霖在東北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術，因此奉軍可以輕易入關，關內的勢力卻不能輕易出關。東北的特殊地位如果動搖，奉系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

東北軍接受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自殺性質極為明顯。張作霖和孫文結盟，就堅持擱置三民主義和反帝外交，表現了高度的審慎。蘇聯取代沙俄以后，東北亞的勢力均衡體系已經搖搖欲墜。國民政府的勢力一旦伸入東北，東北的緩沖區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實現以前，東北必定會淪為動蕩的焦點。張學良指望將外交責任交給南京，無異于抱薪救火。

從勢力均衡的角度看，“九一八”事變恢復了東北易幟前的平衡。張學良過度地倒向南京，結果使自己喪失了統治東北的資格，從此只能依靠蔣介石的善意了。這種格局非常類似亞努科維奇倒向俄羅斯，結果失去了統治烏克蘭的資格。

對于奉系自身，“九一八”將張學良繼位造成的裂痕變成了鴻溝。張景惠一流舊派人士憎惡國民黨超過憎惡日本，早在楊宇霆遇害后就離心離德，現在乘機投向日本一方，在“新京”新政權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學良本人領導的新派游士氣質多于土豪，厭惡鄉民的土鱉式忠誠，酷愛北平的花花世界，習慣了蔣介石撥給的統戰津貼，早已不愿返回關外。他們相信蔣介石欠他們的，因為流亡是易幟的代價，他們理應永遠占據國民政府的第二位。

然而在蔣介石嫡系和南方各派系的眼中，東北軍根本就是北洋最保守的一派。他們支持領袖的統戰收買政策，僅僅因為外交和地緣政治的需要。他們覺得現在東北軍已經淪為仰人鼻息的客軍，理應效法皈依三民主義的北洋殘軍，接受黨國的革命史觀，放棄特殊化的幻想。

認知圖景的沖突比單純的利益沖突更難調和。

蔣介石和張學良兩人最初仍然很講義氣，但他們的部屬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摩擦。從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蔣介石實際上可以而且應該迅速背信棄義，吞并張學良在關內的部隊，但他自負英雄，不肯乘人之危。

從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張學良在“九一八”以前完全可以背叛蔣介石，在“九一八”以后就絕對不能再起貳心，但他也不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老兒子”始終好高騖遠，覺得身邊的土鱉不如遠來的和尚，其實不是因為他對土鱉和和尚的理論有多少了解，而是因為熟悉和管束令人厭煩，陌生和新奇引人入勝。他一旦得到遠來的和尚，又會像對待原先的土鱉伙伴一樣，迅速由厭倦而背叛。

他的政治操守和對待女人的忠誠差不多，原因也非常相似。他最容易犧牲忠誠的朋友，購買敵人的歡心，部分原因就是土鱉過于忠誠，無論他怎樣反覆無常都會忠誠到底。他對真正冷酷無情的敵人，反倒流露出無計可施的紈绔子弟本色。

他在老帥張作霖麾下，對國民黨作戰，卻覺得三民主義比土鱉鄉親的《三國》式忠義更時髦，最后為了時髦誅殺父親的老將，為原先的敵人出死力，不惜犧牲自己的根基。

他一到蔣介石麾下，孫文思想就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像拋棄委身相許的女人一樣，迅速轉向更加神秘的獵物，開始跟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調情。墨索里尼坦白地告訴他，意大利人和所有歐洲人都對中國不感興趣。于是，這個厭倦新玩具的孩子又轉向斯大林。

蔣介石以寬大慷慨自負，不殺降將、不毀承諾，在中國歷代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見的。張作霖留下的顧命老臣大抵是民間粗俗儒學熏陶產生的江湖人物，集粗魯、殘酷和小團體的忠義于一身。這些人都把張學良當成任性的寶貝，一再容忍他的輕率，一再替他收拾殘局。他身邊的女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內，自然培養不出審慎和遠見。

斯大林則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極端謹慎和堅忍，從不忘記過去的冒犯。他的殘酷不是為殘酷而殘酷，而是極端謹慎和缺乏安全感的產物，因為他冒不起寬恕舊仇人而遭到反噬的風險。

他一向不會為了虛榮的損失而采取實質性行動，而且非常鄙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這種愛慕虛榮的文人氣質。虛榮損害鋼鐵般的堅強，而斯大林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鋼鐵。朱加什維利之所以給自己取這個名字，就是想要模仿這種性格。

張學良背叛蔣介石的動機主要是虛榮，覺得遭到蔣介石集團的怠慢，卻提不出具體的、馬基雅維利性質的政治要求。事實上，他去西北的安排是他自己選的。蔣介石和他的盟約是安排他做國民政府的副主席、行憲后的副總統，蔣介石并沒有因東北淪陷而背盟。

張學良因為某些后勤軍官負責的雞毛蒜皮不滿，其實這些事情并不由蔣介石本人負責。這種行徑就像嬌縱的小孩哭鬧，沒有具體的要求，只是覺得大人對他不夠注意。斯大林理解不了這種動機，只是簡單把張學良當成張作霖和東北軍的政治繼承者。

