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伯林眼中的阿倫特、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列奧·施特勞斯

簡體傳統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 1988年6月和12月，以賽亞⋅伯林在倫敦兩次接受了《精神》雜志撰稿人賈漢貝格魯的采訪。據這位幾乎通篇保持“視而不見”美德的采訪者回憶，伯林爵士“輕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極有節奏地流貫談話過程，使我覺得我仿佛是獲準受到一位極為尊貴的英國紳士的召見。這是溫文爾雅、最謙恭的一個人，說話慢條斯理而熱情厚道，毫不裝腔作勢。”但從事后他們的談話記錄來看，這位身份復雜的英國紳士更像是個頭腦發達的“不高興”，對那些與他馳名的大多數同時代人，他心里的想法更像是“我一個都不喜歡”。

下面的這份史料，摘自譯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的《伯林談話錄》。我們輯錄了伯林在上述的兩次訪談中對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列奧⋅施特勞斯和漢娜⋅阿倫特的評論。從這篇史料中，我們不僅能感受到以賽亞⋅伯林一如既往的“狡獪”和“疲氣”，更能在他自己的一面之詞里發現些許可能欠妥、但“不絕對的真理”。

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

賈漢貝格魯（以下簡稱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您在英國駐華盛頓和駐莫斯科的外交機構工作。從牛津的學院生活到身處世界戰爭的恐怖氛圍之中，這一轉變您感到很困難嗎？

伯林（以下簡稱伯）：在華盛頓沒有什么恐怖的。那種舒適和安逸令我感到羞愧。我是英國龐大的官方機構的成員之一，當我們的同胞和歐洲及其他地方的人在遭受可怕災難的時候，我和我的一些同事確實為我們的安逸而感到羞愧。

賈：在莫斯科情況怎么樣？

伯：當然，這次變動比較突然。1941年我作為英國一個宣傳人員開始在紐約工作，隨后到華盛頓的英國駐美使館當報導美國輿論的通訊員。這樣的工作跟我以前所干的完全不同。它不太嚴格。據我的體驗，在大使館一周的工作還比不上在牛津大學一天的教學那么緊張，也很少趣味，更談不上耗費精力。我寧愿搞哲學而不愿在大使館工作。1945年，波茨坦協定以后，我從華盛頓去了莫斯科。9月中旬到莫斯科，1946年1月離開。在蘇聯期間，我被告知只能接觸頭顱不出任何消息的蘇聯官員，此外不能會見任何我感興趣的當地人。但是，實際上我會見了作家，特別是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兩位都是天才的詩人，還見了不少其他的作家。我每周拜訪帕斯捷爾納克一次——那是些獨特而美好的經歷。我只見過阿赫瑪托娃兩次，但這給我留下了也許是終生最難忘的印象之一。我在出版的隨筆集《個人印象》中盡可能詳細描述過會見他們兩人的情況，所以我現在不準備繼續談他們了。有些俄國作家表現得很英勇，在道德上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盡管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令人難以容忍且極其糟糕。沒有在斯大林時代生活過的俄國人，是無法形象那種讓人難以忍受的狀況的。

賈：您跟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有沒有麻煩？

伯：當然有麻煩。我對熟人的訪問不會給他們帶去任何好運。我想，阿赫瑪托娃所受的迫害沒有因我的拜訪而減輕。她告訴我，斯大林聽說我會見了她而大發雷霆，說：“我知道，我們的修女接見了外國間諜。”所有外國使館人員在斯大林及其左右的眼中當然都是間諜。事實上，1917年以后阿赫瑪托娃就不能正式會見任何外國人——除了一個波蘭人，那不算數。在我拜訪她之前，來自西方的客人一個也沒有。當然我的拜訪感動了她。她很少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而我能跟她談很多東西，回答她提出的很多問題。在斯大林統治的年代，她的作品不允許大量發表。她說一位偉大的詩人，即使只作為一個人，她也是充滿創造力的。認識她是我一種特殊的榮幸，也是我一生中最動人的經歷。

