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計劃生育須改變，誰在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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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人口學家陳劍主編的《中國生育革命紀實(1978~1991)》，這是一位計生委前官員反思現行生育政策的著作。

而在當下，民眾和學界都在呼吁全面開放二胎，唯衛計委不為所動。

《學習時報》前副編審、知名評論家鄧聿文近日著文《為什么計劃生育是一項失敗的公共政策？——讀陳劍的《中國生育革命紀實》，洞察深刻。

本文來源：作者博客

文／鄧聿文

1.陳劍先生是中國知名的改革理論家，也是改革開放后培養的第一代人口學研究生，畢業后還做過10年的計生委官員，了解中國生育政策的演化過程，由這樣一個集諸多優勢于一身的學者兼計生政策親歷者來撰寫一部反思現行生育政策的著作，是非常合適的。

本書不是一部人口學專著，也和《大國空巢》之類暢銷書有別，而如書名所言，是一部人口政策的紀實書。

作者對1978年—1991年的中國人口政策的演變做了詳實的考察，這段時期也是現行人口政策形成的關鍵期，為人們揭示了一個關乎13億人切實命運的政策的出臺和演變過程。這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

本書要告訴我們的是，生育革命的決策是怎么做出的，為什么一個出發點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后成為千夫所指?生育革命的代價是什么，它帶給每個人、整個國家和民族哪些傷痛?

這一切最后落腳到必須盡快調整計生政策，全面放開生育二胎的建議上來。

2.談起計劃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著名的“致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現今一般把這封公開信的發表，看作中國計生政策轉向的標志。

粗略地看，這么理解也沒錯，但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就在實行一個名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這個政策的推行“和風細雨”，不是靠行政的強迫命令，而是靠說理和服務，在人們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結果居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人口出生率在當時有了顯著下降。

本來按照這條路走下去，也會達到今天靠最嚴厲的計劃生育才達到的效果，而且人口結構會比現在均衡得多。

但是生育政策在1978年來了一個大轉彎，從原來的“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變成一對夫婦只準生一個這一有史以來最嚴厲的“一孩化”政策，所謂生育革命，指的就是這個質的轉變。

3.那么，這個轉變是怎么發生的?作者認為，它既有工作中心轉移，時代背景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深層原因，也有高度集中體制，領導人一言九鼎的緣故，同時還與全社會對人口規律缺乏深刻認識有關。

也就是說，“一孩化”的政策是當時國務院分管領導為順應中央核心領導的發展思路，使人口增長和發展目標相適應，根據中央核心領導人的意愿和判斷，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礎上，憑想象、感覺和“拍腦袋”而作出的。這個解釋大體是說得通的。

不過在我看來，它還有進一步深入闡述的必要。

簡單地講，之所以政策有質的轉變，根本原因在于合法性的需要，也即解決中共當時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機，只要看看那個時代的背景就會明白這點。

一個革命政黨在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后，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就會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后面臨的現實。

文革結束后，中共在發展經濟上有一種急迫感，由此才會饑不擇食地提出“洋躍進”計劃。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對處于一個生育高峰。

可以說，正是此種執政合法性困境逼得當時的核心領導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圖在一個短時間內能夠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贏得民眾對其領導下的中共執政的認可和支持。作者其實在書中也隱晦地表達了這層意思。

4.一項公共政策只有在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下，才能順利推進，否則就只能依靠強制和暴力，很多不好的公共政策都是這樣。生育政策也不例外。

了解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計劃生育推行過程中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和對人權的破壞，不亞于革命對人權的破壞。那真正是一場人道災難。而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的計劃生育主管部門——計生委造成的。計生委的自私、毫無起碼的人權意識，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家庭悲劇。

在中國國情下，部門利益是少不了的。但像計生委這樣，為了一己之私和部門政績，幾十年強行推行一項不受歡迎，普遍抵制的政策，相當罕見。

計生委本因計劃生育而成立，但這一機構在成立后就異化成了現行計生政策最頑固的捍衛者，其頑固程度甚至到了對中央指令都陽奉陰違的程度。這在本書中有詳細的描寫。

5.在整個計生委存續期間，有兩個階段，即陳慕華和錢信忠主掌時期，尤其讓人感到恐怖。

陳慕華1979—1982年兼任計生委主任，在位四年，作者根據現有材料考證，陳乃是“一孩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因為正是在陳主掌計生委時期，中國從“晚稀少”政策激烈過渡到“一孩化”政策。

在本書中，我們看到，陳慕華在作出這一決策時，根本就是在拍腦袋，既沒有公共政策常見的專家論證，更未征詢政策對象哪怕絲毫的意見，只是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決定，整個過程非常草率粗糙，貫穿其中的是權力意志，大概所有壞的公共政策都是這么出臺的。