他沒有忘記，張作霖是蘇聯和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死敵，張學良本人又是中東路事件的主要制造者。這樣的人居然突然提出加入共產黨，未必沒有叵測的居心。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能冒這種險。

斯大林生性多疑，不可能沒有注意張學良同時跟國民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調情。從他的角度看，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花花公子的反覆無常、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陰謀家拖蘇聯下水的妙計，他也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來防范這百分之一的危險。

資產階級政治家可以多次失敗和再起，但蘇聯政治家一次失敗就是萬劫不復。雙方對風險的看法當然截然不同。

斯大林知道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都有一批人渴望引誘蘇聯和日本開戰(至少李立三和蔣廷黼已經把這種意圖公開化了)，給自己減輕壓力；而他的外交布局恰好是想誘使中日開戰，給自己減輕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懷疑張學良的主動投靠乃是誘使他反日的陰謀。主謀是張學良自己、日本人、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對他并不重要。他為了小得多的懷疑，已經殺掉了許多忠實部下，怎么可能對張學良網開一面？

這時，張學良犯了另一個判斷錯誤。他以為中國共產黨就是蘇聯的忠實代理人，不會假傳圣旨。然而，他缺乏知人論世的智慧。中國共產黨當時正處在最絕望的時刻，張學良幾乎就是他們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戰爭重啟，他們可能不得不退往蘇聯。斯大林對失敗的共產國際支部人員非常殘酷，他們很可能像波蘭共產黨中央一樣被斬盡殺絕。

而如果張學良倒戈，他們立刻就能打開局面，獲得蘇聯和國民黨的重視。如果他們將斯大林的拒絕告訴張學良，這個任性的孩子可能再次覺得感情受到傷害，不知道會做出什么事情，因此只能瞞著他，雙方慢慢聯絡感情，至少可以拖延時間，從張學良手中得到一些軍火和資金。拖延到最后的結局會怎樣，他們自己也心中無數。

他們沒有料到，張學良這個孩子沒有耐心，居然把共產黨假傳的斯大林意見當真，以為蘇聯會支持他們的西北聯盟抗日，魯莽地發動了西安事變。蘇聯、日本、國共兩黨都驚詫莫名，相互懷疑是不是對方的陰謀。今天我們發現這些資深的陰謀家偏偏在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完全無辜，充分證明歷史沒有什么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最初希望蔣介石去死，國民黨徹底瓦解，最大限度地減輕他們的壓力。但斯大林完全不是這么看問題的，他覺得蔣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顯然是日本人，非常懷疑張學良是日本人的間諜。

當然他高估了花花公子的馬基雅維利能力，但人之常情都是以己度人。斯大林如果處在張學良的位置上，不會覺得玩弄馬基雅維利主義外交有什么不對。何況，他始終認為張學良是張作霖的兒子。他對張作霖非常忌憚，直到高崗事件的時代仍然耿耿于懷。在他的理論中，張作霖的繼承人肯定比孫文的繼承人更反動，正如弗朗哥將軍肯定比西班牙共和派更反動，盡管他們都是敵對勢力。

共產國際的紀律比國民黨嚴格得多，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為蘇聯的大局犧牲自己的小局。他們完全清楚，這樣做就是害死了張學良。他們直到時過境遷幾十年后，仍然對張學良心懷愧疚，一再送去最優厚的條件，但張學良從來沒有寬恕他們，不給片言只句的回覆，堅決將他們從記憶中抹去。

張學良聽到蘇聯宣布他是日本間諜，還以為可能是外交辭令，等到周恩來前來表態，就完全絕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經是一具政治僵尸，就完全不想活了，最后一次任性起來，照他一貫的作風，又是犧牲現在的盟友，投向現在的敵人，親自將蔣介石送回南京。

蔣介石寬恕他，因為兩人其實是相互理解的，也因為蔣介石知道：張學良名義上是他的下屬，事實上是他的盟友。如果黃埔軍人私通敵國，肯定不會放過；但諸侯實際上就是一個準國家，翻云覆雨并不是異常現象，廣州國民政府也是這樣做的。

一個人無論年輕時多么荒唐，晚年總會喪失驅使他荒唐的各種欲望。張學良只是任性，不是弱智。退隱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自己的形象：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壞；誰對他壞，他就對誰好。

這樣的人如果成功，世界上還有天理嗎？老帥和他忠肝義膽的江湖好漢辛辛苦苦打下江山，讓他坐享其成，得到了什么結果？他一再自己害自己，這并不要緊，但他也一再害死對他最好的人，還有什么臉面在這些人犧牲以后茍活下去？

中國人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儒家的罪惡是一個具體的世俗概念，但他沒有這方面的障礙，因為根據儒家的世俗標準，他已經是不忠不孝的罪人了。

蔣介石皈依基督教，最初可能是向強大的西方示好，體貼虔誠的妻子；最后就變成修身養性的法寶，逆境中最可靠的依托。張學良最后皈依基督教，則無異于解脫，否則他無法面對自己。

共識網 2015-08-23 08: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