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誰反對啟蒙，為什么需要啟蒙？

簡體傳統

許紀霖教授最近出版了新著《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這是《博源文庫·現代性與中國社會轉型叢書》中的一種。該基金會叢書編輯小組在此書的編后記中說：“時至今日，中國再一次面臨著歷史的抉擇，是固步自封、放大中國特殊論，還是繼續沿著啟蒙的路徑，回歸人類主流文明，這是關系到中國未來走向的大問題。”這話一點沒有夸大，中國今天確實處在發展變革的十字路口，此書是一部可以引起思考與爭論的著作。
紀霖教授以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為專長，對當代中國社會思潮有密切而靈敏的觀察，他在書中對中國近年來反西方主義的泛濫，對摩羅立場轉變的深層次分析，對近十年國家主義思潮的出現，都有中肯和精到的論述，為我所熟悉，也為知識界稱道。不過，為繁榮和發展學術思想計，我不打算發表我的贊同、支持意見，只想談談個別不同看法，以及我認為本書應該涉及但沒有談到的兩個問題。
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值得重視的，紀霖教授認為有一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類似的啟蒙運動，他稱之為新啟蒙運動，但各種啟蒙觀點只具有“態度的統一性”，整個啟蒙內部充滿了矛盾，啟蒙的諸種價值之間存在沖突，這隱含和預示了分化，到了九十年代，分化開始明顯，于是出現了反思啟蒙和反對啟蒙。
我認為，這個論斷不正確，沒有經驗事實根據。
九十年代發表反啟蒙觀點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在八十年代主張啟蒙的人物，他們的反啟蒙觀點并不是因為強調、突出啟蒙的某一個側面而反對另外的側面而來。讓我們考察一下具有代表性的言論和人物。
張頤武在1995年說，中國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沉溺于啟蒙話語中，即是處于對西方話語無條件的臣屬位置和對于現代性的狂熱迷戀之中。他斷言，到了九十年代，“話語的轉換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啟蒙’‘代言’的偉大敘事的闡釋能力喪失崩解”，“八十年代的激進話語變成可追懷的舊夢，消逝在歷史的裂谷的另一側”。
張寬在1996年說：“從后殖民的角度來重新看‘五四’運動，就會發現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視了的問題，大家都清楚，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大體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橫向的移植……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曾經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那么我們也應該正視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心靈和認識論曾經被半殖民的事實。”
汪暉在1997年揭露新啟蒙在根本上具有非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中國的‘新啟蒙主義’常常不再訴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而直接從早期的法國啟蒙主義和英美自由主義中汲取思想的靈感，它把對現實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思理解為對于傳統和封建主義的批判；不管‘新啟蒙思想者’自覺與否，‘新啟蒙’思想所欲求的恰恰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性。”
以上三位，由于年齡和資歷的原因，在八十年代還不曾就公共思想文化問題發言，談不上是新啟蒙人物。他們在九十年代發表反對啟蒙的觀點，與八十年代啟蒙的任何派別都沒有關系，不是由啟蒙內部演化而來。眾所周知，張頤武被稱為“張后主”，鼓吹的是后現代主義；張寬傾心介紹的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或后殖民主義；而汪暉的理論框架是西方的新左派理論，這些理論在八十年代新啟蒙興起時還沒有被介紹到中國來。
再看兩位年長而著名的學者。
杜維明在1990年提出要“化解啟蒙心態”，他說：“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紀，啟蒙心態的弊端有目共睹。我們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來進行啟蒙的補課，還得從根源處對現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啟蒙心態（特別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主義）為一切生靈所帶來的危機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來化解。”請注意，杜維明即使在說上面這些話時，也稱自己是“五四”運動的傳人，既是啟蒙的受惠者又是啟蒙的批判者。他的立場準確說來不是反對啟蒙而是反思啟蒙，但不管怎么說，他在八十年代文化熱中扮演的角色是鼓吹傳統文化的復興而不是啟蒙，他在九十年代反思啟蒙的觀點絕非由八十年代的啟蒙演化而來。