賈：1946年1月以后您還回過蘇聯嗎？

伯：回過。1956年我回去，作為兩個大使的客人，在那邊呆了一段時間。我又見了帕斯捷爾納克。但那時蘇聯人跟外國人談話已經不安全了。實際上在1945年這種不安全就已存在，只是當時他們中有些人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已。

賈：那時候帕斯捷爾納克非常孤立，是不是？

伯：你可以去見帕斯捷爾納克，因為那是在他蒙受恥辱之前，即《日瓦戈醫生》出版和獲得諾貝爾獎之前。這次會見，她把《日瓦戈醫生》打字稿的第二個復印本送給了我。第一個復印本已經交給意大利的出版商弗爾特利內利。我花了一個晚上把它讀完，寫得妙極了。后來，我復印了一本送給住在牛津的帕斯捷爾納克的兩個妹妹。

賈：您覺得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還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

伯：他當然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這么說吧，詩人可以有兩種類型。第一種詩人，寫詩時是詩人，而寫散文時是作家，像普希金。第二種詩人，寫詩時是詩人，而寫散文時也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就屬于第二種類型的詩人。他的散文總是詩化的散文，我看他本質上不是一個散文作家。他是晚近俄羅斯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小說是偉大的詩化小說。盡管他置身于那個虛浮造作的時代的中心，卻能誠實地描寫愛——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的愛，極少有作家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他的詩使他贏得俄國人和閱讀俄文作品的外國人的廣泛欽佩。實際上，只有布羅茨基的成就可與他媲美。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都差得遠。依我看，帕斯捷爾納克在各方面都堪稱是活著的最優秀的俄國詩人。但是，并非所有天才都表里如一，帕斯捷爾納克也同樣如此。他談起話來稀奇古怪，經常讓聽者捉摸不透，但總讓你感到才氣逼人。再也沒有比聽他談話更迷人的事了。據我的體會，只有弗吉尼亞⋅伍爾夫談到某些東西時像他那樣迷人。當然弗吉尼亞⋅伍爾夫有點狂妄。

賈：什么東西這么迷人？

伯：形象、笑容、對事物的描述、驚人的創造性、令人難忘的充滿活力的語言。帕斯捷爾納克和伍爾夫女士兩人的這些特點，要求你在聽他們的談話時，必須保持頭腦敏捷、反應迅速，否則你就跟不上。阿赫瑪托娃的魅力同他們有點不同，但同樣有巨大影響力。

列奧⋅施特勞斯

賈：對列奧⋅施特勞斯及其政治哲學您有什么看法？

伯：我認識列奧⋅施特勞斯，跟他見過面。我尊重他，他說一個博學的人，一個真正的古典學者和猶太教法典學者。他認為，政治哲學被“壞導師”馬基雅維利深深地引入歧途，并且從此一蹶不振。在他看來，自從中世紀尋找到政治哲學的正確道路之外，就沒有政治思想家了。柏克接近于政治思想家，而霍布斯和他的追隨者又走上了邪路并深深地誤導了其他人。功利主義、經驗主義、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些都是十足的謬論，敗壞了現代思想，嚴重地損害了個人和社會。客觀的善與惡，客觀的對與錯，統統被廢黜了。列奧⋅施特勞斯是一個細心的、真誠的、深心眷注的思想家。他好像叫到過他的學生，要讀懂古典哲學家的言外之音。他又一種看法，認為古典思想家的字里行間隱藏著深意，只有借助暗示、隱喻或者其他征兆才能發現；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或是因為這些思想家害怕高壓機關的審查，或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使用這種方式思考問題的。他這種看法對別出心裁是極大的刺激，但我認為他詆毀文藝復興以后的世界被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無可救藥地敗壞了，在我看來，這是近乎荒謬的。