陳慕華之后是錢信忠，他只干了一年七個月，然而正是在這一年多時間里，錢更走極端，錢的極端不是將這一政策推向極致，因為已經極致了，而是在實踐這一政策的過程中，強制采取結扎這種野蠻方式，在全國搞“大結扎”，前后結扎了上千萬例。

為了推行結扎，無使不用其極，從而激起了農民的大面積反抗，導致這一年來干群關系明顯對立。

可見，當一項公共政策不是從實際出發，只是簡單地迎合上意，且沒有絲毫的人道關懷，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計生委包括后來衛計委的部門利益還表現在，人口總和生育率明明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落入了超低生育陷阱，已經危及到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根基，可就是死不承認，無視各種人口調查、專家論證以及現實呈現出的鐵的事實，仍不遺余力地推行“一孩化”政策，及到晚近在各方壓力下，才極不情愿地放開雙獨二胎、單獨二胎。

6.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彭佩云和張維慶這兩位計生委主任退下來后，向自己曾經主管的部門建議盡早全面放開二胎，卻遭否決，后者的秘書還親自出來回應，表示不同意全面放開二胎。

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也不只是計生委一家。在臺上時，不論出于什么理由，都只能維護部門利益，一旦不在臺上，可以講幾句真話了，可惜繼任者根本不聽。

除部門利益作怪外，這個現象還說明權力的重要性，有權就有話語，沒有權，哪怕你是曾經的領導，也不管用。但也不要怪下屬無情，因為自己在臺上有權改變不合理政策時，為什么不去改變?

不過，計生委夸大中國人口數量和總和生育率，其實也好理解，如果人口急劇下降，計生委作為計劃生育的主管部門，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就不能向國家每年要那么多經費了，當然也就不能以社會撫養費的名義，每年有幾百億的計生罚款。

最重要的是，計生委就不能以中國人口下降的“功臣”自居了。

7.然而，最高決策層則不能被這種狹隘的部門利益所挾持，而必須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從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從基本人權出發，來考慮計劃生育問題，制定合適的人口政策。

事實上，從近40年計劃生育實施的總體效果來看，現行計生政策沒有起到絲毫的積極作用。對此，本書分析認為，就總體效益進行評估，很有可能是地道的負效益。

我非常同意作者對現行生育政策的這個評價和基本結論。但作者出于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理由，沒有完全否定它的價值，承認現行生育政策有些正面效益，雖然這種正效益十分有限。

而在我看來，如果考慮到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大面積人道災難，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口畸形性別比、少子化、未富先老、失獨家庭等各種危害，乃至對親情、國防、創新、文化帶來的風險，這一政策對中國沒有絲毫正面的價值，必須給予徹底否定。這是我和作者在評價這一政策時的一點小分歧。

8.目前，社會對全面放開二胎乃至自由生育呼吁很大，新華社最近還發文力挺，但除了衛計委頂著不放外，在學者中也還有不同看法。

我認為，全面放開二胎，乃至將生育的決策權重新交給家庭，不但毋庸置疑，也是大勢所趨。然而，為了減少其中阻力，有必要就如何看待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這兩者誰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大，作一個補充闡述。

因為假如現有的生活水平是由計劃生育帶來的，不但難以說服主管部門放開二胎，根本就不必放開二胎。

在這一問題上，計生委一向堅持認為，正是由于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從2005年就說少生私億人，到現在還是少生四億人，不知道這個統計是怎么做出來的)，才使得中國快速脫貧，人均GDP顯著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換言之，計劃生育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如果衛計委也抱著這種觀點不放，就不可能全面放開二胎，因為它隱含的政策思路實際還是控制人口。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得益于改革開放而非計劃生育。不妨做個假設，若沒有改革開放，而控制人口的力度不減，中國經濟會有這么快的發展嗎?答案是否定的。朝鮮就是我們的參照。

相反，若實行改革開放，而不控制人口，又會怎樣?印度是另一個參照。印度沒有實行中國式的計劃生育，同期人口增長比中國快得多，但其GDP也增長很快，而且，就未來趨勢看，印度的經濟增長要高過中國，這非常有力地說明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計劃生育的關系沒有關系，或者至少不是關系很大。

這幾年的情況也表明，改革而不是計劃生育，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人口生育率顯著降低，尤其最近幾年越來越低，而由于改革的停滯，經濟政策某種程度的后退，經濟增長亦不如前期。

所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單是實行計劃生育，根本不可能有這么大的變化。關于這一點，行為經濟學家、1992年諾獎獲得者貝克爾說得非常清楚：“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雖然這項成功實現了大幅降低生育率的目標，卻沒有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對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項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遠遠多過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