王元化在1999年說：“我認為，今天仍須繼承五四的啟蒙任務；但是五四以來的啟蒙心態，則需要克服。我所說的啟蒙心態是指對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過分信賴。人的覺醒，人的尊嚴，人的力量，使人類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但是一旦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視為萬能，以為可以無堅不摧，不會受到任何限制，而將它絕對化起來，那就會產生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這和杜維明的立場相同。我們知道，王元化先生在八十年代担任《新啟蒙》叢書主編，可謂新啟蒙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有所轉變也不是啟蒙思想自身的發展。他明確地表示過，他的思想轉變有兩個原因，一是受海外文化保守主義和反激進主義的影響，二是在審讀朱學勤關于法國大革命的博士論文時受其啟發，開始重新思考法國大革命和盧梭的學說。
紀霖教授有一個關于八十年代統一的啟蒙陣營由于內在學理上的原因在九十年代產生分化的理論模式，他把知識界發生在九十年代的重要或不重要的爭論往里面填，但任何人如果對這些事件稍有了解和分析，就會發現它們的性質與紀霖教授的論斷并無關系。顯然，紀霖教授對這些事件作了過分和一廂情愿的解讀。
他說，思想界的斷裂通過以下三個階段的分化完成。1990-1992年為第一階段，主要論爭是在《學人》上關于學術規范的爭論，以及《二十一世紀》上關于激進與保守之爭，但這兩場爭論沒有涉及啟蒙，爭論雙方沒有發表反思、反對啟蒙或捍衛啟蒙的言論。第二階段開始于1994年，發生了關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紀霖教授介紹這場爭論的背景說：“市場經濟本來是八十年代啟蒙知識分子呼喚的理想之一，但當市場真正來臨的時候，啟蒙者自身卻成為了可憐的祭品。”我不同意這個解釋，更重要的是，即使它正確，事實上這場爭論也無關啟蒙本身。第三階段是始于1997年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在這場爭論中，啟蒙倒是十來個話題中比較不重要的一個，問題在于，爭論的參與者是九十年代的新人，涉及啟蒙話題時分歧在于對過往思想的評判，而不是原來的啟蒙人物對自己立場的捍衛或者修正。
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圖景與八十年代大為不同，在舞臺上活動的角色也多有改變，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不是漸變，而是突變，不是學術、文化、思想的自然演進，而是八十年代末一場驚天動地的震撼帶來的結果。那場政治、社會震撼在思想文化方面產生的余震是在反對“全盤西化”口號下進行的對啟蒙的全面清算。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同時發生的是西方各種反啟蒙思潮登陸搶灘。紀霖教授在書中也提了一句：“九十年代初，知識分子被迫進入冬眠狀態”，對啟蒙的反思以痛苦和尖銳的方式提前來臨。但在具體分析中，國家意志的無比威力和西方思潮的挪用這兩個重要因素卻完全缺位。對于自詡為“批判知識分子”的人來說，國家意志是令人尷尬、需要躲避的話題，對于鼓吹“中國特性”、反對“西方話語霸權”的人來說，拾西方理論牙慧是需要掩蓋的。紀霖教授在分析九十年代的反啟蒙時不談這兩點，是目盲還是心軟？其實我們在后面還會看到，在分析今日國家主義的興起時，這兩個因素依然是至關重要、顯而易見，但同樣被紀霖教授忽視了。我認為，對這兩種思潮（以及其他思潮）的出現，解釋的基本點應該是中國的現實——經濟、社會狀況，思想文化狀況（包括國外思想的進入，國家意識形態的支配力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以及現實與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動，而不是牽強附會、曲里拐彎、晦澀難懂的理論，以及理論體系的自我展開與運行。
紀霖教授在書中說，在今日中國，有三股思潮同時從不同的方向在解構啟蒙思潮。第一是國家主義，第二是古典主義，第三是多元現代性。我不太認同這種說法，尤其是其中的古典主義，我認為紀霖教授是過分看重了。已經有一些論者指出，對施特勞斯古典主義的鼓噪具有裝神弄鬼、在小圈子里秘傳的性質，既無意義，也不可慮。當然這一點是見仁見智，我不強求紀霖教授。
但是，紀霖教授完全沒有論及林毓生——王元化——朱學勤這條從自由主義路數出發的反啟蒙路線，卻出乎我的意料，他可以不同意我以下的分析，但不應該忽視它的影響和對啟蒙的內在威脅。
紀霖教授把捍衛啟蒙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主義身上，他建議（我認為他的診斷和開出的藥方都不是很準）自由主義應該：一、發展自己的國家理論；二、有自己的倫理學說；三、有自己的文化哲學。我同意，當今中國堅持和捍衛啟蒙的主體是自由主義（現今主張啟蒙的要么是純正的自由主義，要么與之相近），可以想見，如果從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批評或反對啟蒙，那可能是對啟蒙最具有殺傷力的，甚至可能挑起這樣的問題：真正的自由主義到底是應該支持啟蒙，還是應該否定啟蒙？