賈：該怎么看他對現代性的批判呢？

伯：我不贊同他的批判。我在芝加哥當訪問學者時曾多次和他交談，他都力圖說服我。但他無法使我相信有永恒的、不可改變的絕對價值，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諸如上帝賦予的自然法之類。我得到一片即將發表的他生前寫就的文章——擱了多年沒人看過的一片遺作——其中我受到他的嚴厲攻擊。就隨它去吧，我也不能答復他，我也沒興趣和他的一批門生打交道。我覺得，他和他的門生都相信，善與惡、對與錯都直接得自某種先天的啟示，某種“形而上學之眼”，也就是靠使用柏拉圖式的那種我無緣分享的理性官能。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圣經》、猶太教法典、邁蒙尼德，也許還有阿奎那和中世紀的其他經驗哲學家，都通曉什么樣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他們的門生現在也執著于此，而我卻沒有這種榮幸。

賈：所以您認為您自己屬于純粹的現代人？

伯：我不懂你說的現代人是什么意思。指有經驗主義思想的人？是的，我屬于這樣的現代人。我不能用幾個詞總括我的全部信念，但我認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無外乎就是人、物和人腦中的觀念——目標、情感、希望、畏懼、選擇、想象的情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人類經驗。這就是我所認識的全部東西。我無法做到無所不知。也許有一個永恒真理和永恒價值的世界，有一種思想家才能具有的魔眼，而這只屬于恐怕我永遠無法進入的極少數精英的領地。列奧施特勞斯知道我原則上不同意他的學說，確實如此。我覺得他最好的書是在英國謝的論述霍布斯的那本《霍布斯的政治哲學》。而他跟我說過，他寫得最不好的書就是論述霍布斯的這一本。可見我與他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賈：您如何把自己的哲學置于政治哲學的傳統之中？

伯：您說的傳統指什么？

賈：我是指從柏拉圖到當今世界這個傳統。

伯：我認為傳統并不是唯一的。柏拉圖代表一個傳統，亞里士多德代表另一個傳統。斯賓諾莎跟前兩人差別都很大，康德跟這三人又不同。比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中世紀的基督教，都設想石階上一切東西都由上帝或大自然賜予了一個目的，一切生物和無生物都力求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它們也就是為這個目的被創造或從這個目的產生的。斯賓諾莎否認這種設想，休謨也否認這種設想。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和英國的洛克一樣，卻都相信這種設想。康德不相信這種設想，雖然他也希望人在墳墓之外還有一種完滿。邊沁也不相信。那么你說的這個傳統在哪里呢？

漢娜⋅阿倫特

賈：漢娜⋅阿倫特說過，“被許多人尊為現代史學之父的維柯，如果在現代條件下可能不會專攻史學。他會轉向技術，因為現代技術所起的作用正式維柯所設想的人們的行動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此您有同感嗎？

伯：她這種說法太荒謬了！當然，如果維柯生活在今天，他會重視技術，因為技術是現代文明進化的主要因素。今天凡是關心人類文明的人必定會考慮技術的發展。馬克思揭示的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就是技術因素對人們的生活、思想、行動，總之對人們的全部文化有重大影響。當然這個意思在此之前圣西門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者略過了這一點。馬克思注意圣西門，正如他注意維柯一樣。毫無疑問，如果維柯生活在現代，維柯對技術發展給現代的文化帶來的影響是有興趣的。但是，說他對技術的興趣會替代他對歷史，對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對歷史運動的復雜的網絡的興趣，這只表明這位不同凡響的漢娜⋅阿倫特對他太不了解。我承認我對這位女士的觀點太不尊重了。很多接觸的人士曾經欣賞她的工作，我不欣賞。

賈：為什么？

伯：因為我認為她沒有進行論證，沒有跡象顯示她有嚴肅的哲學思考和史學思考。她寫的東西全是亂七八糟的形而上學大雜燴，甚至句與句之間沒有邏輯上的關聯，也沒有合乎理性的或可以想象的聯系。