林毓生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沒有使用反對啟蒙的表述，但他不遺余力地批判中國知識分子的“全盤反傳統主義”，認為“五四”前后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是，“要振興腐敗沒落的中國，只能從徹底轉變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完全重建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著手。如果沒有能適應現代化的新的世界觀和新的思想意識，以前所實行的全部改革終將徒勞無益，無濟于事”。他把中國知識分子這個思想傳統稱為“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顯然，這與反啟蒙沒有多大差別。
王元化雖然只是主張需要克服的是啟蒙心態，仍需繼承啟蒙任務，但八十年代的啟蒙標桿性人物大談啟蒙的毛病，自然被廣泛地看成是代表了中國知識界的一種重要轉向。
朱學勤的思路是從否定“文革”到否定“五四”及其啟蒙。他認為，毛澤東是“五四青年”，“毛澤東并不是因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發動‘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誠五四的文化理想才發動了‘文革’”。“我認為，今天知識界否定‘文革’還沒有到位，沒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沒有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有歷史深度的那個動機挖掘出來……它由來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幾代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幾代人都是不滿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這個滔天的洪水，越過文化精神信仰的柵欄，引到文化領域里面來。”
我認為，雖然論證起來會比較費力，但以上思路對啟蒙的非難是可以應對的（很遺憾不能在這里進行），但有兩點考慮可以使我們不必為啟蒙的生命憂慮。
第一，自由主義的反啟蒙思路不會被那些真正敵視啟蒙的人利用，因為利用這個思路意味著認可它的自由主義前提。第二，我們早已拋棄了把理論視為“鋼鐵般鑄成的一個整體”這種陳舊觀點，反啟蒙觀點的存在并不會導致自由主義的毀滅。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反啟蒙觀，如杜維明在“化解啟蒙心態”中一開始就說的那樣，承認并高度評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科學技術，乃至自由、人權、個體人格的解放的價值，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事實上，在中國自由主義內部，對啟蒙的不同態度沒有成為追求以上價值的障礙。
在書中，紀霖教授批駁了反啟蒙的思潮，為自由主義開出了使啟蒙起死回生的藥方，但他沒有闡明在今日中國仍然需要啟蒙的理由。我認為堅持和弘揚啟蒙在今日中國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以下不是論證，而是十分簡要的重申，當然是卑之無甚高論。
首先，“五四”時期和八十年代需要啟蒙的理由仍然成立。當中國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建立共和政體之后，阿Q們、華老栓們、祥林嫂們并沒有在一夜之間變成公民，中國事實上是向舊制度倒退的沃土，中國當然需要啟蒙。雖然“五四”的啟蒙搞得轟轟烈烈，但被外敵入侵和內部的戰亂所打斷，外敵入侵使得對自由、人權的爭取讓位于加強中央領導力量和領袖的獨斷地位，內亂使得各黨各派以組織紀律代替個性的發揚，以思想輿論的高度統一壓制意見爭鳴。“文革”不是啟蒙的后果，而是啟蒙缺失的證明。個人崇拜和現代迷信的惡果并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消失，“兩個凡是”的猖獗就是證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在黨的路線層面進行，八十年代的啟蒙不過是要將這場運動深入和擴大到思想文化領域，用常識取代教條，從“整體意志”和“歷史必然性”中拯救出人性。這場運動阻力重重、屢遭挫折，最后中斷。啟蒙是中國未竟之事業。
當今中國的狀況說明我們需要啟蒙。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訪問中國時，他在西安問一個小女孩是否知道美國總統是干什么的，女孩說是管美國人的，真是稚童吐真言。克林頓告訴那個女孩，應該說是美國人民管美國總統，這時他無疑是在從事極為必要的啟蒙。同樣，當全國的媒體和萬千網友同聲批駁某位地方官員的言論“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這也是在啟蒙。