賈：您讀過她的書吧？

伯：讀過，因為有朋友向我稱贊她，我讀了她幾本書。第一本是《極權主義的起源》。我認為她關于納粹的論述對是對，但并不新穎。關于俄國人的論述大部分是錯的。后來我讀她的《人的境況》，其論述看來以兩個觀點為基礎，而兩者在歷史上都是虛假的。第一個觀點是，古希臘人不尊重勞動而猶太人尊重勞動。是的，在亞里士多德的筆下，古希臘的體力勞動者確實是不能創造真正的政治，因為他們沒有受教育，沒有閑暇時間，沒有大人物們的廣播見識，沒有一點主動的精神，他們的生活和眼界都太狹窄了。看來柏拉圖也不太喜歡無產者的思想，不太喜歡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光他們兩人，就我所知，整個古希臘都沒有哪位學者論述過勞動。在希臘神話中只有一個年幼的波那絲是勞動神，而她把創造性的好的工作跟反復進行的確實不值得尊重的機械性勞動區分開來。雖然如此，但是，半人半神的赫拉克勒斯則不躲避從事最低賤的勞動——清掃牲口棚，勒死九頭蛇。我好像記得她在什么地方說過，雅典的低級工人沒有選舉權。可是，蘇格拉底得到的是葬禮上的紀念碑，而善于蠱惑人們的大政客克里昂卻是個鞣皮工匠。這就夠說明問題的了。至于猶太人，他們并不真的尊重勞動，對他們來說，勞動是該詛咒的事。《圣經》說，因為亞當墮落，人們才必須“從眉毛的汗水中”謀生。猶太教法典《塔木德》教導說，你是一個體力工人，但有朝一日你也可能當上大教士，因此你要尊敬那些老師傅，他們是皮匠或木匠，干這樣的工作不會有什么出息，但尊重他們是必要的。在古代社會，如果你不必工作，那就是你的運氣好。沒有什么理由反對富人。希伯來人的語言賈不譴責財富，只譴責富裕而有勢力者所干的壞事。你必須勞動這種觀念是基督教的一種教義。費希特和席勒贊頌勞動神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勞動者是將其人格注入原材料的藝術家。這與荷馬、索福克勒斯、以賽亞、拉比阿基瓦又有什么干系？

賈：漢娜⋅阿倫特實際上深受德國思想家的影響。

伯：她好像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影響。據說她受海德格爾和亞斯貝爾斯不少影響。但我看不出她寫的東西明顯地刺激了思想或啟發了什么人：奧登、洛威爾、瑪麗⋅麥卡錫欽佩她，但他們從她那里學到什么東西呢？就此我問奧登，他沉默了一陣便岔開了話題。瑪麗⋅麥卡錫編輯她死后出版的講義，但從未說過自己從中獲得什么教益，真是太奇怪了。

賈：您讀過她寫的《作為賤民的猶太人》這本書嗎？在對赫爾德的評價上，她跟您的觀點頗相近。

伯：沒讀過。你說她跟我有相近的觀點，真令我大吃一驚。

賈：您討厭她是因為她不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吧？

伯：不。我第一次見她時她說一位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

賈：您什么時候見過她？

伯：1914年，在紐約，在座的有我的朋友，德國猶太復國運動一位領導人——赫特⋅布魯門菲爾德。阿倫特當時為一個設法把猶太兒童從德國運送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在奔走。我覺得她那時百分之百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大約在十年以后我第二次見到她，這時她已在抨擊以色列了。她完全有權改變自己的立場，我沒啥可反對的。但她的意識形態的著作令我討厭。偉大的猶太學者格肖姆⋅肖勒姆很了解她。他跟她有過激烈的論戰。

賈：是阿倫特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書吧？

伯：我無法接受她的平庸之惡的觀點了，我認為這書是荒謬的。納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相信他一生中做過的主要事情是對的。我問過肖勒姆為什么人們欽佩阿倫特女士。他告訴我，任何嚴肅的思想家都不會這樣做。那些欽佩她的人只不過是會擺弄字母的“文人”，他們不用腦子思考。在一些美國人看來，阿倫特反映了歐洲大陸的思想。但是，肖勒姆聲明，任何一個真正有教養的人和嚴肅認真的思想家都不會與她為伍。這正是肖勒姆的看法，他在20年代早期就已了解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